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韫玉：(公元1755～1837年)，字执如，号琢堂，又号花韵庵主人，晚号独学老人

人大祝教授

石韫玉：(公元1755～1837年)，字执如，号琢堂，又号花韵庵主人，晚号独学老人；吴县人(今江苏苏州)。著名清朝文学家、杂剧作家。

石韫玉生于清乾隆二十年，卒于清道光十七年，终年八十三岁。

清乾隆四十四年举人，清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中年状元。该科是清乾隆帝八旬“万寿恩科”，授翰林院修撰。历任武英殿协修官、日讲起居注官、四川重庆府知府、山东按察使等职。

清乾隆五十七年出任福建乡试主考官，不久转为湖南学政。

清嘉庆十二年，石韫玉因事遭劾，改为编修，遂称病辞官。晚年曾在杭州紫阳书院、江宁尊经书院、苏州紫阳书院等地掌教。

清道光年间，石韫玉曾主持编修《苏州府志》。于苏州沧浪亭创建“五百名贤祠”，亲笔撰定像赞。诗文颇有隽才，曾在《兰亭序》基础上颠倒其文，并重作兰亭新序，世称《颠倒兰亭序》。又惟好古人金石文字，文集中以碑版题跋为多，著有《独学庐诗文稿》。所作杂剧九种，合称《花间乐府》，又名《花间九奏》，包括《伏生授经》、《罗敷采桑》、《桃叶渡江》等。

石韫玉平生持身洁谨，律己甚严，以文章名世，居官典学，一秉公诚，实无愧于道学中人。



石达开：(公元1831～1863年)，祖籍广东兴宁，广西贵县那邦村北山里人。著名清朝时期太平天国翼王。

石达开出身于地主家庭。当地土著地主和客家地主发生械斗，他家受土著地主欺压难以安身，率领两千客家人参加了拜上帝教。在永安州，他被封为翼王。

公元1853年秋，他被派到安徽治理新占地区，很有成效。1855年1月，他被派增援西征，在湖北、江西战役中取得胜利。1856年9月，天京事变发生后，石达开从湖北赶回天京，责备韦昌辉杀人太多，韦昌辉又想杀他。石达开逃往安庆，但在天京的家属被韦昌辉杀害。韦昌辉死后，洪秀全调石达开回京辅政，但对他并不信任，而重用自己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对其进行牵制。石达开对此极为不满，以天王“重重生疑忌”布告军民，于1857年5月离开天京。10月，他带领大批将士离开安庆，走上同太平天国分裂的道路，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1863年5月，他和部下在四川大渡河安顺场被清军包围。他写信给四川总督骆秉章，请“宥我将士，赦免杀戮”。清将假作答应。6月，石达开带着他的5岁儿子和部将黄再忠等到清军营。清军乘机屠杀石达开的部下，并将他带到成都处死。

公元1850年，太平天国造反建制时，十九岁的石达开封为左军主将，和萧朝会一起为先锋，在永安，二十一岁的石达开被封为翼王。萧朝会战死后，石达开更完全担负起了先锋的重担。据史载，自永安突围后太平军先后经过大小数百战，独“达开未挫，清军称为‘石甘当’”。

早在造反之初，以上帝教笼络人心的太平天国，就已显现出极端的不平等，假借“天父”、“天兄”之言装神弄鬼的杨秀清、萧朝贵等诸王，一面自己已有“每人妻妾三十六口”，而又对信徒宣称“天父”“天兄”说：“越寒天、越退衣”、“眼前不贪安怕苦，后来上天堂”，以致在太平军转战广西武宣时，就有人清醒的指出太平军：“盐也没得食，钱也没得使，他们的头子尽自己快活”。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众王及其领导阶层更加迅速腐朽，他们一面劝说人们长期放弃并禁止人们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夫妻说几句话都可能被杀头。而一面他们自己不顾前方将士的浴血奋战，自己却在那大兴土木，广掠钱财，强抢民女。杨秀清甚至为了强夺小妾而动辄大肆诛杀。洪、杨、韦这三个王府的所谓女官，同时也是待选，一入侯门深似海，一旦被抢虏进去，再也别想出来。随时可能成为王府主人的女奴。洪秀全更给他的女官们制定了无数清规戒律，象说话不准把头抬得过高什么，动不动就仗刑。而石达开是唯一独善其身的人。其翼王府是唯一的女官可以自由出入的王府，难怪当时有外国人感叹，只有翼王府的女官才是真正有和男人一样的地位的天朝官员！

在政治上，石达开比较讲究实际，“不甚理会俚教邪说”，如对太平天国的深受百姓反对的彻底平均赤贫的“天朝田亩制度”，就敢于“抗命”。而实行照老样的用乡绅地主为乡官，“督民造粮册，按亩输钱米”，缓解了因为一味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天朝田亩制度”，使农民抵触情绪很强，生产没有积极性，到后来天京都要“全城食粥”，甚至在有些城市发生了百姓聚重抢粮太平军去镇压的局面。此外，石达开在执行男女夫妻不得接触这项规定上也比较开明通融，他的部队中只要不是通奸或者违背规定的男婚女嫁就都不严究，从没有夫妻见面被杀头这种事发生。太平天国的宗教是十分严酷的，说错一句话就可能丢命，所到之处到处烧孔庙，而且凡不是太平天国刻印的书都被称为妖书，是不能看的。他们对儒家的一切都全盘否定，并且迫害知识分子，因此失去了很多读书人。曾国藩就是以卫道为旗帜号召天下读书人的。只有石达开从来不干烧庙烧书的事，而且非常尊重读书人。左宗堂就说，石达开不同于其他“贼”，因为他“不甚理会邪说”。

军事上，石达开赢的了敌我双方名将的高度赞扬，并取得了西征的大捷，使清朝名帅曾国藩差点殉节而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却因为洪秀全，而终于成为了心灰意冷的“早晚必擒”的“枯骨”。

真正使石达开成为枯骨之心灰意冷的是天京之变，在这场  “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恶梦后，“拜上帝会”很多信徒被惊醒了。而洪秀全的嫉贤妒能，自其杀杨、韦之后，再也不信任异姓了，石达开被逼出走。虽然是“讲合朝好文武将兵带走”(李秀成自述)。但自关于1857年石达开出走后，六、七年间，用兵如神，勇气万分的石达开，就再也没有打过大的胜仗，甚至居然连一个出色的战役都没有打过。“

从公元1857～1863年。石达开长达六年的“远征”。究竟有什么重大收获，重大建树呢？当然，在个别的战役，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从总的战略目标来说，可以说是以说是失败到失败，从四面碰壁到分崩离析。曾国藩说他：“既钝于浙，钝于闽，入湘后又钝于永祁，钝于宝庆，裹胁这人愿从者渐少，且无老巢以为粮台，粮米须掳，子药须搬，行且自疲于山谷之间”。这个反革命的老手，早已预见到石达开的穷途末日了……从另一方面看，清军的主力并没有因为石达开的“远征”而有所牵动和分散。堵截围剿石达开的多是地方兵力，二三流的将领。”曾国藩就说石军“气散而不整，迥不似石往年情形”。

在这六、七年间，虽然表面上石达开一直奉行以“太平天国为正朔”，但实际已和洪秀全毫无感情和关系了，甚至还和辅王杨辅清互相攻杀过。在这里石达开没有立新旗，建新号，依旧立一个已腐朽的再也不相信上帝为宗旨，为寄托，其实这就是心灰意冷、意气消沉的结果。

而石达开出走后的战略，就是到处流寇作战，也就是打的下就打，守得住就守，再也不敢打玩命的硬仗。这还是心灰意冷的体现。所以石达开始终也没有重整旗鼓，恢复西征时的锐气和勇气，甚至在曾经颇得人心的石达开身上也发生过多起部属出走事件，甚至自相残杀，出走累达几十万之多。其中大多投降清军、或解甲归田，少数回到洪秀全那里。在这里看不见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的石达开也说：“每思匿迹山林”。

石达开长期的东奔西走的征战，也是无益于国家，而且是扰民害民：“回师广西后，凡是驻扎比较久的地方，如宜山，贵县，军纪都较好，并且抑豪强，济贫困，分生产资料给贫苦农民，做了许多有益的亭，深得群众拥护，人民都歌颂和怀念石达开。但是更多的时间，是兵分多路，四处流动作战，纪律松弛，无法管束。因此，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如永福县志记载：“大肄残掠，生灵涂炭，十室九空”；富川县志记载：“大掠三日，杀害居民不可胜记”；怀集县志记载：“村落丘墟，荆榛满目，牛畜俱尽，以人犁田，五百年来，亦一大劫矣”；武缘县志记载：“通县不下敷万人，尸骸蔽江而下，杀戮之惨，莫此为甚”。

有人说，这些县志的笔者大多是清朝文人和政客，他们对太平天国极尽歪曲诬蔑之能事，这样的记载，不能信；但是如果把太平军北征时一些县志的记载对比来看，差异就很大。而切这是同出于清朝文人和政客之手。从这些记载就不难看出在石达开“意气消沉”、“鞭长莫及”，“不能管束”(石达开自述)下：“军纪松弛”而害民的一些真实情况了。

石达开四处争战不利，最后在四川境内转战一年中，也屡被骆秉章所败。公元1863年逃入川西，英雄莫路。就在这最后的大渡河一役中，被清军重重包围，清军派人劝降，石达开穷蹙无计之下，希望清军统帅骆秉章、唐友耕辈能“依书赴奏，请主宏施大度，胞与为怀，格外原情，宥我将士，请免诛戮，禁无欺凌，按官授职，量材擢用，愿为民者散为民，愿为军者聚为军”。

随后，石达开携带五岁的幼子石定忠，前去谈判投降，虽然石达开也对骆秉章说“求荣以事二主，忠臣不为”，但其带爱子投降，心中何尝没有侥幸？但最终事以愿违，历史没有给石达开报效祖国的机会。也好在石达开也是心里早有准备的，因此面对凌迟之屠刀，慷慨激昂的走完了英雄最后一段，和李秀成般的英勇就义了。

石达开慷慨悲歌的一生，爱民尊重读书人的一生，使其在牺牲后，其所经过的地方还留下了大量民间佚文轶事。人民对其总的是缅怀的，尤其是缅怀其悲壮的一生。而石达开的悲剧就是在他这一边已看不见国家的希望，也看不见自己的才智对国家还有何贡献，所以成了“每思匿迹山林”的枯骨，而最终没有早点脱离专制、野蛮、邪教、愚昧、荒淫的洪家“墓冢”，虽有再高的才智胆略最后结果也没逃脱了“早晚必擒”的陈玉成、李秀成、洪仁玕、林凤祥、李开芳等等英雄共同的悲剧结果。\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