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港地方掌故》《二》

岭南陈裔

《泉港地方掌故》第二辑 名士人杰剪影

名士人杰在那些遥远的年代里踏水行舟，寻找梦中的绿洲，在世俗或仕途的喧哗中，实践信仰，传播福音。翻阅朱又焕、王忠孝、郑耀星等人的生命履痕，他们在漩涡中击楫的姿势，在暴雨中蹒跚的步伐，在黑夜里呐喊的身影，清晰如昨，令人感奋。

蔡母卢节贤且寿 黄建聪

许多有关洛阳桥的故事中，均有蔡襄之母卢节许愿建桥的内容。在近现代戏曲中，如京剧、梆子剧、豫剧、汉剧、湘剧和徽剧等，以及福建的闽剧、莆仙、梨园和高甲四大剧种，均有《洛阳桥》的剧码，又都有蔡状元为母还愿建桥等情节，历史小说《情满洛江》及电影《洛阳桥》也都讲述了蔡母其人其事。蔡母卢节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卢节，字淑坚，生于北宋开宝八年（九七五年），卒于治平三年（一○六六年），峰尾卢厝人，长大后嫁与仙游县枫亭东宅蔡琇。她“姑舅老事之如其事，事长兹幼既俭且勤”（欧阳修《长安郡太君卢氏墓志铭》）。传说，一次卢节坐船过洛阳江，忽然江面上风浪大作，渡船颠簸得非常厉害，旅客惊慌失措。忽听见空中有仙人声音：“蔡大人在船上，诸怪不得无礼！”话音刚落，江面即风平浪静。可是旅客中没一个姓蔡，经查询，只有卢节的丈夫姓蔡，而她正身怀六甲。大家都说这孩子必是“蔡大人”无疑了。卢节当即许愿：孩子今后如成大器，一定要他在这里建一座大桥，以方便过往旅客。后来，当小蔡襄五、六岁时，卢节就把他送到峰尾娘家，让“课子孙不令稍懈”的父亲卢仁教他读书。

宋仁宗天圣八年（一○三○年），十八岁的蔡襄“以农家子举进士，为开封第一，名动京师。”（欧阳修《蔡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由于他为官清明廉正，颇得皇帝器重，官至端明殿学士。据《宋史》载：后来蔡襄“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继而，他为实现母亲宏愿，转任泉州太守，期间主持建造洛阳桥，由卢节之弟卢锡职其事。卢节“贫而能施”，主动捐舍田产以助建洛阳桥。

蔡襄一生为官三十七年，卢节总是教育他及其弟蔡高要为官清廉，为民请命。皇帝知道蔡襄的成就是与他母亲的严格教育分不开的，“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贤可知。命特赐冠帔以宠之。”（欧阳修《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卢节一生十分勤劳，一直参加生产劳动。“母夫人尤有寿，年九十余，饮食起居，康强如少者，岁时为寿，母子鬓发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闽人之为子者，必以夫人祝其亲，为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引文同上）“泉州壁记：蔡襄、陈觉民、傅淇守泉日，母夫人年俱九十，邦人异之。人第知蔡母之贤且寿。”（《仙游县志》）。蔡襄在《寄欧阳永叔书》中说“母氏孝行闻于乡里，约素而严，诸子甘贫而自力，仕官无过，皆母氏之训也。”因此，皇祐五年（一○五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宋仁宗封卢节为“仁寿郡太君”，誉之“德义庄厚，寿庆融长，有子实贤，为国茂器。”还有“冠帔”之赐，后来又改封“长安郡太君”。

宋英宗治平三年（一○六六年）十月，九十二岁高龄的卢节在杭州蔡襄官邸去世。次年，奉母至孝的蔡襄亦在家中病逝。

卢锡主建洛阳桥 黄建聪

中国第一座海湾大石桥洛阳桥（原名万安桥），素有“海内第一桥”之誉，是古代著名跨海梁式石构桥，在中国桥梁史上与赵州桥齐名，有“南洛阳，北赵州”之称，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称之为“中国古代桥梁的状元”。世界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也对它做了很高的评价。千百年来，一提起洛阳桥备受赞颂的是北宋一代名臣蔡襄，其实建造洛阳桥的实际主持人却是卢锡。

卢锡，生卒年不详，峰尾卢厝人。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一○○八～一○一六年），卢锡在涂岭虎岩寺受教于其父卢仁，与他一起读书的还有他的外甥蔡襄。史志载卢锡“以处士终，生平好义，济人利物”。他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主持建造洛阳桥。

古万安渡，在泉州城北的惠安、晋江交界处的洛阳江，是官绅商旅南来北上的必经之处。因洛阳江波涛汹涌，江流湍急，时人形容此江为“水阔五里，深不可址”（《泊宅篇》），并说“用四两纱线，系石下坠，沉入江中，尚未能测其深浅”。自晚唐始，泉州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北宋时泉州湾港口帆樯林立，百舸争流，中外商贾云集于此。万安渡给福建经济、文化的交流造成极大障碍，建桥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北宋皇祐五年（一○五三年）四月，卢锡等人带头筹建，到嘉祐四年十二月辛末（一○六○年一月十六日）完工，前后花费六年多时间，耗资一千四百万钱，这些钱都是由卢锡等人募捐集资而来，没动国库分文。更为重要的是，蔡襄、卢锡等人集思广益，科学地解决桥梁建筑及固基问题。他们先在江底沿著桥梁中线抛下大量的大石块，形成一条横跨江底的矮石堤，作为桥墩的基址，然后用一排横、一排直的条石筑桥墩，桥墩双头尖，中间大，有如船形，它可经受上游的江流和下游的海潮的交互冲击。最上排的交接处，刻有凹形的榫，上置生铁以连结排石。墩两端中部稍向外弯，最上面的两层条石则向左右挑出，使墩面加宽，以减少石梁板的跨度。这种石基的开创，是建桥史上的重大突破，现代称之为筏型基础。其植蛎、减缓水流以助固基等科技创新方法也为人们赞叹，闽南一带宋代所造的石桥，大多仿造这种做法。

洛阳桥建成后，“渡实去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向来行人视为危途之洛阳江，自是一桥飞架，南北畅通。行人凌波而过，如履康庄。它对福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大推动作用。桥建成时，身为泉州知府的蔡襄为之“合乐宴饮而落之”，在蔡襄撰写的名传中外的《万安桥记》中，赫然记载职其事者第一人即是卢锡。后人感念卢锡等造桥功臣之德，曾树大理石碑于洛阳桥南蔡襄祠中，上镌卢锡等人芳名。

卢锡不入仕途，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造福地方，泽被后代，堪可流芳千古。

谢履重视修水利 黄建聪

北宋著名诗人谢履（一○一七～一○九六年），涂岭镇谢庄岭人，其一生“宦海有政绩，诗书留清名”。任职期间，尤重水利建设。

宋神宗熙宁年间（一○六八～一○七七年），谢履从安溪县令任上擢升都水监，迁都水丞，专门掌管水利事宜。时值山东曹州一带黄河故道河堤决口，谢履奉命治黄。传统做法凡遇决堤便采用堵——水来土堵的办法。谢履欲采用疏导的办法，但得不到上司的支持，他只得带领民工堵塞河岸决口，好不容易平定了水患。

谢履曾两知兴化军。元丰二年至五年（一○七九～一○八二年）底，谢履以秘书丞知兴化军，元祐五年（一○九○年）十月，以左朝议郎再知兴化军。第一次知兴化军，时值莆田县正在修建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大型水利工程之一的木兰陂，他给予极大的帮助。

从宋英宗治平元年（一○六四年）起，长乐县女财主钱四娘和林从世倾全部家资，十年间先后两次建造木兰陂，均告失败。到了熙宁八年（一○七五年），宋神宗复用王安石为相，积极推行农田水利法。此时兴化军枫亭东宅人蔡京（蔡襄族弟，官至宰相）任开封府知府，奏请神宗颁发了《莆阳协修水利诏》，再加上自己的亲笔信，邀“雄于财而乐于施”的福州义士李宏主持修陂事宜。由于有了李宏的捐资，历时八年的木兰陵于元丰六年（一○八三年）建成。

谢履尽力协助李宏修建木兰陂。无论从征用土地、招募民工，还是发放粮食，谢履都给予最大的支援。陂成后，谢履把详情奏报朝廷。宋神宗在阅读谢履的奏章后，特下诏《赐木兰陂不科圭田》，予以奖赏。

九百多年来，木兰陂一直发挥著引流、蓄水、灌溉、排洪、挡潮的综合功能，造福莆阳人民，这里面有谢履的一份功劳。

卢瞻结庐登科山 林明辉

卢瞻（一○三○～一○八五年），峰尾人，宋代名臣蔡襄的表弟。卢瞻自小立志成就功名光宗耀祖。他辞别家人，在县城西的登高山上，结一草庐，日夜苦读。为表明自己的志向远大，他还把登高山易名为高士峰。

当时同安名士刘逵赴省参加乡试，因久慕卢瞻诗名，特地绕道登上高士峰求见卢瞻，并以自己的诗作求教于卢瞻，卢瞻亦以自己的诗作应和。二人在高士峰上切磋诗文制艺，从此成为文字知交。卢瞻后以“八行”举进士。

刘逵官至资政殿学士，参知政事。刘逵奉调晋京时，把卢瞻的一应诗文也携至京师，并经常向同僚推介。于是，卢瞻的诗文便在京师迅速传播开来。卢诗传至宫中，宋神宗读后大为赞赏，便召卢瞻进京，询以治国之策，卢瞻以须即行之“六事”，须革弊之“四事”答对。神宗对卢瞻诗文制艺之外的治国才能尤为器重，遂把卢瞻的名字书写于御座之上，即行选拔。可惜的是，当神宗皇帝将要委以重任的时候，卢瞻因病逝世。

因卢瞻于高士峰结庐苦读而终登进士，邑人便把高士峰改名为“登科山”，后世简称“科山”。科山上的“卢子读书处”和卢瞻后裔、元代名臣卢琦的题诗石刻：“卢子读书处，山高草木深。如何螺水里，永夜作龙吟。”至今犹存，成为科山上的一处人文景观。

刘镜致力传理学 黄建聪

惠安县城曾辟建朱子祠（又名高深堂、春风堂、文公祠），祀宋代大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祠中配祀朱熹高弟刘镜和张巽，每年春、秋仲月丁日享祭。

泉州为朱熹“过化”之地。据明代刻本《紫阳朱氏建安谱·朱子门人》载，朱熹的泉籍门生较出色的有十二人。据朱子理学研究专家林振礼先生考证和统计，朱熹的泉籍门生二十人，峰尾刘镜是其中佼佼者。

刘镜，字叔光，生卒年不详。其一向厌恶科举之学，“主于涵养体察践履”。南宋淳熙年间（一一七四～一一八九年），刘镜与晋江杨至和杨履正、永春陈易等一同游学于朱熹之门，颇得朱子理学之真传。刘镜学成后，传播朱子理学不遗余力。其友张巽曾从学于张栻，杜门玩养，却与刘镜过从甚密，经常向他请教朱熹的学说至理。张巽恳求刘镜引荐，两人遂赴武夷山谒见朱熹，颇得中和之旨，久益明净。他们“尊闻行知性命之传籍”，以传播朱子理学为要务。绍熙年间（一一九○～一一九四年），两人在惠安县城西之山中“龙津之原”，讲习、研讨朱子理学，吸引了不少士子，使朱子理学在今惠安、泉港一带广泛传播。

峰尾民间流传著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朱熹因挂怀许久未晤面的得意门生刘镜，又久慕峰尾风土人情，便来峰尾一游。刘镜在自家正厅中摆上竹编圆筛，筛中放著两碗清水、两碟豆豉、生姜，另有一盆麦饭，表示恩师光临如同月亮从天上掉落自己的家中。师徒俩一阵寒暄之后，边品尝著清酒和筛中诸食物，边研习为学之道、穷理之要、读书之法、致精之本及中正仁义、修齐治平，通宵达旦而不知倦。朱熹在峰尾流连数日离去时，刘镜依依难舍地送别了恩师。

因此，峰尾东岳庙中的东侧殿上敬奉著朱熹塑像，钟德堂里也敬奉著刘镜的画像。

卢琦美名满闽粤 林明辉

卢琦（一三○六～一三六二年）在永春知县任上，推行一系列仁政，赈灾恤民，拯民于水火之中；身先士卒，恩威并举，御寇于治境之外；广开教化，大力兴学，使合县吏民知书达礼；慈仁为怀，施赈于邻县饥民，惠政及于四邻。他不仅使永春百姓免遭战乱之苦，得以安居乐业，也使邻县百姓视永春为安居富足之地。卢琦离任后，永春百姓延请闽中名士林泉生撰写“永春知县卢公去思碑”，矗立郊野，以赞颂卢琦功德。“卢永春”的美名因此远播。

据载，时有邻县仙游群盗窜犯永春，恰遇卢琦于乡间巡察民情。贼人远远望见卢琦，相互转告道：“此永春大夫义，为大夫之民者，何幸之大乎！”卢琦临贼不惧，当面晓以大义，表示给予安抚。群贼大受感动，竟缚了贼首献与卢琦，又主动放下武器，哗然散去。

不久，卢琦由永春调任宁德知县。时宁德境内盗贼猖獗，无视官府，肆行无惮。宁德百姓忍受不了盗贼的烧杀劫掠，纷纷弃家躲藏于深山之中。盘踞于宁德城乡的群盗，闻听卢永春即将前来，慑于卢琦的威名，便都惶恐散去。宁德合县百姓始得安居。自此，卢永春的威名愈加远播于闽粤一带。

志书载，当时峰尾有一艘渔船北上浙江“讨海”，途中为一伙海盗劫掠。海盗首领问渔人是何方人氏，渔人答说是闽省泉郡惠安峰尾人，与卢永春同乡。盗首闻言肃然起敬，说：“尝闻（卢琦）事父孝、为官廉，为之民不可得也，况忍暴其邻乎！”于是对渔人恭敬有加，摆设酒席款待，并赠送银两，释放渔船。

卢琦声名称誉于民间，威慑于盗贼，即使元未恶浊的官场，也敬畏他的威名。卢琦调宁德后，兴泉地区发生战事，福建帅府疲于应付，屡屡借重卢琦予以斡旋，卢琦不得不频频往返于宁德与兴泉之间，战事得以稍息。

不久，卢琦调任盐课司郎，主管沿海盐务。当时奸商买通吏部和省府要员，欲向外商开放福建五大盐场，把民生国课所赖拱手让给外人。卢琦拍案而起，疾呼：“吾腕可断，牒不可署！”他毅然抗争不办，上官慑于他的威名，也无可奈何。

卢琦一生文名卓著、政绩斐然，《元史》之“良吏传”把卢琦列为元代十八良吏之一。

朱一龙不拜奸相 黄建聪

明代知名学者朱一龙（一五一五～一五九○年），字于田，号复琳，后改为昆山，著有《大一统舆图》、《广略剔历余稿》、《游海梦谭》、《诗余类编》等。

朱一龙历任辽东、广东参政等职，面对明末奸臣当道，“新松不满尺，恶竹万竿长”的龌龊官场，他抱定“甘为灌园夫”之志，一生不攀附权贵，因此宦海浮沉，难以舒心展志。

明嘉靖十九年（一五四○年），朱一龙中举。10年后，他赴京参加会试，高中进士。时值奸相严嵩当权，权焰熏天，同榜登第者不得不依照多年的惯例，依序前往严嵩府参拜，以求提携。严嵩得意之余，发现尚有泉州府新中进士朱一龙竟敢犯上不往。严嵩怒极，当即下令相府家奴持单帖到朱一龙住所（单帖上的“拜”字故意写作“手”字，言下之意是朱一龙不识时务，难逃其手心），传话让他负荆前往谢罪。朱一龙的同科士子见状，均认为“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头”，力劝他前往谢罪，以防不测。可朱一龙仍执意不肯，不为淫威所屈。

朱一龙得授应天府溧阳县令，任内治政勤廉，颇有政绩。任满吏部察核，治绩位列第一，溧阳人勒石立“去思碑”，以记其功。依例他应有较大升迁，岂料奸相严嵩忆起当年朱一龙的忤意，心中忌恨，仅升迁其为南京刑部主事。朱一龙亦不以为意，轻装上任。其后不久，他调任广东按察司佥事。

朱一龙蔑视权奸，却爱民如子。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年），他任广东参政时，潮州拓林澳发生水师兵变，叛军逼向广州城。藩臬监司等官各司其职，分门守御。许多难民不堪叛军杀戮奸劫，欲冲入城里避难，可各职官却闭门不纳。朱一龙见他们见死不救，大怒，慨然道：“贼近而启扃以待，示强；民急而开门以纳，示仁。奈何闭之，使难民无所受命乎？！”遂传令大开城门，每天接纳难民逾千，先后收容几万人。此次兵变，经澳门的葡萄牙军队协助平定。事后，朝廷闻之，亦对朱一龙勉奖有加。

朱又焕刚耿上疏 林明辉

朱又焕（一五八七～一六四四年）于明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年）中举，次年联捷进士后，被派往浙江任职；天启七年奉召进京擢升户部给事中。

明天启年间（一六二一～一六二七年），阉党首领魏忠贤专擅朝政，政治极端腐败。朱又焕进京时，阉党正猖獗，大兴党狱，大肆杀戮。满朝文武要么依附阉党，要么醉生梦死，要么噤若寒蝉。朝野充塞著一股朝代末的黑暗颓废之风。

朱又焕一上京，便显现出与时相悖的诤臣秉性。他不顾同僚和友人的劝阻，冒著掉头灭族的危险，毅然上了一本《击魏疏》，摘录如下：

……（魏忠贤阉党）以婴孩待皇上，以奴婢待宫人；视阁臣如赘疣，视谏臣如仇寇。忠贤前恃宠作威，其罪大；今之饰非文过，其罪更大。皇上前日念其微劳，令供洒扫，其失犹小；今明知肆横，任其盘据荼毒，其失更大。大臣言则为附和，谏臣言则为烦扰。诸臣解体，皇上乃孤立于上矣……

疏文直刺阉党直谏皇上，其语言之犀利，令人惊叹，朝中许多大臣都为其性命前途担忧。幸运的是，不久后明熹宗死崇祯即位，阉党事败被诛，朱又焕总算逃过了一劫。

魏党伏诛后，周延儒当政。周延儒与阉党瓜葛甚深，且偏袒不公，朝野多有怨言。朱又焕本只是户科给事，位卑言轻，尽可以事不关己，明哲保身，可刚耿的秉性使他又一次挺身而出，上疏弹劾周延儒。朱又焕的奏疏再次震动朝野，周延儒因此而被黜。

继而，东林党人文震孟入阁为相。朱又焕与文震孟乃同榜进士（文震孟为该榜状元），两人私交尚好。谁知文震孟上台主政后，仍脱不了明代的朋党痼疾，只要不是自己的朋党门生故旧亲近，都大力加以排挤。朱又焕屡屡规劝不果，愤愤不已。这回，他面对的不是奸党也不是政敌，而是同榜同僚朋友。踌躇再三，以朱又焕的正直刚耿，他不能熟视无睹。于是，他又慷慨上疏，疏文的大意是：东林党人自认为是君子，而不入东林党的人又认为东林党人不是君子。党争之中，到底谁是君子，又怎能说得清呢……

朱又焕的上疏，击痛了文震孟的私处。文震孟恼怒异常，从此把朱又焕当作异己加以排挤。眼见自己已不见容于文震孟，朱又焕便明智地以患病为由告退返乡。直至文震孟罢相后，才被重新起用为浙江参政，后又调任为广东参政。

朱又焕三上疏，告罢奸党告同门，充分显示了他刚正不阿，无私无畏的坦荡品格。

王忠孝廉正蒙冤 黄建聪

郑成功的知已、高参王忠孝（一五九三～一六六六年），字长儒，号愧两，今南埔镇沙格村人，明末崇祯元年（一六二八年）进士，授户部主事，方志载他“性介慎，不轻取与”。

明崇祯三年（一六三○年），蓟州漕督致函户部，谓以边储重任，需派一廉慎明决之人共同负责。当时人们口头流传：“蓟州饶衙，主事肥缺”。许多人费巨金，找关系以求此任。可户部尚书推重王忠孝。

王忠孝走马上任时，太监邓希诏坐镇蓟州节制漕运。邓图谋不轨，私自置兵设饷，并屡屡向王忠孝索取粮饷。但王忠孝不为利所诱，不为威所屈。邓希诏恼羞成怒，责问：“漕中会没耗羡吗？”王忠孝反诘之：“升斗皆为官物，哪来耗羡？”邓咄咄逼人地问道：“饷司能保无额外之升斗耶？！”言外之意，你身为主办银饷的官员，能没有额外征收，充实私囊？王忠孝闻言，理直气壮地说：“吾戴吾头来也，岂以头易升斗哉！”邓希诏一时语塞。

邓希诏岂肯善罢甘休，他罗织罪名，诬陷王忠孝。恰值次年正月，邓希诏与蓟督争坐次，“忠孝引轨书折之，希诏大沮，乃劾以受吏翁九进赃万计”，朝廷不明真相，下旨锦衣卫缇骑逮至京师严办。缇帅王世盛素闻王忠孝廉名，派心腹将校前往。按时例，犯事官员必要行贿缇骑，否则必遭毒手。然而王忠孝遍索积蓄亦不足十金。该将校谓之“一泓秋水”，竟不受一钱，亦不为难施毒于王忠孝。京师相传以为怪事。

王忠孝入狱后，虽受重刑仍抗辩无挠。都堂和蓟州漕督上疏为其辩冤。邓希诏无奈，复贿户部胥吏，绞尽脑汁，必置王于死地而后快。众人以为铁瓮城难攻。一奸猾胥吏献计说，官仓均有脚价（搬运工价），依例作饷司费用，蓟州储粮三百万，脚价即有数千两之多。依法贪赃十两者即可严治其罪，况且有千百两。尽管他升斗不染，但此项必为他私吞无疑。

邓希诏上疏请予严鞠，王忠孝慨然驳之：“脚以无销，然铢两皆朝廷物，某何敢私，银概贮密云库。”缇帅查后果如所言，抚几长叹：“王公廉洁如此，吾亦何爱一官。”遂据实上报。

都察院王志道以实情上奏崇祯帝，崇祯方知王忠孝于被逮之日，不能具一餐水酒款待缇骑，遂将王忠孝改送刑部办理。刑部初拟流放，户部属僚齐集都门吁请免议，密云州兵民亦成群结队赴京诉冤。朝野之为震动。

后邓希诏谋反事泄，被逮论斩，王忠孝终得洗冤。

郑耀星转战抗清 阿婷

明末清初，泉港出了一位配合郑成功举义旗的抗清英雄郑耀星，其人其事至今仍为当地人们所传颂。

郑耀星（一六○二～一六八二年），字计甫，号北枢，祖籍山腰镇荷池村，坝头刘山村人，明崇祯年间举人，历任山西道监察御史、兼内阁中书，加封监军，他为官清廉，爱民如子，深得民众爱戴。

明朝被李自成农民军推翻后，明旧臣在南京建立起第一个南明小朝廷，即福王政权。清兵入关后，福王政权覆灭，为恢复明朝的统治，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六月，明残部又分别在浙江、福建两地拥立明藩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建立隆武小朝廷，此时郑耀星被授以“卿进士通仪大夫太仆寺卿”，掌皇帝出入仪仗，本著忠臣不事二主之志，竭力保明朝基业。

但是，把持唐王政权实权的郑芝龙迎降，致使清兵长驱直入。清军一入浙、闽，就开始实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政策，东南人民掀起了接连不断的抗清斗争。据史料载，郑耀星曾率众万人伏于道，阻击清兵入侵泉州地界，并以家乡泉港、惠安一带为根据地，领导当地人民进行抗清斗争。毕竟孤军无援，难于久守，况且清兵人多势众，骁勇善战，郑耀星只得退居厦门、金门一带，转战于东南沿海各岛屿，配合郑成功继续抗清。

郑成功率军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之际，郑耀星因病留守金门岛，后病逝于金门岛走马监鞍。

黄开先武艺超人 黄建聪

清初，泉港习武成风，中武举者颇众，仅中武解元的就有前黄村黄开先和峰尾刘大用等人。

黄开先自小喜欢舞枪弄棒。长大成年后，身体健壮，膂力过人。其父延请名师教他研文习武。严师出高徒，黄开先昼练武，夜习文，几年下来，熟读《武经七书》，精通十八般武艺。

其母望子成龙心切，听说练武之人只要每天吃五斤猪脚，一定能考上武举人、武进士，还能当官光宗耀祖，便每天精心烹调五斤猪脚，强迫儿子吃下。开始时，黄开先尚能强撑著吃下去，但时间一长就受不了了，就偷偷把吃剩下的猪脚倒掉。后来，他又觉得这是暴殄天物，是极大的浪费，便找来两个乞丐，让他们每天夜半时把吃剩的猪脚悄悄拿走。黄开先的母亲始终蒙在鼓里，毫不知情。至今泉港民间仍然流传著“一日五斤猪脚三人爽”的俗语，指的就是这个故事。

经过精心培育，黄开先不负父母的期望，武艺超人。一个夏夜，左邻右舍都在屋前的大砖埕上纳凉，突然一只饿急了的老虎窜入前黄村，叼了邻居家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便跑，众乡邻一时惊呆了。只见黄开先一个箭步冲上去，挥起掌刃，对准老虎头上连砍几下，又施以一顿老拳，竟把老虎打死，救回小男孩。

清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年）十月，黄开先赴省城福州参加武乡试。在主考官（由总督、巡抚充任）和同考官、提督等人面前，黄开先三场考试，均得第一名。头场试马射，射毡球，纵马发矢；二场试步箭，均满场喝采。三场试策二问、论一篇，见解独到。因此高中武解元。

后来，黄开先被任命为闽北山区小县沙县知县。其为官廉明清正，勤政爱民，又兴修水利、修筑道路等造福百姓颇得民心。沙县有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开先桥”，至今犹存。

庄捷轩首建盐埕 庄锡仲

《福建盐法志》载：“明末清初，惠安产盐地共七馆六乡一百八十一户，山腰四十九户”。当时，山腰地区的产盐，至清乾隆后期还是采用“洗卤煎盐”，不是现在的日晒海盐。“洗卤煎盐”的方法，是把近海滩涂上含盐量较高的海泥（显出白色的）刮后集中成堆，用海水反复冲洗出卤水，然后把一定咸度的卤水放进锅内煎出盐，成卤一百斤，可煎盐十五至二十斤。煎盐杂质多，口感苦涩，产量低，而且成本费用高。山腰盐埕建立前，当地人们食用的就是这种苦涩的盐。

清乾隆后期，庄捷轩喜庆五十大寿之际，特地请一位从海山（现在平潭县）来的高明堪舆先生到庄宪备墓地端详。墓穴座落于现在泉港华侨医院盐场分院对面街道的西侧旁边（现已迁移），堪舆先生站在该墓埕上，纵眼东南一片辽阔的海滩，遂建议，应竭尽全力把这大片的海滩开发成盐埕，造福子孙千秋万代。庄捷轩听后频频点头，心中敬佩堪舆先生的高见。

围海建盐埕是项浩大的工程，在山腰是空前的事业。庄捷轩殚精竭虑，从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作了充分的筹备，于乾隆五十九年春动工围海，每天出动劳力数百人。次年夏，海堤合垄。紧接著完善制盐工艺流程的设备：蓄水池、蒸发池、结晶池（盐埕坎）。在整套设备中最重要一项是，结晶池用硋片垫底，盐坎之间及其四边都是用杉木板隔离。这一环节可以使原盐在结晶时防止污染，产出的盐洁白晶莹，保证原盐的品质。二百多年来，山腰盐长期畅销、名扬海内外的缘因就在于此处。

《惠安县志》载：“清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山腰……被海水冲坍田地一千八百七十五．一四亩，改筑盐埕一千五百九十五．七七亩，山腰产盐伊始”。关于该记载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在乾隆六十年海水冲坍田地，以后的年代才围海建盐埕；另一种认为在乾隆六十年以前发生冲坍田地的灾害，于乾隆六十年“改筑盐埕”
即“山腰产盐伊始”。一九六六年八月，文革破“四旧”时，从庄祖荣家抄出《庄捷轩墓志铭》载有“庄捷轩建盐埕于乾隆六十年”，这与县志记载相符。准确地说，山腰产海盐是清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

盐业投产后，只要老天不下雨，日日进财。据说，一天盐业的收入，供兴建望海楼当天所有费用还有剩余。庄捷轩不但成为山腰的首富，也成了当时惠北的首富。

邱二娘兵攻螺城 黄建聪

清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闽中、闽南农民军女领袖邱二娘率义军攻打惠安县城，史称“甲寅之役”，它是邱二娘起义兴衰的分水岭。

邱二娘揭旗举义后，经过一年的斗争，队伍迅速发展成为直接配合太平天国烈王林俊作战的一支劲旅。清政府惊呼：“枫亭大路，弃如异域！”惠安县令王佑庆、惠安县团练局正副局长——致仕户部侍郎庄志谦及举人王忠祯等寝食难安，坐镇泉州指挥镇压林俊起义的在籍御史陈庆镛也坐不住了，急调大批清兵从泉州向惠安西部山区清剿。

一八五四年三月，林俊率数千农民军南下攻打泉州府城失利。据浙人沈储（署理泉州知府马寿祺的幕僚）所著的《舌击篇》载，当时“逆俊（林俊）令其（邱二娘）攻扰惠安”，为减轻林俊义军的压力，邱二娘决定兵分两路攻打惠安县城。事前邱二娘与各乡义军约定：以烽火为号，一见山上火起，即到县城会合。可惜当天上午大雾弥漫，各乡义军看不到烽火，没有前往助战，加上攻城前不慎走漏了消息，王佑庆等得以防备。庄志谦“督率壮勇，登城抵御”，城厢及四乡绅耆各带义勇，内外夹攻。”邱二娘孤军奋战，用轰城土炮轰击西门，但久攻不下。此时又传来消息，泉州知府马寿祺接获义军攻打惠安县城的消息，立即请总兵钟宝三率军驰赴惠安救援，企图聚而歼之。义军寡不敌众，邱二娘当机立断，拔队撤离，惠安之役遂告失败。这一役，使邱二娘起义军损失惨重，死伤达五、六百人，军师张炉和一些将领，或牺牲或被俘，另有部分或溃散或反叛。此后，义军的斗争便走向低潮直至失败。

朝栋书法流传广 黄炳瑜

黄朝栋（一八七○～一九四○年）前黄镇土楼村人，是近代享誉海内外的书法家。

黄朝栋的父亲黄正元，系清朝光绪皇帝的御前侍卫官。在家庭环境的薰陶下，黄朝栋自小就嗜好书法，时常用毛笔沾水在尺砖上反复苦练，他首先攻练颜真卿笔法，十三岁便将颜体的“八大法”模仿得足可以假乱真。自少年至中年（四十岁左右）时期，黄朝栋主要模仿颜体楷书，如镌刻在前黄“合隆”古大厝大门两旁的楹联：“东平王格言为善最乐，司马学家训积德当先”，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尽管模仿到家，尚无自己独特风格。

大约四十二岁至六十五岁时期，黄朝栋转而苦练柳公权、董其昌、何绍基等名家笔法，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从而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并且日臻娴熟完美，如“临水登山真有时乐，养花观书外无俗情”、“风篁类长笛，流水当鸣琴”等条幅，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六十六岁之后，黄朝栋因病腕力大失，书写不能挥洒自如，若非自己十分满意之作，他一般不会盖上印章。

黄朝栋晚年退隐家居，凭借名望，又兼才华横溢，许多钟鸣鼎食、翰墨诗书门第纷纷聘请他书写对联，很多寺庙亦向他求字，因而他的字迹得以飘洋过海，流传甚广，至今许多华侨、港澳台同胞仍将他的字迹视为墨宝，争相珍藏。他书写在厦门鼓浪屿的数处摩崖石刻和惠安科山寺的十几副柱联，镶金描红，令多少游客赞赏不已。本籍书法家柳影中对黄朝栋的书法作这样的评价：“他学泉州探花黄贻楫执笔，四指在外，拇指抵压，字无大小笔力遒劲，有颜（真卿）之雄浑，柳（公权）之劲拔，兼有晋人风韵，字之结构和布局颇有法度。他擅长楷书和行书，作品流传海内外。”

郑聘廷与孙中山 黄建聪

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会长张永福在《南洋与创建民国》一书中，专篇叙述南洋著名华侨宗教家、革命家、实业家、慈善家郑聘廷创办星洲书报社，宣传革命思想，唤醒南洋侨胞，冒险掩护孙中山等革命同志的事迹。

郑聘廷（一八七二～一九四四年），字席珍，别号石津，泉港区前黄镇坝头下墩人，为南洋华侨中最早赞同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之一。一八九七年，郑聘廷辞去厦门泰山堂会教职，南渡马来西亚槟榔屿，翌年转至新加坡，主持丹戎巴葛礼拜堂，创办基督教青年会；一九○二年，郑聘廷租赁吉宁街三十八号为社址，创设星洲书报社，借以“开通民智”，得到星埠名流张永福、陈楚楠等人大力支持，并吸收他们为社员。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南洋各地有志于革命的青年莫不纷纷来社听讲，阅读《图存篇》、《图南日报》等革命书刊。

一九○六年二月十六日，孙中山先生自越南西贡到新加坡，了解到星洲书报社的宣传工作，大为赞许，并嘱咐郑聘廷等人尤要加强宣传，乘机从中物色、培养更多的华侨革命志士。郑聘廷大受鼓舞，从此更加热心宣传革命，引导教育革命同志。之后郑聘廷与张永福、陈楚楠、黄乃裳、陈嘉庚等侨领陆续加入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郑聘廷利用在教会中的影响，大力引荐革命同志，介绍李境仁、卢礼朋等名教徒加入同盟会。当时有志于革命的青年，大多先加入星洲书报社，待条件成熟后才被吸收为同盟会会员。因此，星洲书报社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周边组织。

清政府视孙中山等革命领袖为“洪水猛兽”，屡屡派刺客欲行刺杀。为保证安全，孙中山白天在张永福的晚晴园办公，晚上则到郑聘廷的居所休息。经郑聘廷周密安排，严加防范，使孙中山安然度过了在新加坡的这段日子。

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田桐等人先后在星洲书报社演讲种族革命和三民主义，郑聘廷精心组织，演讲会场场爆满，盛极一时。

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星洲书报社为南洋各埠书报社设立之嚆矢。孙中山从郑聘廷创办星洲书报社受到启发，为使南洋革命风气大增，指示各地组织更多的书报社，作为宣传革命的阵地和掩护同志的场所。据文献记载，南洋英、荷殖民地先后设立了一百三十三个书报社。其中英属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等地有八十三个，荷属东印度有50个。“推其原始，则星洲书报社为先锋也。”

一九一一年九月十五日，鉴于华文教育及女子教育的重要性，郑聘廷商请孙中山先生共同发起创办南洋中华女子学校，极得孙中山赞赏。该校后来成为南洋规模最大的一所女子学校。

一九一二年三月初一日，孙中山回顾十多年的海外宣导革命历程，颇为眷念郑聘廷的特殊功勋，以临时大总统身份，特颁给星洲书报社优等旌义状。文曰：

“星洲书报社于中华民国开国之始，宣扬大义，不遗余力，特颁予优等旌义状，奕代后民，永多厥义。此旌。”

旌义状名义上虽颁给星洲书报社，实则褒扬郑聘廷宣传革命之巨功。

在郑聘廷的影响下，其长子郑思聪也投身于辛亥革命，为孙中山所倚重。郑思聪后任澳洲青年俱乐部主席兼国民党支部理事，其委任状系孙中山亲笔签名，被郑家视为传家宝。

南洋著名史学家陈育松在《中国近代史“人民运动”的高潮》一文中说：“海外华人革命运动，都通过了和利用了教会的烟幕，来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进行周旋。（郑聘廷）作为一个传教士，决然站在人民这一边，为正义而奋斗，是难得的……”

高参海外倡少林 黄建聪

高参上人俗姓林，原名亚鸿，绰号“飞天豹”，界山镇岭头海头村人，清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生，十三岁时从师学习少林武功，十七岁到惠安清兴寺剃度为僧，法号高参。后到浙江南普济寺拜少林正宗六祖传下的第二房之四十八传门人慧精大师习武。慧精大师平生传授徒弟学习少林武功的只有三人，而入室者仅高参一人。高参勤学苦练，终于成为少林第四十九代传门人。

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七年），高参梯航南渡，挂锡荷属东印度（今印尼）三宝珑三宝洞，再返福州西禅寺。后云游国内名山及南洋、印度诸国。一九三六年他在印尼设帐授徒，接收释法禅、释成雄、林金聚、庄庆锦、庄顺来等人为徒。所授弟子再传，已逾数万。高参终成少林四十九传在南洋植基第一人。一九四八年在新加坡双林寺设班传授少林武术。此后，高参及其弟子成立了星洲少华山国术健身社、少雄山国术健身社、槟榔屿少林国术健身社、星洲少镇山国术体育会等，少林武术团体发展到四十个。

鉴于以“少”字头为首的少林武术团体已在新、马等地建立甚多，为统一南洋少林武术派系之领导及联络同门感情，时任双林寺方丈的高参和尚乃于一九五八年创设“新加坡南洋少林国术总会”，会址设在双林寺内。高参亲为该会制定了三十六条会规，以弘扬中华武德，其中有十八宜、十八戒。

十八宜是：

护持正法 遵守师尊 敬重长辈 态度温和 友爱同门 宽怀宏量

尽忠职守 诚实待人 言行有信 知过必改 勤人为善 爱惜物命

抑恶扬善 廉明知耻 慷慨仗义 乐善好施 勤谨习艺 互相切蹉

十八戒是：

背叛师尊 残害同门 杀戮逞凶 盗劫强抢 淫荡胡为 妄言欺骗

两舌造谣 恶口伤人 酗酒滋事 赌钱博弈 骄傲谩人 无理取闹

轻举妄动 为非作恶 逞强纵欲 嫉妒贤能 懈怠放逸 恃强凌弱

在高参主持下，南洋少林国术总会成为南少林第二房四十九传的武术中枢，双林寺也成为“海外少林中心”。

惠安科山“高参和尚莲座”有一联颂其人：“禅传无我，拳绍少林；慈心济世，妙手活人。”

庄竹林海外造学 黄建聪

南洋现代著名教育家庄竹林（一九○○～一九七三年），山腰镇菜堂人，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获美国密希根大学市政科硕士。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军校广州分校特别教官、高等文官考试委员会襄试委员。

一九三九年，庄竹林任新加坡中正中学首任校长。南洋各埠侨胞慕名纷纷把子女送到中正中学就学。至一九四一年学生人数达六百多人，为南洋华文学校之翘楚。庄竹林宣传抗战，积极为祖国捐输物资。新加坡沦陷，中正中学也因此停课。二战结束后，庄竹林迅速恢复中正中学，学生数最高峰时竟达六千人以上。

鉴于南洋华文教育的地位，南洋侨界深感必须创办一所华文大学，以教育南侨子弟。在陈嘉庚、胡文虎捐资办学义举的影响下，以南洋闽侨领袖陈六使为首，于一九五三年筹办东南亚第一所华侨大学——南洋大学。驰誉世界的作家、翻译家、发明家林语堂受聘任首任校长。一九六○年，庄竹林受南洋大学董事会的邀请，出任南大副校长，主持校政。他知人善任，调整教授阵容，稳定大学经济，充实各院系，注重学术研究，奠定南大基础，使南大从创办时的文、理、商三个学院九个系发展到十五个系。在庄竹林的感召下，新加坡英联军官兵为南大辟高原，浚环渊，建成运动场、游泳池。英联邦各大学一致承认南大为英联邦大学会员，庄竹林应邀参加英联邦大学校长会议和伊莉莎白女王母后盛宴。新加坡共和国也正式承认南大学位。南大有此声望，实赖庄竹林的苦心经营。

庄竹林病逝时，其同事及学生撰书两挽联以悼之：“立德立言立功垂之不朽；造学造教造士正其生存”；“创中正，长南大，尽瘁鞠躬功在教；施化雨，惠春风，山颓木坏哭同声”。

朱汉膺播撒火种 林明辉

朱汉膺（一九○八～一九八三年）是原惠北地区较早投身革命队伍，并一直领导当地革命斗争的先驱者之一。难能可贵的是，越是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他越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顽强地播撒著革命火种。

一九二六年，土地革命运动刚在本地萌芽，朱汉膺就领命在山腰前黄一带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群众进行了一系列抗租抗捐，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活动。从这时候起，原惠北地区的农民运动，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他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共同建立了惠北抗捐大同盟，并组织召开了有武装队伍和几千农民群众参加的惠北抗捐誓师大会，发动和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抗捐斗争。他的家，几乎成了当时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他所播撒的革命火种，在原惠北地区成燎原之势。

一九三五年后，惠安暴动失利，敌人疯狂地“围剿”革命据点，捕杀革命人士，各级党组织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一时处于低潮。这时的朱汉膺被迫离开惠北，暂时转移到泉州鹦山小学和晋江塔头小学任教。但他毫不退缩消沉，又把革命的火种带到泉州晋江，在那里发展党组织，联络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志士。他和何邦基等人在塔头村秘密成立党支部，并建立地下交通站。当时的泉州地区党的领导人李刚、曾炉等人经常住宿于塔头小学。他在塔头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关心群众疾苦，使那里的革命火种很快点燃了起来。

抗战后期至解放战争初期，敌人对共产党人和各级党组织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和破坏，当时的中共惠安工委曾一度移驻三朱村。朱汉膺的家成了地下交通站，掩护了许多过往的和遭敌人追捕的同志。形势严峻，他既要领导惠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又要掩护和迎送过往的同志，还要负责筹措惠安工委的活动经费，负责过往同志的生活起居，肩负的是异常沉重的担子。然而，朱汉膺勇往直前，不仅把惠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搞得轰轰烈烈，还把革命火种播撒向整个惠安。

李温平毕生筑路 黄建聪

李温平一九一二年生于前黄镇古县村，中学毕业后便抱著筑路强国梦，考取了唐山交通大学，专攻土木工程，后取得美国密希根大学运输工程博士学位。“卢沟桥事变”后，李温平毅然回国效力，参加川滇东路、川中公路、东西公路和我国第一段沥青路面（滇缅公路）的铺设工程。

中途岛海战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反攻，开始修筑自印度列多，经缅甸密支那到中国境内的战略公路。滇缅公路工务局也在保山成立“保密公路第一工程处”，李温平任工程处副处长，配合美军上校薛德乐率领的工兵团，负责打通保山至密支那公路的中国路段。

保密公路须穿越大片原始森林，那里自然条件极其恶劣。李温平和施工队同仁一起，餐风宿露，白天拼命修路，寒夜中则经常无法入眠。沿途瘴气袭人，他们时刻面临著死亡的威胁，每天都有人病死。加上筑路初期，一些地段仍是日军的控制区，无情的子弹时常在头顶呼啸。在古永坝，面对遍地泛著黑泡泥浆的沼泽地，筑路机械根本无法施展，李温平与施工队技术人员苦思冥想，研究出“沉筏换土”办法，方将这一路段修完。在国界三十七号桩，被一座悬崖峭壁挡住去路，众人一筹莫展。李温平心急如焚，他爬上峭壁，仔细分析石层纹理，决定实行钻孔爆破，连续作战三昼夜后，终于顺利完成这一险段的施工任务。

一九四五年一月，保密公路胜利通车。李温平和他的工程队，仅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就打通了三百公里的复杂路段，堪称筑路史上的一座丰碑。通车时有人竖起木牌，上面醒目地写著四个大字：“直捣东京！”就是这条被人们称作“史迪威公路”的军事供给线，从一九四五年一月至八月抗战胜利的半年多时间，共承运了五万余吨重要战略物资，大约有一万余辆次载重汽车由此驶入中国。它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盟军总部当时授予李温平奖旗以嘉奖，后经薛德乐的提议，又追授一枚美国自由勋章。这枚勋章，由于种种原因，直至一九八四年方物归原主。

上海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组织找到李温平，要求他保护好筑路机械，并希望他留在大陆，为新中国的建设再立新功。李温平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建国伊始，百废俱兴。获得新生的李温平率领新中国第一支机械筑路队伍——铁道兵第一机械总队开赴黄河之滨的河南渑池，开始修复受战火破坏而伤痕累累的东西交通大动脉陇海铁路，几个月就将火车接到了甘肃省天水市。

李温平的一流筑路经验受到各方面的充分重视，他领导下的第一机械总队又是全国惟一的机械队伍。新成立的交通部属下的中国建筑总公司想方设法要调李温平进京任要职。但是，解放军部队有意挽留他继续率队修通至新疆的铁路，于是便扣住了北京催调的电报。直到有一天，日理万机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询及此事，才得知原委，即亲自发出一份紧急电报，要求部队立即放人，让李温平进京任职，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此，全国许多重点工程，从抗美援朝前线的鸭绿江边飞机场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从官厅水库到武汉长江大桥，无不留下李温平的心血和汗水。

庄重文与陈嘉庚 黄建聪

驰誉海内外的侨界钜子、社会活动家庄重文（一九一二～一九九三年），山腰后楼人。曾任香港集美校友会永远荣誉主席、香港惠安同乡会永远会长、美中贸易咨询组织香港区主席、中华文学基金会顾问、香港中华厂主联合会会长，著有被称为“香港工业断代史”的《香港工业之成长史》。他在陈嘉庚先生的影响下，一生致力于发展实业，热心社会公益，成就斐然。

一九二七年，庄重文（当时名庄碧荣）由惠安县立中学转入陈嘉庚创办的集美高级水产学校就读。次年五月三日，为阻止南京国民政府北伐，侵华日军制造了“济南惨案”。它激发了海内外爱国同胞的义愤。陈嘉庚在新加坡组织成立了“山东惨祸筹赈会”，自任会长，第一次把华侨抗日力量团结起来，募捐援助济南受害群众，并在南洋华侨中开展抵制日货的“杯葛”运动。庄重文等在厦门积极回应陈校主的爱国活动，他们放下学业，到城市、乡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反日宣传运动。岂料事隔一年之后，集美学校当局竟瞒著陈嘉庚，宣布将积极参加救亡运动的学生开除学籍，或送厦门法办，庄重文也在开除之列。陈嘉庚后来知道此事，愤怒不已。

庄重文在厦门岛稍事逗留后，即乘船南渡到新加坡，在华文学校彰德学校和益励学社教书，课余参加新加坡福建会馆，改革新加坡华校的教育工作。陈嘉庚时任福建会馆主席，会馆是他的社会活动基地，因此庄重文得以在陈嘉庚手下工作多年，直接参加陈嘉庚主持的编写新加坡华校教材等工作。

正是在陈嘉庚言传身教下，庄重文大力发展实业，增强经济实力，同时回报社会，大力支持祖国各地的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先后捐巨资设立“庄重文文学奖”、“庄重文优秀校长奖”、“庄采芳奖学金”等，在泉港则捐助泉港二中和华侨医院等，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为纪念庄重文对家乡的贡献，泉港区实验小学便以庄重文命名。

李温仁建高压舱 黄建聪

我国高压氧医学创始人李温仁（一九一四～一九九九年），原籍前黄镇古县村，是国际著名心胸外科专家。

李温仁一生在医学领域创下了许多个“第一”：是施行肾切除、前列腺切除、骨移植进行脊椎固定性手术的第一名医生，也是全国施行腰交感神经切除术的第一人；首例成功开展全胃切除食管十二指肠直接吻合术，以横结肠代食道手术开创了我国第一个先例……

李温仁在医学研究生涯中最引以为豪的是他领导建造了世界上第三台高压舱。一九六三年，李温仁赴京参加全国医学科学十年规划会议，在大会上大胆地提出要在中国建造世界上第三台高压舱的设想，得到国家卫生部领导的大力支持。他邀集专家学者，共同拟定了高压舱设计的方案。一九六三年九月建成了高压舱的主体工程。在试压时，强大的气压使观察窗的有机玻璃受压变形，气流从视窗喷出，险些酿成伤亡事故。后来，李温仁采用高倍显微镜头代替观察窗，经反复试装，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建成了我国第一座、世界第三座高气压手术舱。为解决首批进入高气压舱工作要冒生命危险的难题，他瞒著家人到海军潜水艇高压舱里进行感受试验，锻炼在高气压下的适应能力。经过几十次的动物试验之后，同年十一月，将高气压手术室应用于临床，挽救了许多生命垂危的病人，并创造了在高压氧浅低温下阻断二十分十六秒的国际先进记录，成功地进行了心室间隔缺损心内直视涤纶片修补术。此后，上海、杭州、南京、广州和北京等地，也在李温仁的指导下相继建起了大型的高压舱。

一九七八年，李温仁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奖。一九八三年，在李温仁领导下福州重新建造了大型高压氧手术舱和治疗舱，并能在三个绝对大气压下成功地进行体外回圈心内直视手术。一九八四年十月，李温仁被聘为美国高压氧医学会的国际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