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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谱与新加坡“福建人”方言族群移民史研究
运用侨乡族谱研究海外华侨的移民历史由来已久。在福建区域移民史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庄为玑等人的《福建晋江专区华侨史调查报告》、①林金枝的《从福建侨乡族谱看南洋华侨史的若干问题》、②郑山玉的《侨乡族谱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③等等。上述研究依据族谱所载姓名、世代、生卒年、卒葬地、婚姻及子女、出洋原因或所附小传等相关史料，分析了华侨的出国原因、移居地分布、移民趋势，旁及华侨出国路径、在海外的生活、与祖籍地关系等问题。可以说，族谱史料是人们研究华侨移民史尤其是早期移民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然而，现有的研究大多从华侨移民史的宏观角度切入，运用族谱来研究华人某一方言族群移民历史的作品还比较少见。
在东南亚华人社会尤其是新、马华人社会，由于殖民地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加之华人社会自身的分化，形成了“帮”的基本结构和特征。“帮”代表了说一种方言的社群。④以新加坡为例，开埠后不久，当地华人社会就形成了五大基本的方言“帮”：讲闽南方言的闽帮／福建人（Hokkiens）、讲潮州方言的潮帮／潮州人（Teochews）、讲广府方言的广帮／广府人（Cantonese）、讲客家话的客帮／客家人（Hakkas）和讲海南话的琼帮／海南人（Hainanese）。方言族群在华人社会研究中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单元，近年来受到学者们普遍的关注和重视。
目前，有关新加坡福建人移民史的研究，可供参考且较系统的资料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福建厦门海关关册出入境年报资料。该资料中，最具研究价值的是年报中始自1876年的旅客往来地点的分类统计。这种资料可作为研究华侨尤其是闽南籍华侨出国人数、流向、规模及发展趋势的第一手资料。第二种是新加坡华人出入境统计资料。英殖民地政府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将自香港、汕头、厦门、海南等各埠抵达新加坡的华人按照男、女、童分类进行统计，又将转往其他地方的人口分籍贯登记入册。这种资料反映了以新加坡为集散地／中转站的华人移民的流动情况，可用于研究移民的动态流动和各地的比较研究。第三种是新加坡人口普查资料。殖民地政府自1821年开始不定期进行人口普查，至1871年形成“10年一查”的制度，1881年又增加了对华人方言群人口的分类普查。换言之，1881年之前仅有“华人”普查总项及历次普查资料，各方言群人口的普查资料及其分布情况不得而知。前两种资料只是间接资料，且资料庞杂分散，缕析研究的困难较大。与本文研究直接相关的是第三种资料中始自1881年的华人方言群人口普查资料，但与前两种资料一样，存在著资料形成时间较晚而无法全面满足研究需要的缺憾。
本文系福建省高校服务海西建设重点专案“华侨华人社会文化在海西建设中的作用”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泉州市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规划课题项目,项目批准号: 2009C -
YZ04。
①庄为玑、林金枝、桂光华:《福建晋江专区华侨史调查报告》,载《厦门大学学报》,
1958年第1期。
②林金枝:《从福建侨乡族谱看南洋华侨史的若干问题》,载《历史研究》,
1984年第4期。
③郑山玉:《侨乡族谱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载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2年,第1058—1065页。
④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70年,第15页。
可见，要针对华人某一方言群展开比较系统且长时段的移民史研究，现有的资料存在著种种局限性。族谱资料虽不能完全弥补其不足，但由于族谱资料本身所具有的具体性、连续性和系统性的特点，在微观层面，诸如区域移民史和与其对应的华人方言群移民史的研究中，有著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
由已故侨史专家庄为玑、郑山玉编著，多位侨史学者参与搜集和整理的《泉州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以下简称《泉谱》）一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专案和福建省社科“七五”规划的调研成果，耗时十余年于1998年结辑出版。书中收录了包括泉州、晋江、南安、安溪、惠安、永春、石狮、德化八市、县共二百部族谱、一万余条族人的出洋原始记录，是迄今为止内容最丰富、利用价值最高的专门性资料汇编，为研究海外华人移民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新加坡方言群意义上的“福建人”源自闽南侨乡厦门、漳州、泉州地区，其中又以“泉属”为最多。这就为本文运用《泉谱》研究新加坡福建人移民史提供了基础和依据。
一、族谱中所见最早之“福建人”移民新加坡的近代史肇始于1819年。这一年，莱佛士（
Stamford
Raffles）代表英国东印度公司登陆新加坡，将新加坡作为自由港，吸引了来自周边各国的移民。从此，新加坡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以华人为主，包括马来人、印度人和欧裔人等在内的多元种族的东南亚商贸枢纽。
到目前为止，有关开埠之前新加坡华人的历史所知有限，人们也一直在探究。根据莱佛士登陆时的记录，当时的新加坡是一个小渔村，在马来天猛公（Temenggung）的管辖下，居民仅约150人，其中马来人120名，华人30名。人们在后来发现的几份早期殖民地官方档案中，进一步了解到这些华人有可能是从事种植的福建人和潮州人。此外，档案中有关在1819年英国人到来之前，华人已辟有好几个甘蜜种植园的文字记录①也给人以想像的空间：果真如此，那么莱佛士有关华人仅30人的记录可靠吗？而对新加坡华人的历史，又将如何追溯呢？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加坡历史的研究者发起了一次大规模搜寻华人历史遗迹的行动，找寻
到大量留存在华人坟山、庙宇、会馆、学校等处的碑铭、匾额、墓碑等，但是有关新加坡开埠之前的华人遗物却所获甚少。据笔者所知，仅有庄钦永于1983年在天福宫内发现了一枚古钟，该古钟志期为“乾隆十年”，即1745年，然而天福宫落成于1840年，该古钟何时以及如何来到新加坡却是无从考据。②同时期，新加坡学界亦展开了一场关于开埠之前华人历史的激烈争论。1981年，《南洋商报》报导，在一座华人大伯公庙宇中发现了一块名为“重建顺天宫”的石碑，并根据其中“建自嘉道之际”的碑文，认为“之际”应指嘉庆元年（1796年）和道光元年（1821年）之间的1808年，得出该庙“距今已有一百七十多年历史”的结论。该文实际上将新加坡华人的历史至少推溯至1808年左右。此文一出便在学界引发争论。有人认为，这是上溯新加坡华人历史至开埠之前的又一证据，并对莱佛士登陆时记载的新加坡人口数和华人人口数提出疑问。也有人认为，“之际”应指开埠之后的1820～1821年之间，从而否定了前者的立论基础及种种推断。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了两月有余。③
事实上，该块石碑立于1902年，碑文内容也早已收录在1970年陈荆和、陈育崧编著的《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中。
①〔新加〕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1994年,第4—6页。
②〔新加〕庄钦永:《天福宫乾隆古钟小志》,载《新加坡华人史论丛》,新加坡南洋学会,
1986年,第151—153页。
③〔新加〕邱新民:《新加坡寻根》,新加坡:章金福出版,
1983年,第91—126页。
人们在探寻的过程中，也找到另外一些“新”发现，但都经不起仔细推敲。可见，无论是现有的官方档案文献，还是华人社会的民间文献，都无法切入到开埠之前华人移民史的研究之中。那么，迄今尚未运用到的族谱史料会不会有所帮助呢？笔者在查阅侨乡族谱时，发现了几则宝贵的有关福建人移民新加坡的早期史料。现简要摘录如下：
晋江《鼇岱柯氏族谱》：①
一）“廿二日，住新加坡⋯⋯公葬塘口田墘，坐北向南……”（以下几则稍略）
二）“则盛公，懿瑞公次子，生康熙乙酉年（1705年），卒乾隆庚寅年（1770年），住新加坡。”
永春《桃源东熙王氏族谱》： ②
三）“明助，生乾隆已丑年（1769年），卒乾隆壬子年（1792年）葬新加坡。”
四）“明侃，生乾隆辛丑年（1781年），卒咸丰乙卯年（1855年）葬新加坡虎亭。”
南安《诗山内甲李氏族谱》：③
五）“允纤，生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卒咸丰四年（1854年），往实叻。”
傅衣凌抄录的厦门海沧石塘《谢氏家乘》: ④
六）“三狗，生嘉庆三年（1798年）葬实叻。”
以上六条史料是笔者所见族谱中最早的有关福建人移民新加坡的记录。若按华人“弱冠南
渡”的一般规律，将生年加20岁计算，他们六人约分别于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1725年（雍正三年）、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1801年（嘉庆六年）、1812年（嘉庆十七年）、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抵新。在新加坡的时间分别约为1716～1761年前（则美公归葬故里，应于1761年前由新返梓）、1725～1770年、1789～1792年、1801～1855年、1812～1854年、1818～？，从时间上看，自康熙末年至新加坡开埠前后的嘉庆年间，经百年，基本上未曾中断。且根据他们的卒葬资讯，则美公、则盛公、明助三人于乾隆年间曾留居新加坡当是不争之事实。
在20世纪50年代末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庄为玑、林金枝、桂光华等人收集的80部晋江专区侨乡族谱中，南安、永春在乾隆、嘉庆年间都有多人前往新加坡的记录，其中南安有五人、永春有十八人。若从年代看，乾隆年间（1736～1795年）有人，嘉庆年间（1796～1820年）有十七人。⑤综合前述《泉谱》中的记录，开埠之前谱载泉属福建人前往新加坡的记录合计为28条（人）（详见表一）。
表一 新加坡开埠之前谱载泉属福建人至新加坡人数统计
南 安
永 春
晋 江
合 计
乾隆年间及以前
2人
5人
2人
9人
嘉庆年间
4人
15人
19人
合 计
6人
20人
2人
28人
以上是笔者所查族谱及所见相关研究中截至新加坡开埠之前福建人移民新加坡的最早记录。
从年份上看，1820年是嘉庆末年，这一年恰巧与1819年新加坡开埠之年相当。据此推断，上述28人（或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人）在开埠之前曾在新加坡驻足谋生，并终葬于新加坡。换言之，华人移民新加坡的历史至迟可上溯到乾隆初年，即18世纪中叶,此后直到新加坡开埠约80年左右的时间内，新加坡应一直都有华人谋生的足迹。
①②③庄为玑、郑山玉：《泉州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华侨出版社，1998年，第815、228、860页。
④傅衣凌：《厦门海沧石塘〈谢氏家乘〉有关华侨史料》，载《南洋问题资料》，1981年第1期。
⑤庄为玑、林金枝、桂光华：《福建晋江专区华侨史调查报告》，载《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这些史料资料一方面是开埠之前相当长时期内新加坡社会经济低迷,对华人移民产生制约事实的反映；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华人传统移居地——东南亚大区域——的组成部分之一及其地理中心，
①新加坡存在著成为华人落脚谋生地的极大可能性。且从中国移出地的因素来看，康、干以来，特别是雍正五年即1727年，清政府指定厦门为福建唯一的对外通商正口及商船出洋总口，之后，厦门港迅速兴起。②成书于1830年的《厦门志》亦载：“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为衽席……外至吕宋、苏禄、实力、葛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③此处的“实力”虽然更有可能指的是开埠之后的新加坡，但在上述厦门港兴起的背景下，具有悠久移民传统和在东南亚地区有著广泛分布的闽南人移民群体，自康、干以来至新加坡谋生的可能性无疑是大大增强了。
那么，上述族谱史料的发现对新加坡华人历史的研究具有什么意义呢？
迄今，新加坡华人有史料记载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4世纪中叶。元人汪大渊成书于1349年的《岛夷志略》“龙牙门”条有载，单马锡“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捎………以通泉州之贸易”。经后人考证，“单马锡”即新加坡。根据《马来纪年》，此时正值新加坡历史上的信诃补罗王朝晚期，至14世纪末由于饱受北方素可泰王朝和南方满者伯夷的侵略，存在了大约二百年之后终至灭亡。④此后的新加坡，地势荒僻，人烟稀少，少有记载。林远辉、张应龙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中也曾写道，此后，“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没有见到有关华侨居住在新加坡的记载……直到1819年”。⑤换言之，汪大渊所记是迄今所见开埠之前新加坡华人历史令人信服的最后记载。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族谱史料无疑弥补了相当长时期内史籍记录的空白，为人们追溯新加坡华人的历史提供了文献依据。
史料表明，福建人／华人移民新加坡的历史源远流长，跨越了自康熙末年至开埠前的百年岁月。
在新加坡福建人县邑次社群人口中，表1、表2均显示,南安籍移民和永春籍移民较早至新加坡，人数亦较多。虽然在早期移民社会中，一定数量的移民人口与组建社群组织之间不一定存在必然的联系，⑥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联系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在新加坡福建人中，至新较早、人数较多的南安人和永春人最早建立泉属次社群组织。早在1836年，南安人就建立了凤山寺，供奉祖籍神广泽尊王，同时作为同乡集会之场所。⑦永春人则于1867年建立永春会馆，供奉天上圣母和祖籍神张公圣君，碑文记载，每值二圣诞辰，永春人便相约于此。⑧
此外，族谱统计也显示出新加坡开埠之前华人社区渐趋扩大的某种迹象。谱载族人出洋至新
人数从康、干至嘉庆年间逐渐增加的趋势表明，新加坡华人社区的规模呈日渐扩大之势，并在开埠前后的嘉庆年间明显扩大。然而从极其有限的史料中，我们还看不出开埠前新加坡已是一个繁荣的贸易商港的任何迹象。此时的新加坡若可称得上是一个贸易商港，⑨也是颇令人生疑的。
①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8~139页。
②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9~334页。
③周凯：《厦门志》（卷十五），载《风俗记•俗尚》，鹭江出版社，1996年（重刊道光十二年刊本），第512页。
④⑤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8~30页。
⑥颜清湟曾特别举客家人和广府人的例子，说明人口较少的移民社群出于照顾自身利益的目的，反而较早建立社群组织。详见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第35~40页。
⑦《新加坡重修凤山寺序》，载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第102页。
⑧《永春会馆告厥成功》，载陈荆和、陈育崧：《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第211页。
⑨〔新加〕邱新民：《1819年莱佛士登陆前新加坡已是一商港》，载新加坡《星洲日报》，1981年10月5日。
二、1819年至20世纪40年代新加坡福建人移民人口的动态变化及分析
一）统计的资料和方法
本文选取泉州著名侨乡晋江、南安、安溪、永春四地的族谱作为统计标本，从区域移民史的角度管窥闽南侨乡人民出洋至新加坡的整体发展趋势。在统计方法上，本文以出洋年代为统计横轴，按照生年加20岁计算。其中，1810～1829年由于至新加坡的人数较少合并在一起计算。族人出洋地点以卒葬地为准。在族谱中，新加坡常被别称为“实叻”、“实叻坡”和“星洲”等。
二）谱载闽南侨乡人民出洋至新加坡的动态变化及分析表二采用之族谱包括《泉谱》中晋江三十八部、安溪七部、南安十三部、永春九部，四地共六十七部，涉及出洋移民总人数2108人。
表二 谱载族人出洋至新加坡人数统计表（单位：人）
年
1810
~
1829
1830
~
1839
1840
~
1849
1850
~
1859
1860
~
1869
1870
~
1879
1880
~
1889
1890
~
1899
1900
~
1909
1910
~
1919
1920
~
1929
1930
~
1939
1940
~
1949
安溪
0
1
1
1
7
12
20
29
17
4
5
2
0
南安
4
2
4
7
15
23
33
43
37
24
31
10
4
晋江
0
1
0
0
6
5
10
15
10
14
3
4
1
永春
1
0
3
5
7
8
12
17
15
11
7
3
0
合计
5
4
8
13
35
48
75
104
79
53
46
19
5
移民
趋势
小幅增长期
稳定上升期
高潮期
低潮期
表二显示,从1810年至1949年大约一百四十年间，四地谱载族人出洋至新加坡的人数虽各不相同，但趋势却是一致的，呈现出四个明显的分期，即1819～1859年的小幅增长期、1860～1889年的稳定上升期、1890～1929年的移民高潮期和最后20年的低潮期。
需要说明的是，表二将移民人数由高峰值回落的20世纪头三十年亦归为高潮期，与族谱本身的修谱时间有直接的关系。作为民间的家族文献，族谱的撰修时间参差有别。
笔者在参阅《泉谱》时发现，书中收录之族谱大多修于20世纪40年代以前，如南安十二部族谱中，修于20世纪40年代的有五部，修于30年代的有三部，修于20年代的有四部，剩下的一部修于清末民初。这意味著一部分本来是在移民高峰期出洋的族人，或因为修谱时间较早而未能入谱，或因为修谱时仍然健在而尚未入谱，从而造成族人的实际出洋人数与族谱资料之间出现落差。
事实上，根据戴一峰对厦门海关关册出入境年报资料的研究结果，闽南籍华侨出国的高峰期是1890～1929年，其中高峰值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①由此不难判断，19世纪90年代之后的30年，仍是福建人移民新加坡持续高涨的高潮期。
表二显示，谱载族人出洋至新加坡的人数在19世纪60年代皆无例外地出现了明显增长，10年
至新加坡的人数超过了之前50年至新人数的总和，此后移民新加坡的人数持续攀升，直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移民新加坡的人数由高潮回落。
为什么闽南侨乡人民出洋至新加坡的人数的明显增长点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而非一般移民史研究中所指鸦片战争后的40年代？且此后持续增长呢？究其原因，除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华工出洋已不受限制和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日益加深等因素所形成的推力之外，更直接的原因在于新加坡方面的拉力因素的变化和影响。
①
戴一峰：《近代福建华侨出入国规模及其发展变化》，载《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以近代福建地区为中心》，岳麓书社，2004年，第3~15页。
近代以来，新加坡经历了从一个荒僻的小渔村向现代化港口城市的蜕变。研究表明，19世纪
60年代正是此种蜕变过程中至为关键的转折期。19世纪60年代以前，新加坡的贸易商港地位尚不稳固，先后有麻六甲、香港的激烈竞争，且海盗猖獗，初创时期的艰辛和港口自身条件的制约抑制了素有移民传统的闽南移民的到来。60年代以后，新加坡逐渐摆脱了开埠时的不稳定状况，贸易额上升，海盗被平息，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其间，1867年新加坡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辖地上升为英王室的直辖殖民地，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19世纪70年代英属马来亚进入大开发时期，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大宗商品集散地和东、西方贸易枢纽的地位得以牢固确立。
到20世纪初，新加坡逐渐从一个单纯的贸易港口发展成能够吸收大量劳动力的初级产品加工地。①19世纪60年代后，新加坡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华南地区的移民。
其中，福建人由于在华人“帮”群社会经济结构下所具有的择业和谋生优势，更显现出向新加坡快速集中的趋势。
三）谱载侨乡人民出洋流向及分布：福建人向新加坡的集中“帮”群经济是殖民地时期新加坡华人“帮”群社会结构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具体表现为某一行业由某一方言群成员主导甚至垄断。②在新加坡五大方言“帮”群中，闽帮的经济实力一直独占鼇头。早在新加坡开埠之初，由于富有的麻六甲漳泉商人南下经商，福建人已确立了经济上的绝对优势。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新加坡崛起的新兴经济部门如树胶业、航运业、金融业，以及黄梨
罐头业、肥皂业、生油业、锯木业和胶品制造业等初级产品加工业中，经营者皆以福建人为主。③福建人较之其他方言群成员具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因而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闽南人南渡，结果便是福建人向新加坡高度集中。
表三在表二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1810～1929年百多年间，谱载闽南侨乡人民出洋的流向
与分布，在移民的流动中考察福建人向新加坡集中的趋势和程度。
表三仅是对族谱中有明确卒葬地的出洋族人人数的统计。由于移民的流向分布极为广泛，表中出洋地点只按主要者排列，人数较少者归入“其他”项。
表三显示，在以1860年为界的前后两个阶段中，一向以东南亚为主要侨居地的闽南侨乡人民在出洋地点的选择上出现了转向，逐渐从一些传统的移居点如吧城、吕宋、苏禄、三宝垄、槟城等地向新加坡高度集中。三地谱载族人出洋至新加坡的人数和比例显著上升:
南安由
17人增至206人，安溪由3人增至94人，晋江由1人增至63人；出洋至新加坡的人所占比例：
南安从8%增至23%，安溪从7%增至31%，晋江从1%增至11%。以平均至新加坡人数的比例论，在移民行为主要发生期（1860～1929年）的70年间，21%的闽南人出洋至新加坡。笔者结合戴一峰提供的厦门海关关册年报中华侨出国统计资料进行估算，仅在移民高峰期（1890～1929年）的40年中，闽南侨乡人民出洋至新加坡的人数达75万人之多。如此大规模的福建人移民潮深远地影响了新加坡的人口结构，目前，新加坡华人中有将近一半的人口是福建人。
①C. M. Turnbull, A History of S
ingapore 1819 - 1975,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42 - 43, 90 - 95.
②李勇：《从闽南人到“福建人”：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华人社群建构的历史考察》（优秀硕士论文），厦门大学历史系，2006年，第36~38页。
③〔新加〕崔贵强：《战前新加坡闽南人的工商业活动》，载〔新加〕林孝胜主编：《东南亚华人与中国经济与社会》，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4年，第133~154页。
④佘有进：《新加坡华人人数、帮派及职业概览》，载《印度群岛与东亚学报》，1848年第2期。转引自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第109页。
第一，对华人方言群人口结构的影响。福建人持续70年向新加坡的高度集中导致了福建人和
潮州人之间人口对比发生逆转，福建人取代潮州人成为新加坡华人中的绝对多数群体。
资料显示，在新加坡华人社会早期，潮州人明显多于福建人。据早期潮籍领袖佘有进估计，
1848年新加坡华人总数约为39700人，其中潮州人占47.9%，福建人占25.2%，广府人占15.1%，客家人占10.1%，海南人占1.2%。④此时，潮州人几乎是福建人的两倍，而到1881年官方首次公布华人方言群人口资料时，福建人已明显超过潮州人，成为新加坡华人中的多数群体，其比例升至39.8%（其中包括11%的海峡华人①），潮州人则降为26.1%，双方人口总数分别为34508人和22644人。此后，福建人人口继续攀升，1901年增至74000多人，到1931年二战前最后一次人口普查时，福建人已超过18万人。与此同时，福建人在新加坡华人中所占比例升至1931年的43%，最高时达到1891年的48%（其中包括10.5%的海峡华人）。相比之下，潮州人在新加坡华人中所占比例则下降至1931年的20.4%，人口总数为82516人，与该年福建人人口相比，整整少了将近10万人。②福建人占优势的新加坡华人的人口结构一直保持至今。根据2000年新加坡的人口普查，福建人占新加坡华人总人口的41%，占新加坡总人口的31%。③
表三谱载族人出洋流向分布表（人数及所占百分比，单位：人）
1810～1859年
1860～1929年
南
安
苏
禄
槟
城
吕
宋
吧
城
新
加
坡
三
宝
垄
吉
隆
玻
其
他
合
计
新
加
坡
槟
城
吕
宋
吉
隆
玻
苏
禄
三
宝
垄
吧
城
其
他
合
计
60
29%
52
25%
25
12%
18
9%
17
8%
6
3%
2
1%
28
13%
208
100%
206
24%
147
17%
102
12%
78
9%
41
5%
28
3%
14
1%
248
29%
864
100%
安
溪
吧
城
吕
宋
槟
城
仰
光
新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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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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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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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7%
7
1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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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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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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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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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20
23%
1
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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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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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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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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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2
5%
32
5%
32
5%
81
15%
584
100%
尽管人口移入对新加坡华人人口结构的影响是持续而长久的，但在福建人和潮州人的人口对
比问题上，尚需提及两个较偶然的因素。一个是1853年闽南小刀会起义失败后，余众多数撤往新加坡的事件；④另一个是大约发生在1848年至19世纪50年代，潮州人集体移师柔佛，开辟新的甘蜜种植园的事件。⑤此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集体性迁移事件，在新加坡华人社会早期人口基数不大的情况下，必然会对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人口结构产生冲击，从而影响到福建人和潮州人两大方言群人口的比例。综上所述，福建人与潮州人人口比例的逆转大约发生在19世纪50~60年代。
①“海峡华人”指在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华人移民的后代，与来自中国的“新客移民”相对应，其中绝大多数是福建人。
②〔新加〕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第20页。
③Leow Bee Geok, Cencus of Population
2000 ( S tatistical Release 1) ,
Singapore: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01, p. 42.
④叶庆国、陈诗启：《闽南小刀会起义始末》，载洪卜仁主编：《闽南小刀会起义史料选编》，鹭江出版社，1993年，第250页。
⑤潘翎主编：《海外华人百科全书》，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8年,第204页。
第二，对新加坡以华人为主体的人口结构特点的影响。新加坡是中国以外以华人为主体民族
的唯一国家。在新加坡华人人口中，福建人占据了半壁江山。福建人持续70年移民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将近1/4的海外移民向新加坡的高度集中，对新加坡的人口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不同，新加坡在没有任何成规模的土著人口的基础上实行开埠和自由港的
政策，完全依赖源源不断到来的移民，实现了从一个荒僻的小渔村到东南亚最重要的商贸枢纽的蜕变。热带疾病和开拓的艰辛导致的高死亡率决定了这一移民的进程必然是持续而漫长的。有数据显示，直到1947年，自然增长才成为新加坡人口增长的主因。①
换言之，自开埠以来的百多年间，新加坡人口的增长几乎完全依赖移民的涌入和补充。
在源源不断到来的外来移民人口中，华人移民的发展显然是最快的。资料显示，早在1840年，华人已占新加坡总人口的50.6%（17179人），至1881年，升至62.3%（86766人），1901
年达到71.7%（164041人），②到1931年福建人移民转入低潮时，华人人口已占新加坡总人口的75.1%（421821人）。③华人人口占新加坡总人口的3/4的结构特点最终定型。根据200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华人人口比例为76.8%，华人人口总数为2505379人。④
三、结语
华人方言群研究的出发点是探究华人社会内部基本的“帮”群社会结构的发展和演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当研究切入到方言群移民史这一微观层面时，常常由于资料的匮乏而无法深入。
本文结合泉州侨乡族谱的研究显示，族谱中出洋史料及相关统计资料为人们研究微观层面的华人移民史（包括县邑次方言群移民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原始资料，凸显侨乡族谱在方言群等微观层面移民史和长时段移民史研究中的独特优势和利用价值。
由于利用族谱资料，本文突破了长期以来由于资料的欠缺而无法展开的对新加坡开埠之前华
人移民史的研究，并在缺乏早期官方方言群人口统计资料的情况下，对新加坡福建人长时段的移民历史展开了尽可能的研究。福建人移民新加坡的全过程可以“开埠”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在开埠前的第一个阶段中，福建人／华人移民新加坡的历史至少可上溯至乾隆初年，即18世纪中叶，并且华人社区在新加坡开埠前后的嘉庆年间有明显扩大的趋势。但总体上来看，此阶段移民新加坡的华人人数极为有限，移民进程相当缓慢。华人成规模地移民新加坡始自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
在这第二阶段中，福建人移民新加坡的进程加快，从1819～1929年福建人移民新加坡的人数开始呈现上升的态势，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由高潮回落。其中，19世纪60年代是福建人移民新加坡人数快速增长的转捩点，此后经历了持续70年的快速增长。福建人持续70年移民新加坡人数的快速增长和将近1/4的移民向新加坡高度集中，对新加坡的人口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福建人长时段的移民进程是中国方面自康、干以来“海禁”政策的调整和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逐渐加深等因素所形成的强大推力，以及新加坡从荒僻的小渔村崛起成为东南亚最重要的商贸枢纽和闽帮优势经济力量支撑所构成的巨大拉力共同作用的历史性结果。
①南洋商报编：《新加坡一百五十年》，新加坡南洋商报，1969年，第36页。
②张礼千：《新加坡人口之演进》，载《南洋学报》，1941年第二卷第一辑。
③〔新加〕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第226页。
④Leow Bee Geok, Cencus of Population
2000 ( S tatistical Release 1) , p.
34.
李勇，副教授，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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