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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卫民
康熙《德清县志》载：“梁隐侯沈约墓——胡宿诗注云：在县之蔺村(隶属于析武康东境 17 乡之一的金鹅乡。沈麟士《沈氏述祖德碑》：‘凡金鹅乡之沈，皆出于祖戎’)。”该《县志》还说：“蔺相如庙在县东蔺村……”原下舍东北部、今新安镇的董家墩、群益、赵家桥一带，民国前称为蔺村。那是因为，在村里有一座蔺相如庙而以庙名村。胡宿是北宋人士，位居枢密副使，他所作的诗也被误称为唐诗。这样算起来，这蔺村的称谓应该在北宋初就有了。“（蔺）相如赵（国）人，当战国时未尝游行至楚（国）县”（康熙《德清县志》语）。千百年来，大家对地处江南的德清建有蔺相如庙和蔺村有沈约墓而迷惑不解。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德清县）人。就是这样的介绍，还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沈约是武康镇人或筏头乡人。网络媒体及相当多的书籍报刊几乎千篇一律地在“沈约，吴兴武康人”后面用括号加注了“今德清县武康镇人”。因为现在的武康镇沿袭了唐天授前与唐天授后两个不同概念的“武康”县名，人们因镇、县同名而产生了惯性思维，就自然而然地把沈约等当年大武康县（即今德清县地域）时期的名人都划归在了今武康镇或者是唐天授以后的小武康县。其实，在少年时就从武康县东乡(武康东境 17 乡的总称。原馀不乡而唐以后为德清县)出去的、一直被称做武康人的沈约还不一定去过现在的武康镇。就跟外界都称我们是湖州人，而有相当多的德清人还不一定去过湖州市区一样。
有人说，以前在洛舍镇东衡村看到过刻有“博陆”(沈约《自序》七世祖的始居地)字样的石块，并信誓旦旦：“不止他一人看到过，可惜现在找不到了”；说在东衡村的沈家有民国时期重修的《东衡里沈氏家谱》，不过现在也看不到了。随即，将东衡村认定为已消失了千年的“博陆里”。在没有史料证实的情况下， 就撰写了一阕洋洋洒洒、颇具古风的“古博陆里碑记”，以此“坐实”现在的东衡村就是那消失的“博陆里”。这样一来，沈约的前辈（至七世祖沈延）及其后代名人(如宋朝的沈畸、沈与求等)就“名正言顺”地都成为洛舍镇东衡村人了。因为沈约自己说过，“史臣（沈约）七世祖（沈）延始居县东乡之博陆里馀乌村。”
自从“沈约故里馀不乡”一文发表后，我又对沈约故里的具体地域进行了探索。为何沈约墓会在德清县的蔺村？为何蔺村建有战国时期的赵国上卿蔺相如
庙？最近，我在清代（乾隆年间）笔记小说家、邑人徐承烈（晚号清凉道人）的笔记体小说《听雨轩笔记》(杂纪、续纪、馀纪、赘纪共四卷)第四卷“赘纪”中(全文见附图)找到了些许眉目。
徐承烈在《听雨轩笔记》第四卷“赘纪”的首篇文章（大约写作于公元 1791 年）中这样叙述道：“乾隆庚戌（公元 1790 年）季冬（农历十二月）三日，于‘存素堂’（藏书楼）观（看）宋御史沈畸（北宋年间）墨迹（手卷）。卷高尺馀，约长丈许，前后字凡五段。首段行书‘沈国’二大字（沈国故地在今安徽临泉、河南平舆、河南沈丘一带。沈约《宋书·自序》：‘沈子国，今汝南平舆沈亭是也……’），中央之上，草书‘御书’，朱文方玺识其上，篆文模糊不可辨。次段为（沈）畸手书，首叙远祖乐吴兴山水清远，移家于此，已十馀世；后叙己为朝廷耳目之官
（御史），奉命勘事吴门（苏州），还朝得罪，祸几（隐伏待发之祸患）不测，蒙恩放逐，今将远行云云，约二百馀言。末署逐臣（被朝廷放逐的官吏）沈畸书……”
从以上的表述，我们可以获知这样的信息：徐承烈在“存素堂”看到了宋御史沈畸的手书长卷。该长卷的次段“首叙远祖乐吴兴山水清远，移家于此，已十馀世”，说明沈畸十馀世的远祖因喜好吴兴的山清水秀而“移家于此”。以沈畸生于北宋中叶来推算，其十馀世可溯至沈约或其七世祖沈延（桓温安西参军,颍川太守）。沈约在《宋书·自序》里对十五世祖沈戎避地徙居的描述只是“因避地徙居会稽乌程县之馀不乡，遂世家焉。”而对七世祖沈延徙居地的描述已细化到村：“(晋)太康二年（公元 281 年），改永安为武康县，史臣七世祖延始居县东乡之博陆里馀乌村。”这“始居”能说明沈延迁徙至新的居住地，与沈戎的迁徙地已有不同。徐承烈还强调：“按邑志（县志），（沈）畸字德侔，邑之蔺村人。”这或许能证明蔺村就是已消失了千年的博陆里馀乌村。这样的结果出现后，那蔺村与东南方直线相距仅十一公里的馀杭市“博陆镇”（古称北陆埠，始创于宋朝）的关系似乎更加扑朔迷离了。难道是巧合？抑或是乡里制度的演变而消失的“博陆里”，在数百年后被外埠邻近地域慕名取之——古地名迁移？
确定了蔺村就是沈约或其七世祖沈延始居地博陆里馀乌村后，再来分析蔺相如“未尝游行至楚县”，而楚县的乡村怎会有蔺相如庙一事。赵国上卿蔺相如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对赵国忠心耿耿，一心为赵国的安危利益着想。其崇高的品德，誉满天下。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载，他生平最重要的
事迹有“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与“负荆请罪”。赋圣司马长卿，就因为仰慕蔺相如的人品而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司马相如。河南的《安阳县志》载：“相村……战国时蔺相如故里，有碑文可考 。”该地与沈约《自序》：“沈子国，今汝南平舆沈亭”同属河南省(可算是同乡了)而直线相距仅三百多公里。可以设想， 与赵国大臣蔺相如一样身为朝廷官员的沈延及其后裔移家至新的居住地后，为融入这一方水土而建造了象征宽容与和谐的蔺相如庙以供大家祭拜，以蔺相如与人为善的品德淳化民风，和睦乡邻。这或许就是江浙沪一带的其他市县几乎找不到第二座蔺相如庙的原因吧？
《听雨轩笔记》“赘纪”中，是这样讲述我县除蔺村以外其他三地沈氏后裔的：“吾邑沈姓不一其支，未知孰为公（沈畸）之后裔，因遍访之（按该文情节描述，这应该是徐承烈在看了手卷之后对沈畸后裔的寻访），得《东衡里沈氏家谱》。载公为韶村、市（士）林、东衡诸沈始（迁）祖之八世祖。手卷所书（存素堂之‘沈畸墨迹’内容）具载谱首（家谱的首页）。公生二子，长璇（音义同‘璇’）次濬（音义同‘浚’）。邑中三支盖皆璇后云。”从该文“（三地）诸沈始祖之八世祖”一句可以看出，当年（应为元朝以降），东衡等三地沈氏是从蔺村人沈畸长子沈璇一支的七世孙开始迁入的。
这样看来，有人在东衡村看到过刻有“博陆”字样的石块一事也就有了答案: 因《东衡里沈氏家谱》是蔺村人沈畸的八世孙在元末明初搬迁到东衡里成为东衡里沈氏以后，才由其后人开始修撰的，其首页上溯寻祖也只有涉及至东衡里沈氏始祖的八世祖沈畸；而消失的“博陆”则以“石刻”的形式曾出现于东衡村，估计是东衡里沈氏后人在沈约《自序》里看到了“博陆里”一说,作为祖上发源地的“博陆”也就成了东衡里沈氏族人仰慕的圣地，理应刻石永纪。一篇乾隆年笔记，使“博陆里馀乌村”的真相随之明朗：蔺村人沈畸是东衡里沈氏始祖的八世祖→东衡里沈氏居住地曾发现“博陆”石块→沈畸叙述远祖移家蔺村“已十馀世”
→自序“七世祖”始居“博陆里馀乌村”的沈约归葬蔺村。如此“证据链”足可坐实“蔺村”就是那寻觅千年而不得的“博陆里馀乌村”。
再说，《听雨轩笔记》“赘纪”中提到的《东衡里沈氏家谱》首页上已注明： “公为韶村、市林、东衡诸沈始祖之八世祖。”如有民国重修的《东衡里沈氏家谱》，修撰者也不会去篡改涉及五百年前（元末明初）“韶村、市林、东衡诸沈始
祖”的记载。北宋的沈畸延续至其八世孙的年代，应该是元末明初了。那么，元朝及以前沈畸后裔的沈氏名人就绝不会出此三地，因为那个时期的“蔺村沈家” 还没有迁往本邑的东衡等三地。而明清以后的沈氏名人也不一定是出此三地了， 此时金鹅乡的勾垒、下舍、蔺村（馀乌村沈氏）及周边村，包括曾风靡于唐的“前溪歌舞”诞生地——前溪村（即今乾元镇清溪河畔。南朝初的山谦之称，“沈充作前溪曲”的“前溪”是指“东出馀不亭”之浚溪;唐朝末的于兢《大唐传》载： “湖州德清县南前溪村，前朝教乐舞之地。今尚有数百家尽习音乐……所谓‘舞出前溪’者也。”）的沈充后裔等多支沈氏家族已是人丁兴旺。
徐承烈在《听雨轩笔记》“赘纪”中还提到，沈畸手卷上有“赵忠简鼎（南宋名相赵鼎）、周文忠必大（南宋名相周必大）、虞忠肃公允文（南宋名相虞允文） 三跋，各为一段。忠简款书：尚书仆射（yè）知枢密院事赵鼎书；文忠、忠肃俱署单款（只署名字）……此卷当是公（沈畸）贬信州时所书，卷首御笔或系徽宗所赐，或为高、孝两朝赐其子孙。”沈畸被贬信州不久病卒，葬于家乡下舍村（康熙《德清县志》载：侍御史沈畸墓在县东下舍村）。宋高宗建炎初，赠龙图阁直学士，入乡贤祠。次子沈濬，建炎二年进士，官至右正言（宋代官职名，中书省的属官 ）。另外，大家对天监十二年（公元 513 年），卒于任上的沈约，不远千里归葬蔺村一事表示不解。现在看了《听雨轩笔记》“赘纪”中对沈约后裔、蔺村人沈畸事迹及卒后葬下舍一事的描述，我们仿佛理解了，小小少年就从馀乌村出去的沈约，叱咤风云，成就非凡，在他乡走完了一个甲子后，终于叶落归根长眠于出生地蔺村了。
在“存素堂”看到沈畸手卷后的徐承烈兴奋至极，随即到处寻访沈畸后裔。因“吾邑沈姓不一其支”， 好不容易在东衡里找到了由“东衡里沈氏”族人修撰的《东衡里沈氏家谱》，没过几天就写下了该笔记。他看到沈畸手卷的时候（乾隆年间）与沈畸被蔡京“削畸三秩（官吏的职位），贬监信州酒税”（放逐）时手书该长卷的年代正好相距六百多年。徐承烈在《听雨轩笔记》“赘纪”之该文的最后，描述了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书写该笔记时的心情：“兹于无意中获见六百年前手泽，岂非至幸也哉……今得并睹其墨迹，更为快事也。小寒后三日，呵冻
（哈气使砚中墨汁解冻）书此。”
清·乾隆五十六年（公元 1791 年），邑人徐承烈《听雨轩笔记》第四卷“赘纪”中的“观宋御史沈畸墨迹”全文：
康熙《德清县志》记载的沈约墓、沈畸墓： 康熙《德清县志》记载的蔺相如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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