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玲：(公元1904～1986年)，女，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著名现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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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玲：(公元1904～1986年)，女，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著名现代作家。

丁玲1927年开始发表小说，以《沙菲女士日记》轰动全国。

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8年完成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全国解放后，曾任《文艺报》主编、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等职。

1986年3月在北京病逝。毛泽东赋诗赞她“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3月3日是丁玲逝世周年纪念日。文学、爱情和政治是丁玲一生的三个主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丁玲牵挂的唯有爱情。她对丈夫陈明说：“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

1924年，丁玲来到了北平。在一个社交场合结识了青年编辑胡也频。此时的丁玲正在为亲弟弟的夭折和命途艰辛而痛苦，对比她还小一岁的胡也频毫不动心。她感到自己无法在北平继续生活下去，于是选择了离开，返回到湖南老家。不料穷编辑胡也频居然借了钱追到湖南，他蓬头垢面出现在丁玲母女面前，犹如一个爱情的乞丐，丁玲紧闭的爱情大门终于被打开。他们在山上住着，有时候要到城里去买东西，胡也频一个人下山，丁玲不放心，就追下山跟着胡也频一块去。一次他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一个淤泥地，走进淤泥地却出不来了。于是他们就站在淤泥里看天上的星星，说说悄悄话，直到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一个过路人才把他们给拉了出来。他们住在亭子间里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简单而又纯真，就像小孩子们过家家，虽然贫寒却过得十分温馨。

1931年2月7日，二十九岁的胡也频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凄厉的枪声震撼了中国，也击碎了丁玲最初的爱情。

冯雪峰当时在北大自修日语。丁玲第一次见到冯雪峰的时候，感觉非常失望，她本来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很英俊潇洒的，而他看上去像一个乡下人。然而他们谈谈文学，谈谈时事，师生关系无意当中就改变了。于是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丁玲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性格开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些日子，结果胡也频坚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从文。沈从文告诉他夫妻之间应该怎么相处，胡也频第二天就回到了杭州。最终，冯雪峰离开了杭州，胡也频与丁玲就和好如初了。丁玲心如刀绞地看着冯雪峰离去，重新回到了胡也频的身边。

胡也频牺牲以后，史沫特莱采访丁玲，需要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就是冯达。丁玲跟冯达认识了，他们于1931年的11月住在了一起。冯达柔柔的关怀像细雨一样令丁玲无法拒绝，他们结婚了，并一起度过了长达三年的平静生活。

1933年5月14日那天，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12点钟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结果冯达一出去就被特务盯住了，一直磨到12点过了以后才回到家中。他回来一看丁玲还在，俩人就这样一块儿被捕了。在监狱中，冯达含着眼泪向丁玲赌咒发誓，说他没有出卖丁玲，丁玲相信了他。性格刚烈的丁玲准备以死来抗争，请求冯达帮助她自杀。她把头颈伸进绳套，一脚踢翻了凳子，冯达实在看不下去，把已经失去知觉的丁玲救了下来。在浙江莫干山的监狱生涯漫长而又阴森，丁玲在狱中怀孕了，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以后她义无返顾地离开了冯达，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1937年2月，出狱后的丁玲来到延安。当时延安文艺界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其中演出的一个节目就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的一个话剧，台上演巴威尔的年轻小伙子引起了她的注意。小伙子浓眉大眼，高鼻梁，英俊潇洒。丁玲在陈明的身上看见了胡也频的影子。

1942年，三十八岁的丁玲与二十五岁的陈明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请客吃饭，两人手牵着手在延安的街头快乐地散步，心中洋溢着无限的幸福。但没想到，1955年，丁玲作为“丁玲反党集团”的主谋遭到批判，随即被流放到北大荒长达八年；以后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五年出狱后，再被送到山西乡村。直到1979年平反为止，在二十五年中，陈明一直陪伴着她，他们的爱情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

1955年末，丁玲被打为“丁陈反党集团”的首犯。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丁玲和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撤销级别。在等候接受进一步组织处理的日子里，丁玲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考虑今后的出路、工作和生活。她相信，假以时日，错误可以纠正，冤案必将昭雪，党内不乏这样的先例。

1958年3月上旬，中央文化部北京电影制片厂通知陈明保留厂籍，下放黑龙江密山农场监督劳动，丁玲便决心争取也去北大荒。3月15日陈明离开北京，随后丁玲便向作协领导提出去北大荒的要求。作协领导考虑她的身体，没有答复。陈明到密山后，和一批“右派”被分到宝清县853农场，参加新建生产队劳动。5月的一个星期日，王震突然到新建队来视察。他向全队人员讲话后，陈明走进队部的帐篷，向他面陈丁玲来北大荒的要求和作协领导的意见，请求王震回北京后予以支持。王震关切地询问了丁玲的身体和我们的经济情况，一口回答说：“好嘛，她来北大荒，我同意！”当天晚上，陈明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丁玲，随后还写信告诉她需要带些什么衣物和生活用品。时隔不久的6月下旬，丁玲就来到密山。王震同志在密山农垦局接见她，并告诉她：“已经打电话通知853农场调陈明来，你们一道去汤原农场，那里在铁道线上，离佳木斯近，交通方便些，住处条件好些，让他们给你们一栋宿舍。”在王震亲自过问安排下，1958年7月初，丁玲和陈明一起到汤原农场，开始了漫长的北大荒生活。

1959年的5、6月间，王震到佳木斯，在宾馆接见了丁玲和陈明，一见面就说：“叫你们来，让你们休息几天，就住在这里。今后可以常来，也住这里。”在佳木斯的几天里，有时他让秘书找我们到他房里共进午餐，有时邀夫妻二人看电影或参加晚会。一次午餐时，他对丁玲说：“今年中央要解决一部分人的摘帽问题，这里面没有你。”丁玲说：“我们下来时间不长，多锻炼多考验一个时期好。”

1960年底，王震把丁玲和陈明召回北京，在农垦部部长办公室一见面就说：“这回叫你们来，是帮你们解决问题。”他交待秘书给丁玲和陈明找一家好一点的宾馆，让夫妻二人住下来休息。在这期间，他曾邀集二十来位水利专家到农垦部研讨垦区土地盐碱化改造问题，把丁玲和陈明也找去参加，并向与会专家介绍说：“这是作家丁玲。”后来他因病住院，丁玲和陈明到协和医院去看他，他带夫妻二人到也在那里住院的作协党组负责人之一邵荃麟的病房。邵荃麟当着丁玲和陈明的面对王震说，丁玲在农场扫盲，为畜牧队夺得红旗，根据中央精神，右派有立功表现的，可以考虑摘帽。听了这话，丁玲和陈明深深体会到王震的用意和好心。

遗憾的是王震的努力落空了。1961年秋，作协张僖奉命第二次到汤原农场调查丁玲和陈明的情况。他对二人说：“对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一案，将摘去一部分人的右派帽子，不会全摘，也不可能一个不摘。”他还告诉丁玲和陈明：“作协领导建议，你们可以做点创作的准备。”这年冬天，农场党委向丁玲和陈明宣布：摘掉陈明的右派帽子。但是丁玲不仅依然戴着右派的帽子，作协领导“做点创作准备”的建议也没有条件落实。

1963年国庆节后，丁玲生病，请假去北京检查治疗。在看望王震时，丁玲向他反映了“创作准备”的问题。王震很关心，说：“最近要召开国营农场场长会议，我对他们交待一下，给你们提供创作条件。”他还两次加重语气对丁玲说：“你的问题，我负责到底！”

可见，王震同志不仅亲自安排丁玲去北大荒，而且自始至终给她温暖与关怀。

到了1962年底，王震为丁玲摘帽再给作协写信，中宣部委派作协干部再度去汤原农场调查，结果仍是“基层说她问题很多”。丁玲的右派帽子便一直到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才摘掉。

丁玲的冤案在1984年经中央批准平反昭雪，不实之词被推翻。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有许多文章见诸报刊，其中包括北大荒的重要专著《北大荒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