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港地方掌故》《六》

岭南陈裔

《泉港地方掌故》第六辑 宗教风俗写意

宗教独特，桩桩积淀著民间的奥妙和活力，震撼我们心灵的是鼎盛的女神崇拜，是神奇的“活佛”事迹，是曲折的教众磨合……风俗淳厚，款款舞动著岁月的古朴和生机，滋润我们目光的是和睦的宗族文化，是壮观的渔业风貌，是葱茏的丘后宋荔……

泉港的妈祖崇拜 林明辉

妈祖俗名林默娘，祖籍莆田忠门湄洲，为闽林晋安二十三世、唐九牧六房林蕴派下六世孙女，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九六○年），卒于宋雍熙四年（九八七年）。时航海人广泛传说林默娘常常显灵，身穿红衣飞翔于海，救助落难生灵。因此，海船上就竞相供奉默娘神像，奉为海上女神。宋元明清，历朝帝王屡屡加以褒封，直至“天后”、“天上圣母”，世称“妈祖”，林姓则称之为“姑妈”。历代皇帝的褒封，春秋祀祭，又扩大了妈祖的影响。妈祖崇拜，自沿海扩散至内陆，自本土弥漫向台、港、澳及海外，几乎有华人聚居的地方都有敬奉妈祖的庙宇。

自妈祖仙逝至南宋咸淳六年（一二七○年）近三百年间，全国共建有妈祖庙宇二十四座，沙格灵慈宫（建于咸淳六年）就是其中一座。可见，由于地缘的亲近，与莆田习俗的相近相通，妈祖信仰早就进入了泉港地区。妈祖在当时就已成为当地人心目中最为崇敬的神祗。

泉港区域特别是沿海渔村，渔民们对妈祖崇拜已达到极度迷信的程度。早先没有天气预报，渔民们出海与否，甚至遇事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都要问卜于妈祖，由妈祖灵前的箬杯作出决定。渔船入澳，或是事成后，便要牲礼菜瓯，隆重地叩谢妈祖，几乎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例规。

现在，大大小小妈祖庙宇几乎遍及全区各个村落，规模较大的有沙格、柯厝、肖厝、郭厝、峰尾、奎壁、荷池等地的妈祖庙，甚至许多家庭内也设有妈祖神位。妈祖在人们的心目中，已不仅仅是海上保护神了，而是把她当作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神明而春秋祭祀、四时膜拜。泉港区域内林姓众多，林姓人称为之“姑妈”，于是“姑妈”又成了本地人对妈祖的昵称。

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辰纪念日前后），泉港区的沿海村落，可以说是倾船出动，纷纷往湄洲祖庙烧香谒拜，那份虔诚简直无与伦比。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由闽林始祖文物古迹重修董事会主持，在晋安郡王陵后山间新建了以妈祖庙为主体的数座庙宇，由湄洲祖庙分灵至祖宗福地。因此，近几年，吸引了众多的本地崇拜者前往顶礼膜拜。

黑面妈祖信众多 阿婷

泉港地处滨海，民众崇拜海神妈祖者甚多。影响最广泛的是湄洲妈祖林默娘，俗称大妈；其次则是“黑面妈祖”陈靖姑，俗称三妈。泉港境内多数妈祖神庙二神同祀，如涂岭乌石宫、沙格灵慈宫、荷池天妃宫、埭港龙见宫等，而乌石宫、郭厝莲山宫则主祀三妈陈靖姑。在这里，人们对她的崇拜程度并不比湄洲妈祖逊色。与林默娘一样，陈靖姑也是因灵异事迹而成为民间信仰的俗神。

相传陈靖姑于五代年间出生在福州下渡，长成后嫁与古田刘杞为妻。她自幼就豪爽侠义，曾与林纱娘、李三娘同师学道，学得一身非凡法艺，行医济世，驱邪救民。二十四岁那年，陈靖姑为救生灵，不顾天谴施法祈雨抗旱，触犯天条，以致身遭雷击，颜面变黑，殒身于古田临水。陈靖姑仙逝后，百姓感激她一生正义舍身救民，乃塑像纪念且敬若神明，号为“临水夫人”，后陈靖姑又被封为“顺天圣母”，与湄洲妈祖同受人间烟火，因颜面变黑，世称“黑面妈祖”，属“净明闾山三奶派”。

因陈靖姑在世时行医济世，逝后，在百姓的信仰中，渐渐成为主司生育的神祗，被奉为妇幼保护神，民间又称为“注生娘娘”。泉州人则将她视为生育神，称“奇仕妈”（即祈嗣妈）。在泉港，信仰她的人也很多，无子嗣或求男丁的人家大多把精神愿望寄托在注生娘娘身上，有的甚至从宫庙里分香回家设神位朝叩暮拜祈求早生贵子。

泉港境内奉祀黑面妈祖最有名的宫庙是涂岭乌石宫，该宫始建于宋嘉祐二年（一○五七年），迄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了。传说蔡襄兴建洛阳桥，陈靖姑曾斩除蛇妖、筹措银钱相助。乌石宫开工典礼之际，蔡襄特地赶来朝拜，并题赠“顺天圣母”、“应天开基”两块匾额。除了乌石古地流传著陈靖姑救民除害的灵异事迹外，湄洲湾、玉笏石等相关的传说中也都留有陈靖姑的足迹，至于建有宫庙奉祀的村落，更是将其显灵的事传得神乎其神。每年的临水夫人诞辰，总有许多信众前来朝拜。现台湾高雄县凤山“美泰宫”殿中的“黑面妈祖”，就是从乌石宫奉请过去的。

海国女神刘益娘 阿婷

峰尾地处滨海，民众主要靠“讨海”为生，因精神上需求寄托，兼之当时的社会政治及人文等因素，明中叶之后，这里也诞生了一位由人发展而成的“神”，成为峰尾一带沿海村庄祈求平安和出航的“护航神”——姑妈刘益娘。

刘益娘，原名大娘，又名乙娘，生于明弘治十二年（一四九九年）十一月十七日，逝于明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在凡世二十春秋。当地刘姓是大姓，因同宗，称之为姑妈，外地非刘姓则称之为峰尾姑妈。

据谱牒载，刘益娘自幼聪颖过人，以“温淑清顺，懿惠中和”见称。更让渔民称赞不已的是，每逢天气骤变或狂风暴雨即将来临时，刘益娘总是昼夜不安，通宵达旦地伫立在海边或尾山埔细心观察，一有危情便点燃柴火，引导渔船顺利返航安全入澳。因此，峰尾一带渔民都有口皆碑，传颂这位贤淑少女的义举善行。

刘益娘十八岁那年，嫁给郭厝后柳村程家为媳。翌年九月二十二日，刘益娘带著三弟自外祖母处回夫家，路过郭厝村一处甘蔗园，幼弟不懂事，见了甘蔗口馋哭闹要吃，刘益娘无奈，只得取二枚铜钱（足够购买一株甘蔗）用红头绳串著系在一株甘蔗身上，然后折另一株甘蔗给幼弟。此时蔗主刚到，不问青红皂白便破口大骂，并狠狠打了刘益娘一记耳光。刘益娘蒙受大辱，有口说不清，羞恨难当，当晚便悬梁自尽，以死一洗清白。

刘益娘含冤受屈而寻短见，轰动了峰尾一带的渔家。不少渔民从打抱不平到深深怀念，发展到殷切期望刘益娘能升天成“神”，再为广大渔民做好事。因此，在渔民的口碑中，刘益娘逐渐成了神。

之后几十年间，先有地方士绅为刘益娘妆金身塑像，放在其故居厅堂中奉祀。群众为求精神寄托，时常向益娘金身焚香求签问卜，并上报朝廷，请谥刘益娘为“义烈”。后又有善信鸠资在峰城西门外山坡大石顶的濒海处建庙供祀，因刘益娘“素明大义，秉性真烈”，故正式命名为“义烈庙”。

明嘉靖年间，滇南寇乱边关告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毛伯温奉命征讨。班师回朝时，毛伯温启奏道：“南征之功，绩著女神。”（所指女神即湄洲林默娘和峰尾刘益娘）皇上听后，钦赐林默娘为“天上圣母”，刘益娘为“姑妈娘娘”。“义烈庙”至今犹有匾联“系出峰城娴内则，神偕湄岛护群生。”指就是此事。皇上的加封，推动了群臣对刘益娘的宣传与赞扬。著名书法家、内阁大学士张瑞图特为刘益娘题写一匾，称她“坤德孚民”；紧接著内阁大学士史继阶也题匾“一德寿民”，内阁大学士都御史郭必昌题“婆心济世”。这些牌匾至今尚存在义烈庙内。经嘉靖帝的御赐和三位内阁大学士的题匾，峰尾姑妈刘益娘一跃成为遐迩闻名、显赫无比的“护航神”、“保护神”。

此后峰尾渔运日益兴旺，人们对姑妈娘娘的信仰与崇拜也与日俱增。峰尾的渔民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姑妈刘益娘的神奇故事传播到哪里。福建沿海各地，甚至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也都相继建立“姑妈宫”，台湾台北还组织“姑妈会”，尊刘益娘为“海国女神”、“海峡第二女神”。

叛逆女性成神明 黄建聪

《五礼通考》一书说：“功施于民则祀之，能御灾捍患则祀之。”泉州侨乡家庭主妇住房门口供奉的守护神——簷口妈，她的俗身是清代农民起义女领袖邱二娘，这是泉州民间信仰中的本地英雄人物。从泉州地面的六位家神看，簷口妈属晚辈。把一位叛逆女性供奉为神，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它反映了泉州妇女潜存著异端文化的性格。

邱二娘（一八三三～一八五五年），原名邱真，生于洛江区马甲镇梧峰村许阪厝。父亲邱柳先，母亲苏于。邱柳先有二男二女，长子邱英，次子邱申，长女适外，邱真位居第二，人称之邱二娘。后因饥荒，举家迁居峰尾半岛的前亭村。因家庭生活难以为继，邱二娘被卖给峰尾村大厝刘家当童养媳。

生性刚强的邱二娘忍受不了刘家的虐待，遂逃至涂岭东坪村亲戚家。在表哥林杯（太平军战士）的引领下，入尼姑庵学道习武，练就一身好武艺。她自幼从谊父王掌（前亭村人）学医，又从父亲邱柳先学会了阴阳历法，便以传道行医为名深入民间，发动群众，准备回应太平天国起义。这时，林杯不幸牺牲。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年仅二十岁的邱二娘揭起“顺天命邱二娘”的旗号，把神和天父的信仰合二为一，提出“虽是女人乾坤造，邱氏召集贤众多，普天之下皆黄土，除清救民建帝都”的口号。很快就拉起一支有千余人的队伍，并组建女营，进行特殊训练，名驰远近，时有“邱厝查某无览（弱）货”之誉（时人误以邱二娘是南埔镇邱厝村人）。

此后，邱二娘率义军转战晋江、惠安、仙游等地，并与永春红钱会林俊义军、仙游乌白旗相互配合，给清政府在闽中、闽南的统治以沉重打击。清军为掩饰败绩，便宣扬邱二娘有“撒豆成兵”、“剪纸为马”的“妖术”。

一八五四年春夏之交，攻打惠安县城失败后，邱二娘为保存实力，采取“化整为零”战术，让义军潜伏各处，伺机东山再起。奉旨回泉州办团练的陕西道御史陈庆镛和户部侍郎庄志谦四处悬赏通缉邱二娘。由于邱二娘机智应变，官府屡屡扑空，便传说她“妖术善变”，有“分身之法”。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年）夏，由于叛徒的出卖，邱二娘被捕，农历六月十四日在泉州南校场被处以“凌迟”，遂英勇就义，时年仅二十二岁。

为斩草除根，大批清兵追到梧峰许厝阪，欲抄家灭族。村中有个叫邱王傲的教书先生急中生智，立时书写状文，托人在村中土楼边搭起香案桌，塑造一尊草人，草人左手举状书，右手拿钱银，以吸引官兵。状书上写著：“生在前亭乡，嫁在峰尾城，造反东坪坡，竖旗半岭宫，七月二十日攻惠城，与邱家无关。”官兵看后，即转往它处。造反在当时是大逆不道之罪，为避杀身之祸，乡亲们不敢公开承认邱二娘是许阪厝人，情有可原。

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就义后的邱二娘的人格被神圣化。据传，邱二娘在就义前曾告诉刽子手，千刀万剐，我死而无怨，但万不可割断我的裤带，否则我死后也饶不了你。不料，刽子手在行刑时用力太猛，竟将她的裤带割断。邱二娘死后不久，刽子手竟无故七窍流血而死，因此泉州百姓都认为是邱二娘显灵报应所致。民众感念她反清救民的壮举，就在泉州南校场花园头村义全宫南面，捐资建造庙宇，塑邱二娘神像奉祀，称为“簷口妈”，或“床脚妈”、“庄脚妈”、“藏脚妈”。每年农历六月十四日“簷口妈节”，或在普度节，善男信女们都备办丰盛的供品，或者敬献纸裳、弓鞋等。如结婚或生男孩，尚须加献纸贡，以表明对邱二娘的敬仰之情。

在邱二娘战斗过的兴化府仙游县，民间也建庙塑邱二娘神像奉祀，号称“游路夫人”或“仙姑妈”。据说，凡敬奉邱二娘神祗的地方，就能保佑家宅安宁，妇孺安康。洛江区许阪厝的宗亲也在她的旧居塑造神像奉祀，尊称“邱二姑”，现每天早晚仍有专人行香敬奉，每年农历六月十四日举行拜祭活动时，海内外的宗亲也常前往行香朝拜。

新中国成立初期，泉州市人民政府在泉州威远楼上建立“泉州历史人物纪念馆”，其中即有邱二娘像。历史小说《烈女哀鸿》塑造了这位反清女英雄的高大形象。

陆叔修行山头寺 陈华发

山头寺地处偏僻，创建后数百年间一直是默默无闻的小佛堂。自陆叔禅师入住以后，僧藉寺传，寺凭僧名，山头寺声名日盛。

陆叔于一八三三年出生于现界山镇鸠林村南庄一陈姓贫苦农家，因其排行第六，修持法门德高望重，故民间尊称其为“陆（六）叔”。陆叔自幼信仰佛法，爱与僧侣为朋，三餐茹素，有仙风佛骨之性。长大后亦不思成家，二十岁那年（一八五三年）农历八月十五日，突发宏愿，连夜奔投山头寺出家。他专心诵经礼佛，勤劳生产，节衣俭食，接济贫民，生平行善之举稀奇罕见。

山下信众皆称陆叔有三“佛心”：一、待人以善心。每年将收成的番薯制成干薯片，把番薯头尾留下，中间的甘甜部分用以接济揭不开锅的穷人；每闻贫苦人去世，他都带著一斗白米登门吊唁，念《心经》以超度。二、待物以慈心。每逢青黄不接鸟雀哀鸣时，他都将瓮中米谷撒于地喂鸟；见蚂蚁在厨灶或在地上忙碌，悯其劳苦求生，即将生油或饭粒洒在蚁穴口，任其搬食。三、待己以忍心。每月初一、十五，他总要坐禅三个时辰，严寒酷暑从无间断；且凭一己之力，开山垦荒数十亩，起早摸黑劳作；偶有病恙，总克己不与人言，静坐念佛，直至病愈。

陆叔禅师一生高风亮节，不求浮名，不贪浮利，许多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他常往涂岭粜米，换些钱币购置礼佛用品。粜米时他总是任人议价，决无还价。一次买主多付一元钱，陆叔回到寺中方才发觉，这时已近黄昏，但他马上奔下山去，几经周折，才找到买主，将一元钱交还。再返回时已是掌灯时分，结果在黑暗中不慎落下山坡，扭伤了足踝，但他毫无怨言。还有一次，陆叔发现有人偷挖山寺的番薯，他远远看到此人衣著褴褛，料想其必是三餐不继，为生活逼迫所致。便连忙往房内取薯干一袋，悄悄地送到那人身后，并留话：“如遇窘迫，当再来取无妨。”

陆叔修行期间，山头寺殿宇狭小，僧舍简陋，每逢佛寺节庆，香客拥挤不堪。他很想改变此种境况，便动手用木料制作一寺院立体模型，此模型高五十厘米，宽四十厘米，为三进加护厝结构，佛殿、法堂、僧舍和客厅等一应俱全，施以彩漆，红砖青瓦、雕梁画栋极为逼真。此物现仍珍藏于寺中。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南庄陈永兴居士感陆叔修行硕德，主持在旧寺左侧仿此模型建三开间佛殿一座。

一九一二年农历三月十四日，世寿七十有八的陆叔禅师自知年限已至，自备干柴设台于寺殿门前，口念佛号盘坐之上，引火焚身。烈烈焰火引来附近民众，在场者无不垂泪跪拜。火燃毕，陆叔遗体仍正襟危坐，僧服丝毫未损，只有须眉略被燎焦。此奇事不久传遍莆仙惠三地，世人皆说陆叔禅师苦修得正果，从此皆称其为“活佛”。山头寺亦被诸邑信众视为圣地，香火盛极一时。

陆叔羽化后，信众用白绫裹其体，上髹油漆，奉祀于新寺佛殿之上，此寺亦易名为“陆化寺”，以纪念陆叔坐化事迹。时莆田郡书法家张琴闻知陆叔生平奇迹，特题两对楷书楹联：“庭前詹葡香留座，火里莲花净出尘”；“千峰雷雨摇龙窟，七宝楼台耀佛灯”。此二联镌于陆化寺簷下石柱之上，现字迹犹存。

文革期间山头寺香火湮没，寺宇也因年久失修，残破颓败。陆叔的遗体也在“破四旧”时被人推倒砸碎，几位虔诚的居士将残骸送往仙游县枫亭会元寺再度火化，骨灰入瓮置于该寺奉供。“文革”后，山头寺佛事复兴，寺宇修葺一新，陆叔之骨灰亦被迎回寺中。

基督教传播始况 黄建聪

鸦片战争后，随著“西学东渐”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宗教不断加大渗透力度。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基督教迅速在泉港各地传播开来。

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涂岭驿阪附近的慕柄村何乌黎旅居厦门海沧，受“西国基督教差遣到中国布道会”（简称“西差会”）牧师传道，慕基督教义，即受洗入教，成为最早信奉基督教的泉港人。入教之后，何乌黎回到慕柄村，劝家人信教，并租屋为简易教堂以传教。他走乡串里，向农民、盐工传授基督教义，阐扬“赎罪救灵”之道。不久，便有山腰及惠安东部的涂寨、西部的黄塘等地群众到此受教。因听众日多，何乌黎等在叶厝村设点传教。

坝头古县村李宝三因受村中大姓欺侮，出走至厦门谋生。一天，他偶经“西差会”礼拜堂前，被牧师邀请参加布道会，不久便接受洗礼，皈依基督。因为他早先习过诗文，颇有文化根基，厦门“西差会”便重点培养其为传教士。一八六九年，李宝三受遣回乡传道。他从厦门带来一批用闽南方言编成的“白话字”基督教课本，把自己的书房改设为礼拜堂，挂起“耶稣教福音堂”招牌。李宝三勤勤恳恳，每一个礼拜天均要召集教徒礼拜，诵读《圣经》、《圣诗》等，从不间断。厦门“西差会”又派外籍牧师山雅各前来泉港协助教务，在山腰等地设堂传教，还从惠安知县处弄来保护教堂的告示。

古县教堂是泉港的第一座基督教堂，也是泉港有基督教会之始。因堂址狭隘，且地处偏僻，不利于教友聚会和扩大传教范围，次年，古县教堂移至交通方便、居民众多的坝头。自此，泉港的基督教发展迅速，教徒日众。截至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泉港先后设立的重要教堂有驿阪、古县、坝头、山腰、叶厝、涂岭、梅林、圭璧、后郑、肖厝、沙格、郭厝、前亭等地，并在山腰创办教会学校普化小学（今山腰中心小学前身），以解决教友子女就学问题，也为教会发展培养后备人才。

两教械斗惊八闽 黄凤禧

清末，西方各种宗教不断对中国进行渗透，常有为争夺地盘、教众等各种利益而发生械斗。清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泉港发生了一起由基督教和天主教双方洋传教士操纵的大规模械斗，轰动全省宗教界。

当时，涂岭的基督教堂设在泗洲村，天主教堂设在后头村，两村相距不远，不同教众之间常有摩擦。一天，天主教徒谢乌英偷砍了基督教徒潘瓜的树木。潘瓜在基督教传道士的支持下，纠集基督教徒在涂岭街绑架了谢乌英。涂岭天主教传道士杨明水闻讯，忙央请当地士绅出面斡旋，并敦请知县唐至燮捉人。谢乌英随即被释放，但天主教徒有意扩大事态，故意又向基督教堂索人，双方纠纷升级。天主教传道士杨明水和蒙古族天主教徒出鸭只在驿阪被设伏的基督教徒捉拿，并被押至惠南洛阳拘禁。

天主教徒连忙报告西班牙籍神甫刘振镛，同时纠集教众四处设伏，捉拿基督教徒，焚毁基督教堂。基督徒陈秀璋也报告英籍基督教牧师山雅各。山雅各通知全县二十四堂派出教徒共一百多人携枪械前往涂岭救援，并严令各堂传道士亲自带队。天主教不甘示弱，神甫刘振镛亦率全县天主教徒往涂岭支援，械斗日趋激烈，双方均有人员伤亡，并影响至兴化、泉州两府属县。

知县唐至燮忙带兵丁前往弹压，但一见双方的洋教士都亲自到涂岭督战，惊慌失措，不敢处理。

其时，鼠疫流行，加以教徒械斗，涂岭一片凄凉。唐至燮无能为力。双方的洋教士都以唐知县办案不力，分别通过英国和西班牙驻厦门鼓浪屿的领事，向闽浙总督提出抗议。省方忙派专员查办，唐知县被就地免职，基督教英国伦敦公会负责赔偿天主教的人命款，械斗之事方告结案。

房族冲突成教案 庄一平

一九○七年山腰大小房发生冲突，小房的乌耽被大房抓过并打得不省人事，后经惠安政府派五百名官兵弹压息事。

至一九○九年初，山腰大房有人唆使儿童念“大空、大空，顶厝（大房）抓乌耽”的歌谣。乌耽听了十分恼怒，聚集小房群众焚毁了插居在社厝墓村的大房人家房屋，使稍息一年多的大小房冲突再次激化。

几天后，小房基督教徒庄有才自恃有教会势力的保护，清晨依旧挟著《圣经》到教堂做礼拜，却在途经大房地界时被大房族人当场殴打致死。

在当时反洋教运动刚过不久的中国，传教举步维艰。山腰当时只有一百多户教民。庄有才被打死后，英国驻惠安牧师陈和礼以教徒被杀、有损大英帝国尊严为由，上报驻厦门英国领事。英国领事立即照会清政府，清政府饬令惠安县知事马冠俊坐镇山腰剿办。“西差会”（西国基督教差遣到中国布道会）也派牧师陈和礼和方希贤共同督办。这样，本为封建房族冲突的事件就变为一场教案。

由于山腰大小房冲突由来已久，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几个月后，马冠俊因办案不力被革职。换了一个姓许的知事继续剿办。许知事先让大房赔偿人命钱三千银元，并对小房许诺继续追查惩凶。为讨洋人欢心，又特出“示禁”石碑，作为洋人设堂传教的永久护身符。碑文曰：

“……自此次示谕之后，如有不肖之人，扰及安分教民，或阻止本乡外乡教民来堂礼拜，及勒令摊出违背约章干犯王法各费情事，一经查出，或被教民指控，定即照章察明惩办。凡尔教民，亦宣各释前嫌，勉为善人，永敦和好。其各凛遵无违！特示。宣统新纪元年十一月□日。”

此碑原竖于山腰基督教堂前。一九五九年运往泉州“晋江专区各界自我改造展览会”陈列，后停放在开元寺功德堂门口。

山腰庄姓今昔谈 庄一平

山腰庄姓，约占泉港人口的十分之一，居住在“四锦”（即锦山、锦川、锦联、锦塔四个村）的居民以农业为主；居住在“三工区”（即菜堂、陈庄、埭港）的则以盐业为主。

唐光启二年（八八六年），河南光州固始的庄锐、庄森兄弟随王潮入闽。庄森定居在永春桃源，为泉州庄姓的开基始祖。庄森九世孙庄夏，历仕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受命赐开刺桐城，遂定居泉州（现庄府巷）。庄夏次子梦周迁居洛阳江南岸，形成琯头村。

明建文年间（一三九九～一四○二年），梦周四世孙庄元奇，名维明，号留孙，因琯头村地狭而人稀，以赶鸭为由，觅发展之地，迁至沃野十里、背山面海的惠安七都安埕铺前蔡，成为山腰庄姓的开基始祖。由于定居后他们仍以饲鸭为业，故后世昵称之为“赶鸭公”。

定居后，庄元奇遵一江西堪舆先生指点，迁葬其父母遗骸于前涂，尊为一世祖，庄元奇即为二世祖，死后葬于天湖，故有“一世前涂，二世天湖”之说。在定一世祖墓穴位置时，堪舆先生告诉庄元奇“进前三步三宰相，退后三步万人丁”。庄元奇认为有人方有才，就选择了“万人丁”。

由于“赶鸭公”及其后代的勤劳耐苦，拓展基业，子孙繁衍较快，居所逐渐向四周扩展，逐步覆盖了安埕铺数个村落。由于血缘的联系，清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他们居住的地面上出现了统一的山腰村，并成为安埕铺庄氏的总称。据说因为山腰庄氏源于前蔡，而前蔡又位于塔山之腰，故名山腰。

经过六百多年的繁衍生息，“赶鸭公”之“万人丁”的愿望早已实现，单乔迁海外的山腰庄氏后裔就不下万人。后裔虽未有“三宰相”，却也应了赶鸭公“有人方有才”的先见，人才辈出。“翰林爷”庄人瑞、现代全国茶叶专家庄晚芳、侨乡商业钜子庄重文、政坛显要庄日昆等，都成了“万人丁”中的杰出代表。

由于人丁兴旺，“赶鸭公”的后代充分利用依山傍水之利，由最初的饲鸭业到开荒垦田进行农耕，还逐渐利用近海滩涂资源发展贝类养殖，特别是晒盐业的出现，更进一步促进了山腰的崛起，解放后直至改革开放，山腰一直被冠予“惠北重镇”的称谓。

坝头连姓溯渊源 黄建聪

全国最大的连姓聚居地，位于前黄镇坝头及周边二十多个自然村。包括凤林、凤山、凤南、凤阳、凤安、凤北、坑内等行政村属下的刘上、下墩、后厝、大厅、后山、西吴、乌边、刈林、田墩、蔡头桥、埭中、北洋、中洋、顶下坑内、朝林、顶阪、安兜、社塘、前埔、后宅、外坑、后洋、溪墘等地及南埔镇岭口村（俗称坝头仔），人口近三万人。而据杨绪贤《白话台湾区姓名堂号考》，一九七八年台湾全省连姓人口共计二万八千三百一十八人，名列台湾各姓人口第七十四位。就是说，单坝头一地连姓人口就与全台连姓总人口差不多。

稽考史籍，坝头连姓源自山西上党。据仙游县《凤阿连氏阿头族谱》和坝头连氏族谱原本《阿头谱》载，连姓入闽始祖连恺，字广志，世居河南光州固始县，以明经擢第，官至江苏常州尉、叶州通义大夫。唐僖宗中和年间（八八二～八八五年）因避兵燹弃官奉双亲入闽，卜居福州府闽县。延至第九世连治，于南宋孝宗隆兴年间（一一六三～一一六四年）弃文从武，以功封镇南将军，淳熙年间（一一七四～一一八九）封升吉侯，旋加封右邦丞相。因佞臣变乱朝纲，三谏不纳，“恐祸延林木，遂退隐，迁入兴化仙游云顶山北方卜宅，以姓为地号，名连阪，住斯焉，始建府地”。后连治以该地风水受伤，迁居前连村。连治生连应祖，连应祖生三子，长连钺，次连钊，三连锡。连钊，字兆钦，于南宋宁宗嘉泰年间（一二○一～一二○四年），自仙游县连阪迁入泉州府惠安县，卜居于七都曾占尾一地，为今泉港区坝头连姓之鼻祖。连钊开基至今八百年间，其子孙不断在坝头及其周边地区繁衍生息，连姓人口已近三万人。

连姓东渡台湾及迁向东南亚的，以漳、泉二府为多，其中有一部分是从坝头迁去的。据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主席连战称，其先祖“自泉州府北连姓聚居地迁名”。追根溯源，每年均有连姓后代从台湾或南洋回坝头连氏宗祠祭拜祖先，寻访祖居地。

前黄黄氏枝叶茂 黄世通

前黄镇前黄村的黄氏始祖是何人？自何处而来？由于近百年来世事沧桑，谱牒均失，答案亦众说纷纭。近期以来发掘、搜集了一些宝贵的史料，逐步理出一个梗概。

最有力的史料，当属三四块当代出土的墓志铭。上世纪六十年代出土的陇州房黄保齐的墓志铭载：“侄孙讳妈佑，字保齐，居惠安之前黄。其一世祖讳升，赐进士出身，宋大理寺卿，由莆迁惠，为前黄之始祖。”二○○○年，又出土一位前黄陇州房的先祖——黄明心的墓志铭：“君讳明心，字少清，黄氏先祖升公，宋至和年间进士，宋大理寺评事，自莆田迁居惠安前黄，历二世祖讳理公及二十一世讳云蒸公，先后皆进士。”前者碑文系前黄二十四世祖，时任福州府永福县训导黄廷贤撰写，落款时间是清道光三十年六月。黄廷贤是前黄先贤，治学严谨，作此碑文定有根源。而后者主人生于明末，是当前出土的墓志铭中年代最早的，其说法应比后来的碑文更可信。

而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前黄解元房黄在帷的墓志铭，其中载有：“……自始祖进士校书郎理公由莆徙惠之鼇塘（前黄清时属六都鼇塘铺）而宅焉。”此中提到“始祖”校书郎黄理由莆徙来，与上述黄升为始祖，黄理为二世一说相悖。近年来，有族人为谨慎起见，到祖居地莆田黄巷查考族谱，却有了意外收获。证实仍黄理迁惠，开基前黄，而后接其父大理寺卿黄升来惠，并奉为前黄始祖。可见了两者说法皆所持有据，难怪百年来各持一词，纷争不止。

前黄自北宋哲宋元佑辛末（一○九一年）年开基至今，已历九百一十多年，衍裔三十六世，辖前黄、西园、土楼三个自然村，全村总面积二千多亩，户数一千一百七十二户，总人口四千三百七十三人。徙居外地有：前黄镇的古县、芹坑；峰尾镇的后山、下楼；后龙镇的前厝、坑头；南埔镇的尞仔；涂岭镇的水曲、清美、后田角和惠安县东桥镇的西园曲等十几个自然村；还有南安市的四黄村；福清县郊以及福州、厦门、石狮、三明、永安、浦城等地；同时还分布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菲律滨等地区和国家，总人口近三万人。

前黄村南观鲤鱼（惠安辋川鲤鱼岛），北倚麟麒（本村后麟麒山），世称望族。据在帷公墓铭载：“吾家文风丕振，诸伯叔冠盖相望。”祠堂上曾有一联：“文武联镖七进士，曾孙接钟两文魁”。春秋二祭写对联：“文武魁元七进士，御前侍卫五代同”。科举年代，考中举人十五人，其中进士及第七人，会魁、解元二人。素有“诗礼之乡”之誉，现有中科院院士，大学正、副教授、正、副研究员，主任医师以及博士、高级工程师、经济师、农艺师等33人，人才辈出。中科院院士黄荣辉是国内外公认的著名物理学家，个人传略列入《世界科学家名人录》；文学家黄英杰（世忠）是浙江温州师范学院教授，对古诗词研究卓有成绩，编印出版书籍达十几部，他一生藏书一万八千多册，被誉为“浙江藏书第一人”。

前黄村黄氏以蓬勃向上的生命力繁衍生息，分布之广，人才之多，可谓诗礼传世，枝繁叶茂。

峰尾渔业贯闽浙 刘恢宝

渔业是峰尾兴岛富民的基础产业，千百年来渔帆贯连江浙，名扬遐迩。

据考证：早在新石器晚期，就有先民在能避风的海湾或依山傍海的半岛聚居，过著捕鱼、捞贝和采集生活，与舟楫结下不解之缘。

迨至唐神龙、景龙年间（七○五～七一○年），峰（峰尾）沙（沙格）二澳渔业相继发展，有连家船的记载：“其居址常在船中，或结庐海边，随时移徙。”

泉州渔业专辑记载：“峰尾在宋朝中期就有捕鱼人家，自置渔船往福宁府一带生产。”

元朝时期，惠北沿海地区已设“定置张课”，峰尾大街李姓在近海作鲎尾网，洪厝作竖桁网，鱼梁众多，网罟相接、鱼鲜极多，农民挑粮草换水产品，市场十分热闹。元进士卢琦作渔樵互答一首：

樵夫初下山，渔夫才泊船。

邂逅即相问，生涯两堪怜。

我渴鱼可羹，尔归突未烟。

尔鱼莫索价，我薪不论钱。

惟将薪换鱼，一笑各欣然。

这首诗雅俗成趣、情意深切，描绘了当时渔村和睦相处、集市平等的贸易情景，也说明渔业生产已有相当发展规模。

明朝初期，因屡遭倭寇侵扰，沿海渔民多数迁往别处谋生。至明中后期，峰尾渔业已发展到浙江渔场。据明史记载：“福建钓带鱼船，在浙海，闽之南海人善钓，每到八、九月联船入钓，动径数百，蚁结蜂聚，正月方归。”《惠安县志》记载：“一三八四年沙格设河泊所征收渔课。”说明当时渔业生产已列入规范管理了。至清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年）惠安沿海地区发展大钓船，大批转浙，峰尾、白崎等四处转浙渔船有一百六十多艘。最早生产工具是带鱼延绳钓，以季节性转浙，常年就地捕鱼。

自清嘉庆十五年（一八一○年），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年间至光绪卅四年（一九○八年），共九十多年间是峰尾渔业最兴盛时期，及至一九四七年，拥有大钓船八十多艘，小钓船一百多只，渔民三千多人，渔产量七百多吨，还外聘小岞、黄崎、浙江等地渔工。春汛在家捕目鱼、黄花鱼；秋季往闽东浙南渔场钓月鳗，冬季往舟山群岛钓冬带，冬至前后回家“落下洋”，夏季休渔转运输。

《泉州水产专辑》记载，至抗日战争前，峰尾渔业生产仍保持稳定，一九三八年还成立惠安县渔会峰尾分会。

肖厝码头连海峡 肖臻辉

肖厝码头位于肖厝村东北角，状似一条潜水入海的大海豚，与洋屿隔海相望，与莆田秀屿港也只一衣带水，是惠屿岛居民上岸的必经之站，也是海峡两岸往来的纽带。

码头兴建于一九八五年，原先是桥式渡头，似长龙卧波直伸向洋屿。后来虽几经修缮，却依然不堪重负。一九九七年，政府拨款重建始成现今平台式码头，低潮时水深十二米，可泊五千吨级货船。如今码头与泉州沿海大通道相连接，形成纵横交错、疏密有致的陆海交通网络。

其实早在清代，这里就有一座简陋的石砌码头，人们从这里扬帆出海，前往台湾的基隆、台北、台中、高雄一带。惠北人到台湾谋生，台湾同胞回乡探亲，往返不绝；本地的土产运往台湾，台湾的特产运回大陆，商贸往来更是频繁。到了近代，由于战火不断，几度封海，两地往来有过几度短暂的中断。但只要海禁一开，两岸便又恢复往返。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两岸才彻底断绝往来。

如今，随著两岸政治气氛的缓和，民间往返又逐渐频繁了。首先是海上的渔民接触增多了，早先台湾渔船若在海峡遇到不测，往往只能舍近就远，向台湾本土求救，或是返航回台湾。而现在，台轮一有不测，便就近向大陆方向靠近，甚至在大陆加水加油。于是，肖厝便成了理想的停靠点。为了便于台轮停泊，一九九八年，政府批准肖厝码头为台轮停泊点。为了能给台轮提供多方位的服务，码头的西北面设有边防检查站。

海峡两岸血缘相通，语言相同，风俗相近，肖厝码头很快成为台湾渔船的聚散中心。每年约有一千五百轮次的台轮靠泊在肖厝码头，总吨位约有一百五十多万吨。台轮在海上一旦遇险，便能得到大陆方面及时的施救，使远离宝岛的渔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据统计，至今救助台轮共二十多次，为台胞挽回经济损失三千多万元人民币。

台轮时常停靠，与大陆渔民频繁接触，进一步增进了台湾同胞对祖国的了解，也加深了两岸人民之间的感情。

肖厝渔业今昔谈 肖臻辉

肖厝人一向以耕海捕鱼为主业，自古以来，除了一部分受雇于大船主（解放后在集体“渔业社”的组织下，北上舟山温州一带远海捕捞外），大都分人都在周边海域围网捕捞，或讨讨“小什海”，靠大海的恩赐过日子。

八十年代以来，由于近海渔业资源日趋衰竭，加上世界性海洋水产资源的战略性调整，以捕捞业为主的传统渔业生产受到严重的制约，导致沿海不少渔民弃渔经商或赋闲在家，给农村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在广东等一带的海洋养殖业发展的影响下，肖厝人利用地处广州上海中部、与台湾仅一水之隔的有利位置，以及海洋浮游生物丰富，潮水流畅，环境污染较少，适于发展网箱养鱼之特点，发展自己的近海养殖业。

一九八三年，肖厝村渔民肖美女等率先进行小片经营，既自采自捕，又收购暂养名优海小鱼，获利颇丰。一九九三年后，政府因势利导，发动群众多管道筹集资金，按照自愿结合、互惠互利的原则，组建股份合作制的养殖联合体，积极探索股份合作制在网箱养鱼上运用的新路子，促使网箱养鱼基地建设很快形成规模。尤其是在得到世界银行一千多万元的扶持贷款后，鱼排生产得到优化升级和大规模经营。目前，网箱养鱼基地已发展至八千多箱，养殖面积近三百多亩，固定资产投资已达二千万元，从业劳力近千人。形成了以鱼师鱼、真鲷、鲈鱼、黄花鱼、石斑鱼为主的几十个鱼类品种，年产量达三千多吨，产品远销日本及港、澳、台等地，产值约八千多万元人民币，年盈利近一千万元，生产海区也不断由洋屿海域向惠屿岛附近深水海域发展，形成泉州市最大的海水网箱养鱼生产基地。

遥望海上，成行连片的网箱鱼排，轻巧别致的水上木屋，宛然是“海上田园”、“海上村庄”，成为湄洲湾湾畔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泉港的缠足旧俗 刘恢宝 林景斌

自五代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千年时间内，我国长期流传著妇女缠足陋俗，而且相当普遍，地域不同，习俗也不同，大体可分为三类足形：东北三省属小足型，华北及江浙属尖足型，闽南一带属马蹄型，但莆仙木兰溪东南与泉港之间，著意创新为“三寸金莲”，形成区域性民俗。

由于社会地理环境不同，泉港各地妇女缠足比例也不同。清朝光绪年间风气最盛，峰尾、肖厝称为缠足村，有“肖厝娘子沙格脚，峰尾娘子金缚脚”之说。二十世纪初，涂岭、界山地区较少，只有20％的妇女缠足，但峰尾、肖厝一带占总人数的95％，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才逐渐结束此陋俗。目前峰尾、肖厝尚有缠足妇女二百人，她们仍保持著传统的打扮，留下明显的时代印迹。福建电视台曾把泉港区妇女缠足列入古韵民俗拍摄内容。

当时妇女缠足的规矩很多，尤其是“三寸金莲”更要十分讲究。谁家一生女儿，父母就背上精神重负。要把女儿天足“Ｌ”字形缠成“Ｎ”字形，须苦苦等待三四年之久，称之：一年裹著，二年抑腰，三年缚平，四年扶行。首先把女孩子脚趾捏拢著，用织帛牢牢捆扎，不让骨骼及肌肉生长，称为“裹著”；经一段时间脚掌慢慢屈到后脚跟，脚掌褶成拳状，称为“郁腰”；再过一段时间脚后跟用棉织品垫著与足底平衡著地，绕足紧缚著，称为“缚平”；最后做一双合适小弓鞋套著、用鞋带自下而上圈扎著，开始“扶行”。

缠足的年龄段很重要，一般五至七岁为宜，俚语云：五岁缠足象鸟蹄，八岁缠足歪一撇，九斜十不正，十几龙船底。就是说女孩年纪越小缠足越容易，可以缠得细巧端正，年岁渐大，效果不好，缠得像龙舟十分难看，故有“妻子脚长，丈夫逃出门”之说。

缠足穿的鞋也很讲究，妇女在青春时期，缚鞋带要用春莲色或金黄色，鞋面要刺绣莲花或寿春花。外挂银脚环二套，分软环和硬环，系银铃，走起路来叮当作响。

妇女缠足以后还要经过几番窥足，如订亲看鞋样，花轿进门掀裙。新婚夜闹洞房，常有两个节目：一个是桃花搭渡，如新娘袅袅摆摆似风折柳就判断为细足；一个是足踏白银，两叠白银各三个，放在厅堂桌上，新娘要乐意接受站上去踩，不超出白银范围的为小足，如超出的判为粗足。

峰尾、肖厝地处海湾良港，南北通洋，清光绪年间，海运商业繁盛，男人长年以海为业，以船为家，妇女则成为华堂之主。因男人长期外出对妻子失去约束力，只恐春色关不住（天足妇女走出门外，都说是“雉鸡满城跑”）。缠足妇女是“竹帘内娘子”，能守在家中，男人外出比较放心。俚曰：“妻子若不在，船到码头也不上来”。因而，缠足之俗得以长期保持下来。

旧社会花会赌博 郑忠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泉港一带盛行一种名为“花会”的赌博。它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常害得参赌者家破人亡，也严重破坏了生产，扰乱了社会秩序。

花会赌博，它以三十七个鬼神的姓名作为参赌者押注的内容，还为每个鬼神编造极能诱发人们产生侥幸心理的离奇故事，诱惑人们参加。当时社会上流行一本小册子，罗列这三十七个鬼神的姓名及其故事，嗜赌者争相传阅，视为赌博指南。

这种赌博，都由乡里有势力的大房头人合伙设庄当会头。他们都雇有叫做“走花会”的人，到处招人参加这种赌博。参赌者只要将钱用纸包封，外写要押的花名、钱数以及自己的姓名即可，“走花会”的人就代其赴赌场参赌。花会赌博于每日下午五、六点钟在约定地点开赌一次。

开赌时，花会头当众摆出用红纸书写的三十七个鬼神的花名，然后双手捧著一只碗，碗里放四粒骰子，再用一只碟子将碗盖住，给三十七个鬼神的姓名逐个摇骰，掀开盖碟，数点。以点数最大或“四红”十六点为“通大”，作为当次的花名。凡押赌注于该花名的，一文母钱可赢二十八文，连母钱共二十九文。还有叫做摇出“双头透”的，押中者一文钱可赢八百四十文。如此高额“赌利”，是诱惑人参赌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种赌博，花会头可稳收赌利，没有风险。假设每次开赌，三十七个花名每名有人押赌注一文，总共三十七文，其中一名押中花名，取去二十九文，花会头就净赚八文，占押注总金额的21.6%。所以，从总体上说，花会头次次都是赢家。

当时泉港一带男女老少普遍参加了这种赌博。为了想押中次日的花名，抽签、扶乩、卜卦以及搬来阿爷公、粪桶婆、木屐神、筷子鬼。祈求神明指点有之，三更半夜入宫庙、上孤坟祈求神鬼托梦指点者有之。见面时交谈的是神说啥话、鬼托啥梦，真是如痴如醉，似癫似疯。赌徒又往往以“签诗”、“乩语”、“卦象”、“神话”、“鬼梦”，联系三十七个鬼神的故事，牵强附会，确定次日必能押中的花名，一旦认为准确无误，便倾尽衣囊，孤注一掷。当时流传这样的顺口溜：“一文铜钱二八赢，夫兴妻也兴”，“一文铜钱赢二九，妇女苎筐翻筋斗，男人田园荒废长野草”。

白眉红联寄哀思 黄建聪

泉港人新春佳节、乔迁、寿庆、婚庆时，所有的门联或厅堂联、柱联均留有约四至六公分白色的联纸头，就是门、柱髹漆，也都保留这种样式。从泉港区迁居外地的人，也多保持这种惯例，成为中国楹联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仅泉港区和莆田属县有此风俗）。

此俗缘于明代抗击倭寇侵扰之时。

明嘉靖年间（一五二二～一五六五年），海防松驰，倭患极为严重。倭寇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东南沿海各地深受其害。泉州、兴化两府是重灾区。嘉靖四十二年（一五六三年）农历十一月初，大股倭寇来犯。其中一股倭寇在攻陷莆田城后，乘势纠集数千“真倭”和“假倭”围攻仙游县城。城中众将士、官绅和居民同仇敌忾，协力固守，双方展开拉锯战，相持近二个月。至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倭寇再度大规模攻城。仙游军民拼死抵抗，但敌我力量悬殊，城险些被攻破。有些倭寇用云梯登上城墙，逢人便杀，顿时血肉横飞。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抗倭名将戚继光和军门谭纶率“戚家军”赶到，内外夹击，协力击退倭寇。仙游知县收殓守城死难者尸体，戚继光亲自主祭，痛悼为国捐躯的同胞。时已除夕，许多新寡和孤儿在号啕中过了新年，为了表示对死难者的哀悼，特意在贴过的红联纸上头，加上一条白纸。

当地，南埔、界山等沿海诸村及邻近的枫亭古镇也遭倭寇攻袭，当地居民纷纷外出逃难。正月初二，又一股倭寇自湄洲湾登陆，血洗南埔和枫亭。正月初五，倭寇才退回海上，移往别处骚扰，南埔等地居民方才回家补过新年，叫做“补岁”。在贴红联对时，他们也特意在上头加上一条白纸，以痛悼来不及逃难而惨遭杀戮的人。后来此举相沿成俗，流传至今。当地染坊为适应这种需要，特地制出白眉红纸，这样在贴春联时，就不必在联头加贴白纸头了。

南庄游灯始宋代 陈华发

界山镇南庄自然村元宵游灯，对村民而言是一个隆重的节目。从正月十三至十七，由村里的头人择个睛朗无风的夜晚，傍晚时沿途鸣锣告知全村。于是，家家挂红灯，户户煮咸粥。“游灯夜，吃咸粥”是村里老少皆知的俗规，当日的晚饭（即咸粥），家家户户都会拌以各种各样好吃的佐料。

按俗规，灯架要男丁（方言中“丁”与“灯”同音）来抬。夜幕降临，等不到月儿出来，男人们就举著由一根木板制成的灯架，到村路上集合。人们把自家灯架的前端，搭在前一家灯架的后端，再用一根木棍竖著贯起来。因木棍上横钻个孔，穿上大铁钉，灯架就不会滑落下去。全村共有十三个姓（或房族），同姓或同房族组合一条“灯龙”，每条“灯龙”之后又带著锣鼓队，群“龙”聚集，锣鼓喧天，场面实为壮观。

灯架上的彩灯式样繁多：有水晶玻璃的，有纱布的，有纸扎的……一排排高低错落交相辉映，汇成人间银河。每条“灯龙”的带头灯都独具匠心，设计个活灵活现的龙头，青面红颜，张牙舞爪，眼珠上亮著绿灯，酷似呼啸而去的天龙。

灯龙未行，停放在马路上时，那里便成了小孩儿嬉闹的天地，孩子们在灯架下尽情地追逐穿梭，推搡跑跳……大人非但不叱喝制止，还怂恿他们去穿梭，据说这样神明会保佑“家丁（灯）旺盛”。

吉时一到，灯队出发了。此际云淡星稀，圆月当头，一条条长龙高昂龙头，蜿蜒前行。跟著护灯的人放起烟花，焰火冲天，灿然如织，远远看去，好似群龙戏珠，又如神龙吐火。灯队要环绕全村一圈，途经五六个村子，往往转到半夜方止。

南庄村正月游灯的历史，可远溯至宋时。南庄古时属毗邻的仙游县枫亭镇，明万历年间，同周围的另六个自然村，被惠安人李恺买归惠安。枫亭宋时便有上元（元宵）节游灯的记载，南庄原是其属村，此俗应同始于宋。据《枫亭志》载，早期的元宵游灯，是把灯笼、火把扎在长条木板上，由各村和各姓氏的民众各自打著自家的宫、庙号和姓氏，并抬著供奉的菩萨偶像，按规定的“游路”进行。以上内容与南庄的游灯相近，而南庄现在是将抬著菩萨偶像游行的过程放在正月十三的白天进行，当地人称为“出游”，且后来灯笼盛行，灯架上绑火把的形式自然被淘汰掉，其余的沿继著记载中的旧时形式。

另外，《枫亭志》也注明古时游灯，“是从正月十五日开始到十七日挑一日，每条灯后有锣鼓队，到家后煮点心。”这些内容也与南庄游灯相同。现在，枫亭镇的元宵游灯已发展成另一番壮观景象，而本属其一隅的小乡村，却承继千年传统，保存著宋时古韵。

丘后宋荔今犹在 黄建聪

据《枫亭志》载，宋南康郡王、清源军节度使、泉漳等州观察使陈洪进（枫亭人）有个女儿名叫陈玑，因排行第十八，故别名十八娘。这位出身高贵的姑娘同情民众疾苦，变卖自己的金钗首饰，帮助老百姓挖掘了一条从枫亭到涂岭驿阪溪的管道，以灌溉两岸农田，并在长达十五华里的管道两旁种植了荔枝。这种荔枝香味尤绝，后人十分感激陈玑，为纪念她，就将这种荔枝取名为“十八娘红”。苏东坡有诗赞曰：“红绡白瘦香犹在，想见当年十八娘。”蔡襄也把“十八娘红”誉为“绛衣仙子”载入其所著述的世界上第一部荔枝学专著《荔枝谱》中。

沧海桑田，今日泉港早已不见“十八娘红”芳踪了。但是涂岭镇驿阪丘后荔枝，以晚熟、优质而闻名，是荔枝淡季中一枝独秀的稀有佳果。其栽培历史悠久，据福建省果树资源普查队从一株单名为“蒲”、干围
三．九米的老荔的年轮推算，起码有八九百年的树龄。类似的老树，尚存有数十株。依此看来，驿阪丘后荔枝当属北宋所植，即在陈玑生活时代或略晚一段时间。这些晚熟良种主要有蒲荔（分大蒲、小蒲两种，为丘后荔枝主栽的品种）、马面、皇帝舅、打叔公、桶仔等品种。

丘后荔枝有适应性强、耐旱耐瘠，含糖量高、品质好，早产、丰产，稳定、晚熟等四大特点。其果肉色如凝脂、肥厚脆嫩，味如琼浆，香甜适口。花穗短丛，雌花比率较高，花期比莆荔名种陈紫等品种要晚近两个月。一般荔枝在七月上旬已采收完毕，而丘后荔枝却迟至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才成熟。陈紫等采摘结束之际，正是丘后荔枝上市之时，这对延长荔枝供应期，满足市场需要，具有较高的商品价值。因此，连荔枝主产区的莆田、漳州乃至浙江等地均有人来此采购荔枝。

奄西伯烧酒趣话 庄德祖

以往泉港一带不少农家常年都自酿蕃薯酒，以便在逢年过节时饮用，称之“烧烧酒”。烧烧酒要先把蕃薯仔洗净蒸熟，搁在专用的地板上，趁热用锄头捣成泥糊状，再撒上酒糟混和，然后装进陶缸，经发酵至可酿酒为宜。“烧”成酒前，要在厅口或屋里宽敞的地方搭棚，用土坯砌个土灶放上大锅，在一旁放上酿酒蒸汽桶。锅里放入酒糟后，灶里生火加热，至酒糟滚开之际，从桶口灌入冷水。百度的酒糟蒸汽遇冷，变成液体从小管流入事先安置好的、放在灶边接酒的瓮里，最初流出的酒液称之为“酒头”，度数很高。

路口村有个人叫“奄西伯”，生活简朴，勤于农事，但不够谦虚，有时做错了事也不认错。一次，他在酿酒时，唯独忘了把接酒的瓮子排上位。结果，蒸气液化的“酒头”全都流在地上。有一位邻居上门，看到这情景，高喊一声：“奄西伯，酒流在地上啦！”奄西伯听后，却装作不急，慢条斯理地答腔：“烧烧酒一人一法度……”从此，“奄西伯烧烧酒——一人一法度（办法）”这句话便流传开来。成为人们用来喻指自我解嘲、自我安慰的心态和行为的一句口头禅。

编后记 张新联

掌故一词，语出《史记．龟策列传》：“孝文、孝景因袭掌故，未遑讲试。”后沿用发展，多指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等的故实或传说。盖一国一朝的典章文物，一郡一县之山川人文，志书不详，逸闻莫辑，皆可收集整理为掌故，以附丽于历史。

泉港自古名士人杰辈出，人文风俗独特，民间文艺丰富，加上山川、著述、宗教、物产等方面亦多姿多彩，因而掌故素材广为流传。本卷主要从历史事件、人物轶闻、山川胜迹、村野地名、著述碑刻、宗教民俗等方面，组织区域内民间文艺工作者广泛搜集，进行筛选扬弃，编纂润色。因许多故实流为民间谈资，口耳相传，其中不乏传说的成份，但以实物或史实作为依据，应是掌故别于传说故事的重要特点，因此，我们积极从方志、族谱、遗址、山川和碑刻中吸取成份，力求每一篇都典而有故，言之有物。

历史长河泱泱浩荡，社会万象错综复杂。在本卷的编写过程中，我们主张一篇掌故，只截取一人一物一事，或一个特写一个片断，说明一种现象，表达一个主题。因此，本卷所收入的六辑上百则掌故，大多以短取胜，长则千余字，短则仅数百字。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我们编纂的是系列丛书，为防同一素材“撞本”，在稿件的分配上有所调控。如民俗风情与历史人物，因各单独成卷，故本卷多有回避，在这两者上则略显单薄。

《泉港地方掌故》内容自新石器时期迄于近代，触及九流之事百家之说，使港湾新区之故实，副志乘而独具风采。在本卷编纂期间，正值福建炼化一体化项目在泉港启动，泉港人民正以高昂斗志和豪迈激情，投身于建设新家园的热潮中，一个崭新的现代化石化港口城市正呼之欲出。古人云知古鉴今。《泉港地方掌故》一书，不敢妄言对泉港的民俗学和社会学有所贡献，但寄望这些辛苦采撷而来的掌故，能够使肩负新使命的家乡人民略有借鉴。

由于客观存在的困难和编者经验不足，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万望专家及读者给予赐教，以匪不逮。最后，对在本卷搜集编辑和出版工作中，予以大力支持的诸位领导、顾问和各界热忱人士，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