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翰墨 | 蕴偕有致 情文相生 —— 一个真实的沈尹默

沈雅雅

沈尹默有一点委屈，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书法家，仅仅是书法家，甚至还是保守的书法家……

就这样延续着我们对沈尹默的认识——书法家。他的书法作品集新华书店有售，他在上海有颇多的书法追随者，他的书法作品以数百万的金额在艺术市场拍出。

我是从新诗《月夜》知道沈尹默的。那首四行诗，鼓舞了我的写诗热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诗歌的年代，青年人对诗歌的热爱可以视为文化启蒙的开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读到了《月夜》：“霜风呼呼地吹着，月光明明地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

由这首诗，走近这个人，始知他的不凡处。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名骁将，他动员陈独秀把《新青年》杂志迁至北京，同时，在《新青年》发表文章和新诗。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一号刊登新诗九首，沈尹默三首、刘半农二首、胡适四首。这是《新青年》第二次发表新诗，对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也开始了新诗创作。

胡适欣赏沈尹默的新诗作品。彼时，胡适的新诗《湖上》流行文坛——“水上一个萤火，水里一个萤火，平排着，轻轻地，打我们的船边飞过，他们俩儿越飞越近，渐渐地并作了一个。”有人把胡适的《湖上》和沈尹默的《月夜》称为最佳新诗。胡适如何评价自己的《湖上》，不得而知，然而，他推崇《月夜》却人所共知。在胡适看来，《月夜》是“几百年来未有这样的好诗”。

蔡元培对沈尹默的新诗也推崇备至，他为沈尹默《秋明室诗稿》所作的序言讲得非常透彻：“余惟吾国之诗，以抒情为限，情之表示，自以《礼记·经解》‘温柔敦厚’四字为正宗。太史公所谓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亦其义也。齐梁以后，始有轻薄侧艳之作。中唐以后，始有粗厉生硬之作。承其流者，务挦扯僻典，盖和险韵，矜使才气而已，非所以抒情也。清季以来，健者好效宋体，闲有一二以佻冶自喜。而君所作，乃独不失温柔敦厚之旨。宜乎君所为新体诗，亦复蕴偕有致，情文相生，与浅薄叫嚣者不可同日语也。”

沈尹默的新诗创作，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刘半农编辑的《初期白话诗稿》收录沈尹默九首新诗作品，是收录诗作最多的诗人。废名在北京大学讲授新文学，提出沈尹默的《月夜》是中国新诗的“第一首诗”，可见作为诗人的沈尹默在同道心中的地位。

沈尹默的身世挺复杂。他在回忆录《我与北大》中写到：“我是浙江吴兴人，因父亲在陕西供职，我于1883年出生在陕西汉阴厅。”汉阴，陕南小城，沈尹默和他的兄弟沈士远、沈兼士，以及三个姐妹，均在此地出生。陕南崇文尚诗，前贤诗文在民间流传。汉阴为“安康首邑”，编于上世纪４０年代的《汉阴县志》，仅“艺文志”就有几十卷。沈尹默父亲沈祖颐在此游宦，闲暇时吟诗写字，颇为陶醉。沈尹默耳濡目染，自然对文学、书法产生兴趣。他喜爱叶蔗田所刻《耕霞馆帖》，对欧阳询楷书用功尤勤，渐渐，腕下感觉被外人注目。沈尹默的孙子沈长庆如此描绘汉阴对祖父的影响：“汉阴乃至陕南南北交融的文化氛围，加之家学渊源带给他的传统文化和江浙文化基因，深深地影响着沈尹默兼容并包之文化精神的形成。这种文化精神不仅在沈尹默先生的书法与文学创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在他的教育思想和人生价值取向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1905年，沈尹默自费去日本学习，次年回国。他在陕西住了一年，旋往老家吴兴，然后，在杭州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191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北京大学聘去教课。关于他去北京大学的机缘，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一文中讲道：“何燏时、胡仁源为什么要请我到北大去呢？当时，太炎先生负重名，他的门生都已陆续从日本回国，由于我弟兼士是太炎门生，何、胡等以此推论我必然也是太炎门下。其实，我在日本九个月即回国，未从太炎先生受业，但何、胡并未明言此一道理，我当时也就无法否定，只好硬着头皮，挂了太炎先生门生的招牌到北京去了。”

到了北京的沈尹默，迎来了自己人生的春天。他在北京大学教书，写文章，参加“新文化运动”，声誉日隆。他与兄弟沈士远、沈兼士颉颃前行，成为北京学术界、文化界有名的“汉阴三沈”。

民国期间，沈尹默诗人、书法家的形象逐渐清晰、高大起来。鲁迅与郑振铎编辑出版的《北平笺谱》，书名便请沈尹默题写。1921年，蒋介石母亲逝世，胡汉民撰写墓志铭，沈尹默书丹。鲁迅的日记，屡屡记载他与沈尹默研讨碑帖的经过。由此不难看出，沈尹默淡出诗坛、活跃书坛了。1949年以后，沈尹默的形象更为单一，除了统战对象的政治标签，便是著名书法家。

的确，1949年以后的沈尹默，书法家的“职位”似乎更适合他。他是老北大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他沉默寡言，不对公共事务发言，因此，在文化人和艺术家频遭劫难的时代里，他有惊无险，安然无恙。他与外部社会对话的媒介就是书法。书法，意识形态色彩淡薄，抄写时髦语词，可以体现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上海的沈尹默，写字、教学，呼吁政府重视书法，深得读书人钦佩。基于此，人们渐渐淡忘了写《月夜》的诗人、《新青年》的编辑、一度担任过北平大学校长、弹劾孔祥熙与宋子文的沈尹默，却在他的笔墨之间，牢牢记住了书法家沈尹默。这是他的幸运，还是他的不幸？答案不会很明确。

作为书法家的沈尹默当然名副其实。1949年，沈尹默68岁了。在上海，他感受到书法命运的变化，因此，在《书法的今天与明天》一文中写到：“书法本来不仅仅是用在屏条、对联、册页、扇面上的，就是广告商标、牌、肆招、标语、题签、题画之类，也需要有美丽的书法，有一定的宣传作用。我历年来为书籍图片出版社以及日用商品店、出口物质公司等处题了不少字，前年天津中国制药厂，要我替他们写二十多种膏丹丸散名称的包装纸，据说以此来包药，与销路也有关系，这也是社会上需要书法的一个绝好的事例。”应该说，沈尹默的这篇文章颇值得深思，它是中国当代书法史一篇重要的文献，透露出那个特殊年代书法家的处境和书法的功能。为了社会需要，沈尹默可以写二十多种膏丹丸散名称的包装纸，但，这不是沈尹默书法创作的代表作，只是艺术为经济服务的行为而已。

沈尹默的书法，或者说人们心目中的沈尹默书法，还是蕴偕有致、情文相生的“二王”书风的行草书作品。1933年，沈尹默曾在上海举办过书法个展，一百余幅作品，根植魏晋，胎息“二王”，笔法灵动、谨严，氤氲浓郁的书卷气令书坛耳目一新。沈尹默的书法个展也是值得现当代书法史高度关注的，它是书法“帖”学的新崛起，是对扬碑抑帖理念的质疑。晚年的沈尹默，依然情系魏晋，不离“二王”，切中书法艺术肯綮的行草书，代表了那个年代中国书法创作的最高水平。

勤奋创作的沈尹默，不忘书法教育。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沈尹默应上海青年宫之邀，开班授课。任政、胡问遂、吴建贤等人，就是第一批学生。同时，他借助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触，不断强调书法教育的重要性，为此，他致函毛泽东，又与陈毅面谈，请高层领导重视当代书法教育。1959年，陈毅委托上海市人民政府通知沈尹默，他的意见已向毛泽东汇报，中央同意在上海成立书法篆刻研究会。

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的成立，是沈尹默对中国书法的重要贡献。此后，上海开始出版、发行传统碑帖，书法媒体相继创刊，全国性书法展览陆续举办，燃起了复兴中国书法的第一把火。

沈尹默与龙榆生的手札（见附图）即写于这个阶段，书法典雅，不离“二王”书风左右，文辞简约，易见诗人性情。谈诗论艺，家长里短，浓缩了沈尹默晚年的书法生活，很具体，很有个性，当然，也很有神采。

沈尹默《嘱题湖帆画幅札》

沈尹默《未及一一作答札》

沈尹默《南京工学院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