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眸 | 汉阴：“五四”时期的沈氏三贤

沈史真

五四运动100周年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是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100周年，回顾新文化运动中的引领先驱——”三沈“昆仲，我们仿佛走进了一百年前那个激荡青春的岁月！

五四“干将”——沈士远

1917年，沈士远先生被聘至北京大学任教，故而从浙高来到了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北京。这时的北京大学，正是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之后。在蔡元培“兼容并包”办学思想的感召下，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相继聚集北大，形成了新思想活动的场所，北大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这时，陈独秀创办的期刊《新青年》从上海迁至北京大学出刊；北大新权利机构——校评议会正式成立，沈士远先生亦进入评议会；陈独秀和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也于1918年在北大创办；1918年，毛泽东也从湖南来到北大旁听，后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这时的沈士远先生，既是新文化运动的接受者，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宣传者和捍卫者。

“五四”胜利后北大欢迎被释放的师生

五四运动爆发前后，北京各校学生和教职员也各自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组织。北大成立了教职员会，并发起组织了北京中等以上教职员会联合会，开始推康宝忠做主席，马叙伦做书记。后因康病逝，马叙伦改任主席，沈士远任书记，直接参与组织了这次伟大的爱国运动。《李大钊文集（下）》中，有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后，为保释北大学生陈德荣，请时任北大庶务部主任沈士远拟稿的信函：“士远先生：陈德荣君事，弟探询之结果不得要领，我想由校出一保呈亦无何妨。他们盼望很切，乞即属文牍处拟稿如何？弟李大钊”。之后，沈士远先生为保护、营救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学生，挽留因不满北洋政府逮捕学生而辞职的蔡元培校长和保护北大不被迁校解体等做了大量工作。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沈尹默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沈尹默向蔡元培校长力荐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随后《新青年》被移至北京编辑出版。《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并规定七个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

蔡元培先生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谈到：“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从此北大成为我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五四”时期，“三沈”与好友合影 新文化运动以新诗开其端，而新诗的第一次出现是在《新青年》四卷第一期上，作者有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三人。当时的白话诗作者尚有李大钊、沈兼士、周作人、陈衡哲、陈独秀和鲁迅等，对新文化运动影响很大。 尹默先生为《新青年》写的新诗有《月夜》、《三弦》、《人力车夫》等18首，他创作的《月夜》被称为我国新诗史上第一首散文诗，与尹默并称我国新诗开拓者的胡适，对尹默的新诗备极推崇。胡适在驳斥一些人把新诗视为洪水猛兽、贬得一无是处时，就列举尹默的新诗《月夜》说：“几百年来哪有这样的好诗！”并指出沈诗多从古乐府、旧词、曲里脱胎出来，在音韵、结构、意境、用字等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三弦》是尹默先生新诗的代表作，曾被收入中学的国文课本。

五四运动中，为营救被拘警署的学生，赴杭州吁请辞职的蔡元培先生返校主政，商议陈独秀“五四”后在北大的去留，组织开评议会以抵制将北大迁往上海避免北大分裂和解散等等，先生均竭力奔走，尽了力所能及的维护责任。罗家伦回忆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时说过：“沈尹默也是《新青年》一个编辑……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后来在与朋友们谈到“五四”时，有人归功于沈先生的措施得宜。然而沈先生并不自认为是队伍中的一个战士，不过是一名卫士或者是后勤事务长而已，这自然是先生的谦词。

革故鼎新的国学大师——沈兼士

沈兼士1887年7月31日在汉阴出生。家学渊源使其自幼即受良好的国学熏陶，陕南的青山秀水和温馨融洽的手足情谊伴随其度过了美好的青少年时光。1905年，沈兼士与胞兄沈尹默自费赴目本留学。他师从章太炎学习文字、音韵，并加入同盟会，毕业于日本东京物理专科学校。1911年归国后次年至北京，与次兄尹默、长兄士远先后同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国文教授，皆俱盛名，时称“三沈”。

据《北京大学史料》、《北京辅仁大学校史》和《辞海》等记载，沈兼士从1912年起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国文教授，为中国新诗开拓者之一。1921年被蔡元培校长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后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1927年参与创办辅仁大学，曾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代理校长、文科究所主任兼国文系教授等职。已故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师周祖漠教授是沈兼士先生的受业弟子，曾在沈兼士先生诞辰百年后撰文回忆：“先生身材既高，风神潇洒。从1912年起就在北京各大学授课，他不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学术有深刻的理解，而且思想开阔，对西方的科学文化的发展也非常重视。在学术上他不是一位抱残守缺的学者，而是博识古今中外的通人。” 作为中国近现代语言文字学大师，沈兼士“不仅有高人一筹的治学方法和才能，在学术上又有开风气之先的魄力”(葛信益评语)。“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当“废除汉字”的呼声震耳欲聋时，他仍清醒而科学地、系统地、深入地沉潜于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在训诂、文字、音韵和文献档案学等领域独有所识，建树颇丰。他倡导并坚持运用形音义三者来研究语言文字学，是许慎之后1800年来“第一个从文字发展的角度来研究汉字而提出新见解的学者”(刘又辛《沈兼士先生文字训诂研究述评》)。在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期间，他作了多方面的学术发展计划。如，成立编辑室，成立清内阁大库档案会，成立考古学研究室以及风俗调查会，成立歌谣研究会，并且注意到国内各地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工作。所作所为，不仅开风气之先，而且终成蔚为大观之学术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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