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敏政：(公元1445～1499年)，字克勤；休宁人(今安徽休宁)。著名明朝大臣、政治家、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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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敏政：(公元1445～1499年)，字克勤；休宁人(今安徽休宁)。著名明朝大臣、政治家、文学家。

程敏政其程父信，举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进士，历官至南京兵部，卒后赠太子少保，谥襄毅，《明史》有传。

李贽著《续藏书》，将程信归入“经济名臣”，对其事功多有称道。而程敏政撰乃父《事状》，则说他父亲“观政之暇，遍读群经，皆成诵”，是个颇通经术的儒臣。

明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程敏政十岁，“侍父官四川。巡抚罗绮以神童荐，英宗召试，悦之，诏读书翰林院，给廪馔。”其时任学士的李贤、彭时、吕原、刘定之都做过敏政的老师，而李贤对他的影响最为深巨。

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程敏政进士及第，授编修，历左谕德，进讲东宫。明孝宗嗣位，以宫僚恩擢少詹事，兼试讲学士，直经筵。由其《青官直讲》、《经筵讲章》、《文华大训》等来看，程敏政进讲经义，深入浅出，例如他以《尚书》“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为“庶民称赞之词”，然后解释道：“‘父母’是亲之之义；‘王’，是尊之之义。庶民感戴皇极之君教导他成人，极其称赞，说天子真是恩育我民的父母，真是君长我民的帝王。若人君不能建极以化民，则是有其位无其德，庶民岂可亲之尊之？故人君不可不究心于皇极之学。”他依据这种认识，要求君主对“芃独”(庶民中最微弱的)与“高明”(有官的、最尊显的)应“一视同仁”，不可因前者“微弱”而“凌辱他”，也不可因后者“尊显”便“严惮他”。他又本孔子“富而后教”说，提出其所谓“万世帝王的师法”：“盖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故孔子以答冉有之问。然虽一时之言，其实可为万世帝王的师法。”总之，无论其直讲青宫，还是进讲经筵，程敏政都能以儒家思想格君心，力图使统治者能够掌握符合圣道的“皇极之学”。

程敏政政治上没有多少建树。他身为“名臣子，才高负文学，常俯视侪偶，颇为人所疾”，恃才自负使他仕途不顺，以至“中遭忌疾，晚罪奇祸，经济之用不能尽白于世。其所见不过是进讲经幄，及于储宫，校正《纲目》、预修《续编》之类而已。”其一生受到的最致命的一击则是所谓“鬻题”案。

据《明史》本传的记述，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程敏政和李东阳主会试。举人徐经、唐寅预作文同试题合，给事中华昶参程劾敏政“鬻题”。当时，考榜未发，帝遂诏敏政毋再阅卷，已录者则令东阳会同考官复校。结果徐、唐二人考卷均不在程敏政所取之中。李东阳据实奏报弘治帝，但言官仍不罢休，欲穷治之。程敏政、华昶、徐经、唐寅俱诏系于狱，并终以徐经“尝贽见敏政”、唐寅“尝从敏政乞文”为由而黜为吏，又以华昶“言事不实”而调南京太仆主薄，程敏政则被勒令致仕。“敏政出狱，愤恚，发痈卒。后赠礼部尚书。”

“鬻题”案震动朝野，引起人们的关注。陈弘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之二记：“己末(公元1499年)春，程敏政与李西涯(李东阳)同主考礼闱。其第三问策题，程所出，以四子造诣为问，许鲁斋一段出刘静修《退斋记》，士子多不通晓。程得一卷，甚异之，将以为魁。而京城内外盛传其人先得题意，乃程有所私，为华给事中昶等所劾，谓私徐经、唐寅等。上命李公复阅，迟三日乃揭晓，言路复论列，欲穷治之。上怒，下都给事林廷玉于狱，落言官数人职，而程亦致仕以去。”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四亦记：“程敏政会闱发题，用刘静修《退斋记》为问，时罕知者。徐经、唐寅坐是得祸。记具载刘因集中。科场尚正大明白，不炫奇僻；程此问，原措大气。”

今查程敏政所出《会试策问》，其第三道题是：“问：学者于前贤之所造诣，非问之审、辨之明，则无所据以得师而归宿之地矣。试举其大者言之：有讲道于西，与程子相望而兴者，或谓其似伯夷；有载道而南，得程子相传之的者，或谓其似展季；有致力于存心养性，专师孟子，或疑其出于禅；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夫此四公，皆所谓豪杰之士，旷世而见者。其造道之地乃不一如此，后学亦徒因古人之成说，谓其尔然。真知其似伯夷、似展季、疑于禅、疑于老者，果何在耶？请极论之，以观平日之所当究心者。”

题中被称为“旷世而见”的四位“豪杰之士”，乃指张载、杨时、陆九渊和许衡。其中涉及许衡的话，即所谓“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典出元儒刘因《退斋记》。按：许衡(公元1209～1281年)字仲平，怀庆河内人(今河南沁阳)，学者称鲁斋先生。他初与窦黜相与讲习，“出入经传，泛滥释老”，后从姚枢游，获闻程朱理学，以朱熹《小学》、《大学或问》、，《四书集注》等传授生徒，提倡纲常名教。仕元，官至中书左丞。元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上书“论列阿合马专权罔上，蠹政害民”，世祖忽必烈不听，遂“谢病请解机务”，然仍受命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以理学教授蒙古子弟。后因权臣作梗，“诸生廪食或不继”，办学缺少经费，学生吃饭都成了问题，名望很高的国子祭酒也难当下去了，所以他不得不在元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辞归乡里。许衡因此发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的感叹。刘因(公元1249～1293年)对许氏自请罢中书执政而就国子之举，甚为不满，故作《退斋记》讥诮之，谓：“世有挟老子之术以往者，以一身之利害，节量天下之休戚，而终必至于误国而害民。然而特立于万物之表，而不受其责。而彼方以孔孟之时义、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之夺之，是乃以术欺世，而即以术自免。”程敏政以之为据，出题试士，意在“观平日之所当究心者”，因为他认为学者只有对“前贤之所造诣”，“问之审、辨之明”，才能“据以得师而归宿之地”，但这道题的内容，委实有些“奇僻”，博学如清儒全祖望，初读刘因《祠记》，内有语曰：“文正(许衡)得时行道，大阐文风，众人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老氏之术也！’”谢山方疑《退斋记》乃“静修讥鲁斋而作也，然未敢质言之”，及至读虞集为安敬仲《默庵集》所作序，方定刘因所指乃许衡。这就难怪当时士子对这道试题“多不通晓”，罕有知者了。程敏政据然得一能通晓题意的试卷，自然喜出望外，“甚异之，将以为魁”。不料竟因之而引发一场轩然风波，喜剧顿时成了悲剧。

这场风波就是由前述程敏政主考“鬻题”一事引发的。据说考生徐经、唐寅从程敏政处“先得题意”，且唐寅“又举第一”，人们怀疑这是一桩考试舞弊案，于是在朝廷上下传得沸沸扬扬，以至主考官程敏政、考生徐经、唐寅、言官华昶都进了监狱。

唐寅(公元1470～1523年)，字子畏，一字伯虎，号六如，吴县人(今江苏苏州)，是明朝文学家、书画家，也是后人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位以风流韵事出了名的才子。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唐寅乡试获中解元。主考官梁储看中了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学子，并将他推荐给了程敏政。据尤侗《明史拟稿》记载“主考洗马梁储还朝，携其(唐寅)文示詹事程敏政，相与叹赏，遂招寅往还门下。储奉使，寅乞敏政文以饯。”可见程敏政不仅赏识唐寅，而且他们之间已有往还。次年，唐寅同师慕其才华的江阴富家子弟徐经一道北上京师参加会试。参加本年会试的、还有唐寅的老乡都穆。穆，字元敬，颇有文名，本与唐寅友善。据说，考试完后，出榜之前，都穆听说唐寅考了第一，顿生妒嫉心，便说是徐经贿买敏政的家奴先得到了试题。《唐伯虎轶事》第二卷中说：“未揭榜前，穆饮于马侍郎(失其名)邸寓，与给谏华昶俱会。有要宦谒马，马出接之，与谈会试事。宦云：‘唐寅又第一矣！’穆从隔壁耳之。宦去，马入与穆语，喜盈于色，穆辄起嫉妒心，遂对马言：徐经尝‘通考官程敏政家奴，先期得场中试目’，并曾告知唐寅，徐、唐二人预先作文，更张扬于外。华昶亦与闻之，一日而遍传都下矣。昶遂论并连唐、徐。”

华昶据都穆所言参劾程敏政。其奏章据《明孝宗实录》第一四七卷记载：“国家求贤，以科目为重，公道所在赖此一途。今年会试，臣闻士大夫公议于朝、私议于巷，翰林学士程敏政假手文场，甘心市井。士子初场未入，而《论语》题已传诵于外；三场未入，而策之第三、四问又传诵于外。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等狂童孺子，天夺其魄，或先以此题骄于众，或先以此题问于人。此岂科目所宜有、盛世所宜容？臣待罪言职，有此风闻，原陛下特敕礼部，场中殊卷，凡经程敏政看者，许主考大学士李东阳与五经同考官重加翻阅，公为去取，俾天下士就试于京师者咸知有司之公。”

奏上，帝令礼部议处，礼部言：“昶必有所闻，故陈此奏。但恐风闻之事犹或未真，况未经开榜，不知所指实之人曾取中否？乞如所奏，行令李东阳会同五经同考官将场中朱卷凡经程敏政看中者重加翻阅，从公去取，以息物议。”帝从之。李东阳奉命会同五经同考官审查程敏政看过并拟取中的场中朱卷，结果徐经、唐寅的卷子并不在其中。东阳遂奏曰：“日者给事中华昶劾学士程敏政私漏题目于徐经、唐寅，礼部移文，臣等重加翻阅去取。其时考校已定，按弥封号籍，二卷俱不在取中正榜之数，有同考官批语可验。臣复会同五经诸同考连日再阅，定取正榜三百卷，会外帘比号拆名。今事以竣，谨具以闻，幸下礼部看详。”此案至此本应了结，但言官和某些朝中大臣仍抓住不放，提出“前后阅卷去取之间，及查二人朱卷，未曾有弊与否”等质疑，帝遂令锦衣卫将华昶及徐经、唐寅“执送镇抚司对白明白以闻，不许徇情。”

身陷囹圄的徐经、唐寅，受尽折磨，所谓“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夷泗横集。”在这种严刑拷打下，徐经被迫服诬认罪，供称程敏政尝受其金币，出卖试题。

在此期间，“尝为同考试官”，且自称“与知内帘事”的工科都给事中林廷玉出来打圆场，要求释放言官华昶和举人唐寅、徐经，将敏政罢官。他说：“历陈程敏政出题阅卷取人有可疑者六”，并说：“臣于敏政非无一日之雅，但朝廷公道所在，既知之，不敢不言。且谏官得风闻言事，昶言虽不当，不为身家计也。今所劾之官晏然如故，而身先就狱；后若有事，谁肯复言？莫若将言官、举人释而不问，敏政罢归田里。如此处之，似为包荒，但业以举行，又难中止。若曰朋比回护，颠倒是非，则圣明之世，理所必无也。”但是，给事中尚衡、监察御使王绥，则“皆请释昶而逮敏政”。于是程敏政被诏逮下狱。

程敏政无法接受对他的指控，提出“以昶所指二人皆不在中列，而复校所黜可疑十三卷亦不尽经校阅，乞召同考试官及礼部掌号籍者面证”。明弘治皇帝未允其请，只同意程敏政与徐、唐二人“午门前置对”。置对时，徐经说：“来京之时，慕敏政学问，以币求从学。间讲及三场题可出者，经因与唐寅拟作文字致扬于外。会敏政主试，所出题有尝所言及者，故人疑其买题，而昶遂指之，实未尝赂敏政。前惧拷治，故自诬服。”徐经承认因经不起拷打而自诬。所谓“鬻题”一案，自明弘治十二年农历2月丁巳由华昶参奏起，至农历6月己丑置对止，历时四个月许，终于弄清了事实真象。既然徐经“未尝赂敏政”，按理，程敏政亦无“鬻题”之事，但明弘治皇帝仍以程敏政“临财苟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为理由，勒令致仕；复以徐经、唐寅有“夤缘求进之罪”，令“黜充吏役”；至于华昶，虽以“言事不察实”，而其下场要好得多，只降职了事：调离北京，任南京太仆寺主簿。

此案中，唯有始作俑者都穆获益，据说，“是岁凡取前列者，皆褫名，都(穆)以名在后，反得隽。”不过高中进士的都穆，后虽历官至太仆少卿，但终“以陷寅，为世所薄。”

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农历6月，刚出狱四天的程敏政，即以痈毒不治而卒。《孝宗实录》第一五一卷录载“程敏政病卒”后评说：程敏政在仕途上有“急于进取之心”，“但言官劾其主考任私之事，实未尝有。”后来沈德潜详考《孝宗实录》，指出华昶乃诬参，程敏政、徐经、唐寅都是蒙冤受屈之人。他说：“篁墩高行，岂受贿之人？徐(经)富而多才，岂行贿之人？”王世贞《史乘考误》中指出：“焦芳修《孝宗实录》，谓傅翰嫁祸程敏政，后果代其位。时刘健当国，遍溺于恚怒，莫之能辩。适大学士谢迁、谕德王华俱撼敏政，而都御史闵珪与迁、华皆同乡，乃属科道数辈内外并力交攻，罗织成狱。而华昶之甘心鹰犬者，不足道也，”谈迁更为此打抱不平说：“程克勤博洽倾一时，名塞宇内，晚遭圭玷，囚服对簿。闻者不察，辄来簠之疑。及按国史，更多刺讥。文人凉德，往往然耶！”清朝史学家在考析此事时也说：“盖定谳时，未尝实其(敏政)关节之罪也。”

既无真凭实据足以定罪，而又滥施处罚，以致酿成悲剧：程敏政出狱即圭愤而死，唐寅从此被绝于仕途，妻子离去，亲人怨恨，生活潦倒，放荡形骸，不得不使他徜徉于山水之间，锐意书画，而他的天才又使他终成为一代艺术大师。

程敏政学问渊博，精于考证，而“于朱子之学尤深考覆，自以为得我师焉。”其弟子李讯称之为“一代人豪也。文翰虽其余事，而抱负之宏、造诣之邃，盖将于是乎征。如万言应事一策，敷匡时之大略；宋纪受终一考，订千古之大疑；续修宋、元鉴，谨严得《春秋》之大旨；附注《心经》，考合朱、陆之道，则又深探理学之大原……此皆先生学识之过人，足以济时而淑世，不但华国而已。”清四库馆臣也说：“明之中叶，士大夫侈谈性命，其病日流于空疏。敏政独以博学雄才，高视阔步，其考证精当者亦多有可取，要为一时之冠冕，未可尽以繁芜废也。”

程敏政著作有《篁墩文集》、《道一编》、《真西山心经附注》、《詠史诗》、《宋纪受终考》等，又编有《宋逸民录》、《瀛贤奏对录》、《皇明文衡》、《程氏宗谱》、《程氏统宗谱》、《程氏贻范集》、《休宁县志》、《新安文献志》等。此外，他还有《大学重定本》，自述该书说：“《大学》章句，朱子所订，且为‘格致传’补云，有大惠于后学。朱子既没，矩堂董氏槐始谓‘格致传’未亡，乃杂于经传中，为及正尔。玉峰车氏若水、慈溪黄氏震、鲁斋王氏柏、山阴景氏星、崇仁王氏巽卿及国朝浦江郑氏濂、天台方氏希古皆有论说，大同小异，而于第十章亦有比程子所订而少变之者。走尝欲合诸家，著为定本，而未能也。近多暇日，默记众说，相互考之，手自录出如右。他日获放归田，当再加细绎并订其注疏，而凡诸经子中有先儒成说可选其旧者，悉加厘正，以俟后之君子，而不敢必其能遂否也！”

然而，程敏政之学长期被湮没不闻。王阳明撰《朱子晚年定论》，虽曾取其朱、陆早异晚同之说，然未及程氏生平学术。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对敏政其人其学竟只字未提；《明史》作者虽已注意到宪、孝两朝“翰林中，学问博该称敏政，文章古雅称李东阳，性行真纯称陈音，各为一时冠，”但亦将程敏政归入“文苑”，对其学术无所述评。

今人编《辞海》，仍视程敏政为“文学家”而予收录，然未考其生年。学界长期以来，对程敏政思想学说少有关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