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定成：(公元1882～年)，字梅九；山西安邑人(今山西运城)。著名民主革命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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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定成：(公元1882～年)，字梅九；山西安邑人(今山西运城)。著名民主革命先驱。

辛亥革命主将，1905年加入同盟会，山西同盟会发起人，1910年在北京创办《国风日报》任主编，孙中山称他一支笔可抵十万大军，《讨袁檄文》就是他写的。

景定成的祖父是前清秀才。父亲景丹祺，爱好广泛，长于天文、算学、宋理学以及地理。考中秀才后，他在安邑、阎井、猗氏等地教书。景定成三岁起就随叔祖学识字，到四岁时已认识四五千汉字；六岁时随叔祖学习《三字经》和《诗经》，十二岁时与父亲同年考中秀才。

对于他的早慧及学业成就，故乡人一直津津乐道。至今，河东大地还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景家住在安邑城北街，紧邻一座池泊（塘）。不远处，巍巍然竖立着一尊十三级唐塔和一座牌坊。人们说，池泊是一个硕大的砚池，高耸入云的唐塔是一管巨笔，雕梁飞檐的牌坊则是笔架。这里地杰人灵，文人墨客层出不穷，出大才子。景定成就是禹都圣地出的大才子。尽管老百姓的传说中不乏封建的宿命论观点，但也饱含故乡人民对景定成一代学人宗师的肯定。

在省城太原令德堂和晋阳书院求学期间，景定成目睹清封建王朝政治腐败，百姓遭殃的现实，内忧外患使他产生了忧国忧民的思想。1903年春，山西大学堂保送景定成等四名同学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当年冬天，他随“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36人赴日本留学。”到东京后，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理化科学习，并被推举为留学生山西同乡会会长。在海外，他深感国耻身辱，开始倾向革命。1905年前后，他参加了孙中山成立的中国同盟会。他与其他山西留学生联合其他各省学友，把争矿斗争推向高潮，与清廷的卖国行径做斗争，直至斗争完全取得胜利。

景定成较早地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义无返顾地为之奋斗终生。当他读了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等书后，朴素的反清意识得到升华。他与秋瑾等人一起创办《白话报》，与留日学生王用宾等晋省学生一起创办《第一晋话报》和《晋乘》。1906年冬天，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在东京制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景定成参与了制定活动。1910年，他又赴东京，与革命同志一起商谈西北革命事宜。在与宋会谈中，他们确定了西北革命和中国革命方略。

1907年，景定成完成学业回国。回国后，他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他介绍好友李歧山、郭朗清、邵修文等加入同盟会；他写出《忠群论》等论文和小说，批判封建专制的统治，宣传自由平等思想；1911年，他利用同盟会会员程家柽的关系，创办了《国风日报》，在北方宣传革命。《国风日报》曾多次被查封，他五次殚精竭虑重振“国风”。时人称赞说：“北京《国风日报》与东京的《民报》，均可抵十万大军。”广州起义后，他在《国风日报》大力宣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迹。武昌起义后，他又大力宣传介绍武昌起义，鼓吹革命。辛亥革命前夕，景定成返回太原，积极参与山西新军起义的宣传策划工作，并为起义军秘密筹集经费。1912年山西新军起义成功，他出任山西都督府稽查局局长，为革命同志及其家属做了大量的善后和安抚工作，包括妥善安葬了在组织燕赵联军时被杀害的吴禄贞烈士，并安抚了其家属。

景定成在太原办了《山西民报》，利用报纸反对封建思想，积极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权等思想。与黄兴等人一起创办《汉帜》等报刊。他参加山西新军起义，他返回太原，向革命同志南桂馨、阎锡山等介绍南方革命形势，以及黄花岗起义经过。在篡夺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阎锡山手握兵权，残酷镇压迫害昔日的革命同志。并屡次通缉要捉拿景。对于阎锡山的背信弃义和倒行逆施，景定成一直嗤之以鼻。至今在山西、陕西等地还流传着他与阎锡山斗争的故事。看到阎锡山悬赏万元捉拿他的通缉令后，他在报纸上登载自拟的“悬赏一个铜板通缉阎锡山”的命令。他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袁世凯登基的那天，他所办的《国风日报》出刊一天无字的白报以示抗议。《国风日报》遂被查封，他在西安被捕，被关押在北京的监狱。袁世凯死后，他方获释。此后又反对张勋复辟，抵制和揭露曹锟贿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又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而受追捕。

1936年“西安事变”后，周恩来来到西安，专门来到景定成家与他会晤，向他阐述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鼓励他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要为抗日救国发挥积极作用。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了不少有益工作。1938年，他参加了西安各界友人欢迎朱德、林伯渠、彭德怀等领导人的聚会，并即席赋诗歌颂朱德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他也曾与贺龙、郭沫若会面，并互有诗词唱和。他还亲笔致书毛泽东。“七七”事变后，景定成与友人一起，收集和购买了一大批进步书籍，把书送到革命根据地。接到这批书后，毛泽东指示西安的地下党组织，每月至少要同景定成等党外人士见一次面。抗战期间，他一直与地下党组织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保持友好联系，并介绍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景定成以他对辛亥革命的卓越贡献，以他出众的才华和执着追求进步的精神，在西北、华北各界享有盛誉，被公认为志士仁人和开明绅士的“八大家”之一。他对进步事业所做的贡献，受到毛泽东的赞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必武、林伯渠、李济深曾联名电邀他赴京共商国是，他因病未能成行。

“时势造英雄”，富有传奇色彩的景定成，是在清末民初反帝、反封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位热血男儿。他不仅自己终身为理想奋斗，而且影响和带动了他的朋友和家人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在西安教书时，他薪水不低，每月大洋一百元。但生活困窘、常需友人接济。他乐于接交朋友，每月光馒头就要买两千斤，朋友们送他“穷孟尝君”之称。他广泛结交国内外志同道合的朋友：山西的辛亥革命志士李歧山、续西峰、郭朗清等；湖南女侠秋瑾和革命党人杨笃生、仇亮；陕西的井勿幕和马开崧等；云南的李烈钧；日本进步人士宫崎寅户藏和辛德秋水；越南朋友阮鼎南等等。他们时常一起讨论切磋时政理论，互相启迪、互相鼓励。

1909年，景定成接老父亲到西安“救世堂”医院治病。闲暇时，他给老父亲讲革命形势和前途，说：“愿父牺牲一子，以为社会，留仲子养老，如何？”父亲朗声回答道：“……若论牺牲，全家何妨？”由于这份理解，在他留学期间和为革命奔走中，父亲总尽力从经济上支持他。在他的原配去世后，他与解州才女阎玉青结婚。阎在西安加入同盟会，是山西同盟会唯一的女会员。她跟着景定成为革命四处奔走，在家乡办女学，宣传妇女解放理论。景的妻弟阎虎臣追随他，参加过辛亥革命。他唯一的弟弟静成，不但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而且尽力支持兄长的革命活动。定成的儿子崇文很早就参加革命，曾任第一集团军六军中校参谋、第三混成旅骑兵团长等职；侄子崇道入太原学兵团，毕业后任陕西国民军暂编一师骑兵团连长、营长等职；养子崇友曾在黄埔军校任拳术教练，后随他到各地进行革命活动。嫡孙克宁1942年大学毕业，继承爷爷的事业，他也进入西安新闻界工作。在准备去延安参加革命之际，因事情泄露他被国民党逮捕。被营救出狱后，克宁担任《西京平报》记者，因揭露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劣迹，被逐出报社。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同德医学院和诚孚纺织专科学校任政治教授。他一生屡遭磨难，党的拨乱反正政策使他焕发了青春活力，他重返教育战线并努力工作着。

景定成一生多才多艺，通晓日、英、世界语等多种语言，在数学、理化、书法、语言学、文艺理论等领域都有一定的造诣。他文思敏捷才华横溢，一生从事舆论宣传工作，创办报刊成绩卓著，他紧跟着时代的风云，挥动如椽巨笔写下了无数篇战斗檄文。世人称他和留学日本的另一革命志士景耀月为山西的“二景”。他是民主革命的先驱，奔走呼号于海内外，为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想，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他贡献了毕生精力。作为一代宗师学人，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不少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