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乡音无改认当年
——闽南话与开漳将士后裔的播迁
我生在云霄，自小讲闽南话，长大才知道，我所说的方言被尊为全国八大方言之一，主要分播在闽南、粤东、台湾，甚至远至南洋诸岛。后来学了点古汉语，接触到一些音韵常识，又发现古代音韵（这里指中古音，也就是所谓的“唐宋古音”）与闽南方言之间竟然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心里觉得很好奇。再后来接触到一些开漳历史文化知识，于是慢慢地形成了一个朦胧的概念。现在将这些粗浅的看法陈述如下，就教于各位先生。
（一）
首先谈谈闽南话与唐宋古音之间的奇特关系。
由于汉语的音节通常由声、韵、调三要素组成，古往今来，变化不大，因此，这里将这三部分分开叙述。先说声母，古代称声母为“声”或“母”，宋人有三十六母的提法。依据其发音部位，分为唇音、舌音、齿音、牙音、喉音五类。后来唇音又分轻唇、重唇，舌音又分为舌头、舌上等等。对照现代汉语语音系统，其中最主要的差异有两点。一是古无舌上、舌头之分。舌上音即现在所说的翘舌音，如zh；舌头音即现在的舌尖音，如ｄ。在古代，这两类音是不分开的，这个特点，正好和闽南话相符。闽南话中是没有翘舌音的，普通话里许多读翘舌音的音节，在闽南话里都读为舌尖音。例如“蜘蛛”，普通话读为zhīzhū，闽南话则读为dīdū；又如“踌躇”，普通话读为chóuchú，闽南话则读diúdú。再看下列汉字，在普通话中声母都是zh，读翘舌音，在闽南话中却都读为d：
重，逐，竹，直，致，展，摘，张，丈，朝，赵，兆，罩，珍，镇，篆，郑，知，侄，朕……
二是古无轻唇音，即没有现在的唇齿音f。这个特点和闽南话更是吻合。在闽南话中，没有上齿磨擦下唇这个发音动作，也就没有了f这个声母。凡f声母的音节，或读为重唇音（即今之双唇音，如b、p），例如飞、肥、分、富、幅、蜂等；或读为舌根音h，例如发、翻、反、丰、扶、服等。而闽南人学普通话,更是把繁、凡、烦读为还，把泛、犯、范读为换，把非、妃、飞读成辉，把福、扶、浮读成胡，如此等等，造成了许多困扰。
其次说韵母。唐代的韵书《切韵》分韵母为 206部，后来改称为《唐韵》。由于当时的科举考试有“试贴诗”这一门科目，而写诗又必须按一定的标准去押韵，因此《唐韵》成为官书，成为各地举子写诗用韵的标准。试分析《唐韵》，至少有两个地方和普通话的韵母系统存在著明显的差异：
一是唐代的撮口呼韵母ǖ尚未形成，虽然韵目有“鱼”、“虞”之名，但实际上和合口呼u混在一起，例如“书、初、除、猪”和“余、居、渠、徐”同属“鱼”部，“扶、朱、胡、儒”和“区、娱、渝、须”同属“虞”部。可见在唐代语音中，ǖ和u是混在一起的，当时的人们发音时也许并没有明显的撮口动作。这一点和闽南话正好相同，在闽南话中，至今找不到有撮口发音的音节，漳州人读ǖ为i，厦门以及泉州地区则读ǖ为u，诏安以及潮州地区读ǖ则近似于-i（后），例如“居、区”两字，漳州人读gī、kī，泉州人读gū、kū，无论如何，都不会是撮口呼韵母。
二是鼻辅音m、n、ng充当韵尾的问题，在普通话语音系统中n、ng充当韵尾，分别组合成为前鼻韵母和后鼻韵母，而m只当声母，不能充当韵尾了。而在唐代语音中，这三个鼻辅音却都能充当韵尾，例如《唐韵》中的“侵、覃、盐、咸”四个韵部，收录的就是以m为韵尾的字，例如：
林、临、阴、心、琴、今、金、音……（侵韵）
潭、参、南、男、庵、含、涵、甘……（覃韵）
簷、严、帘、帘、嫌、蟾、添、尖……（盐韵）
咸、函、缄、衔、杉、监、岩、谗……（咸韵）
如果我们用普通话来读上面的例字
，那末第一行的韵母都是in，本来不应该和属于“真”韵的“因、辛、亲、邻、津”等字分开。而其他三行的韵母都是an或ian，本来也不该和属于“寒”韵的“寒、安、丹、残、刊”等字分开。但是在当年，这两者之间的读音都是绝然不同的。试著用闽南话去读读这些字，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归入“侵”韵的字，韵尾都是m，例如“林”，闽南话读为līm，“邻”，闽南话读为līn，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韵部。归入“覃(tán)、盐、咸”韵的字，韵尾也都是m，例如“含”，闽南话读为ham，“寒”，闽南话读为hān，它们也应属于不同的韵部。由此可见，闽南话完整地继承了唐宋古音中鼻辅音充当韵尾的语音特点。
古代用韵是很严格的，科举场中，诗一旦出了韵，无论诗意如何高超，也只好算是不及格。所以，古代读书人必须通晓哪些字归哪个韵，一般不会混淆，而鼻辅音韵尾不同的字就更不会混在一起了。陈元光的《龙湖集》中有《落成会咏》诗：“云霄开岳镇，日月列衙瞻。胜日当佳庆，清风去积炎。山畚遥猎虎，螭坳耀斗蟾。文床堆玉笏，武座肃金签。奇计绳陈美，明诚学孔兼。忠勤非一日，箴训要三拈。千古清漳水，居官显孝廉。”全诗用八韵，依次是“瞻、炎、盐、蟾、签、兼、拈、廉”。查韵书，全属“盐”韵；用闽南话读，全是m收尾的鼻韵母。
这种语音现象持续到元代。元代以后，大概由于北京成为国都，北京话成了“官话”，北方方言取得了绝对优势，以m为韵尾的字音逐渐消失，最终归并到以n为韵尾的字音中去了。
最后说声调，古人把声调分为平、上、去、入四类，以平为平，以上、去、入为仄。平者不升不降，其音轻扬；仄者或升或降，如山路之起伏。格律诗每两个字为一个节奏，平仄递用，形成一种抑扬顿挫的音乐感。到了近代，入声渐渐分化消失，原来的入声字归入阴、阳、上、去四声中去了，因此现代汉语语音中已经没有了入声这个声调了。据说现在的北方人学诗词格律，辨别平仄时，古入声字这个部分总是把握不好，也许他们会感到困惑，一些明明现在读起来音调属阴平的字，为什么要把它们归入据说是急迫而短促的入声调里去呢？而在闽南一带，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因为在闽南话里，至今仍然顽强地保留著入声这种声调。试用普通话读下列例字：
剥、削、卓、踢、逼、突、出、发、一、膝、屋、督、约、缺；
德、国、竹、笛、学、习、集、合、值、得、独、逐、敌、革。
很明显，第一行为阴平调，第二行为阳平调。可是改用闽南话一读，它们就变成一种又急又短的声调了。原来这些字都是古入声字，在诗词格律中属于仄声字。
综上所述，说明闽南话保留了唐宋古音在声、韵、调方面的许多重要特征，无怪乎有人把它称为“中古音的活化石了”。
（二）
唐宋古音原本是一千多年前存在于中原地区的标准语音，而闽南距中原地区万里之遥，那末，是谁把它传播过来，又如何让它经历这漫长的历史时期而依旧乡音不改呢？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拨开历史的烟云，把眼光投向一千三百多年前，那一场发生在闽南地区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再一次去回顾漳州开发的那一段峥嵘岁月。
据《云霄厅志》引《漳州府志》所载，唐总章年间，闽粤之间，泉潮之际，爆发“蛮獠啸乱”。朝廷命归德将军陈政为岭南行军总管，率将校 123员，府兵3600名入闽平乱，起初因寡不敌众，退守九龙山，上表朝廷请求援兵。朝廷命陈政之兄陈敏、陈敷统援兵入闽，因军情紧急，日夜兼程，过分劳顿，加上军中时疫流行，陈敏、陈敷竟因染病而殁于行军途中。幸亏其母魏太夫人随军南下，于是指挥援军到达闽南，与陈政会师，击退蛮獠武装，进驻云霄，建行营于漳江之畔西林，继续扫荡叛乱武装，同时垦荒造田，开屯建堡，从事农耕以解决军队给养问题。西元 677年，陈政病逝云霄，葬于将军山南麓，其子陈元光继承遗志，恩威并重，惩办首恶，招徕流亡，并宣扬教化，鼓励农桑，终于平息动乱，使闽南地区逐渐安定下来。于是，陈元光上表朝廷，请求于泉潮之间增设州治，以便对当地百姓实施更加有效的行政管理。西元686 年，武则天皇帝勅准于漳江畔建立漳州，统漳浦，怀恩两县，任命陈元光为首任刺史。从此闽南地区结束了蛮荒草昧的岁月，接受了中原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和建设。
陈政（616－677），河南光州固始县人，随陈政入闽的不少将领，如马仁、卢如金等等，籍贯也都在光州固始一带。据唐朝府兵制度，府兵终身服役，无事时耕于田野，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因此，当年跟随陈政入闽的将士，以及后来增援的部队，其籍贯也应该都在光州固始一带。由于闽南地区的自然条件相对优越，这些来自中原的将士大多把家眷迁入闽南，有的和当地土著百姓通婚，从此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繁衍生息，成为现在大多数漳州百姓的祖先。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同时也把中原语音带入了闽南。这种语音和当时当地的土著百姓的语音互相融合演化，逐渐形成了后来的闽南话。
大约在 200年后，中原地区爆发了唐末农民起义，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率领的一支起义军，与官军对抗，转战于大江南北，后来进入了福建，占据了闽南，自称泉州刺史，最后甚至控制了福建全境，当上了福建节度使。据说他们“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促进了社会的安定与经济的发展，政绩卓越，后来被尊为“闽王”。他们对中原地区流散的人才和北方避难入闽的文人均能尽力接纳，提供较为优渥的待遇，并设立书院，培养人才，促进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当年随王氏兄弟入闽的中原战士大约有五六千人，计60姓，后来大多定居于泉州一带，同样的把中原语音传入福建，进一步扩大了闽南话的流通范围。
查开漳史料，陈政率兵入闽，其官职为“岭南行军总管”。唐代的岭南，指的是两广地区，当时设有岭南道，治所在今天的广州。但当时漳州尚未建置，泉潮之间这一片瓯脱地，归属未定。即便漳州建置之后，也曾经一度归广州节制。因此陈政的岭南行军总管的管辖范围，应包括今闽南粤东一带。陈政是否带兵入粤作战，至今尚未发现有文字记载，无从考究。而陈元光继任之后，至少有两次统兵入粤作战。一次发生在永隆二年（ 681），《云霄厅志》载：“盗起，攻南海边邑，循州司马高受命专征，檄元光潜师入潮，沿山倍道袭寇垒，俘获以万计。岭表悉平，还军于漳。”另一次发生在陈元光初任刺史时，“广寇陈谦连结洞蛮苗自成，雷万兴等进攻潮阳，陷之，守帅不能制，元光以轻骑讨平之。”陈元光《龙湖集》中有《平獠宴喜》诗：“扫穴三苗窜，旋车百粤空。”开漳重要将领许天正有《和陈元光平潮寇诗》：“长戈收百甲，聚骑破千重。落剑唯戎首，游绳系胁从。”陈元光还有《潮州三山神题壁诗》等等，都记叙了入粤作战的情形。查循州即今广东惠州，潮阳在今广东潮汕一带，当时虽有朝廷命官管辖，但区域辽阔，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民穷生变，寇乱频仍。所以我们可以想像，这支陈元光统率的中原子弟兵的到来，必然给这里的百姓带来一丝希望，给这片土地带来一片生机。特别是他“兵革徒威于外，礼让乃格其心”的政治理念，“伦理讲则风俗自尔渐孚，治法彰则民心自知感激”的施政主张，必定会更加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开漳史料《忠毅文惠公行状》中就有“潮人以事闻，请乞陈元光兼戍潮阳”的记载。而当时陈元光曾经“立行台于四境”：其中“一在漳之安仁乡南诏堡，下游直抵揭阳。”南诏堡在今之诏安县，揭阳则在今之潮汕地区。可见陈元光当时的驻军管辖范围实际已到达粤东一带。随著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漳、潮之间的语言也便渐渐地互相融合。至今粤东一带的语言基本能与闽南话互相沟通，也属于闽南话的范畴；而闽南一些地区至今依然演唱潮剧，这都可以充分说明，这两个地区历史上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由此可以知道，闽南话的形成，实际在唐代，是陈政父子统率的开漳府兵以及后来王潮、王审知兄弟带领的起义部队，把中原语音带入闽南，再和当时当地的土著百姓的语言融合演化而形成的。
（三）
台湾宝岛与福建只隔著一湾浅浅的海峡，遥遥相望。早在明代以前，就已经有漳、泉一带的百姓到台湾垦荒了。爱国史学家连横先生在《台湾通史‧开辟纪》中记载：“历更五代，终及两宋，中原板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台湾为荒服之地，当明中叶，漳、泉之至者已数千人。”他们“手耒耜，腰刀枪，以与生番猛兽相争逐，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艰难缔造之功，亦良苦矣！”这些记载，体现了明代闽南一带百姓已经跨过海峡，到台湾去开拓创业了，而闽南话自然也就因此而在岛上扎下了根。
明未清初，闽南人郑成功高举反清旗帜，以闽南地区为根据地，组织武装力量，抗击清兵南侵，达16年之久。后来，这支以闽南人为主体的义军渡过海峡，驱逐了荷兰占领者，收复了宝岛台湾。《台湾通史‧户役志》载：“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携去水陆官兵眷口三万有奇，康熙三年（1664），郑经复携去六七千人”，加上前后陆续入台的军民，当时台湾的人口已近二十万。据清代江日升《台湾外记》记载，这些入台军士执行郑成功“寓兵于农”的政策，“留勇卫、侍卫二旅以守安平镇、承天二处，其余诸镇，按镇分地，按地开荒，日以什一者暸望，相连接应，轮流迭更。是无闲丁，亦无逸民。”他们“插竹为社，斩茅为屋，围生牛教之以犁,使野无旷土,而军有余粮。”“农隙则训以武事，有警则荷戈以战，无警则负耒以耕。”22年后，当郑成功的孙子郑克 降清后，这些战士自然也便成了台湾岛上的居民了，而他们说的大都是闽南话。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曾经对台湾百姓采取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台湾通史‧户役志》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诏以五十年丁册为常额，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乾隆元年（1736）诏曰：凡内地百姓与海外番民，皆一视同仁，轻徭薄赋，使之各得其所。”并将全岛岁征三千七百六十五两白银减额一半，后来更减至三百四十九两。“自是以来，移民日多，垦务日进，全台约及百万。”但起初不准来台垦荒者携带家眷，直至乾隆二十五年，才批准福建巡抚吴士功奏章，同意“其生业在台湾者，许呈明给照，搬眷入台，编甲为民。”因此，又有大批福建、广东百姓迁入台湾定居。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的祖先就是于康熙年间从龙海迁到台南的。到嘉庆十六年（1811），“全台民户，计有241217户，男女大小凡 2003861口。”而这些人当中，“漳、泉为多，约占十之六七；粤籍次之，多为惠、嘉之民。”于是闽南话也就紧随著这些漳、泉移民跨过海峡,传播到了全台湾,成为台湾岛上最主要的语种，这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台湾话”。
大概也在明清时期，为数不少的漳、泉百姓飘洋度海，到南洋一带去谋生，当时称为“过番”。大概有两种原因，一是明代闽南地区商业经济状况较好，海外贸易发达，明中叶开放海禁以后，有大量航船往来于东南亚各国，从事“走私”贸易，泉州、海澄（当时称月港）便是当时繁忙的航运中心，这给有意“过番”的闽南人提供了客观条件。二是当时农业经济相对滞后，地域窄小而人口众多，加上官府横征暴敛等等原因，许多人只好铤而走险，随船出海，做些小本生意，向万顷波涛中寻求些微薄利，以养家糊口。其中以去吕宋岛者人数最多，据《漳州简史》载：“吕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漳、泉之民贩吕宋者，或折关破产，及犯压各境不及归，流寓土夷，筑庐舍，操佣贾杂作为生活，或聚妇长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的先辈大概就是其中的一位。其余如印尼的旧港（当时称“三佛齐”）、马来半岛的北大年（当时称“大泥”）、汶莱（当时称“婆罗”）、也都有闽南人聚居的记载。这些勇敢的拓荒者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拼搏，在当地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家园，定居了下来。他们的后代子孙，成为了现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侨。而他们的祖先当年带往南洋的家乡话，也就在这一片广阔的地区流传下来，这就是东南亚华侨至今有许多人能说闽南话的原因。
（四）
我国自古以农业为本，人们世世代代守著先人开垦出来的几块田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夏种，收获著微薄的希望。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己的地步，他们是不肯离开故土的。然而千百年来，干旱洪涝，兵灾匪患，又往往使他们失去赖以生存的最起码的条件，只好离开家园而流落他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离开家乡的土地到外地谋生，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决非现在的年轻人所能想像。连横先生曾经在《台湾通史‧开辟纪》里解释“台湾”名称的由来，认为“台湾为海上荒土，其田皆民之所自垦也。山林未伐，瘴疠披猖，居者辄病死，不得归，故有‘埋冤’之名”。据连横先生考证，明代莆田人周婴著《远游篇》，首称其地为“台员”。到明末天启年间，海澄人颜思齐占据全岛后，定名为“台湾”。由此可见，最先开发宝岛并为之取名的是闽南人，而为了台湾的开发，闽南人曾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余者如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等等，无不遭遇万千苦难。但无论赵钱孙李，也无论走到海角天涯，人在异地，思念故乡，却是历千年而不变的共性，至死而不能忘。爱国诗人屈原在《哀郢》里写道：“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于右任先生在《望大陆》里写道：“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相距二千多年的两首诗，读罢却教人同样的悲怆扼腕。乡愁，贯穿在古往今来无数的文学作品中，成为我国几千年文学史上的一大主题。“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不令游子魂牵梦绕。别说那几块贫瘠的土地，曾灌溉过父辈们辛勤的汗水；别说那一间低矮的草屋，曾洋溢过妻儿父母的无限温馨；即使是村头那弯弯的小路，也曾叠印过儿时欢快的足迹，一样地教人难以忘怀。然而家在千里万里之外，唯一能慰藉乡愁的，恐怕只剩下与生俱来而永远挂在嘴边的家乡话了。这便是“少小离家老大回”，“鬓毛虽衰”而“乡音未改”的真正原因。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是因为身在异地而见到了家乡的人，用家乡的话，谈起了家乡的事，而牵引出来的无限乡愁啊！
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族群的迁徙而见诸史书的，毕竟少数。更多的是后来记入族谱的以家庭，以群伙，或者以村落为单位的迁移。每逢灾年或战乱，他们便会扶老携幼，背井离乡而流落异地。史书上一言以蔽之，称之为“哀鸿遍野”，“饿殍满道”，可见当年离开家园，闯荡异乡的开拓者是多么的艰难。如果上天眷顾，汗水没有白流，他们能凭著辛劳和智慧，重新开创出一片新的家园来。那么，只要有某种可能，他们一定会跨越关山、踏平风浪，回归自己的故乡。”“归心似箭”应该是他们此时心情的最好写照。然后祭祖宗，访故人，让积累多年的思乡泪水尽情地洒在故乡的土地上。再然后揣一把故乡的泥土，返回新的家园。于是建祠堂、修族谱；于是奏南音、演歌仔戏，舞龙舞狮；于是有了同乡会，有了类似福建、广东等等以家乡命名的会馆。他们会反复叮嘱儿孙，千秋万代，不可忘本。正是这永不忘本的民族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使我们的民族历经万千劫难却依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继续发展壮大。做为华夏儿女，能不为此而感到欣慰，感到自豪吗？
二千多年前的《礼记》载明：“礼，不忘其本。”这种文化内涵早已深深地融入华夏民族的血液中。据1953年台湾人口统计资料显示，台湾 500户以上的大姓有 100个，其中有87姓的族谱标明，其先祖自河南光州固始入闽，再由福建迁居台湾。由此可以说，台湾人五百年前，根在福建，而一千三百年前，根在中原。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台湾同胞和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一样，铭记著先贤的教诲，虽然历经沧海桑田，但依然不忘其本，那一口委婉温淳的闽南话便是最直接的佐证！
一口闽南话，伴随著这一群华夏儿女一往无前、万难不屈的足迹从历史的烟云中走来，见证过多少悲欢离合，创造过多少辉煌业绩。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们还会继续发扬艰苦拼搏的开漳创业精神，迈出更加坚定的步伐，朝著祖国强盛、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朝著民族大团结的明天奋勇前进！
作者系原云霄师范学校高级讲师 云霄县开漳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