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与我们这代人的问题

潘贤青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潘光旦文集》14卷终于在世纪初年全部问世。潘先生的著作广泛涉及了优生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等领域，内容令人目不暇接。潘先生生于1899年，其平生遭遇之历史事件、针对历史事件提出的看法，值得有人来作一番仔细研究。在我们这个时代，文章写得像潘先生那么“现代”，那么“意味深长”的学者，并不像人们期待的那么多。这给我一个感觉：我们中国学术的前辈与我们之间的“代沟”很难被我们这些后辈来跨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的距离不仅没有缩短，还有拉宽的可能。有一位评论者说，潘先生属于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楷模，他那一代给我们所留下的文化遗产是缺乏历史底蕴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连继承都很困难的，更不用说“发展”了。换言之，以知识的标准为标准，我们的时代发展，恐怕很难用“进化”的观点来衡量。于是，这位评论者后来还在一篇文章中批评我们这代学者说，出于复杂的原因，吾等不幸丧失自主的知识分子身份。作为后果，我们的学问、学风以至文风，已经无法与潘先生本人和他的同代人相比拟。我们不仅失去了那个时代的学者拥有的“国学”，而且也对“西学”失去了他们原本已有的把握。倘若我们可以用“代沟”这个词汇，那么，它只好指停留于一知半解的状态之中的“我们”与潘先生“他们”之间的知识差距了。

然而，令我们充满希望的是，潘先生曾提出一种“人文史观”，文化的发轫，要靠知识分子的思考，而文化要继续维持或代有积累，也要靠知识分子的努力。潘先生深知，这样的“人文史观”会遭人“唾骂”，因为它充满着某种“知识分子中心论”，因为它缺乏对当时———原著发表于1937年———占据主流地位的政治力量的关注。但是，潘先生行文中表现出他自己的坚持。潘先生的“人文史观”综合了生物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的诸多因素，其中虽含有“遗传论”因素，但又针对各种哲学决定论和本土思想传统进行广泛辩论。潘先生坚持的，不是因为一味要鼓吹一种后来被批判为“非人民历史观”的东西，而是因为他在当时的国难之中深刻地意识到：我们的文化需要知识分子的智慧，而知识分子应看到这种需要，并真诚地接受历史的嘱托，为文化积累作出应有的努力。

后世的评论，自然而然地承担着潘先生的历史沉重感，而我之所以欣赏上面引述的那位评论者的话，是因为这种自信的知识分子观确能让我们充满信心来迎接时间的挑战，是因为以“人文史观”来反省自身能让我个人更明白自己的缺憾何在。可是，又能怎样来弥平我们这代人与潘先生那代现代中国学术奠基人之间的“代沟”呢？如果“遗传”不是问题，那么，重新捡起已经失去的精神，必定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呼声。可是，我们不能停留在不断重复的精神召唤上，而需要像费孝通教授曾经提议的那样，通过扎实的“补课”来提炼出一种“文化自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展开一种历史的追问：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能从我们的前人那里学到什么样的洞见？

所有的思想大抵都难免要宣称自己的普遍意义，但思想却从来没有离不开孕育思想的特定文化背景，潘光旦先生是最明确地宣明“位育”的意义的思想家，而“位育”虽然来自西方文化进化论“ a daptation”（适应）一词，但它在潘先生那里却成为一个能够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意义更为广泛的概念。于是，我们可以认为：“‘位育’是潘光旦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念，它展现了潘先生平生治学的特色：一头扎根中国传统学术的土壤，一头吸收现代生物学的精华，二者之间相互阐释，相互发明。”称潘先生为老师的费孝通先生认为，潘先生平生治学和为人充分表达了他对人的基本看法，这里的“为人”仍然是与“己”的概念有关，但“己”不是“ m e”，也不是“ I”，而是一种“推己及人”的“自我”（ s elf）观念和社会行为方式。从近代社会思想演变的规律来看，这“推己及人”的“位育”观点，不免带着近代中国现代性的“个人观念”的特定印记，带着现代性所赋予的“个人解放”的某种追求，但它的核心内容包含着一种以普遍的人类进化来论述民族命运的历史关怀，这种关怀的基本特征是知识的反思性与现实的人类行为之间的高度统一。

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将潘先生针对人文史观所作的论述简单地归纳为中国文人或知识分子对于特定时代政治需要的“适应”。它的“推己及人”之处，表达了一位知识分子洞察中的人类的普遍性遭际与文化的特殊性遭际之间的密切关系。用一句更为简单的话来说，人文思想的力量是沉浸与社会变迁的筹划和实践的政治实践者务必关注的，而知识分子的使命正在于在宏大的思想中培育这种具有独特文化意义和世界视野的人文思想。

从潘先生那代人到我们这代人，“中国思想者”没有停止地需要面对一个“人文史观”的问题：人文世界的合理格局，如何在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中得以确立与传承？面对一个努力在历史上不平等的“天下”之中，如何真正实现民族及文化间平等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是潘先生当时提出来希望具有“位育优势”的知识分子加以深入讨论和“检讨”的论题。50年过去了，这个论题似乎已经不再引起人们的关注。今天，有更多的学者跟随着时代的变化来界定我们的“问题意识”，这就是研究者的任务，于是，在“全球化”的涛声中，在“西部开发”的号召中，我们再次进入了值得我们像潘先生那样去进行“历史检讨”的时代。（《潘光旦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5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