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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镜明
黎镜明：安徽六安人,西北大学副教授
摘要
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以战俘身份入居西汉宫廷养马，是族属和阶层上的双重“边缘人”。元狩四年（前119）前后，汉匈形势出现重大变化，汉武帝蹈袭贾谊“三表五饵”故智，试图通过厚待降附贵人实现“仁畜匈奴”的政治目标，作为“降者之杰”的金日磾被选中参演“四夷宾服”的政治剧目。基于此，金日磾既须迎合汉武帝对华夷秩序的期待，又须在险恶宫廷中规避风险，所以其忠诚并非单纯的道德自觉，而是帝王意志规训与个人生存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史书对金日磾形象的塑造受多重因素影响。班固《汉书》通过选择性剪裁与伦理化重构，将其纳入儒家忠孝话语体系，这种处理应该是服务于汉王朝的文化规训，同时亦与霍光辅政时期儒生阶层的崛起及金氏后裔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后世久惯牢成的金日磾形象，实则是帝王心术、个人抉择、史官话语等共谋的产物。
一、引言
自司马迁确立正史纪传体的编纂体例以来，正史有传者几乎皆为其时社会精英，重要政治人物又占据其中极大比例。不同族属的传主，其数量、地位、命运也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该族的现实政治境遇。后赵石勒使人说王浚曰：“且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反映在正史记述上，则魏晋之前胡人不独未能跻身帝王《本纪》,有传的“名臣”亦寥寥无几。汉代多数胡人只能在“四夷传”中“共享”一个模糊的族群脸谱，或在华夏传主的事迹中被简略提及。作为唯一被汉代正史专门立传且着意宣扬的入汉胡人，金日磾无疑是独特而醒目的。此外，东汉名臣马日磾之名、字皆与金氏相同2,南朝宋武帝感慨“金日磾忠孝淳深，汉朝莫及，恨今世无复如此辈人”,兼以武梁祠石刻、和林格尔汉乌桓校尉墓所见“金日磾图”“金日磾拜母像”等，足见金日磾曾被后世各阶层普遍视作道德模范。
金日磾的命运遭际在后世颇被垂注，宋人林同就曾发出“牧马一胡儿，如何却受遗”的感叹与疑问。而在学术史的脉络中，除对“日磾”二字的审音辨读外,前人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汉武帝识人、金日磾忠君以及仁孝家风等问题上,基本遵循《汉书》本传的叙述逻辑，强调其笃敬忠信的道德品质，严苛地说，多有为《汉书》作注的倾向。然而，对时人言行的考议需要对记述言行的文献性质足够留意，《汉书》作者有其自身的叙述立场，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别于后世得到北族统治者首肯的北朝四史等，《史》《汉》对北族的记载并非北族的主体性表达，“史实”与经过层层过滤和润饰后的“史相”之间，亦即历史事实与其在史籍中所呈现出的面貌之间必然存在距离。囿于作为分析对象的文本的单一性，尽信既不可取，全盘辨析亦不可能，只有尽量将纸上得来的信息推回到时势、常理、政治结构、官方意识形态等交织而成的情境中，庶几可以获得更贴近历史的认识。
二、帝王心术：“雄猜”君主的奖掖提拔
金日磾“夷狄亡国，羁虏汉庭”,虽曾贵为休屠王太子，但旋踵沦为战俘、仆役，其起家并非如一般华夏士人因察举、征召而来，亦不预军功、贵戚之列，而是由汉武帝拔擢于内廷，且在相当长时间内属于侍奉武帝左右的所谓“宦皇帝者”。依据史书“信爱”“亲近”“出则骖乘”等表述，似可断言金氏与汉武帝间属于侯旭东所谓“信—任”型君臣关系，亦即“针对不同的人，分别或兼有心灵或情感上的契合、倚重、相悦或爱慕等，其中共有的内核则是个人间的信赖，尤其是皇帝对对方的信赖”。故而，汉武帝的信赖是我们理解金日磾何以由奴仆而名臣的关键。
关于汉武帝宠信金日磾的原因，前人多援引《汉书》本传容貌丰伟、养马有方、仪态恭谨的说法而不加辨析，然而仅仅着眼于事物表面现象，无疑属于孤立、片面、静止的意见。近年来，阎盛国则将其置于汉代招降匈奴的脉络中加以考察，指出汉武帝这一举措是源于贾谊“三表五饵”之策，其意图是以金日磾为“榜样”招降匈奴。阎氏此说深具卓识，但或许是限于篇幅而未能深入展开，且论证过程多有疏误，如其以汉武帝“举贾生之孙”为据证明汉武帝实施了贾谊遗策似嫌武断，以战略学理论说明汉武帝之雄略近于以论代史，对汉武帝时贾谊价值的重新发现也未曾着墨，留给笔者较多发覆的余地，试作详论。
本文梳理了汉武帝宠遇金日磾与贾谊遗策之间的关系(表1)。比对文本，不难看出二者相符之处甚多，如汉武帝对金日磾厚赐千金、出则骖乘、爱信弄儿等都可在贾谊著述中觅得痕迹。据此，本文认为汉武帝宠信金日磾是蹈袭贾谊招怀匈奴的故智当属有据。诚然，史书并未明言二者关系，碍于直接证据的缺失，我们无法彻底排除其他可能，但部分历史细节似乎只有在上述脉络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如《汉书》本传载：“贵戚多窃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儿，反贵重之!'上闻，愈厚焉。”[若非刻意示宠，无法解释汉武帝为何闻怨而“愈厚”。又如，为何汉武帝使金日磾辅政的动议会与“匈奴轻汉”有关(详见后文)。
当然，此处贾谊故智不必狭隘地理解为贾谊个人的智慧结晶，不能僵化地以为汉武帝对贾谊遗策全盘认可，也不需将汉武帝“表”“饵”的对象仅仅局限于匈奴。首先，《汉书•匈奴传》史臣赞罗列出高、惠、文、景、武历代参与对匈“庙算”的代表性谋臣，并说：“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贾谊不过是其中持“仁畜”“和亲”论者之一而已，汉武帝对匈策略应当杂糅了包括贾谊遗策在内的诸说。其次，贾谊曾谏言的部分策略如开关市诱胡之举未见汉武帝实施，反而浑邪部众降附时“贾人与市者，坐当死者五百余人”。再次，从“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等可知，汉武帝的“仁畜”对象囊括“四夷”“外国客”。遗貌取神、与时更化本为事物发展之常理，在理解汉武帝行用贾谊遗策这一问题上，对细节按图索骥式的过分强调似不足取。
此处必须说明的一个问题是，既然以贾谊为代表的“仁畜”说久已成型，何以此前没世无称，直至“屈贾谊于长沙”后约半世纪才被汉武帝行用?事实上，贾谊曾自言：“若夫大变之应，大约以权决塞，因宜而行，不可豫形。”即实施“仁畜”策略需要因时制宜、见机行事。本文据此认为，贾谊遗策命运也当于时局变化中求解。
细绎史料，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前，对于匈奴，汉方始终锐意征伐且屡获胜绩，汉武帝总体倾向于疆场决胜,招降对汉廷而言只是一步无关大局的闲棋。是年，博士狄山倡言和亲被贬死于边塞，“自是以后，群臣震憎”。可见，汉武帝力主“威服”说，“仁畜”说自然沉寂。元狩四年，“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然亦以马少，不复大出击匈奴矣”,伐匈战事付出的巨大代价和产生的副作用在此后逐渐显露，兼之四边多事，此后十余年无力大举伐胡，汉武帝应当意识到单纯的军事手段无法彻底解决匈奴问题。而“(匈奴)欲慕义”“(汉)以匈奴弱，可遂臣服”,内部实力和外部条件均向“仁畜”说有利的方向转变，筑受降城和尊显苏武为典属国即是信号。衡诸金日磾事迹，其以休屠王太子身份见掳归汉在元狩二年(前121),一直“输黄门养马”,“久之”乃被汉武帝注意。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金日磾入汉之前身份显赫，不同于一般匈奴人，应该是早被汉武帝知晓，但只有在“仁畜”策略具备可行性后，其利用价值才能凸显出来。史料阙载金日磾见幸的具体年份，但其从沦为厮役到遽然尊贵的命运浮沉与“威服”“仁畜”二策的此消彼长大体同步，耐人寻味。此处另外一点需要费辞的是，由于“表”“饵”之策讲求见机行事、不露痕迹，故而汉武帝行用时不可能将其宣诸于口、诉诸文字，或许正因如此，其时贵戚才会不明所以，产生汉武帝“妄得”胡儿的“窃怨”,而时代稍后的班固之所以认为三表五饵之策“其术固以疏矣”,也是因为昧于此处关节，以为贾谊遗策实际未经行用。
有理由相信，金日磾被汉武帝垂青是一场精心设计过的“偶然”:“出则骖乘”等经常性的政治剧目必须安排在都城，边塞属国的胡人无缘参与，且揆诸史乘，此辈时有叛逃；寓居京师的胡侯、质子、胡骑与汉武帝间属于通过皇帝登基、群臣拜谒等仪式建立起来的“礼仪型”君臣关系，有“公谊”而少“私交”,难以见“爱”于汉武帝且保持密切的私人关系；京师普通胡人不惟难以亲近帝王，且身世平凡，在同族中素不引人注目，难以起到撼动观众的“舞台”效果。唯独金日磾常侍左右、外无奥援，身份低微但又有前休屠王太子的光环和经历，他被宠遇无疑能引起相当一部分胡人的关注和共情。当然，金日磾的伟岸仪容、养马技能及目不侧视的表现等应当也给汉武帝留下了良好印象，但追根究底，金日磾所以“简在帝心”主要由时势造就。
三、临深履冰：入汉胡人的生存策略
有学者曾指出，华夷之间既相互对立，也相互依存、建构，“异族不仅仅是殊俗的他者，还必须在华夏主导的帝国秩序中扮演特定的角色：……在这一层面上，华夷又是一体的”。在整个帝制中国时期，中原王朝总是热衷制造并沉浸于“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政治图景，即便“未必诸蕃真入贡”,也要“驰想海邦兼日出”。汉时无论单于来朝的盛大元会仪式，还是将胡酋悬首于胡人聚居的四夷邸，都是朝廷精心导演的政治剧目，胡人或为被示众的演员，或为被安排的观众，都是为了满足华夏帝国“远方观赴”“威戎夸狄”的自我期待。在此前的论述中，本文考察了汉武帝为金日磾规划的“道具人生”,但作为一个鲜活、能动的个体，金日磾安于做一个任人摆布的“政治花瓶”吗?
在西晋“永嘉之乱”前，在华夏主导的华夷秩序中，胡人只能以配角身份参与其中。在胡人行列里，金日磾虽曾贵为休屠王太子，但其父先降而又“以不降见杀”,同时见罪于汉匈双方，部众为他人所并，金日磾与母、弟被没入宫中沦为仆役，朝夕与他族周旋、仰帝王鼻息。有鉴于此，我们或可将金日磾称作族属和阶层上的双重“边缘人”。所谓边缘，是指金日磾所能调动的资源和所能选择的道路相当有限。对汉武帝而言，金日磾是一个合适却并非不可替换的“演员”,但对金日磾而言，其政治前途乃至身家性命都系于汉武帝安排的“演员”身份，失去圣眷的代价是不可承受的。
此外，君主对官吏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而汉武帝作为“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的雄才君主，其人才观念和用人风格无疑影响官吏命运甚巨，史载汉武帝时“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其时“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的选才风气也的确畅通了寒素、边缘、异例人群的仕进通道，从这一点来看，有“负俗之累”的金日磾可谓生逢其时。但另一方面，汉朝对王侯三公“令与众庶徒隶同黥、劓、髡、刖、笞、偶、弃市之法”的酷虐驭吏手段，也于汉武帝一朝达登峰造极之势。汲黯曾为此谏言，而汉武帝则曰：“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其刻薄寡恩可见一斑。如此君主也容不得身为帝王近侍的金日磾稍有二心。由此，我们看到终其一生，金日磾都在尽力扮演符合汉武帝期待的角色。
倘使按照舞台剧的演出顺序，金日磾得宠后的表现大抵先后可表述为孝母、杀儿、辞婚(婉拒女儿入宫)、护驾(阻止莽何罗刺杀汉武帝)、拒赏(汉武帝托孤时的逊谢)五幕。在史书中，这些情节无不是在凸显金日磾的忠孝仁义，打造出的是一种忠臣样板的形象，但如果我们正视天理之下的人欲，相信趋利避害通常是文化行为背后的底层逻辑，则幕后或许隐藏着别样隐衷。
《汉书》本传中，孝母事迹被表述为：“日磾母教诲两子，甚有法度，上闻而嘉之。病死，诏图画于甘泉宫，署曰‘休屠王阏氏’,日磾每见画常拜，向之涕泣，然后乃去。”除此处“教子甚有法度”的侧面描写，休屠王阏氏事迹不见于汉代史册，徐庭云等对其生平的描述与评价并无切实依据，大抵是因爱屋及乌而缘情附会。但徐庭云以为的图绘阏氏“自然有增进胡汉民族团结的用意”则有进一步申论的价值。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政治特质已为学界周知，汉文帝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而“故(汉)其德为孝……故汉制使天下颂《孝经》,选吏举孝廉”。“孝”既是道德伦理也是政治纲常。而其时华夏理解的匈奴之俗则恰恰是贵壮贱老，胡人常因所谓“虐老”而被华夏斥为禽兽。汉武帝图绘阏氏应当有“德化”胡人的用意，而金日磾泣拜母像尽管也可能纯粹是孝心使然，但身处“千汉一胡”的场景，客观上终究是在表达一种对华夏文化优势的承认。此后，匈奴单于模仿汉帝谥号，在单于号中增加“若鞨”(汉意为“孝”)等史事也可为侧证。
此外，对统治者而言，更看重的当是《孝经》“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大戴礼记》“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谓也”诸语所蕴含的“移孝作忠”的政治功用。汉武帝即曾于元光元年(前134)采纳董仲舒建议下诏郡国举孝廉，此后成为汉朝定制。朝夕侍奉左右的金日磾对汉武帝“举忠臣于孝子之门”的意图自不陌生，而其行为如此，或有向汉武帝表示“其自以为见爱于天子也，犹若子之逻慈母也”的私意。
杀子一幕情节丰富且极具故事性，冲突最为充分，对人物心理的揭示也最彻底，现追录全文以便论述。
日磾子二人皆爱，为帝弄儿，常在旁侧。弄儿或自后拥上项，日磾在前，见而目之。……其后弄儿壮大，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日磾适见之，恶其淫乱，遂杀弄儿。弄儿即日磾长子也。上闻之大怒，日磾顿首谢，具言所以杀弄儿状。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前已论及，汉武帝宠遇金日磾父子背后有贾谊遗策的影响。汉武帝使金日磾、弄儿分别扮演贾谊笔下的“胡贵人”“胡婴儿”,以期达到“一国闻者、见者，希盱而欲，人人极极唯恐其后来至也”的效果。从金日磾此后以匈奴“轻汉”为由婉拒托孤首辅等表述可知，金日磾对汉武帝用心是有所体察的。常处深宫御前的险恶政治环境，所侍奉的又是“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的恩威难测之主，其他宠臣亲贵肆意弄权、忤逆圣意的凄惨下场也不能不对金日磾有所触动，其心中应当时刻拿捏着汉武帝“宽宏”和“猜贰”的界限，因此当弄儿天真地随心所欲时，金日磾“目之”以提醒其不逾矩。何况汉武帝所以热衷于玩弄“仁畜”伎俩，正是为了纠正贾谊所谓“(蛮夷)足反居上，(天子)首顾居下”的“倒植之势”。金日磾身为入汉胡人，自然对弄儿“后拥上项”之举倍感担忧。明此，则金日磾之所以杀子，应当也并非出于消除“淫乱”的道德义务，而是与汉武帝另一宠臣东方朔一样，怀有对“故淫乱之渐，其变为篡”的政治担忧。此处另有一点引人疑窦：本传既已明言金日磾儿子被杀时已“壮大”,则依常理当有名字，且名字依常理可被去其时未远的班固所掌握，然《汉书》不书名讳而径以“弄儿”呼之，虽未明言，其道德立场已呼之欲出。
关于辞婚一事，史书仅简略记载为：“上欲内其女后宫，不肯。”前贤发覆似也未曾及此。然而，金日磾的胡人“演员”身份提示了另一种可能性。案其时金日磾已随侍汉武帝数十年，此前不久身犯白刃救护了汉武帝，“繇是着忠孝节”,深得汉武帝信任。而其所任侍中一职在武帝朝名义上负责“乘舆服物”但往往“关通中外”,实权颇重，在时人眼中也是相当显贵的位置，班固即慨叹张安世家族“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联系到其子金赏的通婚对象为霍光，其女入宫当为位阶较高的妃嫔而非普通女御。然综览史册，不仅汉时中原士人保持着对周襄王娶戎狄女为后导致天下丧乱以及“骊姬乱晋”的历史认识,终汉之世，也只见汉宗室女和亲外族，未闻有汉帝王通婚胡女者(无名分的女御不在此列)。究其原因，一是胡女所诞子嗣的权位继承问题，即中原人士对胡人后裔君临华夏的警惕；二是自高祖时汉匈和亲后，汉天子与匈奴单于有至少是名义上的翁婿关系。若汉武帝纳金日磾女入宫，不免倒置了夷夏“首足”的地位，既违背了汉武帝“仁畜”匈奴的初衷，也难免招致朝野的物议和责难。联系到金日磾的宠臣身份及此前贵戚对汉武帝“贵重胡儿”的不满，则宠臣之间对君宠的争夺应当也是影响金日磾行事的重要因素，身处权力漩涡的金日磾自不能为其他君宠竞争者留下欺凌主上的口实。
如果说华夷秩序层面的考量是金日磾辞婚的深层诱因，那么现实政治局势则直接促成了此举。毕竟如若汉廷有地位牢固的皇储，那么金女即使生子也居于皇位继承的靠后顺位，其“边缘”族属甚至是政治斗争中苟全性命的天然保护色，但汉武帝晚年的储贰之争则使胡女入宫在性质和风险上都产生巨变。本传未明言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但依文本可知其发生于汉武帝后元元年(前88)莽何罗刺驾之后，而稍早的征和二年(前91)卫太子刘据死于巫蛊之祸，储位虚悬，直至后元二年(前87),汉武帝在弥留之际才将八岁的幼子弗陵立为太子，但燕、昌邑等壮健诸王的觊觎并未稍歇，酝酿出昭帝朝的一系列残酷政争。毫不夸张地说，储贰之位既是汉武帝晚年最大的心病，也是其时最为激烈的政治角逐。众所周知，汉武帝晚年立幼子弗陵而杀其母钩弋夫人，后世史书如《魏书》等将其归因为“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成为后世进行“子贵母死”等政治操作时常被引述的典故。若真相果真如此，一旦金女入宫生子，我们不免猜想汉武
帝的处置可能会遵从相似的政治逻辑，亦即立其幼子而夷其母族。即令此处推断过当，但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是：与汉武帝晚年的共处经历是金日磾最为重要的政治资本，汉武帝的信任是其最大的政治砝码，正是依赖自己的孤立无党和“边缘”族属，金日磾才能以汉武帝遗志代言人身份成为托孤重臣。一旦因嫁女而成为外戚，其对新帝的忠诚很难自证。若金女诞育皇子，无论金日磾私心如何，客观上都为帝位之争增添了新的变数，势必遭受皇权围猎者的倾轧，故而为求远离祸端，辞婚是唯一的选项。
明了以上关节，则金日磾的护驾(阻止莽何罗刺杀汉武帝)、拒赏(汉武帝托孤时的逊谢)在同样的框架中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本文所获得的一个初步认识是，当小人物金日磾被汉武帝选中参与政治剧目时，他只能在反抗与逃避之外通过与统治者互动以趋利避害，金日磾的忠诚也因此具有两面性：于公，他有配合汉武帝塑造“汉君胡臣”形象、达成汉武帝“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愿景的义务，是作为“道具人”而存在的；于私，作为能动的个体，他有苟全性命、守护家族乃至获取政治资源、社会声望的需求，对汉武帝表忠则是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
四、史官话语：《汉书》本传的形象塑造
“身份制与等级制社会对出身与流动限度是非常敏感的，出身寒贱者只宜在一个限阈内流动，如果因某种机缘突破了制度设定的流动极限，进入由特定身份等级社会所专属的那个阶层，他就成为通常不受欢迎的特例。……突破身份的制度性极限，意味着必然面对否定性的社会舆论。”如前所述，金日磾既少材能阀阅(养马为小技),也无王侯世家的政治积淀(休屠王为匈奴贵族，不在汉廷权贵之列),未见谙熟儒家经典(十四岁入汉，长期于深宫养马),与华夏又有天然的族属隔阂，其安身立命唯一可恃的
便是汉武帝的宠信。而宠臣因为入仕途径、知识背景、行为观念有别于一般的文武公卿，时常引起士林侧目，也容易被史家打入另册。《史记》《汉书》中《佞幸传》正为此辈而设。史书对佞幸通常有模式化的描述，如“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从群体性外部特征来看，出入骖乘、获赐千金的金日磾似乎侔于佞幸，蔡亮即认为其实为弄臣。然而，史官似乎对其格外宽容，不仅将其与“汉世周公”霍光合传，还赞誉其“笃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将，传国后嗣，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何其盛也”。如果说卫青、霍去病之所以脱去“佞”籍是因为“然颇用材能自进”,那么,金日磾又何以被褒为忠孝之臣呢?
金日磾言行谨饬固然是一个方面，但仅凭此点似不足以使史官改观，毕竞《佞幸传》中高祖时的籍孺、惠帝时的闳孺皆较“本分”,景帝时“(邓)通亦愿谨，不好外交”。换言之，被称作佞幸者未必都有大的过恶。史家注意到中国的纪传体史书自班固注入儒家思想后“就成为政治与社会实践儒家政治理想、道德规范的记录”。金日磾之所以能摆脱“佞”籍，最根本的原因当是其“儒行”。
首先是“孝”。有关金日磾泣拜母像的个中隐曲前已言明。但无论其初衷为何，对于作为旁观者的公卿士子来说，其行为深合儒家孝道，容易引起共情。
其次是“忠”。尽管不能排除金日磾有以表忠为手段获取私利的嫌疑，但有别于一般佞幸以媚上邀宠表现出来的“忠”,金日磾的“忠”与儒家的忠君观念无疑更加契合。如其以“淫乱”为由杀弄儿，客观上惩治了秽乱后宫的佞幸，澄清了宫廷风气。从此后杨修为曹操所杀，其父杨彪“愧无日磾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的表态可见士林对此行为的称许。
如果说杀子之决绝足以打破史官偏见，金日磾以身犯险，不计个人安危擒拿刺客则足以使朝野上下改容以谢了。毕竞，尽管汉武帝一生都身处险恶的权力场域，但直面最直接的死亡风险仅此一次，金日磾在此起到的又是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华夏臣民来说，无论其身份、遭际如何千差万别，“忠君”总是一种被普遍信奉的观念。
再次是“尊汉”。在很大程度上，金日磾是作为确认胡汉秩序的“政治花瓶”而存在的。无论是为女拒婚还是逊谢辅政之职，都可看出金日磾在尽力维护华夏之于“蛮夷”名义上的尊崇和现实中的优势，避免“匈奴轻汉”。同时，由于汉武帝“汉天子”的特殊地位，胡人尊崇天子与“尊汉”在相当程度上是一致的，毕竟，匈奴对汉廷的臣服往往也是通过单于与汉帝间拟血缘的翁婿、甥舅关系表现出来的。
又次是“治家”。由于“信—任”型君臣关系极度依赖君宠，而“宠”又需要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亲密交往来建立和维持，当皇帝辞世，新帝往往会与其左右侧近、潜邸旧臣等建立新的“信—任”关系，宠臣与先皇的“信—任”关系通常不会为新帝所继承。也因此，佞幸不仅自身容易“色衰而爱弛”,其尊荣往往也一世而斩，难以惠及子孙。而金氏家族不仅“七世内侍”,“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而且金日磾子孙大多守持儒术，至四代金钦时成为与“孔氏师”(孔子后裔孔光)并称的“金氏友”,这对尊崇儒学世家、重视世胤绵长的汉儒来说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个人形象“由佞转儒”的过程中，金日磾或许并非纯然被动的角色。如所周知，霍光、金日磾真正意义上的仕途飞跃始于汉武帝驾崩前夕被分别任命为头号、二号辅政大臣。然而，稽考史料，汉武帝辅政诸臣尤其是霍、金的政治地位最初并不稳固。不仅因为诸臣此前多为政坛新贵，政治资本和威望不足，也是由于此前皇储人选久悬不定，而辅政名单在汉武帝临终前才仓促公布，皇子、公卿皆不预闻，故而所谓汉武帝遗诏在昭帝即位之初即遭到燕王刘旦、侍中王忽的公开质疑。为维护自身宰执地位的合法性，霍光大量援引经过儒家保留并改造过的历史掌故，如辅政之初大肆宣扬汉武帝曾赐予其“周公辅成王”画像、否决广陵王胥继位权限时授意郎官进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废昌邑王贺时以“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为托辞等。学者据此以为，霍光由此成了“周文化的传承人与孔子之教的执行者”。在现实政治中，霍、金互为盟友；在私人交往中，霍、金缔结姻亲；在史官撰述中，霍、金二人合传，二者的生前利益和死后声名是深度绑定的，霍光既“儒”,金日磾自然非“佞”。
最后，除了理念的契合和当事者个人的操作，史官所以尊崇金日磾或许还有更为现实的考虑，有学者指出《汉书》作者班彪、班固可能为金敞的外孙与外曾孙，而金敞则是金日磾弟金伦的孙子。若实情如此，则班氏或许不能免俗，对其姻亲对象虚美过实。即便此说不确，以金氏后裔在西汉末季的显赫权势和崇高威望，同时或稍后的班氏父子是否能够不偏不党也有可议之处。更何况，儒生作为精英阶层崛起并形成群体性身份认同是在昭宣元时期，而霍光与金日磾为维护自身辅政地位摒斥强势军功贵族、王侯世家，客观上为“儒生帝国”的兴起清扫了道路,从群体利益考虑，儒生也对金日磾抱有好感。
五、结语
作为族属与阶层的双重“边缘人”,入汉胡人金日磾的发迹植根于汉武帝时期汉匈战略的深刻转型，元狩四年(前119)前后的汉匈局势变化促使汉武帝重启贾谊“三表五饵”之策，试图通过厚遇降附贵人达成“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的战略意图。金日磾以其特殊身份(休屠王太子)与个人特质(仪容威重、谨饬勤勉),成为展示王朝“仁畜”政策的理想载体。然而，其“忠诚”并非单纯的道德自觉，更多的是一种帝王意志规训下的生存策略：既要迎合汉武帝对“四夷宾服”的期待，又须在酷烈的宫廷政治中规避风险。《汉书》作者对金日磾的事迹进行了选择性剪裁与伦理化重构。这种书写既源于汉代崇儒观念对历史记忆的规整，亦受到金氏后裔与班氏家族潜在关联的影响，更折射出霍、金辅政时期儒生阶层崛起的时代变迁。《汉书》本传中的金日磾形象被后世认可和接纳，最终，金日成为帝王权术、个人抉择与史官话语共同编织的文化象征——其“模范忠臣”的神话既服务于汉王朝对边疆族群的文化浸润，也为后世华夷秩序提供了历史注脚。
为免覆家亡身之厄，临渊履薄也是每个身处权力漩涡者念兹在兹的立身之道。尽管个人所处之境遇与所作之抉择不能简单对等，毕竟不同个体在相同处境的表现可能大相径庭，同一个体在相似处境中的表现也未必能始终如一，但想要在史料极为有限的秦汉时段进行“情感取向”的研究，以所处境遇窥伺个人抉择或许仍是必要甚至唯一的途径。我们试图站在金日磾的角度刻画其所处深渊薄冰，实际是希望将内在视角(文本中呈现的形象)和外在视角(个体所处时代)相结合，以期能够获得更具历史场景感的认识。当然，碍于史料的缺陷、权力的复杂和人心的幽昧难知，对金日磾史事细节的解释，往往找不到“证成”或“证伪”的绝对证据。将此问题追究到极致难免陷入非愚即诬的窘境。汉匈形势的变化、金日磾与汉武帝间的个人情感、胡人的主奴观念等都可能影响我们判断的精度。本文所做的，只是尽量追寻身处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的动机，努力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以冀获得一种平情之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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