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福建移民与澳门早期开发

星聚一堂

福建移民与澳门早期开发

摘要

自南宋末年至1849年，福建移民充当了澳门华人社会的主角，对澳门早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从福建人移居澳门的历史过程、商贸经营和妈祖文化传播三方面论述福建移民积极参与澳门早期开发，以充分认识福建移民在澳门早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作出的贡献。

澳门初为渔港，自明中叶开埠以后，逐步发展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对明清中国及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福建移民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息奋斗，对推动澳门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过去学术界对于福建移民在澳门早期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关注不多，对于福建移民在澳门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如何开发澳门，本文尝试做一些工作，突出福建移民在澳门早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与历史地位。

一、福建人移居澳门

澳门是广东省香山县南端的一个小岛，远在葡萄牙人到此定居以前，就以安全的港湾而著名，也称濠镜澳。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广百余里，诸番互市其中。……蚝镜在虎跳门外，去香山东南百二十里，有南北二湾，海水环之……又十里至澳，澳有南台北台，台者山也，以相对，故曰澳门。”[01]澳门的气候属于亚热带性质，常年受季风影响甚大。16－17世纪，外国大帆船均赖夏季风吹来澳门，又赖冬季风于次年春返航。

宋元时期，闽人大量移居香山与宋末元初的朝代更迭有关。南宋末年，政局动荡不安，最后的两个统治者在张世杰、陆秀夫的支持下来到泉州，并雇佣了许多泉州籍水手组成一支大规模船队到达香山、新会一带的沿海，据《广东通志》载：张氏等人“奉帝幸香山，以马南宝宅为行宫，复驻浅湾”，[02]张世杰败于元将后，南宋移民流散于此，后定居下来，其中闽籍遗民不少。从现在相传沙梨头《永福古社》土地庙为南宋人所建的资料来看，最迟到南宋末年，澳门已有定居的居民点。

南宋末年，也有部分闽人自发地迁入香山县地区。《香山县乡土志》卷７就有许多类似的记载，如：“仁良都南湖部族。莲塘始迁祖芑，宋以状元官广州郡。乾道壬子年七月，由福建莆田县徙香山，卜居莲塘……分居城内东里、深巷、厚兴街、基边、张溪、东了、库涌、柏山、沙溪等处，丁口约七千余。”“良都洲黄族，始迁祖献，崇文宪，先世闽之福州人，避乱徙新宁潮境乡……遂卜居长洲；所娶平南林氏女为继室。生子佑孙广派定居良都，析居城北，分支大塾、麻洲、外界涌等处。丁口万余。”“仁都邑城高族，原籍闽之莆田，始祖师曾，官保昌县丞，遂家南雄……其后分支城南麻洲马头街，治东节尾、新村、白庙、城西长塘街，隆都豪兔、岐坑、大石兜、青羌、良都、长环、尖涌、察后。台北，磨刀等处，丁口七千余人，徙马澳洪简者，亦成巨族云。”这些福建氏族，自南宋迁入香山后，不断生息繁衍，至明代已发展成为香山巨族。福建人迁移至香山地区一直延续到明初，如：“四部林屋边林族，始迁祖孟七，明初由福建至榄边。分支山洲杭、陂头、窈窕、沙棚下、大岭各乡，丁口三千余。”[03]以上史料充分说明福建人很早就来到香山地区，并参与澳门早期的开发活动，成为澳门地区最早的移民之—。

自明中叶到清朝前期，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福建地区，商品经济日趋活跃，人口增加。不少人开始从事对外贸易活动，或移民海外。而澳门的转口贸易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个栖息地或奔赴海外的中转地，让他们暂时具有生存的环境与条件。崇祯三年五月（1630年），礼科给事中卢兆龙认为：“闽之奸徒，聚食于澳，教诱生事者不下二三万人，粤之盗贼亡命投倚为患者，不可数计，粤人不得安枕数十余年于兹矣。”[04]此外，闽人自古有“贩海经商”的传统，大量福建人在澳门进行商贸活动。《澳门记略》一书对此有记载：“其商侩、传译、买办诸杂色人多操闽产。”[05]可见，当时附近居民多操闽南方言，福建移民在澳门的商人数量可观，他们做领航、翻译，充当中外贸易活动的仲介，促进了澳门早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由于澳门的地理环境及经济特点，农业并不发达，但也有一部分福建移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他们移居澳门后，主要在离岛及近郊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如氹仔卓家村就是一个农民渔民的聚居点，有许多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农民前来垦殖沙田。葡萄牙史学家白乐嘉在《西方开拓者及他们对澳门的发现》一书中曾指出：“在葡萄牙抵达澳门之前，半岛上已住有少数渔民。在今天普济禅院即观音堂一带，是当时西江泥沙冲积的地方。寺院极古，但无实录可考。我们只知，此寺院的初期，是一间小祠堂，属于福建移民所有。这些初期的居民，有的姓沈，有的姓何。他们居住在此，赖西江冲积的肥土美壤，从事种植为生。”[06]

渔业也是早期福建移民在澳门从事的主要行业之一。澳门濒临海洋，海上捕鱼业发展得天独厚，不少福建人初来澳门主要依靠捕鱼业为生，也有些来自福建沿海的渔民。他们在澳门定居后，继续从事渔业生产，进一步促进了澳门捕鱼业的发展。

福建人对澳门移民自宋元一直延续到清后期，他们对澳门华人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早期福建移民融入当地粤语社会，而他们带来的闽文化因素也融入澳门华人社会，促进了澳门汉文化的成长。

二、福建移民与澳门商贸经营

明中叶开埠以后，澳门迅速发展成为远东国际贸易中心，尤其是对外贸易经济发达，福建人至澳门从事海上经贸活动，或者以此为跳板，流移海外。正如《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中所言：“闽粤商人，趋之若骛，久之，其来益众。”[07]在葡萄牙人早期经营和开发澳门的过程中，有不少福建人参与经营活动，对澳门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葡萄牙人初来闽海活动，大都利用泉漳私商引水，来到沿海较为隐蔽的海港活动，与近海的商民贸易。最早开发澳门的是漳州海商，他们经常在东南亚海上从事贸易活动，首先与葡萄牙人往来。广东实行海禁后，葡萄牙人在屯门被逐，遂转而到闽浙沿海一带进行贸易和劫掠，结果“有司自是将安南满刺加诸番舶，尽行阻绝，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驻扎，于是利归于闽，而广之市井萧然矣。”[08]葡萄牙人来漳州海面进行贸易，与漳州人为其导航有关。明代有不少福建及外地商人来澳经商。明朝嘉靖年间名臣庞尚鹏说澳门：“其通事多漳、泉、宁、绍及东莞、新会人为之，椎髻环耳，效番衣服声音。”[09]这篇奏疏是研究澳门史上极为重要的文献，说明在澳门开港之前，福建的漳州人、泉州人、浙江的宁波人、绍兴人较为活跃，他们著内地奇装异服，用“番语”与葡萄牙人经商。

1557年，葡人正式入居澳门以后，开辟了以澳门为中心的三大国际贸易航线：东到吕宋、日本，南联东南亚诸国，西进印度、波斯以达地中海，对外贸易的繁荣，吸引了广东、福建的商人，其中福建商人主要是来自晋江的海商。福建沿海正值倭寇骚扰，许多闽南海商，尤其是曾与葡萄牙人有贸易往来的晋江商人转赴澳门，逐渐形成了重要的商业阶级和阶层，如泉州海商集团首领李旦、黄程、郑芝龙、郑芝虎。声名显赫的福建南安人郑芝龙，早年曾来澳门寻找母舅黄程，广交各国海商，并学会了葡萄牙语和经商的本领。郑芝龙后来加入天主教，取名为尼古拉。郑芝龙最初随海商李旦出海贸易，受到李旦的赏识。李旦死后，芝龙继承了他在日本的部分财产和部众，成为闽粤沿海一带有名的海商集团头目，其外贸船队经台湾、日本、吕宋及东南亚各地。他在澳门开设大商行，经营进出口货物物资，从晋江各地招募一百五十名织锦工来澳门做锦缎生产出口业。也有大批晋江商人随郑芝龙的船队来澳门经商，据估计：“崇祯初年，住居澳门的泉州晋江商人有一千多人（当时澳门总人口三万多人）。”[10]闽商凭借语言之利，从事中葡仲介贸易获利甚多，明代澳门有许多成功的福建商人，黄程就是其中之一。据江日升《台湾外传》记载：“至天启三年癸亥夏五月，程有白塘、奇楠、麝香，欲附李旦船往日本，遣一官押去。”[09]也有不少福建人参与澳门本地经贸活动。万历中，据载：“闽广亡命之徒，因之为利，遂乘以肆奸，有见夷人之粮米牲菜等物，尽仰于广州，则不特官澳运济，而私澳之贩米于夷者更多焉。有见广州之刀环、硝磺、铳弹等物，尽中于夷用，则不特私买往贩，而投入为夷制造更多焉。”[10]说明闽人在澳门商贸交往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

入清以来，福建仍有不少商人赴澳门经商。如福建福清县施作歧之父，在澳门经商十年不归，最后“在粤亡其赀，死于澳门。”[11]著名的澳门义士沈志亮，“名米以宇行，先世福建人，贸迁来澳门，遂家于前山寨南之龙田村。”[12]据外国人的记载统计，“1831年在澳门停泊的船中，来自福建厦门的有80艘，来自福建漳州府者
150艘。”[13]其中当有不少到澳门或经澳门转贩南洋地区的福建商人，也有部分可能定居澳门，从事中转贸易活动。澳门作为一个重要的商业贸易城市，吸引了东南沿海大批商人，他们有的更成为当地重要的商业力量与支柱。

三、福建移民与澳门妈祖文化

古代澳门人从事渔猎和贸易活动，长年在大海中漂泊，前途风险难以预测，十分渴望有一个航海保护神能够保佑他们。于是妈祖信仰很早就进入澳门人的生活之中。

传说妈祖名为林默，北宋时期福建莆田湄洲人，是都巡检司林愿的女儿。她天生富有灵性，能言人祸福。自北宋开始，妈祖由于能够护航、治愈疫病、解救旱灾、擒拿海盗和抵御倭寇，再加上统治者的扶持，妈祖屡次受到加封。元代妈祖因保护“漕运”等重大事件被封为“天妃”；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受到妈祖保佑，再次被加封为“天妃”，奉祀她的庙称天妃庙或天妃宫；清代妈祖又被改封“天后”，庙称天后宫。

福建人自宋代开始移居香山县内。来自妈祖故乡的仙游郑氏和莆田郑氏在香山发展较快，后来发展成为当地望族，他们成为香山妈祖信仰的积极传播者。由于这种文化属性与航海关系密切，按理也应同时在澳门出现。明朝以后，妈祖信仰在澳门得到很快发展。澳门的妈祖文化十分发达，现存就有八座妈祖庙，妈祖阁是中国文化在澳门的象征。葡萄牙人首次抵达这一港口，当地已经建有一座妈祖庙，所以他们把澳门称为“
Macau”，即妈阁的闽南语音译。据张汝霖、印光任《澳门记略•形势篇》云：“……有奇石三：一洋船石，相传明万历时，闽贾巨舶被飓，殆甚。俄见神女立于山侧，一舟遂安。立庙祠天妃，名其地曰‘娘妈角’。娘妈者，闽语天妃也。于庙前石上镌舟形及‘利涉大川’四字，以昭神异。”[14]依据此传说，可知澳门的妈阁庙即为娘妈角庙。它最初是由福建移民建造，反映了明代澳门人已经将妈祖视为航海保护神来祭拜。另据陈衍德教授实地观察那块被称为‘洋船石’的摩崖石刻，可以发现那上面雕刻的正是“闽式的‘大鸡眼’海船，两旁船首锚孔绘著圆形的大鸡眼图案”[15]，说明五百年前福建海船已经来到澳门。由于妈祖来自福建，闽籍商人多出资修建妈祖阁。妈祖庙最早兴建当于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正如《澳门妈祖阁五百周年纪念碑记》所载，“澳门初为渔港，泉漳人士莅止懋迁，聚居成落。明成化年间创建妈祖阁，与九龙北佛堂门天妃庙、东莞赤湾大庙鼎足，辉映日月，居诸香火滋盛，舶炉密凑，货殖繁增，澳门遂成中西交通枢要。”[16]福建泉漳人士初来澳门，在此地生息繁衍，后创建妈祖庙，促进了澳门妈祖文化的传播。当时的澳门是中外贸易的焦点，福建商人航海经商路经此地，建妈阁庙以便往来祭祀崇拜。清代澳门妈祖文化进入全盛时期，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沿海多个通商口岸，大批华人涌入澳门，其中不乏众多闽人。据清朝道光二十七年黄宗汉的《香山濠镜澳妈祖阁温陵泉敬堂碑记》云：“濠镜向有天后庙，自明至今，多历年所凡吾漳泉两地之贸易于澳门者，咸感戴神灵，而敬奉弗怠焉。彼此均沐恩波，前后累沾惠泽。昔泉堂既置业设，当为春秋祀事记，今漳兴堂亦捐金购屋，为岁时祭品需，统计阖郡共鸠集洋银四千九百十大圆。”[16]碑中所说的温陵是泉州的古称，至于“泉敬堂”是澳门泉州商人的组织。此碑记反映了自明朝以来，妈祖阁是澳门漳泉潮商人心目中的朝拜圣地，也反映了闽南商人与澳门妈祖阁的密切关系。清代澳门妈祖文化繁荣的原因在于澳门作为一个海港城市，水运发达，妈祖恰好充当了水运保护神的角色，受到格外尊重。闽人到澳门经商都要拜妈祖，而各地商人来此为寻求神灵庇护也要拜妈祖，才形成澳门妈祖文化兴盛的局面。

澳门妈祖庙的妈祖神像是福建祖庙的“分身妈”。妈祖起源于海上，渔民外出打鱼在海上时常遭遇风险，他们希望祭拜妈祖乞求得到神灵的保佑，可以说“在远洋捕鱼的整个过程中，妈祖信仰实际上是作为渔民的精神支柱，自始至终地渗透期间的。”[17]福建人以航海著称，妈祖崇拜也伴随著福建商人传播到澳门。澳门的中国人与福建的妈祖崇拜息息相关、一脉相成，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这种崇拜，来寻找自己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中的根，正是这种“寻根”的力量促使澳门妈祖信仰长期得以延续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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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改平：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