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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永清:(公元1900~1954年),江西贵溪人,字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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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8 00:00: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桂永清:(公元1900~1954年),字率真;江西贵溪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中国国民党党员。著名国民革命军二级海军上将,民国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
桂永清曾发起组织“三民主义研究社”,参加了著名的东征、北伐,成为蒋中正的心腹亲信。
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桂永清于1930年留学德国步兵学校,后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总队长,旋即调任安庆警备副司令。
1935年4月13日,桂永清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升任师长、南京警备司令。
1936年10月22日,桂永清晋升为海军中将。
1937年,桂永清参加了著名的南京保卫战,擢升为军长。
1938年4月,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取得大捷后,一向畏日如虎、处处退让的蒋中正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错误地判断形势,从他那著名的“抗战三日即亡国”论一下变成了“速胜”论。他匆忙把二十多万中央军调到了徐州战场,企图借李宗仁等的胜利余威,和日寇在徐州决战。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大量集结,日寇却认为这正好是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大好机会。5月初,日寇迅速集结了十多个师团三十多万人向徐州地区夹击。5月15日,日寇在徐州的包围圈马上要形成时,蒋中正发现了自己的主力部队有被包围在徐州的危险,就又匆忙决定放弃徐州,这样,所谓的徐州会战刚开始就失败了。而且,从各处调来的机动部队就这样被拉来拉去,毫无作为,对全国各地的战局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正在这时,日寇土肥原的第十四师团约二万人却强渡了黄河,他的目的是阻止第一战区的援军增援徐州,如此一来,土肥原师团在陇海线附近就形成了孤军深入之势。蒋中正匆匆飞往郑州程潜的第一战区指挥部,决定亲自指挥豫东战役。此时豫东中国军队有六个军、十二万人,包围土肥原一个师团两万人,实在是良机,程潜即积极进行作战部署,认为“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5月23日,发现处境不妙的土肥原开始突围,并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兰封。当时固守兰封的正是蒋中正的爱将桂永清。桂永清手下是蒋中正嫡系的第二十七军,装备精良,甚至还有一个德式坦克营,这是连日寇的师团一级部队也未有的。然后,桂永清只守了不到一天,兰封就失守了。日寇的步兵还没有冲锋,桂永清属部就开始全线溃退,可笑的是,邱清泉辖下的坦克车逃得更快,一溜烟地驶离战场,往兰封以西的地方逃去了。败退的军队完全失去了控制,桂永清也跟着逃命。败兵一直退到了河南开封附近,才陆续收容了一些。这与许多非蒋中正嫡系部队,如第十九路军在上海、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张自忠部在台儿庄的表现真是天渊之别。桂永清是何应钦的亲戚,轻失兰封使整个战役失败,蒋中正下令炸开下花园黄河大堤以阻挡日寇,造成千里黄泛。但桂永清却没受到蒋中正的什么处分,后来反而官运亨通升任海军总司令。
1940年,桂永清任驻德国武官。
1944年,桂永清调任驻英国武官兼军事代表团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国,出任海军副总司令。
1947年,桂永清升任海军总司令,创办青岛海军训练团,即“中国海军训练中心”。
历任军职累升至旅长,参加过东征、北伐。后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总队长,旋即调任安庆警备副司令。1935年升任师长,南京警备司令。
公元1935年4月13日授予海军少将军衔、1936年10月22日晋升海军中将军衔,1937年参加了著名的南京保卫战,擢升军长。1940年担任驻德国武官,1944年调任驻英国武官兼军事代表团团长。
桂永清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国,出任海军副总司令,1947年~1952年4月担任海军总司令,创办了“青岛海军训练团”。
1948年8月14日,国民革命军海军的象征“重庆号”返国,驶至南京下关时给中国海军带来了新希望,差不多中国海军总部的每一名高级官员在当天都上船参观,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中将满怀兴奋地向大家介绍这艘昂贵的五千吨轻巡洋舰。但不久就发生了“重庆号”巡洋舰起义投向中共的事件,令桂永清着实难堪了很久。
“重庆号”巡洋舰长及五百码、装备六门六英寸口径主舰炮,六具二十一英寸直径鱼雷发射管,以及大量40厘米口径及20厘米口径防卫炮;最高舰速三十二节,经济巡航力一万二千海里。民国政府为了舰员的训练及军舰的整备,耗资近一千万英磅(当年折合四千八百万美元,五十多年前对中国政府而言,是一个惊人的数目)。桂永清曾打算用此舰遏阻黄海及渤海湾里中共方面的交通线,结果,后来发生的事件令他大失所望。
“重庆号”及“灵甫号”巡洋舰从英国驶回,于1948年7月29日抵达香港时立刻就出了问题。“重庆号”上轮机士兵的三分之二在靠岸后二十四小时之内即弃船离去。这些轮机士兵原先都是商船船员,中国海军在英国召募他们参军时,曾立约保证他们将享受高于一般海军轮机士兵的薪饷。待遇的差别,再加上严格限制兼差,引起这些海员出身的轮机士兵不满,终于不告而别。因此在8月14日“重庆号”巡洋舰驶抵南京时,不得不采左右两舷双值班制,这种浪费人力的不得已措施,对一艘大军舰来说必然严重影响战备。不过,“重庆号”毕竟是当年中国海军实力的象征,桂永清在南京对其部下宣布:“国君的海军决不向共党投降”;他接着说:“既使损失了全部的舰艇、人民解放军冲破了所有的内河防线,本人将率‘重庆号’在长江上下继续奋战”。
1948年年底,国民党军队战局逐渐陷于不利,桂永清的预言即被料中。“重庆号”巡洋舰在没有经过充分战备及其它训练下,很快既与另外两舰北上渤海湾,以炮火支持国民革命军作战。9~10月间,“重庆号”巡洋舰在葫芦岛、烟台、营口,及秦皇岛与人民解放军的岸炮作战。在此期间,蒋中正曾在“重庆号”上督战,目击了国民革命军在山海关内外战局的恶化。葫芦岛于1948年11月落入人民解放军手中时,“重庆号”巡洋舰驶返上海。但仅仅几星期,国民革命军便失去了军事重镇徐州,在山东的国民革命军陷入危境,人民解放军逐渐迫近南京及上海,局势急转直下。
1949年1月21日蒋中正被迫“引退”,两星期以后,北平被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民国政府南迁广州。位于青岛的“中国海军训练中心”被孤立了,在该地的海军单位及美军顾问组开始撤至台湾省及福建厦门地区。
此时在上海的“重庆号”巡洋舰内部极端不稳,由于从1948年12月起“重庆号”舰员就未曾发饷,另外引起舰员不满的原因是“重庆号”上装载了替桂永清“保管”的五十万枚银元。“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也因他的舰长职位既将被桂永清的亲信取代而感不快。由于舰上的大部军官都是福建籍,他们为此皆坐立不安。就在这种混乱局势中,少数几名舰员开始计划起义。起义的领导人王颐桢在去英国受训之前既是共产党员,在英国受训时他吸收了约十名官兵成立了舰上中共核心小组。回国后,他们在国民党战局不利形势下,组织了一个“士兵解放委员会”,策动官兵集体逃跑。2月底,“士兵解放委员会”已经做好夺取“重庆号”巡洋舰的周详计划。但是桂永清已经获得“重庆号”舰员既将叛变并瓜分舰上银元的风声。2月24日晚上,王立生及时通知“士兵解放委员会”夺舰计划已经外泄,必须在先下手为强。于是起义士兵打开了兵器库,自行武装后拘禁了舰上全体军官。“士兵解放委员会”将邓兆祥迫上舰桥,要其下命令启航。邓兆祥起初还犹豫,王立生限他在两小时之内决定,并警告他如果不听从命令,他们就会炸沉“重庆号”。2月25日晨3:00左右,邓兆祥终于同意了。“重庆号”巡洋舰在灯火管制下,起锚悄然离开上海吴淞口泊地。
“重庆号”巡洋舰出海后,“士兵解放委员会”发传单通知全体舰上官兵,宣布北上向人民解放军投降,寻求民主及自由。起义士兵让官兵们出舱后,很快便发现由于许多舰员的眷属仍然在南方,他们不同意叛变。这时,有十名军官成立了一个“反叛变组织”,声言要从起义士兵手中夺回军舰。
两天后,“重庆号”巡洋舰驶入山东烟台港。“士兵解放委员会”将舰上桂永清的银元分发官兵:新兵每人二百五十元、老兵四百五十元、轮机兵五百五十元,这样暂时稳住了舰上的人心。不过,“反叛变组织”继续坚持要夺回军舰。这时的烟台已在人民解放军手中,烟台市长亲自上舰劝说官兵们上岸。3月2日,国民革命军的飞机终于发现了“重庆号”巡洋舰的下落,舰员因为可能挨炸而开始感到不安。当天下午,国民革命军空军轰炸机首次企图轰炸“重庆号”巡洋舰。舰上“反叛变组织”向“士兵解放委员会”下最后通谍,限其在下午4:00开船,否则他们将自己动手。王立生派“士兵解放委员会”及时通知了岸上的人民解放军,派兵上舰。这样人民解放军就轻易地解决了反抗者,“重庆号”巡洋舰起锚向葫芦岛海军基地驶去。
3月3日,“重庆号”巡洋舰驶达葫芦岛,立刻有人民解放军上舰警戒,“重庆号”巡洋舰在该地锚泊约三星期,中共政治人员进行了官兵政治教育。3月19日,国民革命军空军再度飞至企图轰炸。由于飞机可能再来,舰上官兵们要求离舰上岸;但被人民解放军拒绝了,人民解放军命令官兵们站岗防空。至3月20日,“重庆号”巡洋舰被击中几枚近弹;3月21日,国民革命军飞机的一枚炸弹终于击中舰尾,大部份官兵弃舰离开。人民解放军即刻下令沉船;在沉船前,他们将全部主要机件用大量滑油予以密封,武器也拆卸上岸。然后“重庆号”巡洋舰就自沉于葫芦岛海港内,“重庆号”巡洋舰的原官兵分别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各单位。
“重庆号”巡洋舰的起义,把位于南方的“中国海军总部”搅得天翻地覆。桂永清中将终于认识到海军内部的分离将引起更多舰艇的投共。因此他召集部下指挥官开会,承认他判断错误,特别是对其未能阻止由他带入海军担任主管的原陆军部下的贪污表示认罪;桂永清向他们保证立即改革。但是桂永清的空话晚了一步。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在准备渡江进攻南京了。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队成功渡江,并在长江南岸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后,桂永清下令林遵率领江防第二舰队从南京突围至上海。桂永清向林遵保证授勋“青天白日章”、颁发奖金;如果突围成功,还任命林遵为海军副总司令。林遵则邀请桂永清乘军舰与舰队同行,但遭到桂永清的拒绝。由于舰队可能被人民解放军的岸炮全部击沉,于是林遵便与部下进行协商,大家认为根本无法冲破出人民解放军的长江封锁。因此,第二舰队的一艘驱逐舰、三艘护航驱逐舰、一艘巡逻炮艇、五艘登陆艇,以及八艘补给小艇一并起义了。
“重庆号”巡洋舰从1948年7月底返国到1949年2月底起义,前后不足七个月的时间,变化之快,令人浩叹。桂永清却没有因此而下台,倒也令人莫测高深。据1949年4月12日的《中央日报》报导:“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事先疏于防范’、‘处理亦欠妥善,实属咎有攸归’,‘着即撤职留任,以示惩儆而察后效’……云云”,不过就是官样文章罢了。
1949年下半年,桂永清指挥战舰二十七艘和其他船只计十五万吨,将国民党残军、金银、文物等撤至台湾省。之后到1952年4月9日,桂永清仍然任海军总司令。后调任“总统府”任参军长。
1954年6月21日,桂永清晋升为一级海军上将军衔,蒋中正对台湾省国民党军队进行嫡系大接替,他成为最大受益者之一。到1954年8月12日,就任“国防部”参谋总长。
1954年8月12日,桂永清因病在台湾省台北市逝世,终年五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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