毕 沅：(公元1730～1797年)，字秋帆，又字梁蘅，自号灵岩山人

花岛

毕　沅：(公元1730～1797年)，字秋帆，又字梁蘅，自号灵岩山人；江南镇洋人(今江苏太仓)。著名清朝大臣、史学家、文学家。
毕沅聪明好学，文武兼修。清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顺天乡试中举，被授内阁中书，撰拟、结写诏令。后来入值军机处，担任素有“小军机”之称的军机章京，负责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
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农历3月，毕沅参加会试。会试分三场，初九、十二、十五日各一场。农历4月发榜，毕沅榜上有名。能否登科，还得看4月26日的殿试。殿试时间为一白昼，未能完卷者，列入三甲之末。会试中选的人，不敢松气，紧张地准备，以期考中。4月25日夜，毕沅与同僚诸重光、童凤三在军机处值班。他们三人都通过了会试。明日就要殿试了，诸、童二人想回寓所准备考试，让毕沅一人值班，说：“我俩书法好，可望夺魁。你书法不行，就别作非分之想了，替我们代劳吧！”殿试确有偏重书法的现象，毕沅见二位同僚如此讲，也就答应了。
当夜，陕甘总督黄廷桂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奏折下转军机处，毕沅详加研读。翌日，殿试开考，地点在太和殿的丹墀。
殿试的内容是经史时务策一道，读卷大臣于考前一日在文华殿密拟，缄封呈皇帝阅。发下后，读卷大臣同赴内阁，在监试御史的监督下，内阁中书用黄纸誊写。晚上，传集工匠，在内阁大堂刊刻印刷。护军统领带领护军校等在内阁门外严加稽查。次日凌晨印刷完毕。考卷送至太和殿，诸考生列队跪受，然后回到各自的试桌答题。毕沅打开试卷一看，时务策正是策问新疆屯田事宜的。他胸有成竹，挥笔立就。
第二、三天，诸读卷大臣在文华殿阅卷。毕沅的楷书不太好，但立论高深，倍受读卷大臣的关注，列为第四名。第四天，乾隆大帝在中和殿听读卷大臣读卷，对毕沅的卷子极为欣赏，擢为一甲第一名。诸重光得了一甲二名，即榜眼。而童凤三位列二甲第六名。当诸、童二人得知毕沅那晚之事后，无不嗟叹。
中状元后，毕沅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状元例授此官。他的仕途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升翰林院侍读学士。
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迁太子左庶子，实授甘肃巩秦阶道员，即巩昌府(府治今甘肃陇西)、秦州(州治今甘肃天水)、阶州(州治今甘肃武都)一府二州的长官。曾随总督明山出关堪查屯田。后调安肃道道员。
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摆陕西按察使。乾隆大帝出巡，毕沅朝见，奏告甘肃大旱，乾隆大帝诏赈济，免速欠田赋四百万。
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擢陕西布政使。
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擢陕西巡抚。黄河、洛水、渭河泛滥成灾，开仓赈济，救了若干人的性命。募民开垦荒地八十余顷。疏渠灌田。置姬氏《五经》博士，奉祀文、武、成、康四王及周公墓。缮修华狱庙等名胜古迹。征集碑刻，储藏于学宫。
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赏戴花翎--这是赐给有功勋者的殊荣。
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听说有个叫高朴的官员在计尔羌私采玉石，运送回京。毕沅逮捕审讯高朴的仆人，没有问出什么。乾隆帝降旨斥责毕沅草率。
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老母去世，离职守丧。
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陕西巡抚缺员，乾隆帝诏：“毕沅在西安任职很久，在家守丧快一年了。特命毕沅署理陕西巡抚。这是特殊情况，不是开在职守丧的先例。”
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农历3月，甘肃发生内乱，毕沅会同西安将军伍尔泰等率兵前往镇压，事平论功，乾隆大帝赏毕沅一品顶戴。甘肃一些州县谎报灾情，冒领赈济，毕沅未据实参奏，乾隆大帝让毕沅自行定罪。毕沅请罚款白银五万两，以充军饷。御史钱澧奏劾毕沅之罪应与冒赈等同，当照冒赈议处。
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乾隆大帝降旨，虎夺一品顶戴，降为三品。
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复为一品顶戴。守丧期满，实授陕西巡抚。
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甘肃再度发生内乱，毕沅遣兵镇压，受到乾隆大帝的奖励。
清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农历2月，调为河南巡抚。毕沅上疏，说黄河北岸一带连年干旱，租税收不上来，仓廪空虚，请截留漕粮二十万石备用。并不得私自囤积粮米，以平粮价。疏通贾鲁、惠济河以利漕运。他的奏请皆获诏准。奉诏去调查淮水发源地，查明源自桐柏山。乾隆大帝御写《淮源记》赐他。
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农历6月，擢湖广总督。伊阳县(今河南汝阳)杀官首犯秦国栋等人迟迟没有缉获，乾隆帝降旨责斥，将他罢归陕西巡抚。
清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长江在荆江决口，乾隆帝复命毕沅为湖广总督。毕沅到任，上疏："长江自松滋(今属湖北)流至荆江万城堤，折而东北流，荆水无处散泄。请筑对岸杨林洲土坎、鸡嘴石坝，逼水南流，冲涮洲沙，可克壅遏。"又请修筑襄阳等处堤坝，凿四川、湖北一带长江的险滩，便于云南钢铁的漕运。
清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是乾隆大帝的宠臣和珅的四十大寿。毕沅赋诗十首相赠。
清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陕西安康、四川大宁发生叛乱，传言来自湖北，毕沅被贬为山东巡抚，摘去花翎，罚交湖广总督“养廉银”三年。
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再授湖广总督。湖南苗入石三保造反，奉命赴常德、荆州督饷，克尽职守，赏戴花翎。
清嘉庆元年，枝江(今湖北枝江)人聂人杰等造反，破保康、来凤、竹山，围攻襄阳。毕沅自辰州(今湖南沅陵)赶赴枝江弹压，当阳(今湖北当阳)又落入聂人杰手中。嘉庆皇帝诏罢毕沅之官。诏令未到，毕沅攻克当阳，嘉庆皇帝又下诏复毕沅职，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毕沅擒获石三保、吴半生、吴八月等人，惟叛乱者的首领石柳邓还没捉拿到。毕沅上疏，请撤各省军队，留二、三万兵分守苗疆要隘。未被允许。不久石柳邓被浮，嘉庆皇帝命毕沅赴湖南镇抚。
清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农历6月，毕沅手足麻木，嘉庆帝赐“活络丸”药。农历7月，病死辰州军营中，终年六十七岁。嘉庆皇帝闻奏，诏赠毕沅太子太保。但说他在湖广总督任内失察过多，没加谥号。
清嘉庆四年(公元1797年)，太上皇乾隆大帝去世，嘉庆皇帝查办太上皇的宠臣和珅，抄了他的家，把他赐死。毕沅曾巴结过和珅，嘉庆皇帝闻悉，下令虎夺世职，籍没家产。
毕沅辛生前勤笔耕，著作等身。北宋时期的司马光《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史杰作，博采典籍，考证甄选，剪裁熔铸，成一家之言。上起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但就时间来看，前后尚有巨大的空白、欲补续的，代有其人。就下续的来看，南宋有季羡的《资治通鉴长编》，刘时举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等。明代薛应旗、王宗沐各著有《宋元资治通鉴》。清代康熙年间，徐乾学等编成《资治通鉴后编》。这些续编在史事记录、年月编排上，错误百出。
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毕沅开始编纂一部新的《续资治通鉴》。他广延英俊(诸如邵晋涵、章学诚等)，博稽群书，历时二十年，完成二百二十卷的《续资治通鉴》。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
清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毕沅任河南巡抚时，开始编写《史籍考》，这项工程一直进行到他病死，尚未完稿。章学诚、潘锡恩相继续补，最后成书三百卷。
毕沅极注重历史和地理的关系，广征博采，完成了王隐《地道记》和《太康三年地志》的辑佚、《山海经新校注》等书。在金石学上，他广加收集铜铭碑刻，编辑成《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山左金石志》、《三楚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等书。对先秦诸子，也素有研究，著有《墨子注》、《道德经考异》、《晏子春秋注》、《吕氏春秋注》等，皆为各种注疏中的佳作。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有《灵岩山人诗集》传世。
毕沅仕宦，功名不终，死后没有谥号，被抄家，革世职。但在学问上，却是流芳百世的。
毕沅幼年就失去父亲，全靠母亲张藻培育成人。张藻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才女，不仅能诗，而且学问渊博，著有《培远堂集》。毕沅在她的调教下，六岁能读《诗经》、《离骚》，十岁便通晓声韵，善作诗文。随后，张藻又亲自把毕沅送到苏州灵岩山，拜著名学者、诗人沈德潜和经学大师惠栋为师，以进一步拓宽视野。后来，毕沅中状元当官，离开京城到陕西任巡抚，张藻还以母亲特有的情怀，作五十四句二百七十言的《训子诗》，殷切期望儿子“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张藻病故后，乾隆大帝特赐御书“经训克家”四字褒扬。毕沅为了铭记母亲和皇上的恩赐，特将室名称作“经训堂”，将自己的诗文集名为《经训堂集》。
毕沅性情儒雅和易，爱才若渴，身边常名士云集。当时的著名诗人黄景仁由于不愿当官，又不知理财，生活贫寒。一天，毕沅读到他“一家俱在西风里，九月寒衣未剪裁”的诗句，马上派人送去银子50两。黄景仁病逝后，毕沅又出资抚养其老母，还为他整理出版诗集。祖籍歙县的著名文人汪中与毕沅没有见过面，有一次跑到毕沅的衙门，递给门卫一张小纸条，只说住在某某客店，转身便走。门卫将纸条呈送毕沅，只见纸条上写道：“天下有汪中，先生无不知之理；天下有先生，汪中无穷困之理。”毕沅看罢，哈哈大笑，立即派人送去白银五百两。
在任陕西巡抚的时候，毕沅有一次路过一座寺院，老僧出来热情招待，谈得十分投机，毕沅忽然开玩笑地问道：“一部《法华经》，不知有多少个阿弥陀佛？”老僧从容应道：“我一个破庙老和尚，非常惭愧生成钝根。大人是天上文曲星，非同一般，不知一部《四书》有多少个‘子曰’？”毕沅不禁一愣，非常佩服老和尚思维敏捷、谈吐风雅，于是捐银为寺里添置田产，还把寺院整修一新。
由于毕沅如此礼贤下士，当时许多名士都乐意到他府中协助考订经史、编著书稿。
毕沅主持编写的著作有《传经表》、《经典文字辨正》、《老子道德经考异》、《夏小正考注》、《晋书地理志新补正》、《三辅黄图》、《关中胜迹图志》、《中州金石记》、《西安府志》、《湖广通志》、《史籍考》、《续资治通鉴》等，还有校注《墨子》、《山海经》、《吕氏春秋》等。其中尤以《山海经校注》为生平得意之作。
而毕沅如主编的《续资治通鉴》，则是后人评价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与宋朝司马光之《资治通鉴》相衔接的编年体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