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公元1902～1984年)，原名谭喜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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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震林：(公元1902～1984年)，原名谭喜起；湖南攸县城关镇人。著名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指挥家、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谭震林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城市居民家庭。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喜起，意即喜从人间升起。母亲胡润秀，秉性善良，勤劳贤淑，宽厚仁慈，乐于助人。她常常带着小喜起接济邻家的一位年过八旬的余婆婆，母亲的善良举动，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1911年，谭喜起入私塾学习，两年后，在书纸店当学徒，并广泛阅读了进步书刊，从而接受了革命思想。
斗转星移。十二年后，他的兄弟相继长大，父亲又失业在家，全家陷入了饥寒交迫的深渊。父亲不得不让他的兄弟们外出做工。十二岁的谭震林便被送到一家叫“太成堂”的古书铺里当了学徒。两年里，他在那里没有学到什么手艺。不久，老板病故。他又只身来到茶陵县城的徐文元书纸店，再次当学徒。经过两年的学徒生活，他总算出师了。老板见他为人忠厚，勤学苦干，便留他继续在书纸店里当工人。但是，他是多么想读书啊！可是，书店里的书是要卖钱的，又不能随便翻看，他又买不起。不过，聪明的谭震林终于想了一个好办法。白天，他在老板面前卖力地干活，晚上，待老板一家和同伴们睡熟后，他便偷偷地把书拿回住处，再拿棉被或草席堵了窗子，点上青油灯，便如饥似渴地读起来。第二天凌晨不等老板起床，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书放回书架原处，当晚又照样偷偷地取下来继续看完。就这样，他伴着那盏昏暗的煤油灯，如饥似渴地读完了《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洪秀全传》等许多古典小说。他也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受到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熏陶，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愿望更加强烈了。他特别崇尚书中的英雄人物的崇高气节和高贵品质。他也逐渐认识到要想打倒封建王朝，推翻不合理的旧社会，靠个人单枪匹马不行，必须像书中“聚众起事”的英雄一样，团结起来，才有可能成功。
茶陵县城有十多家书纸业店铺。老板们不仅压迫工人们，让他们拼命为他做工挣钱，还肆意虐待工人。其中，文苑堂的少老板娘是一个心肠狠毒的泼妇，经常欺凌店里的工人。有一次，这个老板娘竟毫无人性地毒打一位在“文苑堂”干了几十年的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当时这个店里的老板——她的丈夫，还是这个老工人抱大的。可是这个才二十多岁的老板娘，竟然无理打骂这个同她父亲年纪一样大的老工人。谭震林怀着满腔义愤，逐店串连发动全茶陵县城的书纸业工人，一窝蜂拥进了文苑堂，逼着少老板娘当着众人的面向那位老工人赔礼道歉。事后，工人们都交口称赞谭震林有胆量。谭震林谦虚地说：“没有大家一起闹起来，我一个人喊破喉咙，她也只当耳边风。她下跪，是因为我们工人齐了心，她斗不过我们。”
1925年春，徐文元书纸店倒闭停业。他又到了徐博文书纸店当书籍装订工。当时，书纸店的老板们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便随意解雇工人，并且多招只给饭吃不给工资的学徒工。他目睹失业工人的悲惨遭遇和书纸店老板们的为富不仁，感到无比愤怒，便发动工人团结起来，同资本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选择了旧历七八月，也正是书纸行业的销售旺季这个有利的时机，发动了全城书纸业工人统一罢工。工人们聚集在商会门口静坐示威。资本家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纷纷向工人求情，催促他们快回去上班。这时谭震林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工人长年累月替你们做牛做马，拼命干活，你们都不顾工人死活，任意解雇老工人，让这些不拿工资的徒工替你们卖命。当他们年纪大了，就被你们一脚踢开。试问，你们良知何在？良心何在？”在工人们的压力下，商会头目不得不同工人们达成以下协议：“一，被解雇的工人，从即日起，由原店方收回工作，今后不得再有资方随意解聘雇员的事件发生；二，所有雇员的佣金，一律从本月起在原佣金的基础上再增加一成；三，……”工人们终于胜利了。他们也懂得了团结起来力量大的道理，团结得更紧密了。通过两次领导发动工人起来斗争，谭震林受到了很好的革命锻炼，为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投身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还是谭震林在徐博文书纸店做活计时，他认识了一个叫余来的小学教员。此人便是中国共产党在攸县的负责人之一。谭震林经常与他在一起，交谈各自的经历和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谭震林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先进的革命道理。他逐步认识到：要改变这个不合理的社会，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既要依靠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共产党来领导，也要依靠劳动人民自己的双手，来向剥削阶级作斗争！1926年4月，在余来的指导下，谭震林着手组织建立了攸县第一个基层工会组织——书纸业工会。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在大革命高潮鼓舞下，谭震林满腔热情，积极组织发动家乡人民支援北伐战争，开展农民运动，解除反动武装。1926年10月12日，谭震林经余来等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谭震林怀着更高的革命热情投入到了滚滚革命洪流中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攸县后，谭震林发动县城万人游行示威。“马日事变"后，由于反动派下令通缉，他不得不奔走长沙、武汉，但仍无法找到党组织，被迫回攸县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1927年冬，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谭震林被推举为茶陵工农政府主席，同时恢复了茶陵工会组织，并任工会主席。面对敌人的猖狂反扑，他领导人民组织纠察队、赤卫队配合工农革命军顽强地抗击敌人的进攻，有力地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以谭震林为主席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建立革命政权的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政权建设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
谭震林到井冈山后，组织上选派他去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参加学习。他在这一时期内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军事技术和《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理论，同时他还跟随毛泽东先后参加了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的遂川战斗、新城战斗，在战斗中经受种种考验。利用战斗间隙，他又深入到古城、茅坪、九龙山、遂川、新城等地发动群众，开展社会调查，摸索武装斗争、群众工作和政权建设的经验，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1928年10月，在宁冈茅坪步云山白云寺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等十九人被选为委员，谭震林被选为特委书记。为了加强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和党的思想队伍建设，谭震林开办了短期训练班，并亲自给学员们上课。另外，他还正确处理了“土客籍关系”，有力地增强了湘赣边界党组织和红军的内部团结。“八月失败"时，土籍豪绅带着反动武装回到了宁冈茅坪，客籍人受害尤为严重。10月，红军回归根据地，这一带客籍人感到出头的日子到了，土、客籍矛盾激化起来。当时谭震林疟疾发作。一天，突然听到屋外有哭喊喧闹声。原来，袁文才所率一个排，都是客籍人，抓捕离茅坪五里路远的茶源村的靖卫队大队长尹其中，尹其中是土籍豪绅，闻讯后逃之夭夭。袁文才部就把尹其中的小老婆和村里的四十多名土籍群众一起抓来，还嚷嚷着要杀掉他们。谭震林问清实情后，给袁文才做说服工作。在谭震林的帮助下，袁文才知道自己做得不对，不仅很快地给这些土籍人松绑，而且派人护送他们回到了村里，平息了这场土客籍百姓矛盾的风波。从此，土、客籍人逐步加强了团结，在保卫井冈山的战斗中，相互支持，共同对敌。他也受到了两族人民衷心的爱戴和尊敬。
在井冈山时期，谭震林到新成立的红四军第四纵队担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问他：“第四纵队靠什么起家？”谭震林很风趣地回答：“把政治上坚定、打仗勇敢的人提拔起来，把这方面不合格的人撤下去，四纵队不就有战斗力了吗？”他是这么说的，在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
早在1927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谭震林是县政府主席，韩伟是警卫排长，负责县政府警卫工作，他俩时常在一起。原来韩伟参加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叶挺独立团，攻打过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城。谭震林在独立团攻打攸县时，主动为独立团带路送饭，组织架设浮桥，曾受到团领导赞扬。韩伟被谭震林那种谦虚认真的态度所感动，越发尊重谭震林，而谭震林也非常信任韩伟，他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1929年，由于红四军在一次战斗中失利，前委机关和军领导险遭不幸，为加强前委的保卫工作，毛泽东亲自指派谭震林组建主要负责警卫工作的混成大队，并兼任大队党代表，谭震林立即举荐韩伟担任该大队副大队长。1930年，谭震林担任红十二军政委，不久，就把韩伟从团长提拔到师长，1931年底，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指令韩伟代表红十二军指战员从朱德手中接过绣有“沉着杀敌”四个大字的军旗，可见谭震林对韩伟的信任程度。1932年成立福建军区，谭震林先是担任军区政委，后又改任司令员兼政委，不久，把韩伟提升为军区参谋长。在短短四年时间里，韩伟连升三级。
红军主力长征后，谭震林领导留在闽西的红军开始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1936年，他到郎车组织领导岩南漳边区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当时，陈戊己刚入党，本来准备跟队伍上前线的，谭震林到郎车后，时常叫他去办一些事情，每次他都圆满地完成任务，得到了谭震林的信任。当郎车需要选一名共产党员的交通员时，就把陈戊己留在地方担任了交通员。刚开始陈戊己想不通，认为在后方不能打敌人，报不了家仇国恨。谭震林发现陈戊己的情绪后，主动又严肃地对他说：“党的交通员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一定要是共产党员来当。戊己同志，党组织选拔交通员是经过严格考察和审查的，要求不是一般的。作党的交通员需要根子正，出身好，思想觉悟高，立场坚定，对党对革命事业忠诚，不怕艰难困苦，不怕个人牺牲。做到人在文件在，宁可牺牲自己，决不能让文件落到敌人手里。即使被敌人捕住，刀子按在你的脖子上，也得死死保住党的机密。要懂得党的交通员肩负重任，党的机密就是党和红军的生命，关系到革命事业和战斗的成败。干交通员工作，非同小可啊！干这项工作是非常光荣的，也是非常艰苦的，是要随时准备牺牲的呵！”听着听着，陈戊己被深深地打动了，也受到很大的教育，连连点头，斩钉截铁地说：“请首长放心，我陈戊己不是河边柳墙头草，决不辜负党的期望。请首长看我的行动吧！”临走时，谭震林站起来紧紧地握着陈戊己的双手，情深谊长地说：“好同志，你是共产党员，要听从党的安排，眼下组织需要你，你暂时不到前线去，要安心留下来当交通员，这是党对你的信任，我们相信你会想通的！”以后，谭震林又多次找陈戊己谈心，鼓励他好好学习，并告诉他怎么才能当好交通员，笑着对他说：“一个好的交通员不但要政治立场坚定，思想品德好，对党对革命事业有一颗赤诚的心，还要有机警勇敢的精神，临机应变的本事，妥善处理危机的能力。”从此，陈戊己始终牢记谭震林的教导，不管是送情报，还是做其他工作，都出色完成任务，没有辜负谭震林的期望。
1931年，蒋中正不甘心一、二次“围剿”惨败的命运，亲任“总司令”又发动了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谭震林和罗炳辉等同志带领红十二军积极发动群众，筹集经费，准备有力地打击来犯之敌。面对强敌，谭震林、罗炳辉等人为了诱惑敌人，率领部队行动时，走走停停，与敌人若即若离。白天，谭震林命令部队打着旗子，拉开距离，一个连拉成一个营的架势。到尘土多的地方，战士们故意跳跃前进，荡起尘土满天飞扬。敌人的飞机从空中俯望，见到处尘土飞扬，红旗招展，以为人民解放军有千军万马在行动。飞机盘旋几圈后就飞走了，战士们风趣地说：“敌人帮助我们送假情报去了！”谭震林高兴地说：“好呵，正愁蒋中正看不见哩，他倒派来了义务宣传员。”为了更巧妙地迷惑敌人，谭震林和罗炳辉还给敌人设下更多的圈套：在红军行动的道路上，每遇岔路口，都用石灰画上箭头，写上“三军团由此前进”、“四军团由此向北”、“××军往××处”等字样。在显眼的地方，还写下留言：“某某同志速到×处找××，有要事相商。”敌人就这样被人民解放军拖着东奔西突，折腾得士气沮丧，军无斗志，正如后来蒋中正手下的一个参谋长供认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哪里还有力量向红军进攻？而两广军阀眼见蒋军主力深陷中央苏区，便趁机向湖南衡阳进兵，使蒋中正感到了新的威胁。万般无奈中，蒋中正只得下令结束“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主力被迫长征，谭震林与陈谭秋、邓子恢一道，受命留在福建领导革命斗争，度过了艰难困苦的斗争岁月。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有些干部和战士不理解我党的对蒋政策，开始不满起来：为什么不杀了蒋中正为牺牲的同志报仇？为了稳定战士们的情绪，谭震林及时召开会议向大家讲明了我党对蒋政策的理由，使大家茅塞顿开。同时面对顽固派的卑劣行径，谭震林及其他的同志有力地贯彻了党中央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同他们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斗争，终于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闽南得以基本实现。
为了抗日大计，谭震林率部驰骋疆场，血战繁昌，挺进苏南，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人士之间，向他们晓以民族大义以争取他们共同抗日，他勇闯“鸿门宴”的故事被人民解放军民传为美谈。
在无锡县甘露地区盘踞着一支以杨筱南为首的国民党游击队。杨筱南这个人见风使舵、反复无常。抗战初期，他曾拉起游击队救护过国民党伤员，也曾炸过外铁路阻止日军进犯，还打死过日本兵。1939年，杨部曾被叶飞收编为“江抗”独立第四支队。可叶飞领导“江抗”西撤后，杨筱南便翻了脸，投靠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冷欣。1940年7月，他还把我插入杨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膝宵吊在树上，亲自挥鞭抽打，以示与“江抗”势不两立。
8月的一天，杨筱南一反常态，备好美酒佳肴，邀请谭震林赴宴，说有要事相商。夏光同志机警地劝告谭震林说：“不要去，说不定这是摆的‘鸿门宴’哩！”谭震林沉思一会儿郑重地说：“老夏，杨筱南对日军没有妥协过，这是我们争取他的一个重要机会。像他这样的人，我们不去做统战工作，把他争取过来，他就会死心塌地倒向国民党。既然他请我赴宴，就是他摆‘鸿门宴’，我也要去闯一闯！不过，”谭震林将话锋一转，“我们也要提防他。你让部队驻在甘露镇附近，再带上七个精明强悍的警卫员，见机行事。”
次日上午，谭震林带着夏光、温玉成以及凌伯泉等七八个警卫员直赴杨筱南的深宅大院。只见大院四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哨兵荷枪实弹，刺刀闪着寒光。突然，从大厅里走出一个彪形大汉，向谭震林迎来，满脸堆着笑，连声说：“今日我杨某有幸，诸位大驾光临，蓬荜生辉。请，谭司令，请入座！”“杨司令有请，盛情难却，我们不得不来。”谭震林风趣地说着，双目环顾四周。大厅正中，已摆好两张八仙桌，桌上大盘小碟，盛着鸡鸭鱼肉，还有芳香四溢的佳酿美酒。“有酒助兴，我们边吃边谈吧。今日英雄聚会，人生难得几回醉，来，谭司令，我们喝酒。”杨筱南高高举起酒杯，等待谭震林站起身来碰杯。“且慢，眼下国难当头，敌情迫在眉睫，我们应以抗日大事为重。酒嘛，谈好后再喝不迟。”谭震林沉稳应对。杨筱南放下酒杯“突然袭击”道：“贵军言而无信，我等难以心服。你们以合作抗日之名，行吞并收编之实。去年‘江抗’东进，把我杨某数百抗日武装席卷而去。谭司令，这事你一定早有所闻吧？”谭震林不慌不忙地绕了个弯子问道：“杨司令，你本是地方商贾，拉起武装，又为哪般？”“打鬼子，保家乡。”杨筱南脱口而出。“‘江抗’早把地方武装组织起来，开赴抗日前线，难道不是打鬼子吗？既然都是为了抗日，又何必分彼此？杨司令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为什么去年心甘情愿的事，今年突然反悔，耿耿于怀呢？”谭震林步步紧逼：“这不是被人挑唆吧？”谭震林一语击中杨筱南要害，“合作抗日嘛，应该一如既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我们‘江抗’是不会干出这种事情的。”杨筱南一时语塞，满脸涨得通红，支支吾吾地说：“这这么说，你谭司令同叶司令一样，看中了我杨某这支武装，意在吞并！”说罢，他猛然拔出手枪，“啪”的一声，重重地拍在八仙桌上，一只酒杯被震落在地，砸得粉碎。大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杨筱南的卫兵剑拔弩张，只等上司一声令下。谭震林毫不退让，“呼”地站起，温玉成、夏光和跟随的警卫员也一齐亮出武器。“谭司令，我直言相告，我杨某带出来的部队不是吃素的！‘江抗’欺人太甚，杨某决不手软！”杨筱南继续威胁道。“杨司令，请你听明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杨司令敢先发一枪，‘江抗’就有来有往，奉陪到底。赵北、丁松林部就是你杨某的归宿！”谭震林愤怒斥责。不过谭震林又缓和下来，继续说：“如果‘江抗’真的要欺侮你，我们还会来甘露拜访你这司令吗？我们从来是以诚相待的，难道我们能干出互不信任、自相残杀的蠢事吗？”谭震林入情入理的一席话，使杨筱南陷入沉思。这时，一个哨兵慌慌张张地走进大厅在他耳边耳语：“甘露镇到处埋伏‘江抗’部队。”杨筱南听到这里，张大嘴巴，在心里“啊”了一声，顿时瘫软下来。“算啦！”杨筱南暗地思量，“事到如今，何必以卵击石；谭司令亲自登门，总算给我杨某留点面子。”在民族正义和武装压力面前，杨筱南只得同意和“江抗”互不侵犯，共同对敌。
1941年，蒋中正卑鄙地发动了“皖南事变”，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共行动。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卑劣行径，谭震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率部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其中黄金山三战三捷，就是在“皖南事变”以后的关键时刻进行的，它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揭露了顽固派的无耻谰言，提高了人民解放军的士气，为坚持江南抗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当时谭震林受党中央的派遣，化名林俊到江南一带，担任江南抗日救国东路军司令员。陈二妹夫妇在江苏常熟市董浜镇开设的“涵芳阁”茶馆，是我党的地下交通站，她的丈夫陈关林担任站长。谭震林和爱人葛慧敏经常在这里开会，研究对敌斗争的策略。
“皖南事变”后，谭震林从上海回来要立即去李家坝新四军驻地，传达事变真相，陈二妹担任护送任务。她打扮成回娘家的模样，走在谭震林的前面。突然，路边钻出两个特务拦住了谭震林。陈二妹敏捷地返身走过来，指着谭震林，装着气愤的样子说：“你这个人啊，就欠你十斤茶叶钱，盯来盯去怕我赖你的账？那跟我到娘家去拿！”说完，从竹篮子里拿出两包香烟、六个熟鸡蛋塞到两个特务的手里，两个特务经常到茶馆里喝茶，听了陈二妹的这番话，又看了看谭震林的商人打扮，就相信了。
一场虚惊，使谭震林感到自己身上的手枪必须藏起来。这时，陈二妹发现盐铁塘里一只装运沙泥的小船，船夫正是本地的农民，她接过谭震林的手枪，往船舱抛去。机灵的农民领会了她的意图，赶紧把枪掩埋在沙泥里。刚刚埋好，三个人追了过来，除了刚才的两个特务外，还来了个诡计多端的大特务姚增增。姚增增对陈二妹说：“关林嫂，不是我不给面子，咱们是例行公事，这位先生的身上我们要搜一搜！”说罢，一个人便走过来，仔仔细细地检查谭震林的口袋、腰间，结果什么也没找到。陈二妹护送着谭震林平安地到了李家坝。
1941年底，陈关林被日伪特务杀害。陈二妹当时只有二十八岁，她往返于苏州、上海，为伤病员买药、买餐具，给他们烧饭、洗衣服，直到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1982年5月19日，谭震林和夫人葛慧敏来常熟会见老战友，点名要见陈二妹，当地政府中却没有人知道陈二妹是谁。谭震林说明是革命烈士陈关林的妻子，陈二妹才被请到常熟。见到陈二妹后，谭震林激动地向大家介绍说：“你们知道吗？这就是真正的‘阿庆嫂’啊。”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蒋中正卑鄙地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在全国范围内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疯狂进攻。为了解放人民于水火之中，人民解放军只得奋起反击，人民解放战争打响了。在解放战争初期，谭震林任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中野战军政委，并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参加领导和指挥苏中七战七捷，接着又率部挫败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不久，谭震林奉命指挥山东兵团各纵队进攻济南，在攻打济南的战役中，谭震林采用政治攻势的方法，争取了吴化文部万余人起义投诚。这大大地减少了人民解放军解放济南的阻力，打开了人民解放军进攻济南中心城区的通道，也大大减少了人民解放军的伤亡，很好地保护了古城济南的一些历史古迹。毛泽东对此战大加赞扬：“八天歼敌十万，这是了不起的胜利。我认为，济南战役已经揭开了我们同国民党战略决战的序幕。”
济南战役胜利结束以后、山东兵团部队在济南以东农村进行了短时期的休整。谭震林、王建安前往曲阜，参加了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粟裕、谭震林等华东野战军前委领导人，接到中共中央指示以后，立即召开作战会议，反复研究了电报中提出的战役第一阶段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的作战任务，详细拟定了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按既定作战部署，同时向徐州东、西两面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震惊中外的淮海大战拉开了序幕。
还在参加曲阜会议期间，谭震林一面指挥山东兵团南下做好作战准备，一面对敌展开政治攻势，加强对冯治安部起义的联络工作。终于，在生死命运面前，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领第五十九军军部及两个师共两万三千多人于8日起义投诚。谭震林高兴地说：“何、张率部起义，捅开了徐州东北大门，给蒋中正投了个重磅炸弹！”毛泽东在复电中也高兴地写道：“北线何、张起义是淮海战役的一个大胜利，”并指出，“今后数日内歼灭黄伯韬兵团全部，将是第二个大胜利。”
谭震林、王建安指挥山东兵团各纵队，迅速通过刚起义的何、张部防区以后，迅速地追击向徐州方向逃窜的敌人。11日晚将黄伯韬兵团四个军全部包围在碾庄周围一个狭小的区域内，使之成为瓮中之鳖。12月12日，人民解放军发出“敦促黄伯韬立即投降信”。顽敌黄伯韬负隅顽抗，拒绝投降。人民解放军便在三天之内全歼黄部。
黄伯韬兵团被歼后，中央命令“暂缓攻击，转入战场休整”，并“从即日起，两个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以使蒋中正在华北战场不能立即下决心海运平津之敌南逃”。谭震林根据这一指示，抓住有利时机，以毛泽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对前沿阵地被围的杜聿明部官兵广播，普遍开展劝降活动。在解放军的强大政治攻势下，不愿为蒋中正卖命的蒋军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开始成班、成排，后来发展到整连、整营的官兵，纷纷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然而，顽敌杜聿明在蒋中正不管其部队死活的情况下，仍然顽固不化，执迷不悟，还在回复老蒋一电报中表示：“生一息尚存，誓为钧座效忠到底！”面对如此顽敌，1949年1月2日，我华东野战军发动对杜聿明集团的全面总攻，仅用了八天就全歼了顽敌，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淮海战役的胜利，连同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蒋中正反动派集团继续盘踞大陆的信心，为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1949年元旦，在毛泽东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鼓舞下，谭震林指挥中集团军艰苦训练，率先渡江，攻破了国民党自诩为“天堑”的长江防线。不久南京、浙江相继解放。杭州解放后，谭震林任杭州市军管会主任兼杭州市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浙江军区第一政委，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从此，他结束了几十年叱咤风云的戎马生涯，开始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征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谭震林出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并主持华东局工作，顺利完成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工作，全面部署并组织实施浙江省建设发展规划，亲自领导修复杭州风景区。1956年，谭震林当选为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57年，谭震林回湖南攸县成功地开展民主办社试点工作。在整个农业合作化期间，谭震林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作了长期艰苦努力的探索。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谭震林气魄雄伟，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针锋相对地揭露江青的野心，虽遭迫害仍不畏强暴，毫不妥协，曾拍案而起严厉斥责张春桥，为此震断了中指。党中央拨乱反正后的1977～1982年间，谭震林先后当选为中共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谭震林主动退居二线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中顾委副主任。
1983年9月30日，谭震林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谭震林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把自己的一生全心全意的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跟随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为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创建革命根据地、夺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那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在改革开放、全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仍很值得国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