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奸”可不辨，祖宗都不认？

潘墨知

近日，有网友在博客上称，在山东威海荣成市成山头福海风景区附近出现了一个“奸臣纪念馆”，自古至今不少有名的“大奸臣”如秦朝的赵高、宋朝的秦桧、清朝的和珅等的塑像都出现在其中，“馆”中还详实列出了奸臣的“事迹”。博文发表后引发网友热议，有人提出“纪念馆”的提法不妥，建议更名为“奸臣审视馆”。（据1月9日《环球时报》报道）

“奸臣”的反面，也就是“忠臣”。提起这“忠臣”，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三国时期的名将，一心追随刘备，匡扶汉室，直至战死沙场，至明时被受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鲁迅笔下所谓“死后成神”的关羽。自然，在封建社会受到统治阶级揄扬的还有他人，而居首的自然也就是所谓“文有孔、孟，武有关、岳”。封建礼教社会，素重维护纲常，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以也就历来是治国不脱“以孝治天下，以忠诏天下，以贞节励天下”的圈套。而“忠臣”、“奸臣”与否的评判，自然是以是否符合于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旨归的。

但是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谓：“一部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家谱’而已。”，“王谢”之“堂”，究竟是与“寻常百姓家”相当之隔膜的！世易时移，时至今日，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理当是跳出“忠”“奸”之辨的窠臼；而看其作为是否有利于推动历史的进步，看起行迹是否符合于民众的利益。那么，“忠臣”倒也未必就都值纪念的；而“奸臣”，倒也未尝就是都不足纪念的！

正仿佛于一代名将屈突通，在隋末乱世，由隋而降唐，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在隋自也就非“忠”乃“奸”；但是却助李唐开疆拓土，一统天下，功勋卓著，成为大唐开国“凌烟阁”上画像表彰的“二十四功臣”之一，位列第十二，在唐自然也就是“大忠臣”。譬如曹操，生时就被时人、东汉名士许邵评价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考其形迹，虽未至于篡汉夺位，但却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为其子魏文帝曹丕的篡汉夺位铺平了道路，在戏台上也是一直被唱的“大白脸”，当然于汉而言乃是一个“大奸臣”；但是确实文韬武略，并“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经典的诗篇，又何尝不能纪念？再如在戏台上同样被唱成“大白脸”的北宋潘（仁）美，虽然对名将杨业的失陷负有一定责任；但是究竟瑕不掩瑜，过不掩功，乃是北宋的开国元勋，武功至伟；作为一代军事名家，又如何不能被纪念？

但是如五代后晋石敬瑭，权位本自后唐谋篡而来，自属“不忠”之“奸贼”；而更认贼作父，向契丹称臣，割让燕云十六州，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以换得“儿皇帝”的位置的安稳，以至于置北方百姓于契丹铁蹄之下，生灵惨糟涂炭；再如明末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领清兵入关，同样是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又如何不当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往事岂会如烟？历史岂是虚无？如不然，所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历史的警示教育作用，岂不是荡然无存？！

所以，在我看来，“奸臣”是否可以被“纪念”，也当是一分为二，具体对待。当然，这也只不过是我一己之见，谅来自也当并非成山头福海风景区所曾计及的。看到报道中说：连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宋朝的秦桧、近代的汪精卫等，也都一一在列，塑像“纪念”；岂不是在以是为非，以黑为白？——发展旅游，一至于斯，借用网友一句评论，还真可谓是：“要钱不要脸”，祖宗都忘了！

稿源：荆楚网

作者：于立生（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