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惠安县情之出国

湖洋陈裔

惠安县情之出国

清至民国时期出国

清朝中叶，惠安郭姓在航海中逐渐迁居南洋，遍及东南亚，在槟榔屿聚族而居。

洛阳镇屿头村老归侨杨松木的曾祖父杨贡接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与同乡数人乘帆船往菲律宾，后在马尼拉市怡干洛街经营五金废铁店，数代相传，留菲经商。

清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以前侨居新加坡的惠安人，是从麻六甲、槟榔屿移居过去的。据载：第一艘由厦门到新加坡的客轮是在道光元年二月起航的，自此，邑人就可以直抵新加坡。

十九世纪中叶，出国的华人不少是被当作“猪仔”卖到南洋，从事开发矿山、种植胶园等苦役。据冲绳县《历代宝案》载：一八五二年美国运载契约劳工的“猪仔”船“罗伯特．包恩”号，在镇压船上三百八十名华工起义事件中，就有九名华工是惠安人。

清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境内发生邱二娘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许多贫苦农民、城市手工业者被迫远渡重洋，到异地谋生。《新加坡惠安公会50周年特刊》(1973年)载：“惠安人于八十年前与闽南各县同胞，因海峡殖民地政府招雇劳工，陆续抵达新加坡，从事开发新加坡、东西马来亚等地。”新加坡惠安公会于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成立，该公会在《宣言》中指出：“惠安人在七十年前已来星洲，三十年前才逐渐多起来。”

十九世纪末，全县从比较大量出国的方式逐渐转变为个别自由移居。

民国时期，境内土匪如毛。著匪高为国、汪连、汪柴水、杜建等勾结官府，残害百姓，洛阳、东园、张阪等主要侨乡深受其害。加上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乡村的封建械斗以及水旱自然灾害，迫使人民纷纷出国谋生。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十月“惠安暴动”失败后，一些参加者也纷纷逃往海外谋生，山霞乡山尾村的陈文焕和山柄村的陈竞清、东岭乡潘厝村的张雪亭等都是如此。

抗日战争期间，当时政府借兵役发国难财，即使是单丁独子的穷苦民众，也不可避免地被抓当壮丁。抗战结束，广大群众不愿打内战，大量青壮年为逃避抓丁而设法逃往南洋。洛阳石任村侨属张秀生被抓一次丁，体检不合格还得花钱买放，后来又雇二期壮丁花去一千美元还过不去，最后由他在菲律宾的父亲张廷堪用五千美元买张往菲入境证（俗称“大字”），于民国三十七年逃往菲律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东南亚各国限制移民入境，只在五十年代中期及六十年代初期有侨眷获准移民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印尼与亲人团聚；另外，在出境到香港、澳门地区定居的侨眷中，少数获准移民到菲律宾、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国定居。除个别人获得当地入境签证外，基本上停止移民签证。有少数人到菲律宾、新加坡探亲、旅游。至于马来西亚则连探亲、旅游也不得获准。

华侨分布与活动

马来西亚

十九世纪末，东园白奇的郭氏族人在航海中逐渐迁居马来亚。如今马来西亚有惠籍华侨、华人三十万人，主要来自张阪、东园、南埔。其中张阪的张阪村、下宫村、玉埕村的骆氏华侨大都聚居在槟榔屿，有的至今已传四五代；东园的白奇郭氏在槟榔屿聚族而居；南埔的华侨大都居住于吉隆玻及其附近城市。

新加坡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有邑人入籍于新加坡的马来人家庭。尔后又有人不断南渡彼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加坡的道拉示街即为东岭张坑的张氏、辋川峰崎的何氏、山腰的庄氏等的聚居地。至今，新加坡的惠籍华侨、华人已达十三万人。

菲律宾

据记载，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已有邑人侨居于菲律宾。至今在菲律宾的惠籍华侨、华人达15.27万人，大都是鸦片战争后移居其地的。主要来自洛阳镇、东园镇。在洛阳屿头村、东园埭村，侨居菲律宾者约占全村总户数的60%。

印尼、缅甸、泰国

印尼与新加坡素有密切的商务关系，不少邑人来往于两地经商，后多人转为定居于新加坡。印尼的惠籍华侨、华人达2.9万人，以张阪玉塘村者为数居多。

缅甸的惠籍华侨、华人，主要来自东园长新、锦厝洛阳下曾。泰国、越南的惠籍华侨人数不多。

上述几国惠籍华侨、华人约4.42万人。

其他国家

明末，崇武黄氏便有族人落籍于日本。尔后侨居日本的惠安人是从台湾迁移过去的。

侨居欧洲、美国、澳洲的惠安人不少是新加坡或马来西亚的第二、三代惠安人。他们因留学或商务关系而定居其地。近年来不少在香港定居的惠安侨眷通过各种途径移居美国、澳洲、毛里求斯、新西兰等地。

上述各国的惠籍华侨、华人达1.82万人。

经济活动

早期南渡的惠籍华侨大部分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侨居新加坡、马来亚的华侨有的拉人力车、踏三轮车，有的在码头当搬运工，有的当驳船舵工、木匠、泥水匠、锡矿工、筑路工和橡胶、咖啡种植工等等。侨居菲律宾的多数当店员、木工、泥水工、小商贩等。少数知识份子也只能做商店记帐、教员、报馆职员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黄塘乡鼎模村的华侨牧师方饱参，带领同乡数百人南渡马来亚到达北马实兆远。在获得大片山区的开发权及初步生活费后，披荆斩棘，种植树胶、木薯、花生。又砍树架屋居住，使之成为有名的垦殖区。

这些从事下层劳力的华侨，后来稍有积蓄后，转为小商贩，经营杂货店、土产业、种植园；少数成为富商巨贾者，则经营大型商业、旅馆、建筑业、橡胶业、进出口贸易等等。有的华侨由商业转为经营工矿业，如早年侨居菲律宾的洛阳屿头村、东园埭村的华侨，先是肩挑篮担，穿街走巷收购废铜旧铁，稍有积蓄即转开废铁店，到六十、七十年代，有的已成为巨型汽车配件商、五金铁业商；八十年代，他们后裔有的已经营钢铁厂。新一代惠籍华人，是在其父兄荫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接受西方教育，不少人留学于欧洲、美洲、澳洲，取得各种学位，有的已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他们怀著经营新型企业的知识和抱负，在父兄事业的基础上，办起工厂，经营进出口贸易、航运、银行、旅馆等新型企业。

早年在新加坡、马来亚做木工、泥水工的惠安华侨，有的现在已成为当地建筑业的巨头，也有的经营其他行业。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华人骆文秀，被当地人称为“摩托大王”，吉隆玻大马管理学院和大马银行公会1987年11月16日发表文告，宣布“1985年大马十大企业家”的名单，骆文秀为其中之一，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还授他丹斯里勋衔。

社会活动

惠籍华侨在居住国与当地人民血肉相连，患难与共，他们长期备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压迫和剥削，积极参加当地人民反殖民统治的斗争，为当地人民谋取独立自由作出重大牺牲和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南洋各地华侨纷纷组织抗敌后援会、筹赈总会，从财力、人力上支援祖国抗战。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在陈嘉庚为主席的“华侨抗敌总会”里，负责人中有惠侨刘玉水。在马来亚成立的八个抗日独立队伍中，均有惠侨参加。日本占领新加坡后，惠侨殉难甚多。槟榔屿殉难惠侨达八十四人，马来亚麻坡惠安公会负责人何益谦及华侨三十余人于民国三十一年三月二日被日军拘捕，惨遭毒刑，但他们不屈不挠，于三月十二日集体从容就义。

太平洋战争期间，东南亚各地有不少惠安华侨参加当地抗日游击队。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第一大队长郑显玉、第三大队长郑智民、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负责人之一沈福水均为惠安华侨。

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牺牲烈士中有惠安籍的曾庆泉（洛阳石任人）、郑克云（洛阳白沙人）。“抗日反奸大同盟”牺牲的惠安籍烈士有郑锦昌（洛阳白沙人）、曾辉（洛阳曾垵人）、黄志高（东园下新厝人）、林金良和黄德金（东园人）。菲律宾华侨战地民主血干团牺牲的惠安籍烈士有许兴隆、庄阎水、郑德水、曾国桢、许振隆。菲律宾华侨青年战时特别工作队牺牲的惠安籍烈士有李治厦（洛阳桥透村人）、王源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侨居海外的惠安人，有不少人在居住国已繁衍二三代的后裔。他们基本上与原住民同化。还有少数事业有成就的惠安人，为了事业上的需要，加入当地国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亚各地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各国纷纷脱离殖民统治而相继独立。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侨与当地原住民同样，经申请就可成为当地公民，但也有少数的惠安华侨保留中国国籍；印尼则可以自由选择国籍，菲律宾在70年代放宽申请入籍的限制，大量惠侨入菲籍，只有少数年老贫穷的人不申请，他们认为自己不久去世，他的妻子、儿女自然成为当地公民。

八十年代，海外的惠侨，虽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取得当地国籍，成为居住国公民。但是他们不忘先辈生息繁衍的故土，不忘自己的“摇篮血迹”，不少人带著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回乡探亲，寻根认祖，让下一代不忘祖先生息的地方。

随著经济地位的变化，不少惠人成为当地有实力的企业家、社会活动家，他们的子女均受过高等教育。华人社会的文化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华人从政不仅在东南亚而且在美国都已不是新鲜事。华人在居住国的政治地位有很大的改变，不少惠籍华人参与当地的政治生活，成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们中有曾任新加坡国会议员、劳工部政务部长谢嘉惠，国会议员、现任新加坡社会发展部政务部长庄日昆，马来西亚民政运动党总书记、国会议员陈志勤，槟榔屿著名实业家、马华公会实力人物骆文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