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亨颐：(公元1877～1938年)，字子渊，号石禅，晚号颐渊，经元善之侄

林小夕

经亨颐：(公元1877～1938年)，字子渊，号石禅，晚号颐渊，经元善之侄；浙江上虞人。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金石家。

经亨颐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留学日本。回国参加筹建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任校长，并兼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五四”运动时期，鼓励支持爱国民主斗争，倡导新文化运动，大胆改革教育。因遭守旧势力排挤而离职。此后在上虞创办春晖中学并担任校长。1923年又到宁波任省立四中校长。1925年参加国民革命，曾任国民政府常委、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副校长。在本省从教二十余年，广采博引国内外先进教育思想，提倡人格教育。

经亨颐认为学校不是“贩卖知识之商店”，“求学为何？学为人而已”，所以当以陶冶人格为主。强调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在教法上，提倡“自动、自由、自治、自律”，提出“训育之第一要义，须将教师本位之原状，改为学生本位”，成立学生自治机构。要求教师必须有“高尚之品性”，反对那些“因循敷衍，全无理想，以教育为生计之方便，以学校为栖身之传舍”的庸碍之辈。此外还力主活跃学术空气，丰富课余生活，注意多方面培养和陶冶学生人格。其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和“与时共进”的改革活动，使浙江省立一师、春晖中学以师资雄厚、设备完善、教育民主和管理有方著称省内外，为国家培养了宣中华、柔石、杨贤江、陈建功、丰子恺、潘天寿等一批优秀人才。廖承志是他的女婿。

经亨颐少年时代即喜爱篆刻，取法汉印，参以《三公山碑》《开母石阙》意趣，所作端庄清雅。画从八大山人，书宗《爨宝子碑》，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均自成一家。经亨颐一生高风亮节，晚年退居上海颐和路，颜其居日“春霜草堂”。约同知己何香凝、陈树人等创立“寒之友集社”，借此研讨诗书画印，提倡民族正气，抒发爱国热情。经亨颐对于篆刻颇为自负，曾说“吾治印第一，画第二，书与诗文又其次也。”潘天寿早年学习书法篆刻，多受经氏指导。著有《大松堂集爨联》《颐渊印集》《颐渊书画集》《颐渊诗集》《经亨颐作品选》等。从篆刻家的类型上看，经亨颐当属学者型印人。他在民国时期是一位忧国忧民、成就卓著的教育家，他的主要业绩也体现在教育事业上，书画篆刻创作是他公务之余的“闲事”。经亨颐的篆刻作品，如果单论数量与形式，也许没有什么优势可言，若从艺术风貌和创作技巧而论，经氏与那些同时代的印坛名家相比可以说并不逊色。经氏的传世作品大多为自用印，这些精美的作品包括姓名、别号、鉴藏、斋跋及少量的词句印。由于是自用印，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刻印时是多么用。，多么投入，无论是篆法、章法还是刀法，作者都力避陈规旧范，希冀刻出新的意境来。

经亨颐的篆刻作品植根于秦汉，温和雅静，蕴含着派厚的书卷气。经氏的朱文印尽管线条有粗细之别，然而在篆法上却十分强调结构的神态变化。在一些颇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往往最能体察出作者的匠心所在。经亨颐朱文印还有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即善于运用借边和连边的手法改善、丰富印章的布局。朱文印中借边与连边技法，是篆刻家们对古代玺印深入观察研究的结果，也是印章创作中的常用技法之一。

经氏在运用借边、连边技法时，或单独运用，或两者兼用，至于借边与连边的幅度大小，皆因印而异。如“山间居”、“五十学画”、“北海一庐”、“春霜草堂”等印均有三四处以上的笔画运用了连边技法。在作品的布局上，经氏也时常吸收古玺的某些特点，以打破汉印固有的布局样式。

作为学者的经亨颐，由于未享大年，六十一岁即已过世，篆刻作品流传数量偏少，无疑会减弱他在现代印坛上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现存作品中体察到他的创作理念、方法与发展轨迹，从而获取某种借鉴和启迪。

曹聚仁晚年在《我与我的世界》回忆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深情地写下了“我们的校长”这个标题，他说：“‘一师’先后，有过许多校长，可是，我们说到的‘我们的校长’，只是指经子渊(亨颐)先生而言，跟其他校长毫无关系。”

1920年初，正在寒假中，这位深受学生爱戴的校长突然被官厅调职，改任浙江省教育厅视学，从而引发了震动一时的“浙一师风潮”。当时，曹聚仁以全体学生的名义，用不无稚嫩的白话文写了一封信给校长，表达他们内心的惊惶和期望：“自从你去了以后，我们连日的呼号叫嚣，好像同小孩子失了慈爱的母亲一样……回想从前的时候，我们常常问你：‘这是什么？这为什么？这究竟怎样？’你总常常恳切的指导我们，慰贴的爱护我们，并且以身作则用自治自励的精神勖勉我们，我们多少有趣……经先生啊！你不单是我们的校长，简直是我们慈爱的母亲……救救孩子们呀！救救孩子们呀！”

第二天，经亨颐同样用白话文给学生回信：“诸弟：我昨天接到你们底信，一字一泪，使我黯然伤心，说不出话来！‘母亲’一语，实在当不起。你们把这句话表示无限感情，我就用这句话来比仿，声诉我底苦衷。这母亲是可怜的，是黑暗家庭里三代尊亲晚婆压力以下底媳妇。还有许多三姑六婆搬弄是非……”

他感慨自己在一个官立学校、以一个委任校长的身份，在周围这样的空气下，大胆地做革新事业，这是他的“错”。经亨颐到底有什么错？他为什么受到当局的嫉恨，非欲去之而后快？我们从《全体教职员挽留经校长宣言》大致上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本校自从成立以后，向来取与时俱进的方针。其间或兴或替，一切措施都由经校长和职教员等共同研究，随时改进；总要把事情弄到推行无碍，才觉得大家安心，所以本校十几年来，可以说是时时有改革精神，时时过改革生活的。不过以前的改革，和校外没有什么影响罢了！到了去年秋季开学以前，经校长和职教员等，都觉得时代精神大大地改变了；本校底组织上，教授上，管理训练上，都应该大大地改革一番，去顺应世界底潮流。所以开学以后，就有职员专任，学生自治，改授国语和改组学科制底几种改革事业。”

这几项在今天看来也许没有什么，但放在当时无疑是创新，是大胆的改革。自从1912年以来，经亨颐担任浙一师(前身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长已近十年，他是浙江上虞人，1903年到日本留学，1907年回国担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他在教育上一贯有主张、有见解，曾提出著名的“人格教育”，但如果没有“五四”新浪潮的冲击，也许就不会有他在浙一师的大胆革新了。1919年5月12日，受北京学生运动的影响，杭州学生也走上了街头，作为校长，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六时余，先到校，学生尚未发，略授以保守秩序，切勿妄举。即至教育厅……分别与军警接洽，免致误会。九时，全城中等以上学生三千余人，自公众运动场出发，先过教育会，气甚壮，余出助呼万岁，直至下午三时始回原处，秩序甚好。”今天我们路经杭州高级中学(浙一师是其前身之一)门口，还可以看到石碑上记录着它当年的辉煌。

浙一师成为江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培养出大批有理想、有追求的学生，如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曹聚仁、魏金枝、施存统等，都是与这位校长分不开的。他们后来走上各不相同的道路，其中都带有一师的痕迹，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标记，他们有幸赶上那个时代，接受新文化的洗礼。熟知经亨颐的同乡学人范寿康评价，他在担任一师校长时，“不引用私人，不染指公帑，聘良师，久其任，以勤慎诚恕四字为校训，砥砺诸生，成效卓著……先生主持教育，一本平生所谓‘人格教育’之主张，以身作则，刚正不阿，精神大公，思想开朗，注重感化与启发，反对保守与压制。对于学生因材施教，辅导其自动、自由、自治与自律，不加硬性拘束。对于课程，主张全面发展，自文学、艺术、科学、数学以至体育、运动，无不注重。举凡陶铸个人身心各方面之知、德、体、美、群五育，无所不包，而目标则在于培养正直、坚强、学识兼备之人才，为国家服务。”对于学生的请求，只要理由充足，他总是应允。青年刘质平醉心于音乐，音乐以外的功课大都不及格，学校照样能发给毕业文凭，刘质平后来成了有名的音乐家。

在“五四”大潮中，经亨颐决心在浙一师进行教育革新，于1919年下半年付诸实施，主要集中在上面提到的四个方面，职员专任制对外界没有多少冲击力，学科制也是很有见地的，只是在他手里还没来得及推行，最有争议、最后惹祸的是学生自治和改文言为白话文。学生自治的大纲在专任职员会议上议决，在1919年10月16日正式宣布《试行自治制》，暂时定出九条自治大纲，第一条是将学校事务分成学生自治和学校行政二部。第四条学校对于学生行为不妨碍学校行政的，一概不干预。第八条规定学生自治范围包括，有关学生健康、研究学术、发表思想、涵养德性、衣食住、课外作业、社会服务、校内整洁、同学行为的惩处和劝诫、储蓄和贩卖、课外出入等事项。目的就是要养成学生自动的能力、自律的习惯、互助的精神。自治实行的细则完全由学生开会研究。自治会很快成立起来，并有效地开展工作。此外，学校还出现了书报贩卖部，《星期评论》《教育潮》《建设》《少年中国》《新青年》《新潮》《建设》等新刊物都有不小的销量。

最有成绩的应该是白话文的推行，当时教授白话文还是创始，没有现成的教材可用，所以就由学校的国文教授会议，暂定了国文教授法大纲，依照人生问题、家族问题、贞操问题、文学问题等十六个问题，分门别类选辑了一百多篇文章，主要是当时新刊物上发表的，鲁迅、陈独秀、胡适他们的都有，包括鲁迅的《狂人日记》，蔡元培看了他们自选的国语教材说：“这种教材选得不成系统，不过备学生底参考，也未始不可的。”但这样的教材目的就是要学生用批评的眼光，取研究的方法，而不是叫学生轻信、盲从。比死板的僵化的文言文教学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正如教授法大纲说的，形式上“使学生能够了解用现代语或接近现代语，如各日报杂志和各学科教科书所用的文言——所发表的文章，而且能够看得敏捷、正确、贯通。使学生能够用现代语——或口讲或写在纸上，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要自由、明白、普遍、迅速”。实质上使学生了解人生真义和社会现象。

当山雨欲来之时，在教育厅查办员查问时，经亨颐本人都一一作出了回答：关于职员专任，“现在我们中国学校的流弊，都是校长专权的缘故。做教员的至多对于教课负责，不是对于学校负责。兼着好几处教课，更没有时间可以研究。本校实行这件事，各位教员是有大大的志愿和大大的牺牲。现在预算并没有增加，就照原预算分配，各员每月只有七十元，比较从前有几位要减少若干元，教课以外的职务反要加增，并且确能负责任。……每星期开例会一次，遇有研究的问题还要连日开会讨论。所以我对于职员，是认定‘集思广益’四字做去。”

关于学生自治，“本校为什么实行自治？是从毕业生方面感触而来的。我办这师范学校总算已经十年以上，平时注意毕业生的状况，为什么这样没有创造的精神，觉得是他们在校几年我们害了他们的。觉悟已经迟了，忏悔还来得及。从前也曾经说教育的目的，是要养成自律；还有一句话，叫做一定要经过相当的他律。但在校的期内，完全是他律，自律叫他从哪里来呢？教育学的‘训练论’当中，明明有‘指导’和‘陶冶’两句话。试问不使学生自治，这两句话究竟是有什么意义？要待学生有自治的能力才能自治，试问一天不使他自治，待到几时才有自治的能力？”

关于改革国文教授，他认为中国文字不改革，教育是万万不能普及的，作为师范校长，不是单单要制造出几个学生，设法普及教育才是根本。“想来想去，国文教授，当然是第一个研究的问题……我为了聘国文教员，不新不旧，有新有旧，宗旨变换好几次了。批评师范毕业生，多是说国文程度不够。我想这短短的五年期间，要养成从前‘进士’、‘翰林’的一种文章和不中用的诗词歌赋，无从着手的经史子集，不但苦煞了学生，实在看错了人生。所以我决定‘国文应当为教育所支配，不应当国文支配教育’的宗旨，非提倡国语改文言为白话不可。我们师范学校，无非为普及教育，不是‘国故’专攻。文言和白话，也不必管他，有些思想，可以写得出来，那就得了。”注音字母是国语的福音，也要教授，他说只有在提倡白话之后才可以讲教育，要讲教育，就要改革以往的国文教授。

关于学科制是针对学年制提出来的，他认为学年制的缺点是“轻视青年的光阴，束缚学生的能力；尊重办事的程序，演成划一的流弊。有一门成绩不及格，就要叫他留级一年，其余及格的学科，也要罚他重习一年，而且不到班仍要扣分。”学科制的办法就是破坏学年制，以学科为单位，每学科又分是几个学分，分成几年修完，修了几个单位，就算毕业。当时还正在研究具体的实施办法。

早在革新之前，他已在浙一师的语文课上部分采用白话，认为“北京大学之暗潮次及吾浙，亦本校之光也”。当有人反对而辞职时，他反而认为“下学年国文教授有革新之望，须及早物色相当者任之”。这是4月间的事，暑假中，他就不断为聘请新教师奔走，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加上原来在校的夏丏尊，分别担任了四个年级的国文老师，被称为“四大金刚”，都是教白话文的。

从力倡“人格教育”到革新一师之举，对经亨颐来说都是顺理成章的，人格教育不是空疏的道德说教，本质上是公民教育，是相对于职业教育提出来，正如曹聚仁回忆，“我们在一师读书，每一年级，每一班组，每一星期，总有一小时‘修养’课程由经师自己来讲授；这是他和我们接触的机会。他所谓‘修身’，并不是‘独善其身’的‘自了汉’，而是要陶养成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他所挂的教育目标是人格教育，和当时上海江苏教育会派黄任之先生等所提倡的‘职业教育’正相对峙。他要我们个个都是健全的公民；他也用了刘劭《人物志》所说的‘淡’字来说明人生的极则，是一碗清水；一碗清水，才可以作种种应用。职业教育，乃是有了味的水；无论什么味的水，都是有了局限性了。他所聘请的教师，学问品行方面，对学生们的影响非常之大，他所标立的教育方针，也颇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我后来看了他的自述，才知道他最深于人生哲学的研究。他认为一切道德观念伦理关系，决没有一成不变的。因此，他对于五四运动的思想革命，不仅正面来接受，还加以积极的推动。究竟是因为他接受了新思想而为旧社会所痛恶呢，还是他的正义感，和省议会相冲突呢？也许两者都有一点在；因此，当代表反动势力的齐耀珊省长、夏敬观教育厅长，和浙江旧势力大结合，给他一个总攻击时，经师是昂然站着，一点也不退怯的！”

在曹聚仁的记忆中，“我们的校长”——“个子高高的，说话慢吞吞的，和我这个小不点儿的学生，恰好相映成趣。这样的校长，望之俨然，我从心底怕了他。”“经校长是勇于负责办事的人，他一生正直，依着自己的理想去做，不十分计较利害得失的，因而有‘经毒头’的绰号。他不爱权位，不治生产，然而他并不是一个遁世隐逸的人。”

当曹聚仁进入浙江第一师范求学时，经亨颐已做了多年的校长，他在日记中常常提到自己给学生上修养课，在长期的教育生涯中，他逐渐领悟到了教育的真谛，他所在意的是普及教育，养成人格健全的公民，从人格教育的理念到实践上进行教育革新，都是向着教育普及的现代目标靠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成了现代型教育家，他尝试的时间虽短，他亲身在这个岗位上不过一个学期，但刹那就是永恒。他的思考和努力已载入教育史，也融入了文明转型的史册中。

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学生的个性得到了张扬，他们的能力得到了提高，他们的精神状态是饱满而热情的，他们确实容易受到各类思潮影响，但他们独立思考的空间其实更大了。《浙江新潮》等学生刊物的出现，学生施存统惊世骇俗的《非孝》一文的发表，都不是经亨颐意料之中的，有一段时期，他到山西参加会议，这些事的发生他并不知道。但面对来自官厅的压力，他坦然表示，刊物他清楚，学生是浙一师的学生，他就要负责任。其实，这只不过是借口，是导火线，关键是旧势力要将他从浙江教育界的领导位置上拉下来，除了一师校长，他还是影响很大的浙江教育会会长，办有《教育潮》，早就让一些人眼红得不得了。《非孝》一出，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次机会。经亨颐知道，他的革新事业走不下去了，对此他是明智的，但他还是尽了最大的可能来保全浙江一师的革新事业，而毫不在意他个人的去留。他在回答学生时就是如此说的，他也是如此做的。

最后的结局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在学生和社会各界的抗议声中，官厅做出了一定让步，南开教务长姜伯韩继任后，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经亨颐时代的做法。虽然四大金刚走了，但白话文的教师换成了新锐的北大毕业生朱自清、俞平伯他们，学科制得到了推行。这大约也是让他感到欣慰的。经亨颐不是一个留恋位置的人，当调任教育厅视学的命令下来，他当即拒绝，并离开杭州，决不苟且、留恋，尽管他是那么喜欢生活、工作了十几年的杭州。因为忙碌，他很少有时间徜徉于湖光山色之间，即使游玩也是来去匆匆，但他的日记中还是不时留下对西湖之美的赞叹，1919年3月23日，一个烟雨迷离的星期天，他路过苏堤，感慨“桃花艳湿，新柳如滴，风景不可遇。”9月19日夜，他泛舟西湖，“湖平如镜，灯影如林，长在杭州，此景亦不多见”。

告别浙一师并不是经亨颐教育生涯的结束，他在故乡上虞的白马湖畔创办了著名的春晖中学，那又是一片新的天地。

经亨颐的一生实在太丰富了，在这里只能作一个概括：1877年生，字子渊，上虞驿亭人。二十岁出头时参与通电反对慈禧废光绪帝，遭悬赏通缉，亡命澳门。1903年赴日本留学，1910年回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后更名浙江第一师范)校长，兼任浙江教育会会长。1921年在上虞创办著名的春晖中学，兼任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校长。1925年离浙，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全国教育委员长、中山大学校长。1930年参加反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任组织部委员，旋被开除党籍。1931年于国民党四大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九一八”事变后与何香凝、柳亚子、张大千等在上海组织“寒之友社”，以诗言志，以画喻节……

“八一”南昌起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是件大事———起义的当天，叶挺报告起义情况后，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华厅成立革命委员会，会议推举林伯渠、贺龙、恽代英、周恩来、张国焘、叶挺、宋庆龄等二十五人为委员。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个“红色”的圈子中，并非共产党员、左倾思想也不明显的经亨颐也赫然在册———刚好位列第二十五位！

经亨颐是怎么去南昌的？南昌起义的时候他干了些什么？凭什么坐上那把交椅？这段故事到现在也还没有人认真梳理。

经亨颐在杭的时间较短，但他在这方土地上留下的影响却源远流长。他在一师(旧址在现在的杭高)做校长时，任用、提携、资助了包括李叔同、周树人、朱自清、丰子恺、潘天寿在内的一大批优秀人才。综观天下，凡校长多是胆小的、死板的、保守的，用人上更是生杀予夺，唯我独尊，但他不。比如校内的刘大白和赵元任，虽然才华横溢，但满脑子都是异端思想，两人合作而成的《教我如何不想她》，虽然甫一唱响，便红遍全国，但怎么看都像靡靡之音。刘、赵二人天天都在经亨颐的眼皮底下，如果校长不开明，岂有二人容榻之地？

浙一师新招音乐教员，有人来应聘。第一句话是先提条件：必须给每位学生配备一架风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每个学生一架风琴，那是个什么成本？哪里来的钱？但新教员扔下一句话：“你难办到，我怕遵命。”甩手就走。

还没上岗，就敢这样耍大牌，做校长的面子上当然挂不住。但他知道这是个人才，学校需要他，于是经亨颐亲自出马，到处央求，把四五十架风琴凑齐，满足了新教员的要求。从后来的情况看，这样做的确是值得的———那个新教员就是日后名扬四海的李叔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经校长化缘得来的风琴上，李叔同演奏了自己写的《送别》。

表面上看，经亨颐在杭州不过是经营了一所师范，但倡导的教育观念在此却有划时代的影响。经亨颐于1916年9月在师范新生入学仪式上说：“以大厦比喻国家，人才比喻栋梁是老话了，但我以为，构成大厦还有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此凸彼凹的榫头。如果没有榫头，再好的栋梁有什么用？现在的中国，栋梁之材够多的了，所缺的是默默无闻的榫头。我这个学校，不光要培养栋梁，更要培养能为全社会所用的榫头……”

这样的话放到现在仍然能振聋发聩——不图一人一单位的名利，不要异化的精英教育，而求提高民族素养的平民教育。当今杭州基础教育知名人士王崧舟凡有报告必提经亨颐，凡提经亨颐必对他表示五体投地，“什么是人格？人格是做人的格式……经先生说，人生好比一碗清水，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健全的人格，以便使这碗清水发挥各种作用；功利教育，乃是有了味的水；无论什么味的水，都有了局限……”在王老师看来，当年经先生的教育思想，正是今日素质教育之滥觞，可惜的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王崧舟老师也是上虞人，他在台上神采飞扬作缅怀状的时候，台下许多老师则在交头接耳地打听：“经亨颐是谁？”

经亨颐是带着痛苦离开杭州的，起因是一本杂志。《浙江新潮》本来只是本默默无闻的学生刊物，每周一期，社址设于平海路原省教育会楼下的一间耳房里。第二期，有个叫施存统的同学写了篇文章，说为建设一个新社会，要把家庭制度彻底打翻，再踩上一只脚！文章的题目叫《非孝》，观点可谓大逆不道———家庭制度可是几千年中国的基石呀！结果省长、省教育厅长、省警察厅长都被惊动，成立专案组，说不但要查办此人，还要追究幕后元凶。七查八查，查到了一师的“四大金刚”头上———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四位老师，这四人惯于在学生中宣传新思想，反对旧礼教。当局招了校长经亨颐去，说：“宣传邪说的人怎么能当老师？快去开除了他们，以正视听！”

经亨颐慢条斯理地答：“不行的———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教学生说自己想说的话，怎么是宣传邪说？”

“那———你这个校长是不便当了。”

“当不当校长在其次，糊涂的事不能做。”

1920年2月9日，经亨颐被撤换，调离浙江第一师范。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义愤填膺的不是校长本人或者他的同僚们，而是全校的学生。学生立刻罢课上街游行，抗议当局的做法。众人一路喊过去的口号是：“留经目的不达，大家一致牺牲！”3月27日凌晨，游行队伍到达梅花碑省长公署时，与警卫队发生冲突，警卫队枪伤数人，酿成流血事件。3月29日，全体学生被三百军警围困在学校操场，只准进不准出，结果一个叫朱赞唐的同学悲愤难忍，一把夺过警察的刀，愤而自杀，边上的同学都号啕大哭……这就是上了中国现代史的“浙江一师风潮”。

为挽留一个校长，有那么多学生肯拿性命去换的，古今中外，经亨颐恐为第一人。

学潮过后，当局妥协，学生复课。出人意料的是，经亨颐自己坚决不肯留任，径直离开杭州，扁舟一叶，回自己的老家上虞去了。

到了上虞，他仍旧办学，因为有了办官学到处掣肘的教训，他在上虞办的是私学，也不去当局那里备案审批———他要在白马湖这个地方办一所世外桃源式的学校。1922年12月，在春晖中学开学典礼上，经校长这样说：“近年来奔走南北，有一种感触，觉得官立的学校，实不能算好……我第一希望社会能同情于春晖，第二希望校董能完全负责，第三希望有安心的教员，第四希望有满意的学生。这四种是学校办好的条件……”

经校长“四个希望”的践行，前两款如何不得而知，但后两者达到了目的———有当时的俗话为证：“南有春晖，北有南开。”春晖中学和南开中学是全国最有名的中学，是当时的中学生最“心向往之”的地方。至于教员，岂只是“安心”，因为影响和人脉，经亨颐身边很快又聚起一批富有学养的文人雅士，其中著名的有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朱自清等等，大家群策群力，继续营造理想中的家园。美学巨擘朱光潜后有回忆文章说：“学校范围不大，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佩弦和丏尊、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视。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朱自清在散文《白马湖》中则这样描述：“……丏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地上他家里喝老酒。丏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白马湖最好的时候是黄昏。湖上的山笼着一层青色的薄雾，在水里映着参差的模糊的影子。水光微微的暗淡，像是一面古铜镜。轻风吹来，有一两缕波纹，但随即平静了。天上偶见几只归鸟，我们看着它们越飞越远，直到不见为止。这个时候便是我们喝酒的时候……”这样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会艳羡不已。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出家的李叔同赴宁波绕道上虞，经亨颐历来敬重李的学问与人品，立刻携夏丏尊中途截人。李叔同开始不允，后来经不起苦劝，才答应在白马湖畔小住。那些日子除了殷勤款待，经亨颐还筹集资金，以最快的速度在湖边山腰盖了两间小屋，希望借此使李叔同常住，以便学校师生随时亲炙。

白马湖边的这两间小屋就是“晚晴山房”(李叔同曾号“晚晴”)，日后成了上虞的名胜之地。

危巢之下没有安卵，那时偌大的中国，欲摆一张安静的书桌也不可得。日本侵华加剧，这是外患；当地国民党当局对春晖中学经常骚扰，今天查红色课本，明天逮赤化分子，后天又被要求设置国民党“党义”课程。排教学计划要安排“纪念周”，每天师生要唱国民党“党歌”，谁反对就扣谁帽子。丰子恺、匡互生、朱光潜等皆为闲云野鹤，如此俗务令其痛苦不堪。作为校长，经亨颐对上要违心应付，对下不便恳切交底，学校这一摊又得撑下去，真是天天做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

1924冬天的一个早晨，有学生出操时戴帽。领队老师以为不成体统，勒令除去，与学生发生冲突。在处分问题上，代理校长(因经亨颐常年在外开会筹款等，当时聘有代理校长)飞扬跋扈，舍务主任匡互生等看不惯，以为是学校借机打压学生个性与自由，力争无效，愤而辞职。全体学生罢课，校方索性开除了为首的28名学生。此举激起教师公愤，教员集体辞职抗议。

在一个晓风残月的早晨，匡互生、朱光潜、朱自清等带了几件行李，突然离开春晖中学。学生们闻此消息，纷纷赶到驿亭火车站。面对恩师，话没说上几句，呜咽啜泣声就响成一片。据说，在站台的角落，远远地立有一人，身着长衫，围巾遮脸，黯然神伤，久久不肯离去……那人便是校长经亨颐。

西湖边本来可以有第二个“西泠印社”，1938年9月，经亨颐在忧愤中谢世，年仅六十二岁。

才华如许，英年早逝，这是第一个遗憾。第二个遗憾则是留给杭州的：1937年春，经亨颐托人在杭物色一地，准备建筑“寒之友社”社所，仿照西泠印社的制度，不作子孙遗产，只充金石书画爱好者的游憩之所。不久他们在西湖边的东山弄附近征得数亩地，经亨颐邀潘天寿、姜心白等实地勘测后大家连声称好，回来之后又是斥资，又是设计图纸，赶做工程，预期当年10月完成。不料房子才有个轮廓，抗日烽火骤起，杭城旋即沦陷，经亨颐仓皇避寇上海租界，“寒之友社”也终于成了个烂尾工程。

经亨颐在杭州约有十年的时间，今人回首，那十年恍惚是个华彩的旧梦。经先生的价值，一半在于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一半在于他渊渟岳峙、独立苍茫的人格。经亨颐在杭州的复活，最后以铜像的形式出现———高高瘦瘦，玉树临风，默默地站在杭州高级中学的校园里。他脸上的表情，一如森林中悠长的风声，永恒而邈远……

经亨颐卒于1938年抗战时期的上海，1948年迁葬于学校附近章岙，1978年经中央统战部批准，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原章岙墓前经先生自题墓碑，由上虞县政协和春晖中学联合安放于教学楼南侧，建成供后人瞻仰的“纪念碑”。

1991年，由经亨颐的女儿、廖承志夫人经普椿提议，将“八宝山”骨灰运回上虞，安葬于纪念碑外，使纪念墓碑成为真正的经亨颐墓。

为缅怀经亨颐这位伟大的教育革新先驱，上虞市统战部、政协和春晖中学学生每年清明节在墓前凭吊老校长。经亨颐墓成为春晖中学德育基地的重要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