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帆启航 郑氏收复台湾(4)

郑欣宜

清军厦门大败后不久，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顺治皇帝病逝，顺治第三子、年仅八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继位，年号康熙，朝政大权落入以鳌拜为首的四辅政大臣的手中。清廷陷入朝政更迭的纷繁事务，无暇顾及对郑成功采取军事行动，正值此时传来郑成功取台的消息。想到郑成功由此可能会以台湾为根据地，与金、厦两地郑军相呼应，今后征剿郑军势必更加困难，清政府之气恼可想而知。急切间却对郑成功无可奈何，只好拿囚禁于北京的郑芝龙出气，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月初三，郑芝龙被杀弃市，在京家眷无一幸免。




　　厦门惨败使清廷认识到郑成功海上实力的强大，深感短时期内消灭郑军绝非可能，为限制郑成功的发展，也为最后消灭郑军创造条件，清政府发布了《迁界令》，即将沿海地区的居民全部迁入内地，增兵防守海疆。由此可知，当时清政府尚无很强的领土主权的观念，海权的概念就更无从谈起了。

　　《台湾外纪》记载，早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投降清廷的郑军将领黄梧就向清政府献“迁界之策”，其主要内容是：郑成功据守金门、厦门两个弹丸小岛，虽屡经清朝大军征讨，却剿之不绝，至今尚有强大之实力，究其原因是沿海民众给予了郑军大量的粮、油、铁、桅船等各种物资的援助。如若将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居民全迁徙入内地，设立边界，布置防守，则郑军得不到物资补给，将不攻自灭。此外，黄梧还提出了“禁海”的建议，即将所有沿海船只全部烧毁，寸板不准下水。所有江河之上都竖起桩栅，不准货物越界，派兵时刻了望，违者立即处死。如此只需半年时间，海贼的船只无法修葺，自然朽烂，而且郑军人数虽然众多，只要粮草不济，自然瓦解，不需交战即可困死郑军。同时，浙闽总督李率泰也上奏道：沿海各省应立下严令，不准许一只船下海，违者立即处以重刑。

　　顺治皇帝采纳了这些建议，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颁布了《禁海令》。严格禁止商民船只私自入海，不允许用大陆的产品、货物进行海上贸易，有违禁者，不论官民，俱行正法，货物充公，违令者之财产奖给告发之人；负责执行该禁令的文武各官失查或不追缉，从重治罪；保甲不告发的，即行处死；沿海可停泊舟船的地方，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海；如有从海上登岸者，失职的防守官员以军法从事，督抚议罪。

　　禁令虽严，但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仍不断有人与郑军暗通线索，更有贪图厚利者，继续与郑氏贸易往来，而当地的一些官吏也为利益所驱，常有监管不力之事发生。

　　而迁界之事在《清世祖实录》中有详细记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六月，清军厦门战役失利之后不久，浙江监察御史季振宜旧事重提，又上书分析征伐郑军的形势，建议在禁海的基础上实行迁界。他认为，东南之地本是天下最为富庶之地，全国的赋税大半出于东南，但近年来由于郑军成为闽、浙、江南三省之重患，朝廷屡次用兵，以至各地饱受战火蹂躏，民生凋敝。要想从根本上扫平郑成功，朝廷须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造船，不习水战的八旗子弟还须冒风波之险前去征战。因此，季振宜建议：闽、浙、江南等地应首先注重防御，而后才行征剿之策。防御之法应以断绝郑军物资来源为主，福建的漳州、泉州、兴化、福州，浙江的温州、台州、宁波、杭州、嘉兴，江南的崇明、江阴、通州、镇江等处，应由督抚镇、都统、章京等官员驻防，各率精兵，严密防守，可使三省之兵声讯相通，互相支援，如此一来，郑军无处可补给，只能坐以待毙。

　　顺治对此建议十分重视，传旨“此奏内事情关系重大，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详察议奏。”顺治十八年（1661）八月，清廷下达《迁海令》，以保证《禁海令》的施行。《迁海令》亦称《迁界令》，是《禁海令》的扩大和补充，是更为严厉的政令，具体内容是：将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六省沿海及各岛屿的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居民官兵全部迁移到界线以内，在沿海一带形成一个无人区；沿海滨向内若干里界线由各地官兵划出，并严令军民人等不得私出境外，违者处斩。顺治十八年（1661年），《迁界令》开始实行，清政府勒令东南沿海五省滨海三十里的边民迁离故土，并沿内迁三十里处开挖两丈余深、两丈余宽的壕沟，临沟筑起四尺余厚、八尺余高的城墙，每五里设一个炮台、二个烟墩、三十里屯兵。秦汉时期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修筑在草原与田园之间的“长城”，如今修筑到了内陆与海洋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