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港地方掌故》《一》

岭南陈裔

《泉港地方掌故》

目录

第一辑 港湾沧桑回眸 第二辑 名士人杰剪影

泉港名称之由来……张新联 蔡母卢节贤且寿……黄建聪

泉港的历史沿革……黄建聪 卢锡主建洛阳桥……黄建聪

泉港制陶史溯源……陈华发 谢履重视修水利……黄建聪

古县宋代迁惠安……黄建聪 卢瞻结庐登科山……林明辉

割地置县起风波……黄建聪 刘镜致力传理学……黄建聪

叶令足迹遍惠北……林明辉 卢琦美名满闽粤……林明辉

明代买得七村归……杨昆山 朱一龙不拜奸相……黄建聪

截界迁民黎民苦……陈华发 朱又焕刚耿上疏……林明辉

福春号巧击海盗……刘地法 王忠孝廉正蒙冤……黄建聪

难忘柳街繁华时……陈开登 郑耀星转战抗清……阿 婷

涂岭自治讲习所……黄建聪 黄开先武艺超人……黄建聪

近代当铺票仔局……刘三森 庄捷轩首建盐埕……庄锡仲

涂岭歼匪成铁岭……黄建聪 邱二娘兵攻螺城……黄建聪

泉港武装大抗捐……林宗华 朝栋书法流传广……黄炳瑜

陈国辉肆虐泉港……连力东 郑聘廷与孙中山……黄建聪

林景斌 高参海外倡少林……黄建聪

爱国军血战涂岭……黄建聪 庄竹林海外造学……黄建聪

肖碧川智建良港……黄建聪 朱汉膺播撒火种……林明辉

盐警起义迎黎明……黄建聪 李温平毕生筑路……黄建聪

庄重文与陈嘉庚……黄建聪

第三辑 胜迹村野采风 李温仁建高压舱……黄建聪

蚁山新石器遗址……黄建聪

闽林尽望九龙岗……黄建聪 第四辑 诗赋著述撷英

南朝古墓现普安……黄建聪 海丝名诗传千载……黄建聪

罗隐曾居云门寺……杨昆山 蔡襄诗碑留海隅……黄建聪

千年古县有遗迹……张家瑜 良吏诗作称诗史……黄建聪

陈辉麟 卢琦撰传赞王潮……黄建聪

铁屎岸头说冶铁……阿 婷 题咏伏虎岩诗联……黄建聪

天湖石龟话传奇……刘秋兴 康朗诗吟圆通寺……黄建聪

闽中要隘陈同关……黄建聪 朱氏五代八诗人……黄建聪

峰尾古城历沧桑……黄建聪 题跋百字赞英雄……黄建聪

陆防要塞东坑寨……黄建聪 戴云悼夫诗文哀……黄建聪

清莲庵改堂为庵……陈华发 出科联庐山咏诗……黄建聪

张岳重修笔架寺……杨昆山 郡王祠上名贤联……黄建聪

土坑村劫后复兴……陈华发 诗咏圭峰十二景……刘泉城

涂岭明清古街道……黄建聪 庄圭章流亡诗稿……黄建聪

黄素暴富建土楼……黄炳瑜 庄晚芳立言茶德……庄德祖

庄大东起厝饲蚊……陈华发

肖继光施厝建桥……陈开登 第六辑
宗教风俗写意

三奇大厝存风韵……黄炳瑜 泉港的妈祖崇拜……林明辉

槐山府第留奇闻……陈华发 黑面妈祖信众多……阿 婷

林凤文 海国女神刘益娘……阿 婷

柳街石坊褒孝节……陈开登 叛逆女性成神明……黄建聪

岭口俗称坝头仔……连力东 陆叔修行山头寺……陈华发

前营为何改峥嵘……陈振峰 基督教传播始况……黄建聪

村野地名渊源谈……肖美辉 两教械斗惊八闽……黄凤禧

黄建聪 庄一平 林宗华 房族冲突成教案……庄一平

山腰庄姓今昔谈……庄一平

第五辑 民间文艺寻芳 坝头连姓溯渊源……黄建聪

泉港民间多演艺……林国春 前黄黄氏枝叶茂……黄世通

天子传音话北管……黄建聪 峰尾渔业贯闽浙……刘恢宝

舞庭授徒传北管……黄嘉辉 肖厝码头连海峡……肖臻辉

仿官船暗标生肖……刘大明 肖厝渔业今昔谈……肖臻辉

峰尾渔王阿柑舍……刘恢贤 泉港的缠足旧俗……刘恢宝

造船大师黄旺来……黄永金 林景斌

独特的剪碗雕塑……林明辉 旧社会花会赌博……郑忠庆

巧夺天工话石雕……黄建聪 白眉红联寄哀思……黄建聪

沙格端午龙舟赛……林明辉 南庄游灯始宋代……陈华发

少林棍法传施厝……陈开登 丘后宋荔今犹在……黄建聪

民俗奇葩七星灯……庄玉宗 奄西伯烧酒趣话……庄德祖

渔船识航拳令歌……刘地坤 编后记………………张新联

渔区天气多谚语……刘荣振

钟厝世代传史诗……黄建聪

泉港方言巧对韵……陈开登

第一辑 港湾沧桑回眸

由古越荒蛮之地，衍化成石化港口新城，不知涵盖多少震撼遐迩的躁动，历经多少艰苦卓绝的蜕变。古兴陶业、宋迁县址、割地风波、武装抗捐……一幕幕史事或细如浪花，或巨若波涛，在奔涌向前的浩荡洪流中竖起一座座丰碑，引导著泉港人航向斑斓的未来。

泉港名称之由来 张新联

泉港地区原称“肖厝”。肖厝原是惠安县北部南埔镇辖下的一个渔村，因村口之湄洲湾天然良港“肖厝港”而著名。

在国际航运图示上，肖厝是闽东南的一个重要标点。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为加快原惠安县北部地方作为福建省的重要石化基地的开发，福建省人民政府决定在原肖厝镇的基础上设立泉州市肖厝经济开发管理委员会，为泉州市人民政府派出的正县级行政机构，统一管理协调区域内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务。

因“肖厝”这个地名古俗且小气，又因方言“肖厝”音同“烧厝”，既容易误会，也不好听，所以“肖厝”若再作为区名显然是不适宜的。为加快石化基地的开发建设，一九九九年，肖厝党工委、管委会申报设立“湄港区”。又因为“湄港”极易使人误认为是湄洲湾，会与莆田管辖区域混淆，遂作罢另拟新名。考虑到肖厝港是泉州市不可多得的天然良港，称为“泉港”更为妥切，因此以“泉港”定名。后来市里就以“泉港”作为新区区名上报审批。

因肖厝港地处湄洲湾南岸港区，是终年不淤不冻的良港，可建造一至三十万吨码头的深水岸线达五十五公里，是泉州市乃至福建省开发潜力最大的港口和经济新增长点，因此，二○○○年四月十二日，国务院批准同意设立泉港区，成为泉州市直辖的新区。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泉港区正式挂牌成立。

泉港的历史沿革 黄建聪

一九八一年，曾在涂岭镇松园村山坡上和芦朴（原称路打）村坡地上发现石锛和狩猎用的石箭簇，以及陶片等。一九八七年在芦朴村后埔自然村蚁山（又名艾山、行山）发现了轰动一时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生活年代约在商周时期），找到陶器、石锛等一批文物。说明泉港地区在文献记载以前，已经有了先民居住，他们应属于闽越族的一支。

夏商两代，今泉港区域划属扬州。

西周至东周初期，泉港属七闽地。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泉港属越国地。周赧王九年（西元前三○六年）前后，越亡，泉港属楚国地。

西元前二二一年，秦王嬴政扫平六国，统一全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泉港属闽中郡辖地，为闽越族无诸所领。

汉初，泉港属闽越王国，汉武帝元鼎五年（西元前一一二年），废闽越王国后泉港改隶会稽郡冶县。东汉献帝建安元年（一九六年）属侯官都尉辖地。

三国时，吴国景帝永安三年（二六○年）后泉港属建安郡东安县地。

西晋武帝太康三年（二八二年）后属晋安郡。东晋穆帝永和十二年（三五六年），晋安郡王林禄薨后葬九龙岗，即今涂岭镇龙头岭闽林始祖陵。此为研究“晋人衣冠南渡”的历史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佐证。

南北朝时，南朝宋泰始四年（四六八年）改晋安郡为晋平郡，泉港属晋平郡。梁武帝天监（五○二～五一九年）中，析晋平郡地置南安郡，泉港属南安郡南安县。

隋朝时属泉州（州治在福州）南安县地。

唐玄宗开元六年（七一八年），准刺史冯仁智之奏请，析南安县东南十五个里置晋江县，“以其地临晋江，故取为名。”泉港为晋江县属地。为加强管理，晋江县在县东北增设一个官署（在今前黄镇古县村），以治理今惠安、泉港等地。

五代十国时，泉港属闽国辖地。南唐保大三年（九四五年），即闽国王延政天德三年，闽国为南唐所灭，泉港属清源军晋江县。

北宋太祖干德二年（九六四年），清源军改为平海军，泉港属焉。

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九八一年），李椅为泉守时，析福建路晋江县东乡十六个里置县，取“以惠安民”之义称为惠安县。县署由古县迁至今螺城镇。即俗称“太平兴国间，古县迁惠安”。全县设三个乡，今泉港区域内设一乡五里，即城山乡，领崇德、德音、光德、待贤、民苏等五个里。自此，泉港一直归属泉州府惠安县管辖，到一九九六年肖厝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成立止，历时一○一五年。

元、明、清时今泉港区域内设忠恕乡，辖德音、光德、待贤、民苏等4里，下设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等8都。

中华民国初泉港属厦门道惠安县。一九三三年“闽变”期间，属“中华共和国”兴泉省惠安县，一九三五年八月，行保甲制，惠安县分八个区，泉港区域设坝头、涂岭两区。一九四三年裁撤区公所，泉港区域设山腰、坝头、涂岭三个乡。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山腰盐警起义，泉港地区解放。二十三日，惠安县城解放。九月五日，惠安县人民政府成立，泉港属焉。

泉港制陶史溯源 陈华发

截至上世纪七十年代，许多专家仍认为惠安地区没有烧制陶瓷的历史，因为惠安沿海地域山丘连绵起伏，土壤多为红色，粘性强，砂粒粗，不具备制陶的土壤条件。明清时期的《惠安县志》都只记及壳灰、木炭、砖瓦的烧制，而没有陶瓷制作的记载。

泉港区域原属惠安，山峦丘岭更为密集，制陶的土壤条件更差。而在一九七六年，晋江地区文管会及各县文化部门开始进行文物普查，注意到惠安县内有不少带“窑”字的村名，从而加强对古窑址的普查工作。结果共发现了唐、五代至宋元的窑址八处，仅在今泉港界山镇内就发现六处古窑遗址，即槐山村古窑址五处，岭头村宫后古窑址一处。

槐山古窑群位于界山镇槐山村内，五处窑址皆系唐至五代时期遗留，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为一九七六年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窑址。一九八一年，晋江地区和惠安县文化部门特地派有关人员到实地挖掘考察。在这些古窑群中，林厝尾一号遗址保存较好，范围近五百平方米，从二至三米深处发掘出大量古陶瓷器具。于是，县文化部门很快将古窑群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并立石碑为证。

据村民历代口传：唐时槐山村建有九十九处瓷窑，远近闻名，四邻乡民呼槐山村为“瓷窑”。“九十九”虽是虚数，并非确指，却说明了当时此地陶瓷制作业极盛，而“瓷窑”这一称谓在民间沿用至今，槐山村名倒只见于政府行文中。

另一处宫后窑址距槐山村不足一里，即在邻村岭头下窑自然村的宫后山坡处，南接下窑宫，北临百窑厂。一九七六年普查时，窑址已遭破坏，地面暴露部分器皿碎片、窑砖、垫托等物堆积，范围约有十二乘八．三平方米之广，当时采集到的罐、钵、盆、垫托计有十多件。经鉴定，这些标本的年代亦在唐代。

追溯泉港区域的陶瓷制作史，远远不止于唐、五代。一九八七年，省市文物工作者在涂岭镇的蚁山，发现一处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共采集到一件陶纺轮、一件陶豆以及二百余件陶片。陶片可辨别原器，有尊、鬲、罐、钵、壶、瓮和冼等，质地有细沙、灰陶、红灰、泥质红灰和沙质黑灰等，纹饰有篮纹、菱形纹、粗绳纹、弦纹、席纹、方格十字纹等。

这些质地和纹饰纷杂各异的陶器和碎片，不仅是当时人们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具，而且也表现了这一时期陶瓷制作的水准。它们的发现，表明泉港区在有文献记载以前，已有闽越族包括制陶在内生产劳动的历史。由此，足见泉港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是源远流长的。

古县宋代迁惠安 黄建聪

明嘉靖理学名臣张岳纂修的《惠安县志．建置》载：“吾邑……开元以后属晋江，至宋乃自为县也。然今县北龙窟岭，下有古县遗址，市廛私滹，与今治所颇相类。”明著名方志学家何乔远《闽书．方域志》载：“龙窟岭下有古县遗址，市廛名号，多类今县。宋太平兴国间，崔令移县处也。”足迹遍及全县各都、铺的县令叶春及在其施政笔记《惠安政书》中载：“太平兴国六年，始割晋江东乡十六里置县，然六都有古县遗址，若始基于彼，后乃迁之，则今署非六年建矣。故老又传建自崔令。自三、四都左旋至十都原属兴化，余属晋江，尚未有证，阙之。”“按志，古县在此。其迁置前不可考，尚有遗址，此何以称也？由灵鹫而昆仑，北历伏虎岩，至于穑山之阳。水自岩麓过之，前有鹳林、前黄之阪，稠居包络，亦足观矣。”清乾隆《泉州府志》载：“龙窟岭，在青山东数里，岭下有古县遗址。”

以上所载，言之凿凿，说明古县确曾建过县署。地方史学界普遍认为，在唐代，今惠安暨泉港属晋江县，因此处生齿日繁，而距晋江县治又较为偏远，为加强管理，晋江县衙在鼇塘铺古县增设了一个官署，作为晋江县分县，治理今惠安、泉港等地，主理钱谷刑名诸事。

在民间，广泛流传著“太平兴国间，古县移惠安”的故事。

宋太平兴国六年（九八一年），朝廷允准从晋江县析出东乡十六个里置惠安县，首任知县为崔知节。他觉得鼇塘铺这官署太小，而且离较富庶的乡镇、渔区远，就想要迁建新县治。一天夜里，崔知节在书斋中读书，困极而眠，其间做了一个梦。恍惚间有一身著戎装的伟岸男子，窜进了县署。崔知县一见大惊，连忙跳下床，拱手相见，问道：“尊神有何见教！”那武将说：“我系青山人，遗有一石碣，来指点你建县署之地。”崔知县知是民间崇拜的青山公，忙下拜叩头，恳求指点。青山公言他在病中曾神游惠安，选中一个地方，依山傍水，土地肥沃，人丁兴盛，南北可通，山海兼利，且距泉州不太遥远，正是崔知县要建县署的宝地。崔知县大喜，要青山公指引他前往。青山公道：“明日惠风和畅，我有一小使，化为大蝴蝶一只，引你寻觅。”言毕即隐去。崔知县一急，亦醒转过来，天已大亮。他食毕便备马出署，果有一蝴蝶翩翩而来，就在前头引领。崔知县策马跟随。行了半天，到了一个大村落，那蝴蝶却已不知去向。崔知县连忙下马，望空叩谢青山公的指点，并在此村落一个庄家大院住下，安排迁建县署之事。他督率民伕开辟建筑，把附近各村落连在一起。附近各村民众听说是青山公显灵指点建县署，便踊跃参建，献工献料，出钱出力。崔知县很是高兴，只是一直未曾发现那块能指点他建县署地点的石碣。有一天，突有民伕前来禀报，说是地下挖出一个坟。崔知县忙前去观看，这坟并不大，既无尸骨，也无陪葬，碑记也没有。可是在墓穴的深处，民工们寻出一小块青石板，崔知县甚喜，毕恭毕敬地移入驻跸处一看，上面果然刻有四句偈语：“太平兴国间，古县移惠安。若逢崔知节，送我上青山。”这一定是青山公张悃的坟墓无疑了。崔知县便在螺山之阳盖起了惠安县首座新官署。

还有一个有关“古县迁惠安”的故事。崔知县一心要移建县署，鼇塘铺百姓却一直挽留，说若在鼇塘扩建县署，他们愿竭尽全力相助。崔知县出于无奈，心生一计，将两地井水各盛一桶比称重量，重者为建县署地。由于事前已让人在惠安井水中加盐，结果惠安井水重于鼇塘铺井水，因此县署便从古县迁往惠安县螺城了。

割地置县起风波 黄建聪

自北宋太平兴国六年（九八一年）析晋江县东乡十六里置惠安县，至一九九六年泉州市肖厝经济开发管理委员会成立的一○一五年间，泉港区域一直属惠安县辖区。明嘉靖年间，曾经出现一场割今泉港区一地归属兴化府以设置枫亭县的争议，成为泉港历史上值得一书的一段插曲。

明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年）底，倭寇攻陷兴化府城，恣肆屠戮、劫掠，府城焚毁殆尽，官吏、士绅及百姓死伤无数，“环列数万余家，盖荡然一平野矣。”（载《愿治堂疏稿》）。嘉靖时期，沿海县城或卫所城沦陷的难计其数，然而府城的沦陷，这是第一次，因此全国震动。莆田籍御史林润向嘉靖皇帝上《请恤兴化府事宜疏》，其中有“请求割邻境界属以宽民力”一项。主张割福州府属福清县、泉州府属惠安县归属兴化府，借此调剂补充兴化屠戮殆尽的人口空虚和解决征收税赋的困难。兴化府随即申乞析惠安县北十五里（今泉港区）、莆南二十五里（今莆田市秀屿区）、仙游二里（今枫亭镇），以枫亭古镇为中心，设立枫亭县。惠安县士绅沸沸扬扬，引起了一场围绕“割地置县”的争议。

明都御史张岳的侄儿、贡生张宇遍访全县各地，尤其是深入惠北民众中，广泛征求意见，然后上《呈寝议割地建县文》，在论述割惠安县隶属兴化府之“六害”后，条分缕析地陈述了割膏腴的惠北以立枫亭县之“八不可”。

一、时诎举赢。惠安本民生艰困，亟需省冗官、去闲务，与民休养生息，设立新县，就要设官分职，修筑城池，如此致民众不堪其负。

二、图里不均。一旦割惠北十五里地，惠安仅剩二十里，而将要设立的枫亭县则有四十里。惠安仅占枫亭县的一半。依惯例，只有割大县以补小县。如今割惠北地，造成枫亭、惠安两县版图不均。

三、肥瘠不均。惠安县东南滨海可耕之地甚少且地质瘠薄，民多赖渔盐为生，而惠北靠山，皆属惠邑膏沃之地。此地一割，惠安只剩贫瘠之地，导致枫亭、惠安两地肥瘠不均。

四、岁费不支。惠安官田、民田的赋税年收入约一万八千石。其中上缴国库的官米六千石，供本县财政费用的民米一万二千石。惠北地一旦割去，惠东南仅收民米六千石，难以应付官吏禄米、县学师生的粮米、上级院司按临及迎来送往的费用。

五、民盐分争。惠北膏腴之地一割，惠东南应上交的六千石民米，原由盐地和田地分摊，实际上每年能收上的仅四千石，费用不足部分再由盐户和民户均分，必然造成民、盐之间矛盾。

六、典礼不称。惠安人文，自古西北部出财赋，东南出人才。全县的进士、举人、生员多属惠东南，惠北割后，此等人减免赋税及宾客迎送等所需概由惠东南民众承担，民难堪其负，而这些费用又不可减免。

七、兵不实城。惠安城小，居民不足千人，倘贼众攻城，只有依靠全县民兵。全县民兵计六百人，割惠北后，惠东南仅能供三百人，公私杂役均靠这三百人，城守自然不坚实，不利于抗击乱贼和倭寇的侵袭。

八、弃地失险。峰尾城为惠安门户，辋川为惠安斥堠，检行险阻，伺候盗贼，如今一割，这些要冲放弃，一旦有军事动静也就难以互相照应，如敌自海道登陆，则惠安县城关隘屏障均失，如此弃地失险做法万不可为。

张宇在文末指出，士大夫们不要心存本乡、本郡，而应奉行法制，遵守本职，做到轻徭薄赋，以民为本，本固则邦宁，因此，兴化府应致力于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使民生得以复苏。

由于张宇的奏书入情入理，论据充分，有关部门反复论证之后，便打消了割惠安隶属兴化府、割惠北地以设枫亭县的主意了。

叶令足迹遍惠北 林明辉

叶春及，广东归善人，明隆庆四年（一五七○年）至万历二年（一五七四年）任惠安县令，是自宋初惠安置县至清朝的近千年间难得的廉臣能吏之一。史载，叶春及为官清廉简朴，初履任时，“匹马入境，出入单骑，从者两三人，不知其为令也。”离任时“惟敝衣一箧”。他于四年任内广施德政，宦绩斐然，“清宿弊，均瑶役，革羡余，毁淫祠，通水利，减入寺租田，定官催征纳规则”，使“邑大治”。他离任时，“父老送出郊者累千人”，其中不乏惠北百姓。百姓自发在斋宫中为他设立生祠，并在县城南北郊各立一石碑，以纪念叶县令的政绩。

叶春及治惠四年，尤为百姓称颂的是，他深入民间，“采风谣，询疾苦”，了解民情，熟悉民风；为民分忧，解民倒悬。对一县的山川形胜，风俗习惯，百姓苦乐，了若指掌。他据此撰写的《惠安政书》，是一部体裁别具的地方志书，也是历史上所罕见的一部县令施政笔记。全书分图籍问、地理考、版籍考、乡约篇、社学篇、保甲篇诸卷。并列有全县三十四都的民情图表和二十九幅地图。史载，叶春及四年任内，足迹遍及全县，在山高水长的惠北更是经常逗留。

今泉港区域，明时划分为四至十三都。叶春及给惠北的十个都，绘制了八张标识简洁明晰的地图，清楚地标示出村落、道路、山峰、溪流、海域，那一笔一划，无不浸沾著他的心血和汗水。政书中所制的政事民情图表，列出各都的村铺户籍，人口的性别老幼；山地田亩、钱粮岁入；山溪、池塘、港口、馆舍、寺院、兵驿，以及官府课税等等，无不精细入微。

尤其令今泉港人感念的是叶春及在知县任内，数度发动惠北吏民疏浚坝头溪水道。叶县令在《惠安政书》中作这样的记述：“旧有龙陂（大水塘，在坝头村西，今下凉尾一带），深数十丈，亭居之，今为沙壅（堵塞），不厮（由于淤塞使上游水流不能下泄），则上游溢溢（一有大水就泛滥成灾）矣。”而“埭（当时海水可到坝头村东，指沿港沟两岸的前蔡埭、崇福埭），居下善泄，不苦潦（洪涝）”，却又经常干旱缺水，农田荒芜。

作为一县之长的叶春及记挂惠北百姓疾苦，他说：“余隐（同情）崇福（今普安、钟叶一带）诸埭之芜，不能蠲释（免除）其赋（课税）。倘为取诸此（指引上游洪涝之水以济下游诸埭的干旱），亦絜矩（指上下游平衡，俱能获利）之政也。”于是，他亲临惠北筹划，发动惠北吏民同心协力，疏浚坝头水道，引水灌溉沿岸荒芜的海埭。于是，使“水自西而东南流者，则入蔡埭，崇福埭。”

叶春及兴建水利的善政，为泉港人传颂至今。

明代买得七村归 杨昆山

今泉港区域的方言，大致可分三大块：山腰、前黄、涂岭三镇属闽南语系；后龙、峰尾、南埔三镇的方言介于闽南语系与莆仙语系之间，由于两种语系的交叉渗透融汇，而形成独特的“头北话”或称“下路话”；而界山镇，特别是邻近枫亭，位居天马山下的南庄、港西、东丘、交界塘、柯寨等村落的语言则纯粹是莆仙腔了——人称“顶路话”。自明末至今，由于地域管辖的变化，“顶路话”也多少融进了“下路话”的某些成分，又有别于正宗的莆仙话了。这其中的历史缘由，至今鲜为人知。

明末以前，以上提及的南庄等五个村落一直隶属于仙游县下区连江里（即今枫亭镇），讲的是莆仙方言，流行的是莆仙习俗——至今，这些村落的婚丧节庆的诸多繁文节，还保留著浓厚的莆仙色彩。但由于地理位置紧邻惠北，与惠北“下路人”工耕匠作或商贸嫁娶，均来往频繁，关系密切，倒与仙游一方有些疏远。于是，明万历年间（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曾任湖广按察副使的惠安人李恺，以上述五村连同枫亭境内另二村岑兜、秀溪（今属涂岭镇）与惠北地缘紧邻、习俗相近、便于管辖为由，提议把七村从仙游县划出，归属惠安。尔后，李恺出面筹得一笔资金，把这七个村落买断，从此这七个村落计有一万亩土地、五千口人丁，便归属惠安县管辖。并把原先位于白水坑的惠仙两县界碑移到现在界山镇界山村交界塘。据《莆田县志》、《枫亭志》载，当时上述七个村落虽划归惠安管辖，但七村税粮仍由仙游枫亭负责。

截界迁民黎民苦 陈华发

所谓“迁界”，指清廷为扼制踞在台湾的郑成功进行反清复明活动，出于“制变卫民”的需要，于清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八月颁布“截界迁民”令，强迫闽、浙、粤等沿海居民向内陆迁徙三十～五十里，以切断大陆人民同台湾的联系。

泉港区域几乎全在迁界之内。当时迁界形势十分严酷，诏书下达，限沿海居民十日内迁离，不迁者，派兵荡剿，私出界者处死。为切实起到隔离作用，在重要出入地带和通道筑界墙，宽四尺，高六尺，界墙外疏一沟。沟上钉立木桩。海面封锁，“片板不得下海，违者处死”。

泉港的先民在这场迁界的历史浩劫中，倍尝辗转迁徙之苦和远离祖业家园之痛。当时，界外田园、房屋、树木，尽被烧毁。通族结队流落他乡，抛田园，焚器具，祖祠成焦土，路人相望掩面而泣。“复界”后，流落他乡不归者多。据《惠安县志》载：“沿海30里尽为废墟，居民入内地垦荒，图甲十减六、七，百姓流离失所。”

在迁界期间，清王朝为防郑成功军队的反攻，在险要隘口和山头设寨、垒烽火台或筑炮台，驻兵防守，现泉港区域内有不少带“寨”字的自然村和山峦，如
“石寨山”、“寨后”等，应是那时设寨沿传而来的。相传当时有八九个山头垒有烽火台，现原址大多毁没，仅建于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年）的南埔镇塘头村龟石山烟墩（即烽火台），和建于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的界山镇鹅头村九峰山烟墩两处遗址，至今仍保存较好，被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迁界期间，随著沿海战事的缓和，也曾放宽一些禁令。如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二月，界外地展出五里，准许民众建屋、耕种、捕鱼，至康熙十七年，复迁展界居民于内地。康熙廿年（一六八一年）起，沿海局势稳定，泉港一带也应势复界。至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施琅统一台湾后，清廷正式撤销迁界令，沿海移民回流原籍，安心地重建家园。

在长达二十年的迁界期间，泉港的民众反复遭受迁乡苦难，其中凄惨状况，真是一言难尽。无可讳言的是这场浩劫同时也促进了沿海城乡经济文化的交流，一部分迁界内的民众从中磨练了才干，拓宽了视野，汲取了外地的一些优秀文化和先进技能。如后龙土坑的刘端弘父子在迁界的流动生活中练就了大商贸的本事，复界后置船自海上走关东，成为一方巨富，为土坑刘氏一族在清代中、后期名噪一时，奠下厚实的经济基础。

福春号巧击海盗 刘地法

峰尾人世代业航捕鱼，旧时在海面上遭遇海盗抢劫杀害的事件时常发生，而与海盗搏斗拼杀、化险为夷的也不乏其人，其中“福春号”船在强敌面前临危不惧，在关键时刻，设计巧战，激烈反击，获得胜利，就是典型的一例。

事情发生于距今一百多年前的清咸丰中期，峰尾城内西头（今诚峰村）刘祥如的“福春号”大帆船，从本地购买土特产远航到山东青岛港销售后，返航时途经浙江台州列岛海面，遇到海盗强烈枪火的堵截追击。当时“福春号”船上也有枪支土炮装备，以刘祥如为主的全体船员，团结一致，英勇奋战，边撤离，边反击，双方交战长达一昼夜。船上的炮弹只剩下最后一颗，眼看就要束手待俘，在这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全船人员仍然沉著应对，并巧施诱惑计，麻痹敌盗，待海盗船接近时，瞄准其要害部位开响最后一炮，致盗船严重损坏，人员伤亡惨重，仓皇退去。

由于最后一炮（俚语叫做“尾口贡”）取得胜利，所以“福春尾口贡”成为美谈佳话，在民间广为传颂。

难忘柳街繁华时 陈开登

泉港区南埔湾畔的柳厝村，至今还较完好地保留著一条具有二十世纪初建筑特色的商业旧街——柳街。透过那些今天看来显得狭窄陈旧的街屋，人们仍能想像得出它昔日的繁华。

柳街濒临海滩，依海岸构建，全长约半华里，由东街、中街、西街、后街四条各自独立的小街组成。每条小街道宽约五米，前后设有隘门，两边各有八间店铺相连。楼房是清代闽南街坊特色的双层木结构店楼，楼下店铺，楼上为客房或居室，里屋为货物贮存室，临街屋簷伸出约1米，便于顾客、行人遮阳挡雨。

清朝光绪年间，乡绅富豪柳温裕始建中街、后街，并为肖、郭两氏捐立“双节妇”坊。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他又倾资构筑规模宏大的“番仔楼”为“镜岚学校”（旧址为现南埔镇政府所在地），聘教师教授邻近学童。社会上流传俚语：“一人建两街，番仔楼对面挟，典店无请牌，垦海犁田埭。”（泉港方言街、挟、埭谐音）。嗣后柳五花（名润色、为清武举人）筑西街，族人尔后又集资建东街。

清末民初，惠北地区陆路闭塞，当时虽也有了由古驿道演化而成的泉州至福州公路，但陆上交通工具极为简陋和缺乏，对外商贸活动主要依靠水路进行。今泉港辖区内当时已有多座优良的港口，如柳厝港、港口（今南埔镇邱厝村港口自然村）、下朱尾、沙格、肖厝、上西、峰尾港、山腰埭港等处，均可供商贸船舶停泊装卸。柳厝西连泉福公路和商贸繁华镇枫亭，东括今泉港区域的海港，南通惠安一带，是一个理想的商品集散地，再加上惠北人素有远洋经商的意识和经验，天时地利人和，柳街便应运而生，繁华起来了。

据史载，清光绪年间，惠安地区的货物就在柳厝一带下船，东至台湾，南达广汕及南洋诸国，北至福州、三沙、温州、宁波、上海、青岛，直抵关东。海运繁忙，贸易鼎盛。时南埔湾澳阔风平，柳厝港水深浪静，是泊港避风和货船装卸的理想场所。商品出入频繁，商家多以柳街为基地开展商品批发行销。因而商号、货栈林立，南北商贾云集，官吏、医道、工匠、匪贼、乌烟仙、赌娼、保镖杂荟，客舍酒肆兴隆。昼市车水马龙，行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暮临更鼓声声、夜夜灯红。街上物产繁多，木材、大米、糖油盐醋、豆饼、大豆、海产品、烟叶、桂圆干、布匹、芝麻等物品琳琅满目，价廉物美。山腰、后龙、坝头、涂岭、涂寨、张阪、枫亭，直至惠东南等地商贩汇此进货，盛况空前。

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肖厝实业家肖碧川先生“租用上海招商局轮船公司之轮船从事海运经商”，“定柳厝街为商埠”，“碧霞洲”为商港，继又在柳厝开设“肖益记轮船代理行”，“租用英国太古轮船公司数艘轮船大力经营海运”（《梅峰肖氏族谱》），使柳街生意更为昌隆。

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柳街最早出现了以信用纸币代替硬币的私人“票仔局”——“和利票局”，后“美沅”、“信通”、“商业”票局相继设立。其中以美沅票最负盛名，票面极精致（上海印制），泉莆、福厦乃至省外（上海设有“柳南埭”商行）也可流通。柳街商业的信用度之高，资金之雄厚可见一斑。

在那军阀混战、官匪横征暴敛的时代，柳街人也曾有过因殴官抗税而险遭灭族的灾祸。抗战时期，峰尾、肖厝等地残遭日寇滥炸劫掠，惟柳街幸免厄难。

直到“文革”前，柳厝仍是商店鳞次栉比，繁华依旧。

随著“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得到空前发展，柳街已不堪重负，各商店纷纷迁出。于是，一向繁华的柳街冷落了，如今已残破不堪。柳街的辉煌，已成为一段历史，但人们不会忘记它曾经为当地经济社会的进步作出的贡献。

涂岭自治讲习所 黄建聪

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实行政治改革，即“清末立宪”和“清末官制改革”。鉴于地方“百事废而不举”，一九○八年八月二十四日，颁布城镇市乡自治章程，著手筹办地方自治，“专办地方公益之事，辅佐官治为主”。并令各县建设自治学校，以培养“合格绅民”，建立自治团体。

一九一一年秋，涂岭自治学校成立，校名为“涂岭自治讲习所”，设立于涂岭亭脚村关帝庙内，学制半年。所长为廪生出贡曾国萱、教官为全闽法政学堂法学士许应崧。通过考试录取学员计四十多人，这些学员多为文童生。文章不通顺者，均名落孙山。主要由所长和教官讲授《钦定宪法大纲》、《城镇市乡自治章程》及地方自治筹备办法。

辛亥革命爆发后，涂岭自治讲习所停办。次年二月间，清帝逊位后，各地自治学校继续开办。涂岭自治讲习所也跟著开学。因为初告光复，不甚尊重文章，致有部分学员中途退学。生员不足，便再招插班生二十多人。清末捐纳制度盛行，涂岭商人捐纳监生者甚多，时人讥讽：“枫亭秀才巷，涂岭监生街”。这些商人监生便乘机报名混入讲习所，讲习所的声誉自然是大打折扣。半年期满后举行毕业考试。考题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县长包封派专人送来，聘清末优贡李荆瞻（即李慕韩）为阅卷官。那些监生学员的文章都雇人代作，因此揭晓时全班毕业。于是他们大办酒席、演戏以宴亲朋，俨然个个绅士。便有人作歌以讽：“自治自治，臭甲无味。六十余人，半不识字。毕业请客，收礼演戏。鱼目混珠，洋洋得意。……看不入目，作歌讽刺。”更有某秀才作“自治”冠头联曰：“自楚之滕，许行设教；治人推己，曾子传薪。”一时传为笑谈。

近代当铺票仔局 刘三森

民国初期，市场大都使用三种硬币——清光绪的“龙银”（凸显的龙图案）、“袁世凯头像”和“孙中山头像”（凸显图案）的银元。每枚用重库（厘等、天平）称，三种均为七钱二分重。“龙银”有：壹元和贰元两种（分别为七分二和一钱四分四）。当时社会极端不稳定，土匪、海盗活动猖獗，携带硬币既笨重又危险，加上银行仅有伍元、拾元（合称：乌鲤或乌鸡母、红鲤或红鸡公）两种纸币，数量极少，汇兑困难。为方便交易，峰尾“票仔局”便应运而生。

“票仔局”采用信用纸币作为辅币，代替硬币投放市场，凡设立峰尾渔行、商行的地方均可流通使用。这样既方便群众，又能使商家受益：一可扩大经营资本，二可得发行额利息，三可获辅币破损的差额，四可获取汇兑及信贷手续费。凡商行有较高信誉和雄厚资金的，均可兼设“票仔局”，但必须有银元随时兑现作后盾。

泉港地区最早设立“票仔局”的刘大目的商行于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开设“渔商票仔局”，辅币面额为“壹角、贰角、伍角”等，图案为“五只帆船”（上海印刷）。辅币投放市场后，资金周转顺利，买卖双方彼此受益，颇受市场青睐。此后相继设立“惠通票仔局”（图案为“圭峰塔”），“宝通票仔局”（图案为“峰尾烟墩”），“通商”、“泉通”、“渊泉”等“票仔局”。“渊泉”发行额高达一万元，并利用此作周转资金，置一艘一千五百担大木帆船进行经营。不久，奎璧、柳厝、前黄、坝头以及仙游、枫亭等地也纷纷设立“票仔局”，对当时辅助货币流通，促进商业繁荣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北伐胜利后，全国统一使用法定的纸币（俗称法币）。风光一时的“票仔局”便不复存在了。

涂岭歼匪成铁岭 黄建聪

一九一七年农历七月底，闽南匪首陈宗仪率其长期肆虐于永春、德化山区的匪军，侵袭涂岭。并派部分匪军驻守枫亭霞桥一带，以成犄角之势，遥为呼应。

陈宗仪建匪部于涂岭的尼姑庵内。未待稍歇便抓捕富绅大户，肆意勒索。还向附近各村民户派酒派饭。一旦酒菜不合其口味，便肆行打骂。更有甚者，匪军强闯民宅，劫财劫色，老妪幼女皆不能幸免。因此群情激愤，附近各村乡绅聚集院内佛寺，共商讨陈大计，决定于八月初四统一行动，围剿陈匪。

翌晨，陈宗仪尚在睡梦中，忽听一阵急促的锣声由远而近，急忙爬上屋顶用望远镜瞭望，只见不计其数的群众手持火铳、长矛、扁担、铁耙纷纷向尼姑庵包抄过来。陈宗仪大惊，急忙逃到涂岭街，一连声地说：“不再派饭了！”但无一人理会，一看不妙，陈宗仪自顾自地躲进一家客店的床底下。众土匪也争相逃命。这时几名村民中弹牺牲，更激起乡民的怒火，怒吼声、喊杀声、火铳声交织在一起。众土匪除一部分逃入山中，其余的多被群众用长矛刺杀，用铁耙、扁担、锄头抡死。待剿匪战斗结束后，清查尸体时、却不见匪首陈宗仪。后知其躲在客店内，群众破门而入，把他从床底下拖出，用尿壶、石块砸死。

这一仗共歼灭悍匪近百人，后由涂岭街诸绅商出资雇人在后头山万善宫边开一大窟，把尸体抛入窟中埋葬。涂岭人民围歼陈宗仪土匪军一事，经层层上报，时任福建省督军的李厚基特地予以嘉奖。从此，泉州、莆仙各县土匪军便不敢骚扰涂岭，就连军阀林寿国的海军陆战队有战事要经过涂岭到泉州等地，也得事先派出联络官联系、疏通。因此时人皆说：“土（涂）岭变成铁岭了。”

泉港武装大抗捐 林宗华

民国时期，惠北一直是反动军阀、股匪、不法豪绅苛剥的重灾区。据载，泉港人民每年要负担二十多种捐税。在种种压迫下，泉港人民表现出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四年一月，山腰、峰尾、坝头等地农、渔、盐民爆发反抗北洋军阀王永彝征收“田亩捐”的武装斗争，震动全国。时王永彝派杨增福团（俗称“杨团”）一部驻守前黄土楼，肆意勒索，被峰尾、郭厝、奎璧群众歼灭近百人。附近各村代表在岩山寺召开会议，决定联合抗捐，组织近万人奋起抵抗。之后，杨增福团制造了“山腰惨案”，泉港抗捐斗争失败，民房被焚毁千余间，群众被枪杀一百多人。为此，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曾发表文章声援群众，谴责反动军阀的暴行。

“打杨团”是泉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抗捐斗争。此后二十几年间，涂岭、三朱等地农民武装多次击溃国民党的征税部队和派捐派税的股匪。

一九三二年春，泉港人民举行了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武装抗捐运动，轰动海内外。

一九三一年初，山腰人唐言福受党的指派回家乡开展反对“闽南霸王”陈国辉的武装抗捐斗争。同年年底，下九乡农民自卫军抗击陈部，又一次点燃了武装抗捐的熊熊烈火。次年初，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派蔡协民到三朱等地领导抗捐运动。中共惠安县委在三朱樟林村昆山寺召开会议，确定以三朱为抗捐运动指挥中心，建立抗捐统一战线——惠北抗捐大同盟。

三月四日，陈国辉部官兵二百多人进驻三朱，蓄意制造“三朱事件”，逮捕开明乡绅。党组织当机立断，在三朱后宅村朱汉膺家建立抗捐指挥部，蔡协民任总指挥。三月十四日，爆发以三朱为中心波及周围十八乡及山腰、坝头、郭厝的人民武装抗捐反陈斗争。地下游击队员和“四八”、“五三”帮会会员及十八乡抗捐群众上千人在三朱村召开抗捐誓师大会，确定北坑村圆通寺为临时指挥部，然后兵分三路，围攻驻防在坝头的陈国辉部队，大获全胜。当晚，陈部退守涂岭。次日，陈部增派援兵再次侵占坝头。各地抗捐武装立即出动击溃匪军。十六日上午，武装抗捐队伍集结于虎岩山、前埔岭等地，轮番攻击，陈匪被迫退守朝林村连谋（国民党军统少将）家，恃其坚固楼房和高大围墙负隅顽抗。当晚，陈匪组织敢死队分三路突围，狼狈逃回惠安县城。随后，中共惠安县委在三朱成立了一支三十多人的游击小分队，继续带领群众进行长时期的武装抗捐斗争。

海内外许多团体、各界人士纷纷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声讨陈国辉，支援泉港人民抗捐斗争。

陈国辉肆虐泉港 连力东 林景斌

陈国辉（一八九五～一九三二年），南安县人。一九二七年任“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一九二九年朱德、毛泽东率工农红军入闽西，陈国辉部被歼二千余人，陈只身逃回南安。一九三○年任兴泉永警备司令，授陆军中将，被人称为“闽南霸主”。治泉期间，也曾装模作样做过一些诸如倡文教，办交通、扩街道，修孔庙的好事，但他终究是土匪出身，亦匪亦官，肆虐兴泉永各地，泉港区域受害尤烈。

一九三一年初，陈国辉带一队卫兵到山腰、坝头等地巡视，召开“民众大会”，逼迫泉港乡民种植鸦片，说这种烟苗是“利民之道”、“百姓得益”。他规定了种植烟苗的亩数和抽捐的额数，每亩收捐十六元，另有附加税高达三四十元。陈又用摊派的办法勒捐，如强迫三朱各自然村要种植烟苗八百亩，摊派烟捐近二万元。三朱仅约二百四十户，平均每户要种三亩五分左右，必须负担八十元捐款。可是实际上全乡只能种植四百亩，每亩按收六斤鸦片计算仅值八十元，全部售出才收入三万元，单付捐款就要二万元，还要还“烟苗贷”、“肥料贷”等，百姓不堪其苦。

陈国辉非但在鸦片捐上盘剥，还设立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捐有：剿共捐、迷信捐、地瓜苗捐、猪仔捐、棺材捐、嫁娶捐、消遣捐（即赌博）、公路捐、香楮捐（迷信品）、特别捐，对违令不种烟苗者罚以“懒怠捐”等等。税有：屠宰税、营业税、烟灯税、棺材税、摇篮税、交易税等等，计有四十多种。

为了征收捐税，陈国辉派遣其部下进驻惠北，并设立“田亩捐办处”协同催收。

陈国辉的倒行逆施，弄得地方凋敝，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群众痛骂陈国辉的“第一无情理（“第一混成旅”的方言谐音），以及“陈国辉、乱肆挖（挖，即盘剥的意思）”、“猫头陈国辉，一称（十斤）薯粉扣五镏”等等。抨击被陈国辉统治得“生不能生（摇篮税）死不得死（棺材税），想活没有米。”

一九三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坝头乡安兜村一户村民孩子满月，设宴招待亲友，陈部之兵闯入逼捐，主人一时无法凑齐，请求暂缓，而陈兵蛮不讲理，打翻宴席，并要把人抓走。此时，几十个宾客忍无可忍，一齐动手，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中共地下党以此为导火线，领导本地人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抗捐斗争。陈之爪牙逃离坝头，进驻惠安县城，他们白天不敢来，夜间下乡，奸淫掠劫掳杀，无所不尽其极，如涂坑、施厝、坑仔底各村，均受蹂躏，损失惨重。

一九三二年六月间，惠安旅厦同乡会、旅外救乡会、闽南旅沪同乡会、闽南拒毒会等向当时国民政府和省政府控告，呈请严办陈国辉。八月，十九路军抵达福建，经派员密查，所控均属实，军长蔡廷锴存有为民除害之心，决定严惩陈国辉。

十二月二十三日，陈国辉被十九路军捕杀于福州。

爱国军血战涂岭 黄建聪

一九三三年，以“一．二八”松沪抗战而誉满海内外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等，联合国民党中李济深、陈友仁等主张抗日反蒋的进步势力，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他们组织新政党，颁布新政纲，树起新国旗，制定新国号，公开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决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也是十九路军的最后辉煌。

当年十二月下旬，蒋介石出动十万大军，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兵分三路入闽，十九路军不敌，陆续撤军南下。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离开福州，驱车赴泉州。车队到涂岭时，突遭已投靠中央军的当地民军伏击。蔡廷锴立即布置反击，在卫队的猛烈进攻下，民军火力渐弱。蔡廷锴驱车乘隙强行闯过涂岭，率少数随从到达泉州，设立十九路军总部。

一月十九日，号称“又文又武”的黄埔名将、蒋军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率部由仙游长驱直入，在福厦公路涂岭段北侧之小高地设伏，阻击南撤途中的十九路军主力，企图将其拦腰切断，从而分割包围，聚而歼之。二十日晨，十九路军的先头部队组织了三个纵队向李默庵部发动强攻，双方展开一场鏖战，阵地反复易手。由于李默庵部凭高据险，又有飞机、大炮的掩护，加上后续部队的支援，十九路军屡攻不下。蒋军蜂涌而来，形势十分危急，十九路军当机立断，一面继续与李部争夺高地以吸引敌人主力，一面利用福厦公路东侧蒋军射程外的海边抓紧撤退。又借夜色的掩护，至当天深夜，方才全部撤离涂岭一带。

大兵压境，军心不稳。蔡廷锴见大势已去，便在泉州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交权离军，以图保存这支光荣的军队。一月二十一日，十九路军约四万人随沈光汉、毛维寿等高级将领在泉州悬挂青天白日旗向蒋军投诚。可是不久，十九路军被蒋介石取消番号，改编为第七路军，十九路军从此成为历史名词。

涂岭一役，李默庵部在东坑寨等地大肆拉伕、抢劫，涂岭乡民极受荼毒。而十九路军纪律严明，虽败犹荣，为泉港人所称道。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有一机械员庄永新，在部队失败后，不愿接受改编，单身退至涂岭，在白水岭附近遭土匪抢劫。群众对土匪说：“不准害他性命！十九路军是爱国军队，你们如杀他，我们就要对你不住！”土匪终不敢加害于他。于此可见，涂岭乡民爱恨分明。

肖碧川智建良港 黄建聪

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略》一书中，曾设想在湄洲湾建造港口，以发展东南沿海航运业，只因军阀混战，壮志难酬。而近代湄洲湾南岸肖厝港的开发，其功则首推肖厝人肖碧川。

肖碧川（一八九三～一九六七年），燕京法政大学毕业后，因品学兼优被推任为福建省法院审判庭庭长，不久后辞职。随后梯航南渡，任新加坡华商银行安达银行副行长，并在华文报社兼职。

肖姓自明洪武初年入迁肖厝定居后，世代以海为生。明弘治、正德年间，即造尖尾大船经营大米贸易。肖碧川的祖上经营海运，曾在肖厝港葫芦尾兴建一座颇有特色的码头——“五间张”双护驾楼，木帆船可以直接停靠，并在厝前石埕装卸货物，其经营的商船多达十九艘，成为名闻远近的航运业主。肖碧川幼时曾参与商事，兼以在新加坡这个世界大港学习了航运业知识，获知经营海运业利润丰厚。

一九三○年返回肖厝后，肖碧川决定继承父业。他以先祖遗产和自己多年来的锱铢累积为资本，在肖厝港开设振成商行，在上海、泉州分别开设建成商行、金成商行等，租用上海招商局轮船公司的轮船经营海运，辗转于辽东半岛的旅顺、大连，以及上海、宁波等地，运载大豆、水泥、纱布等货物，在肖厝对面的秀屿港卸货，再由秀屿转运至肖厝。看到如此转运成本加重，且秀屿港比肖厝港浅，他便将葫芦尾的“五间张”双护驾楼的厝前扩建为码头式房屋，供货轮停靠卸货。

但在上海保险公司办理轮船公司的保险，颇费周折。因肖厝港没有商埠和码头，遭到保险公司的拒绝。肖碧川苦思不得良策。一天，他在海边漫无目的地散步，看到碧海青天之间，渔帆点点，傍晚时分，红霞浸红了渔港，遂心生一计，将虾屿与沙格之间的黄牛穴取名碧霞洲，取代肖厝港之名，以葫芦尾厝前石埕为码头，南埔柳厝街为商埠，于一九三六年前往南京，向国民政府交通部申请注册。蒙国民党元老、原燕京法政大学校长于右任鼎力相助，交通部官员遂批准碧霞洲为商港，给予注册并正式载入国际航运图。自此，肖厝碧霞洲港驰名中外。

由于肖厝港海运业的兴盛，后来，国民党政府在此相继成立“海关”、“查缉所”等机构。

盐警起义迎黎明 黄建聪

一九四九年四月渡江战役后，归侨将军叶飞麾下的第十兵团二十八军由浙入闽，解放了闽北地区。各地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山腰盐工发动罢工、抢盐斗争。中共惠安县工委也加紧了对山腰盐警大队的策反工作，以加快泉州地区的解放进程。

山腰盐场是福建省第二大盐场，国民党省盐务局在此设立山腰盐务公署，辖埭港、菜堂、钟厝、埕边四个场务所、二个分所和泉州征收处，有人员二百名，在山腰和泉州均设有电台。并配备一支有一百五十多个警员、装备精良的盐务税警大队，下设四个中队和一个警卫班，分驻各场务所。

从福州回乡的地下城工部同志林文学、庄晚芳（国际著名茶叶专家）在山腰后楼创办“正风补习班”，吸收盐署人员及当地追求进步的青年参加。当地盐商庄祖荣主动冒险去做盐务公署和盐警大队上层人物的工作。五月底，盐署秘书顾人增受派前往三朱，与中共惠安县工委书记朱汉膺会面。朱汉膺明确转述了党的起义政策，给想起义的盐署人员吃了定心丸，坚定了他们起义的决心和信心。

六月底，之前态度一直不明朗的盐警大队副大队长苏秉淦终于下决心伺机起义，并与地下党达成秘密协定：一是盐警保证对地下党游击大队在山腰地区活动不予干预；二是游击队对盐警大队的护盐、缉私等正常业务也不干预。从此，山腰盐警大队与中共惠安县工委建立了正式联系，暗通情报，向游击队输诚，赠送枪支弹药。七月一日，国民党军警六百多人“围剿”三朱革命据点时，盐警大队借给游击大队枪五十枝，子弹一千发，钟厝盐警中队更是全副武装，随时准备增援游击队。因此，游击队很快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八月十七日，福州战役胜利结束，福州解放。山腰盐场电台当日收到消息，立即与中共惠安县工委取得联系，由顾人增、苏秉淦为代表，与县工委代表具体商讨起义事宜。县工委认为福州已解放，起义时机已经成熟，要求盐署与盐警同时立即起义，并指令盐警收缩周边兵力，重新部署防卫，以防大股敌人袭击盐场。后因埕边中队距盐署较远，恐在来场途中与敌南撤部队相遇，决定就地起义。苏秉淦、顾人增连夜派人把场长兼盐警大队长郝志英从泉州请回山腰一同参加起义。

八月十八日，中共惠安县工委指派张海天、朱联法等同志，在山腰后楼庄晚芳家中举行山腰盐署、盐警大队起义接收仪式。顾人增、苏秉淦分别代表山腰盐务公署和山腰盐警大队，向张海天、朱联法等呈交起义人员和全体官兵名册以及武器弹药、财产物资等清单，然后正式宣告起义。随即上街张贴起义文告、标语，散发传单，并通过电台将起义的消息通报省盐务局和全省各盐场。

山腰盐署、盐警起义，对莆田和诏安两地的盐警起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而宣告国民党福建盐警总队应变计划的彻底破产。八月二十三日，起义部队配合惠安人民游击大队解放惠安县城。此后，又配合游击大队占据洛阳，与国民党军队隔江对峙，截断国民党军队南逃之路，迫使他们向海上逃命，一部分来不及逃命的则在当地被歼，这对和平解放闽南各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不久，山腰盐警大队奉调到福州白沙整编受训，组成新中国成立后福建省第一支人民盐警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