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陈金城、陈伯达故居

湖洋陈裔

陈金城、陈伯达故居

在泉州市区和惠安县城之间，有个不太显眼的村子——岭头村。该村群山环抱，树木葱绿，走过桥头，便是陈伯达（一九○四～一九八九）的故居。入口处的石碑上刻的是：陈金城故居（陈金城是陈伯达的先人，与林则徐、魏源颇有交往，参加过抗英斗争），另外一些文字是：惠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二○○一年二月公布，二○○五年五月立。

陈氏故居的门楣上写著：“陈金城．陈伯达故居”。

故居最有特色之处，是在一个不大的堂屋的墙壁上挂著四个字板，上书“陈伯达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七○年著作目录”，里面有政论、诗歌甚至小说。开篇第一篇就是“兵？匪？”，时间是一九二二年四月。一九四九年写就的几篇文章，如“中国四大家族”（七月）、“窃国大盗袁世凯”（七月）、“人民公敌蒋介石”（八月）等，这些文章令他文名远扬。

与周围那些华丽的私人住居相比，陈氏故居的老屋显得太过破旧，零落和枯寂，不太合群。既然是文物保护单位，何不花费一些钱，维修或修缮一番，以维持历史文物的原貌？因为，陈氏毕竟是“历史名人”（在泉州和惠安之间的国道上，有一个指示牌，就写著“历史名人陈金城．陈伯达故居”的字样），是中共历史上的理论家（故居堂屋墙壁上的生平简介，就是这么写著的），当过中共的四号人物。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录了陈氏著作五十多种；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收录了陈氏著作将近四十种，如《中国四大家族》（一九五三年）、《史大林和中国革命》（一九五二年）、《近代中国地租概说》（一九五○年）等，对于一个国外的大学图书馆来说，这不是一个小的数目，这表明陈氏的著作还有研究抑或批判的价值。

陈伯达，原名声训，又名健相，字尚友，福建惠安人，中国共产党政治人物。他曾是毛泽东身边最重要的舆论发言人，后来更被视为文革前期除四人帮之外的「第五号人物」。

陈伯达早年曾就读于上海劳动大学。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工作。后去莫斯科工作。一九三○年他返回中国，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秘书，并在福建军阀张贞部当少校秘书。一九三五年参加编辑《华北烽火》。一九三七年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同年去延安，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马列学院编辑部主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等职。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北京教书，一九三七年去延安。

在毛泽东众多秘书当中，陈伯达是担任秘书时间最长的一个，前后共达三十一年。

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马列学院副院长，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顾问，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国家计委副主任。

陈伯达在一九五一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写了政论文章——《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相结合》和《毛泽东论中国革命》，此两篇著作奠定了他作为中共党内重要文件起草者、毛泽东思想最高传达者的地位。

一九五六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一九五八年，陈伯达开始担任中共党刊《红旗》杂志的主编，成为毛泽东的权威发言人。

一九六六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一九六九年，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上，他因为设立国家主席问题和「天才论」问题上的公开舆论鼓动而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文革结束后的一九八一年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十八年，但他很快由于健康原因获释，直到病故。

《秀峰胜迹》节选：

位于山北半里处岭头村的陈金城故居，建于清代（一八三五年）。陈金城（一八○二～一八五二年），字殿臣，号念庭，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年）举人，曾任连城县学训导、古田县教谕、刑部云南司主事，著有《怡怡堂文集》四卷，是鸦片战争时期一位爱国士大夫。时人流传其年少时应对县试考官命题“知礼知诗知春秋，毋谓小子无知”的妙对“畏天畏命畏大人，敢称后生可畏”。特别是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他以满腔热情，密切关注时局，心忧国家大事，撰写《平夷论》、《筹守福州议》、《筹守泉州大堕议》等文论，提出了一系列抵御外侮的策略和措施。撰写《申明刑赏疏》声讨卖国殃民者的罪恶行径。而其所撰《建威将军江南提督忠湣陈公神道碑文》，则歌颂了民族英雄陈化成英勇抗敌，为国捐躯的壮烈功绩。
一八五○年，他在上海“乃约闽人立禁拒夷”，反抗英人侵田筑路斗争的胜利，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其裔孙陈伯达则是我国现代政治史上影响极大、褒贬殊异的人物之一。

陈金城的对联、文稿和故居 2006.07.19. 作者：王尔坚

惠安建县五百周年之前，海外一惠安公会出版了一部惠安县志，那里有一条记载：清道光十二年二月，惠安五梅峰下一年轻士子抵京，于泉郡会馆设席讲演易经，讲演前，他在会馆前贴出一副对联：

清紫葵罗钟间气

蒙存浅达有遗书

立时，整个京师轰动了，地处东南一隅的泉郡山川人物，一时名满天下。

许多年过去了，我总是记住这副对联，记住这副对联主人陈金城的名字，甚至记住志书关于这副对联的注释。注释的大意是：上联的“清紫葵罗”指泉州的四座名山，即清源山、紫帽山、葵山和罗裳山；“间气”是帝王之气，神祗之气外游移于天地间的正大之气。下联的“蒙存浅达”指泉州学者诠注四书的四部名著，即蔡清的《四书蒙引》、林希元的《四书存疑》、陈紫峰的《四书浅注》和王振熙的《四书达解》；这四部研究四书的专著，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一起，当年都是天下学子研读先贤典籍、蟾宫拆桂的必备之书——京师青睐，雅相推重，目陈金城为奇才，我想，这都是情理之中事，更何况他名实相副，“词藻缤纷，气度雍容”，自然不失人师之望。

如果说“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堂”于儒雅之中蕴藉著浑厚与大气，折射著张襄公于贫贱之中难能的矜持，实属楹联世界的极品，那么，“清紫葵罗钟间气，蒙存浅达有遗书”则于矜持之中氤氲著儒雅，飘逸著智慧，展示著惠安人少有的恢宏，它实际上是大风雨到来之前，陈金城叩动紫禁城门环时递给大清王朝的一张名片。

然而，喧嚣之后是沉寂。道光十五年十八年两阙春闱，陈金城都因交臂之失而抱撼丹墀，后来，有幸遇到大挑，这才以二等选署古田教谕，终其一生，也只不过是官至内阁中书、刑部云南司主事而已——大浪淘沙、粪土王侯，多情宦海哪有闲情理会一位区区六品的失意主事呢？

但是，历史却格外垂青这位从古驿道走来的书生。

道光二十年，来自英吉利海峡的坚兵利炮毫不客气地架在天朝帝国的脖子上，毫不含糊地宣告东方帝国末世的到来——这是个天崩地坼的时代，映著南中国海的一天火光，乘著历史的大潮，陈金城终于从官场失意的“愁然不乐”中奋起，在五梅峰前的故居摆下一张书案，用他未曾试的一枝大笔写下《平夷论》、《筹守福州议》、《筹守泉州大队议》、《申明刑赏疏》（代陈庆庸疏）、《杞忧私记》十一篇……等一系列政论，撕下投降派“一和可以太平”的假面，为积弱积贫的民族发出“我朝祖宗疆土不可尺寸与人”的呐喊，以大无畏的气概直谏：法“岂可不以天下人之好恶为衡”？闪耀出一位思想家难能可贵的民主光芒，让自己的名字象雨后霁月那样美丽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天空。道光二十七年，林则徐客寓陈金城故居，他以“观文化成”四字作赠——“观乎天下，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
．贲卦》）。这里，既含有历尽大劫大难智者的彻悟，也含有先行者对同一壕堑战友崇高的勉慰和情深意殷的昭示。一百多年来，林公的这条楷书横幅同朱熹的“丹梯独步”能一起在岭头岩山碑林中蒸云蔚霞，流丹霜林，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深深的历史机缘。今天，如果历史再宽容一点，让我们有机会解读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致陈金城的五封手书，也许，我们将看到，在残阳如血的地平线上，陈金城同包世臣、魏源、陈化成、林则徐……是怎样站在一起，站成一个风景，让世界惊讶：天没有陷，东方之龙的脊梁骨还在！

林则徐致陈金城的这五封手书，现在静静躺在北京一间恐怕早已尘封的书房内。

陈金城一生最大的憾事是没能看到自己的文稿版书行世。也许是一种预感吧，他把倾尽自己的心血、关涉文、史、哲、类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法制诸多领域的《怡怡堂文集》编纂成册，一橱一橱地宝藏在故居的书馆内；让卷秩浩繁的《怡怡堂文集》传之后人，也许是陈金城子孙一代又一代虔诚的心愿——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穿过风雨萧萧的时间隧道，六卷二百九十二篇的《怡怡堂文集》手稿，终于在
一九五四年从岭头起程，由陈金城故居而福建省图书馆，由福建省图书馆而中国科学院院长案头，经四世孙、中共一枝笔蝇头小楷认真校勘，经郭沫若为序，现在也静静地躺在北京一间早已尘封的书房内。

今天，如果我们想凭吊鸦片战争时期的这位思想者，那去处，恐怕只有五梅峰下的陈金城故居了。

陈金城于嘉庆七年出生在惠安岭头村大乡陈氏聚居的祖宅，他的青少年时代，也是在大乡度过的。现在人们通常所称的陈金城故居实指陈金城当年的官邸，它坐落在岭头村祖公山下的小乡，与虎头山下大乡祖宅咫尺相看，民间广为流传的所谓“猪母石”，就在祖公山上。据说，这“猪母石”，还有观音寺，文昌祠、岩山石刻以及二坊、亭桥等形胜，在勘舆先生那里，都以最佳的空间组合庇荫著陈金城府第，并以美丽、吉祥的传说编织著一条条时间的资讯彩带，时时为陈氏传人祝福……

其实，真正为岭头村、为陈金城一门后人带来福荫的，是那条纵横整个岭头村、至今依然横亘在陈金城故居前面的晋京古驿道。这条驿道岭头人称为“官路”。正是这条官路让南渡的衣冠、北觐的士臣常来这闽南普普通通、甚至略显贫瘠的村庄或讨一碗茶，或借一个宿，继而留连，继而盘桓，让这小小的村庄有了中原的先知，南蛮的向往，让一个不足二平方里的村庄密密匝匝地摆下这么许多弥足珍贵的胜景……。

这大慨就是造化给予岭头村、给予陈金城故居的馈赠吧，这大慨就是文化的交融和文化的积淀吧。那生灵灵的猪母石，那韩琦认母的观音寺，那文下轿、武下马的文昌阁，还有那令人观止的摩崖石刻……实际上都是文化抽象馈赠的物化形态。正是这种文化意义上的馈赠，世世代代孕育著岭头人，也孕育著陈金城及其后人；正是这种馈赠无形无具的力量，斑斓了他们童年遥远的梦，绚丽了他们三更苦读的烛光，孵化了他们在古驿道上冲风冒雪的心志、胆识和才气……这就无怪乎单是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陈金城一门后人几乎是成方队般地登上历史的大大小小舞台。这里有中国左翼联盟的作家，有缅甸工党的中央委员，有《仰光日报》的经理、副主编，有为开辟抗日敌后新区而牺牲的中共惠安特支负责人……现在，让我们荡开一笔，把探询的目光转向延河之滨、宝塔山下的一孔窑洞吧——

在那里，未来的中共一枝笔用三天三夜的时间，挥泪写完《评〈中国之命运〉》的书稿。毛泽东用他经天纬地的大手，为书稿署上作者的名字：陈伯达。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一个小型的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审订了这一书稿。《解放日报》于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全文发表了《评〈中国之命运〉》。周恩来指示用内部电报把书稿发往重庆，印成小册子在国统区发行……抗战胜利之后，在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岁月里，在饮马西柏坡溪涧准备上京赶考的日日夜夜，《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象决战前夕一颗颗红色的信号弹，划向中国思想界的暗夜，划向人心向背各个战场的前沿阵地，当年“扪蚤畅谈天下事”的少年，带著五梅峰的脐带，甚至说是带著《怡怡堂文集》的胎记，从那条古驿道登程出发，走过万水千山，终于作为一个战士，来到巨人身边，站到中国当代思想战线的最前哨，为饥寒交迫的奴隶、为一个新兴的阶级代言——我想，这才是陈金城故居最盛大的节日。

有人告诉我，一九五六年底，中共一枝笔离家三十年之后，第一次返乡了。他当然没有骑马坐桥，但他也没有坐车。他穿著一双圆口布鞋，从县城而盘龙，从盘龙而岭头，几个人一起，竟是沿著那条古驿道，一步一个脚印地回来了。这时，岭头已没有他怀念的亲人。他那在屈辱中煎熬的大兄，早已在贫病中谢世。那么，他的母亲呢？在痛苦漫长的等待中，母亲曾玛官终于等来了解放的秧歌——但她没有等来儿子衣锦还乡的喜报和任何资讯，倒是时任县长的王振海以赈灾的名义为她送来两袋面粉和五十元白洋。之后不久，她收到儿子寄自京城的一封信，那信说，两袋面粉如果已经吃了，也就罢了，那五十元白洋一定要退回去……，母亲望子成龙、光宗耀祖的寄托彻底破灭了，绝望了，不久，也就撒手尘寰……，但是，他还是回来了，沿著古驿道回来了，住下了。当晚，他便宴款待儿时的伙伴，席散之后送客，他执意把大乡的客人一个个送至古驿道边而后道别。我想，他那深沉得没有言语的驿道情结，他那对古驿道自觉，不自觉的深情依恋，也许正是他对滋养自己的古驿道文化一种不自觉的观照吧。

一百六十多年过去了，陈金城故居检阅过富贵，也备尝了贫贱；有过繁华，也不乏寂寞；收藏过笙萧琴瑟；也包容过兵燹水患……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现在，它完全洗去昔日的铅华，它象一个龙钟的老者蹲在古驿道的一旁，它翘首、期待，但似乎并不叹息。如果我们走近它，还能从草树斜阳的薄明里，依稀看到这座古时府第的风采，人们不难发现，不管是残秋还是阳春，这座五间三进节护厝、已十分破落的旧时官邸，依然氤氲著人间的热度和阳光，依然能让你感受到一种博大，一种精深，一种独特的文化意义上的温馨，只有当你不自觉地踏进护厝一隅那祭奠著逝者的灵堂时，心头才会不自觉地一颤：他，最后回来了。

火里淬过三次，盐里浸过三次，血里泡过三次，终其一生，他没有忘记这座深深的五间三进大厝。现在，了却火与剑、血与铁、鲜花和荆棘、光风和霁月，他最后选择这里，好让自己一半的灵魂打个盹。

据说，陈金城生前重修过洛阳桥，桥的中亭，有他的碑刻，那碑刻如果还在，怕是会永远留在那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