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姓氏的民族性与可变性

支派考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携手创造出了中国的灿烂文明。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由此，中国的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总是带有多民族性的特点，当然中国古代的姓氏也体现了这一特点。

首先，是各民族的姓氏有自己的特点。比如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姓氏上的最大不同是汉民族的姓氏单姓较多，而少数民族的姓氏复姓较多，而且复姓的产生大多是音译而来。如耶律、拓拔、呼延等姓氏。又如，少数民族的姓氏很多是取自父祖辈的名字，用长辈的名字当作自己的姓氏。满族、维吾尔族都是属于这种情况。

其次，姓氏的民族性特征促进了姓氏的融合。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各方面的相互融合。在姓氏方面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姓氏的汉化和汉民族姓氏的少数民族化。前者主要是汉民族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而向少数民族赐姓，使之称臣，促使其汉化。后一种情况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政权后给汉民族大臣赐予少数民族的姓氏或名。比如张拔都率众归附成吉思汗后，西征有功，被赐蒙古名“拔都”，这就是汉姓加蒙古名的混合姓氏。

再者，中国姓氏的民族姓还体现在与西方的姓氏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西方的名字是排列顺序是名在前、姓在后，如英、美、法等一些国家。并且他们的姓名通常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本人的名字，中间一部分是家庭成员中关系密切的长者的名字，第三部分是姓。如约翰·斯图尔特·史密斯，即为姓史密斯，名约翰。此外，俄罗斯和阿拉伯一些国家中间的部分是父亲或者祖父的名字。日本人的名字排列与我国相同，但是他们的两字姓较多，而且名字书写时是汉字，但是读音却与汉字发音不同。



中国姓氏除了具有民族性以外，姓氏还具有可变性。在古代，一个人的姓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某些特殊的时刻是可以改变的，并且变姓改氏的情况也是复杂多样的。

第一种情况：出国变氏。《通志·氏族略》云：“诸侯之子，在其国称公子，在他国则称国。如商鞅在本国以爵系为氏，叫“公孙鞅”，出国后，在国外以国民为氏，所以就叫“卫鞅”，之后进入秦国帮助秦孝公变法，又因为立功而在商地赏赐十五邑，以邑为氏，故称“商鞅”。

第二种情况：帝王赐姓。赐姓有时是一种褒奖和荣耀，只有立功之人才能得到恩赐，但有时赐姓是一种羞辱和惩罚。如，汉高祖时期，娄敬因建言献策有功而被刘邦封为关内侯并赐皇姓“刘”，此是一种嘉奖。又如，武则天称帝后将中宗皇后王氏改姓为“蟒”，是一种贬谪。

第三种情况：避讳改姓。如《汉书》为避汉明帝刘庄的讳，将《庄子》改为《严子》，又将“老庄之术”改为“老严之术”，如果不明白避讳，就很难理解此处的“老严”是老子和庄子。

第四种情况：避祸改姓。古代的刑罚制度非常的严厉，尤其是“连坐”的刑罚，通常是严重者就是灭九族，让人生畏。明代的大臣方孝孺，在明成祖入京后，他因为拒绝为燕王起草登极诏书而被杀，并且灭十族，有幸逃脱的同族人则改姓为“施”，意为“方人也”。

总之，姓氏作为古代社会生活中一种代表血缘关系和区别宗族的标志之一，其影响会随着人类生命的延续而世世代代地传递下去。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在人类社会中所留下的印记不会随着历史岁月的更替而消失褪去，而是在社会变迁中不断发展变化，姓氏的发展深刻地体现了中国文化传承的强大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