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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来敢于撄龙颔、捋虎须，犯颜直谏之臣，并不多见。因此被杖毙、惨杀，沉冤狱底的，屈指可数。反而明哲保身者屡见不鲜，落井下石者大有人在。洪武九年（1376），有平遥县训导叶伯巨，因星变奉诏直言三事，其一谓分封太侈，易为僭乱。似预知“靖难之变”而言之，竟犯上忌讳，屈死狱中，时年二十四。可悲，可叹！如果叶伯巨的谏言和策略被采纳，明朝的历史就要改写了。众所周知，建文帝时，由诸王削籓问题，爆发了“靖难之变”。正如叶伯巨先见之明，被不幸言中。因此，现在能够看到永乐年间纂修的《太祖洪武实录》中有关叶伯巨预见诸王篡位的相关史实全部被删除。虽然历史一般都是由胜利者撰写的，但是事实真相的亲历者会知道，后人也会铭记于心。诸如明朝名臣方孝儒、周敬心、陈可久、李堂以及《明史》均为叶伯巨立传，平遥县奉祀叶伯巨于名臣祠。《宁波日报》曾报道：为缅怀正直无私，敢犯颜死谏的宁海乡贤，弘扬宁海硬骨头精神，宁海县邮局于2008年12月27日发行叶伯巨诞生655周年纪念封一枚，并启用肖像纪念邮戳一枚。
一、叶伯巨简介叶伯巨（1353-1376），字居升，台州宁海县东苍乡西涧村（今属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胡陈乡永和村下宅）人，是宋右丞相叶梦鼎族玄孙。好读书，善说礼，通经术，以性格耿直闻名于乡党。洪武八年（1375），以国子生分教山西平遥县训导。洪武九年（1376）闰九月九日，钦天监奏报：“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诏求直言切谏，许言朕过。叶伯巨上奏“万言书”说：“今天下事，太过有三：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并引经据典，详述相应对策，言颇切直，犯上忌讳，瘐死于狱。福王时，追赠叶伯巨为御史，谥忠愍。
二、叶伯巨家族世系
三、叶伯巨传史书和文集收录的《叶伯巨传》，见于（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之一百十三《叶伯巨、郑士利传》、（明）何乔远《名山藏》臣林记《叶伯巨传》、（明）李堂《堇山文集》卷十三《读叶居升传》、《明史》列传第二十七《叶伯巨传》和宁海县东仓《宁海叶氏宗谱》等。
四、叶伯巨奉诏陈言疏据[民国]宁海县东仓《宁海叶氏宗谱》收录的《伯巨公万言策》，内容最为详备，其次见于（明）黄训《名臣经济录》卷一《上高皇帝封事（叶居升）》、（清）乾隆四十六年奉敕编《御选明臣奏议》卷一《应求直言诏上书（叶伯巨）》、（明）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卷八《叶居升奏疏》和（清）康熙四十六年《平遥县志》卷七《奉诏陈言疏（叶居升）》等史志，内容均有所删改，大同小异。宗谱收录的《万言策》提到叶伯巨为平遥县“教谕”，上奏疏时间署为“大明洪武九年八月十一日”，与史志记载的职衔和《诏求直言》发布时间（洪武九年润九月庚寅）有所出入，也许是后人抄录有误，现全文抄录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伯巨公万言策摘录自[民国]宁海县东仓《宁海叶氏宗谱》国子学生员分教山西汾州平遥县教谕，臣叶居升诚愚诚昧，死罪谨言。臣幸备生员，首蒙宠赐，令教书山西。伏自开学以来，罄竭所闻，训诲民间子弟，诚恐未见成效。身居草野，无以上报圣朝养育之恩。私窃自念，近者钦读圣诏，有曰：“钦天监奏报，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于是静居自省，此古今乾道变化，殃及于人君。寻思至此，徬徨无所措手足，惟下诏告，许言朕过。”四海闻知，欢呼雷动，此大禹、成汤罪己之道复见于今矣。孔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是过者，圣人所必有知。有过乐闻而改之，此圣人所以益圣也。今天下士，苟有见闻者，莫不竭其心思智虑，以应诏书之求。况臣愚蒙久荷养育陶成，以至今日敢不披露腹心以闻，惟圣主详察之。臣历观汉、晋、唐、宋之世，凡皆有灾异之变，始因刑政失宜，贤愚倒置，遂至纪纲不振；或政逮于权臣，或势移于方镇；患不生于女乐，祸则困于夷狄；上下偷安苟延岁月，谏书屡上曾莫知省；天变于上而不知戒，人怨于下而不知恤，天下已坏而莫救也。臣每读史至于其间，未尝不切齿，太息而已。迨元之末年，天人厌乱已极。天命真人以神圣文武之姿扫除乱略，四海英雄生致阙下，沙漠绝域，罔不臣服。宵衣旰食以图雍熙之治，凡汉、晋、唐、宋之失，今皆无有。然而天变于上，以致日月星辰失序者，或者鉴观前代之失，矫其弊而有太过者欤。贾生有言曰：“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则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则不足以明道，此明主之所以急欲闻而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言也。”臣今有刍荛之言，虽未足以明道，敢切直言之，庶尽忠臣事明主之心乎？臣闻王者之心，上应乎天，王者之动，上通乎天。审天下之治否，则求其端于天而已。天之道不外阴阳、五行、日月、星辰，其可见者也。阴阳调和，五行顺序，日月、星辰得其常，天下虽未平治，谓之治焉可也；阴阳错谬，五行逆序，日月、星辰失其常，天下虽幸无事，谓之不治焉可也。稽之天道，察之人事，而后可以审治乱之实矣。臣观当今之事太过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急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星者，卿士、大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术，姑以所闻于经传并前代之得失论之。《诗》曰：“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日食失其常，阴盛阳微，则为不善矣。今日刑于月，犹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者，则月敢抗于日，臣敢抗于君乎？窃见主上之有天下，扫除群雄，如践草芥，包罗豪杰，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将数十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则拱手听命，无敢后时，岂有抗衡者乎？《传》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则上不得兼乎下，使下不得逾乎上。盖所以强干弱枝，以遏乱源而崇治本者也。国家裂土分茅，使诸王各有分地，以树藩屏，以复古制。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然而秦、晋、燕、齐、梁、楚、吴、闽诸国，各尽其地而分之。城郭宫庙之制，广狭大小，亚于天子之都，复赐之甲兵卫士之盛。臣恐异时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其权，则必生觖望。如汉之七国，晋之诸王。或恃强争衡，甚则缘间而起，拥众入朝，防之亦无及也。此皇天眷爱国家之甚，或者先谴告以相刑之象欤。议者曰：“诸王皆天子亲子也，皆皇太子之亲骨肉也。分地虽广，制度虽侈，所谓犬牙相错，磐石相安，天下服其强耳，岂有相抗之理耶？”不知列爵维五，分土维三。今王亦爵也，汉诸王侯，不过古三公之位耳。礼莫大于定分，使王侯之国与京畿同，则为列国矣。尚何有君臣之分哉！今秦、晋、燕、齐、梁、楚、吴、闽诸国，皆连城数十而复优之以制，假之以兵。议者何不摭汉、晋之史而观之乎？汉孝景皇帝，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同祖兄弟也。当时一削其地，遂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之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构兵，以危王室，遂成五胡纷扰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此臣之所谓大过者欤。昔贾谊劝汉文帝早分诸国之地，空以待诸王之子孙。谓力小则易使之以义，国小则无邪心。向使文帝果从谊所言，则必无七国之祸。臣愿及诸王未之国之先节其都邑，减其兵卫，限其封疆，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后有德行才智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屏藩，可以与国同休戚，世世无穷矣。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以消天变，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观历代开国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缓刑结民心，专事刑罚结民怨。国祚之长短，悉由于此。三代、秦、汉、晋、隋、唐、宋享国之数，具在方策，昭然可睹，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此可见生生之心，乃圣人守位之道。禁民为非之义，禁在先，而刑在后。不得已而用刑，未尝专用刑罚也。古者断死刑，天子为之彻乐彻膳，而寓惨怛之意于其间。诚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以教养之，欲其并生于天地间，不率教者杂处其间，不得不刑之耳。其仁爱之及于民，浃肌肤而沦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圣子神孙享国久远，或七八百年，或三四百年。今议者曰：“宋、元中叶以后，专事姑息，赏罚不彰，纪纲不振，以致亡灭。”如履行小仁而灭大义，虽有其位不能守也。主上痛惩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权变之法，使人知惧莫测其端也。臣闻开基之主垂范百世，一有举动，必合准绳，使子孙有所待循。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欤。夫刑罚贵乎得中，过与不及，皆非天讨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强暴相陵，则国非其国矣。刑罚紊苛而用意峻急，则民无所措手足矣。姑以当今刑罚言之，笞、杖、徒、流、大辟，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一出大公正至可见。用刑之制，多出自圣裁。治狱之吏，趋承旨意，深刻者多功，平允者获罪，或竞以赃罚多寡为殿最。欲求治狱平允者，岂易得哉！近者杂犯死罪，免死充军，其余以次徒流如律。又删定旧律诸条，减宥有差，全活者众，而人主好生之德，譪然播乎宇内矣。然未闻有戒治狱贵徒平允之条是以内外法司之治狱者，犹循旧弊。虽有宽宥之名，而未见宽宥之实。所谓实者，诚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轻之意，而后好生之德，必有三杀三宥之意，而有囹圄空空之效，此非可以浅浅致也。唐太宗谓侍臣曰：“鬻棺之家，望世之疫。非欲害人，欲利于售耳。”今法司治一狱必求深刻以成其巧，非欲害人欲法之严，以求声名耳。夫太宗矫隋之暴，务从宽宥，故患及此。况今立法严密以矫宽，纵能无是失乎？何以明其然也。古之为仕者，以登仕版为荣，以罢职不叙为辱。今之为仕者，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禄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遗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师，除官多以貌选。故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所谓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率是为常，不少顾惜，此岂陛下所乐为哉！诚欲人惧而不敢犯也，窃见数年来，诛戮亦不少矣，而犯者日月相踵，岂小民不惧于法哉。谅由激浊扬清不明，善恶贤愚无别，议贤议能之法既废，以致人不自励，而为善者怠矣。宋程颐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则小人多化为君子，而君子多；天下乱，则君子化为小人，而小人多。”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于此，廉如夷齐，智如良平，一或不谨致罹于法。上之人将录其所长，弃其所短而用之乎？抑舍其所长，摘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若舍短取长，则中庸之才可成廉智，而为有用之君子。苟舍长摘短，则人必指其人而言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宽贷，吾曹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当未仕之时，则修身畏惧动遵律法。一人于官，则以禁网严密，朝不谋夕，遂弃其廉耻，或反掊克，以备屯田工役之资，岂非用刑太繁乎？汉世尝闻徙大族于茂陵矣。未闻实以罪人也。今凤阳龙兴之地，皇陵所在，而徒罪人居之，朝夕闻怨嗟愁苦之声，非所以恭承宗庙意也。近今就中愿入军籍者，听之免罪，复官者有之，而犹闻有拘其余丁家小夫屯。夫有罪之人既赦而任之以政，余丁家小复何罪哉。至强敌压垒，势必扬精鼓锐，奋三军之气，攻之必克，擒之必获可也。今贼人伪四大王穷窜山谷，如狐如鼠，无窟可追，以计获之，庶或可得。而乃劳重兵以讨之，彼既惊骇溃散，逃之深林绝壑，人迹不能追踪之地。故与之战，败而奔，则彼就熟路轻行。与之较胜负，则彼任必死之气。三军虽众，孰肯舍死而争锋哉。今捕之连年，既无成功，而乃归咎于附户籍之细民，竟迁徙之。骚动数千里之地，鸡犬不得宁息。况兹新附之民，因兵流移他所，朝廷许其复业而来归者，既皆附籍矣。乃取其数而尽迁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夫有户口而后田野辟、赋税增。今守令年增户口，正谓此也。近者纳税粮之家，虽蒙特旨分释还家，而其心有不自安。户口虽蒙怜恤，见留开封听候。今军土散满村落，居民不知所为。讹言惊动，况太原诸郡，外界边鄙，民心如此摇惑甚非安边之计也。臣恐自兹以后，郡邑户口不复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动而难安。今之小民以为新籍报在官，乃被迁徙。不报在官，反易逃匿。若必迁徙宁一概而迁徙之，奚我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谓太过而足以召灾异者，未见有可以结民心而绵国祚者也。晋郭璞有言曰：“阴阳错缪，皆繁刑所致。”臣愿朝廷自今存大体，赦小过，明诏天下，修举八议之法，严禁深刻之吏。断狱平允者，超迁之，苛刻聚敛者，罢黜之。罢凤阳屯田之制，家小在屯者，听其耕种以增户口。迁民现留开封者，悉放复业以便当差。如此则主上隆好生之德，以树国祚长久之福，而屯田自安，天变自消矣。昔周文武至于成康，而后教化大行；汉自高帝至于文景，而后号称富庶。致治之道，固不可骤也。今国家纪元九年于兹，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纪纲纪大正，法令修明，亦可谓安矣。而上切切以民俗浇漓，人不知惧，法出而弊生，令下而诈起，故或朝诛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进，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寻改，已赦而复收。天下臣民莫之适从，甚不称陛下求治之心也。臣谓天下之未治犹坚冰未泮也，非太阳一日之光所能消之也。阳发春和，土脉微动，和风扇之，然后融释。圣人之治天下，亦犹是也。刑以威之，礼以导之，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而后其化熙洽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非空言也。今天下民俗虽漓，而好善恶恶之心，未尝泯也。因其好善恶恶之心以正风俗，则求治之道在是矣。夫治求之道，在正风俗。惟守令知所务，风宪知所重，朝廷知所尚。以簿书、期会、狱讼、钱谷之不报为可恕，而以世俗之败坏为不可不问，而后风俗既正，天下有不正者乎？古之郡守、县令，乃为民之师帅，以上率下，导民为善，化淳俗美。至于正赋、期会、狱讼、簿书，固其职也。今之守令，以钱谷、簿书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乃视为虚文，置之不问，将何以教养黎民哉。以农桑言之，方春时州县下一文帖，里甲回申文状而已，守令未尝亲身点视旱潦之备具也。以学校言之，廪膳生员，国家资之以取人才之地。今各处师坐有缺员者，纵使具员，守令亦鲜有礼义之实，作其成器。朝廷切切以社学为教民之急务，故屡行取勘师生姓名，所谓习课业，如是之详。今之社学，惟于市镇城郭，或但置立门牌，远村僻处，则仅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尝以教养为己任，不过徒具文案以备照刷而已。及至宪司分部案临，亦但循习故，常依纸上照刷，亦未尝差一人巡行点视。兴废之实，上下视为虚文。如是小人民不知孝、悌、忠、信为何物，斗争之俗成，奸诈之风炽，而礼义廉耻扫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务之失也。风纪之司以代朝廷访察善恶，条举纲目，拯救万民，至于听讼其余事耳。今乃以狱讼为要务，专以获赃多者为称职，治狱平恕者为阘茸不称职，虽有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视为虚文而不暇举，若是谓察恶亦近之也。所谓化民善俗者，安在哉。但知去一赃吏，断一疑狱为功，而不知劝民成俗，使民去恶迁善，实为政之大者，此则风宪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亲民之官，风宪亲临守令之官，未知所务在此，所以若求善治而卒不能也。《王制》论乡之秀士升于太学，曰俊士。太学又论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多材，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其论之详如此，固为国得人为成周最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员考于吏部，升于太学，使练众职，任之以事，可见一代选士之盛，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员升于太学，或未数月，遽选入官，委之以郡者，间亦有之。臣恐此辈未谙国家机务，未悉今古经献，不能宣布德化，上乖国政，下困黎民。虽曰国家养育日久，然世间奇才，自古罕有如邓禹、耿弇，世不多见。虽贾谊之才，汉帝尚以为年少难委之政。开国以来，选举秀士不为不多，所任名位不为不重，自今数之，贤者能有几人？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岂不深可痛惜哉！凡此皆臣所谓求治太速者也。昔者宋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始，以礼义教其民，故当盛时，闾阎里巷皆有忠厚之风，至于耻言人之过失。迨至末年，捍城之将，力屈计穷，视死如归，忠臣义士，死事者，不可胜数。虽妇人女子，亦羞被污辱，此皆教化之效也。元之立国，其法固不正矣。犯义礼之分，袭蒙古之风，官吏失德，贿赂公行，顽懦无耻，礼义廉耻之坏，自古未有。故其末年，城叛将降，望风归附者，不可胜纪。虽耆年硕望甘心屈辱，大将北征以来为之死事者，有几人乎？此礼义廉耻不振之弊也。今其余风流俗相沿未革，深可虑也。臣谓国家求治之速，莫若敦礼义，尚廉耻。守令则贵先礼让，慎征赋，而以农桑、学校为急务。风宪则贵先教化、审法律，以平狱缓刑为最切。求治之道，庶几得矣。郡邑生员升于太学，须令在学肄业三年，精通一经，兼习一艺，然后入选。或宿卫，或馆试事，以观其才能器识而后任之以政，则学养深醇，经猷素裕，庶有成功，而无隳事。且使知禄位皆天之禄位，而可以塞觊觎之心矣。夫分封有制，则本支百世矣。刑法既清，则刑期无刑矣。崇礼义，尚廉耻，而后风移俗易矣。于是主上端拱穆清，待以岁月，则阴阳调，风雨顺，诸福嘉祥，莫不毕至，尚何虑天变之不消也哉！臣草茅微贱，庙堂之议，辄敢陈说，如此蝼蚁之命，诚当雷霆之威，朝廷苟询刍荛之言而怜其愚衷言之，可采者则举其一二，不可采者则置之不问，将见天下嘉言日进于上矣。此臣之愿也，干犯天威，罪在不赦。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大明洪武九年八月十一日上山西汾州平遥县教谕臣叶居升百拜具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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