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历史剪影《四》

星聚一堂

台北历史剪影《四》

一九四六──台北一隅 马骥伸

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即将迈入十五岁的我，和家人从上海搭乘海宙轮在基隆登岸，随即和同船来台湾应聘的教师和眷属一、两百人，在台湾大学法学部礼堂挤了几天地舖。晴空下，抬头环顾，越过屋脊，大致可以扫遍台北四周盆缘山脉。遮住天际线的，只有那一座象征政治和市区位置双重地标意味的总督府，台湾光复已过半年，大家私下还如此称它。

和宇宙对比，

人，

几乎是无法称量的微粒。

宇宙与人类浩瀚的记述，

却是由无数微粒累积集结出的。

个人片断、点滴的见闻、感思，

是集结的基本粒子。

且把镜头的时空，

朝向

一九四六──台北一隅。

街上常只见行人，时时或或，单多双少，三五成群的很稀有。最初几个月，没见过整队的军人或学生和群众。清晨揹书包上学的学生，稀稀落落。当时台北市人口约只二十七万余人，比今日的大安区还少很多。

公车大约一小时一班，没几条路线。人力车出现的频率，比公车多不了几倍。脚踏车较常见，有些顺带载货，载客三轮车尚未在台湾出现。小汽车是引人注目的罕物，这一年我在台湾从没有机会坐过。需要时得叫出租包车，大概没有几家也没有几部，事实上也没多少人租得起。计程车是十多年以后的事。

晴空下，抬头环顾，越过屋脊，大致可以扫遍台北四周盆缘山脉。遮住天际线的，只有那一座象征政治和市区位置双重地标意味的总督府，台湾光复已过半年，大家私下还如此称它。不过，也只有它那突出的小小尖顶，还可看看，主体建筑已是轰炸后的断楼残垣。

曾和一位本地少年朋友，游逛到衡阳路博爱路交叉口，他指著那高居台北民间建筑第一、号称七层楼房「中华国货公司」──日治时是菊元百货公司，问我：「你们上海有这么高的楼吗？」我回答他：「上海最高大楼，有二十四层。」

台北初印象：平房、矮墙、榻榻米

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即将迈入十五岁的我，和家人从上海搭乘海宙轮在基隆登岸，随即和同船来台湾应聘的教师和眷属一、两百人，在台湾大学法学部礼堂挤了几天地舖。

头两三个月，暂住徐州街台大法学部操场对面的小小日式住宅，同院分住的还有李季先生和妻女，李先生后来分发到成功中学担任训导主任。最近经过那里，夹在高楼之间还有两所破蔽的日式老屋，其中之一，应是我曾住过的。

等父亲工作派定了，我家迁到新生南路龙安小学对面巷内一栋占地六十坪左右日式院宅。当时的门牌号码是昭和町，不记得是几丁目几番地（后改新生南路三段十巷）。

平房、前面一列矮墙不设院门，后院草地。住屋前后纸门隔间，外边另有木板拉门，备台风时用。光线、空气贯通，夏天暑热时也不需用电扇，当时也极少人家有电扇。除了七、八坪一间地板客厅，其他各房都舖榻榻米。厨房炉台是半灶式，燃料用多孔圆柱形煤球。铝制锅壶，很少人家有冰箱──当时的冰箱是指用人造冰块冷藏的冰箱。浴室较榻榻米矮下几尺，放著一个木制大浴桶。厕所用蹲式便坑，一两周有水肥车来清除一次。比起上海弄堂住家的木造马桶，每天要来倾倒清洗，省事多了。

台北师范提供这一区七、八所日籍教职员留下的空屋，有些占地超过百坪。当时选屋标准，是看灯头、水龙头、玻璃、榻榻米是否完整。事实上，日籍原住户迁离时保持完整，空屋期间被不速客挖走或损毁。坪数大的，还嫌打扫费时费力。对我们这来自上海住惯狭窄空间的四口之家，三十多坪的住房，相当满意了。

四周空宅甚多，我们住巷西侧隔温州街过去，更多台大日籍人员留空的宿舍，院坪更大。稍南沿新生南路的巷内也有几户大院，和我们同船来台的一位李姓商人就占住其中一所，印象中就是现在的紫藤庐。他的女儿准备插班高二，托父亲代邀一位数理教师补习，我要考大学也并随旁听，去过他家多次。房间多而整齐，庭院宽大，遍植花木，我们上课就在临前院的客厅。最近再去看一趟，虽然已改建楼房，一楼原屋依稀有些当年景象。这所住宅也是官方宿舍，李先生想必疏通有路竟能暂时占居。

公车班次鲜少 处处水田蛙鸣

外出大都步行，我们活动范围一般约在今日罗斯福路、基隆路、复兴南路、忠孝东路、中山南路之间。穿过新公园经衡阳路到西门町，已算远程；万华、圆山，感觉上视为郊区，连台北火车站都很少到过。

这一活动区内，没有菜市场。我们家附近两家杂货店，出售柴米油盐和不多种类蔬菜，买鱼肉最近店摊，在南昌街宁波西街口。我们家在七七事变不久从青岛开始逃难以后，少有天天吃到鱼肉的日子，到台湾后也习惯了。

许久才到西门町看一场电影，大家都走路；一小时一班公车，又不太定时，往往等车时间走路也到了。那段距离似觉比现在近些，是多了建筑物阻挡，还是坐惯汽车后对路程的度量感改变了？光复时台北接收市内公车五十六辆，大都破旧，只有四辆勉强行驶。民国三十五年底才扩增到二十八辆，分驶八条路线。那时去坐公车的人也少，这一年台北市公车乘客平均每天七千五百余人，每条路线平均不到一千人。

平常在街上也很少看到有人乘坐人力车，遇有特殊需要，例如搬家，才雇用人力车。九月我入学师范学院（台湾师范大学前身），看到院长李季谷上下班或公出，也只是一辆专用的人力车。

整条和平东路直到六张犁，越向东，房屋越少，零星散现些两层楼的店面。师范学院对面和师大路东侧，都是一大片水田。晚上蛙鸣此起彼落，宛若置身乡间。

信义路和忠孝东路间，原是日籍公务员宿舍区，院宅较密集宽大整齐，不过只在一段。过新生南路，房屋稀落，和平中学（后改师大附中）以东，多是水田。再向东去，还有包围在田中的三合院。新生南路还是被（王留）公圳渠道从中分隔的两条侧道土石路面，仁爱路一段两旁大王椰雄峙，是台北最开阔美丽的大道。

店少价又贵 书报阅读不普遍

我们这样来台就业的家庭，多没有亲戚，新交的朋友往来不密切。邻近店家，由于语言隔阂，谈不上几句话，从父亲一些内地来台湾同事得来的反应，大家似都同样情况。平日偶尔闲聊，触不到时局，更不涉政治。像我即将要上大学的人，来台快到半年，知道行政长官叫陈仪，直到九月底入学师院后，才在学校图书馆的报纸上看到他的照片。台北市长是谁没甚么人谈到，市政府在那里？我们新到的这群，多半不知道。

一般家庭鲜少书报，我们家的书是上海带来的。书店少，新书少，也没甚么可买的，书价又贵。新公园西口衡阳路的东方出版社，是日治时代新高堂书店改名，只有日治时代留下的日文存书和四书、诗经、战国策、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汉文老书。一些卖日侨旧货的夹杂不少日文旧书，颇有佳品，价极低廉。

我在台北第一次看到的报纸是新生报，一大张，其中还有一版用日文，五月起增加半张，日文版到十月二十五日台湾光复周年才取消。报费每月从三月的十七元（光复之日创刊时是五元），涨到年底的一百元。在台北发行的还有人民导报、和平日报等七八种，很少看到。

邻居一位父亲同事毛守丰先生，公余代理转订京沪报纸杂志，后来知道他和新闻界长者杨乃藩先生是上海大夏大学同学，杨先生当时在台糖公司任高职，邀他为台糖全省大小单位代订大陆报刊。经常家里一堆堆空、海运到的报纸杂志，我有时临时帮工，顺带翻阅。在台湾发行的杂志能看到的不多，有些还是中日文并用。我自己按期买过日月谭杂志，投过几篇短稿写些与台湾有关的历史掌故。倒是在毛先生家里，顺便读到大陆空运来的杂志，诸如观察、纽司。电视尚未问世，收音机还不普遍。订阅报纸的人家不多，一般民众不太看报，似乎也没甚么急切要去关怀的消息。抗战胜利没几个月，国民政府尚未还都，各地接收复员大致都是那一套，谁去理会。国共战争远在东北陜北，我这出生东北的人，都漠不关心。

说实在，我常接近的人，大都是和父亲差不多出生在中华民国成立前后。他们所经历的前十多年，南北政府混淆，到底谁真正能代表民国，很难分明。各地多是军阀割据，自成一霸，一般民众只求少战乱、能温饱，无所谓倾向那一方。民国十七年虽称全国统一，但零星战乱仍多。民国二十年日本占领东北，不久正式对日宣战，全国民众因同仇敌忾才有了国家政权集中的意识。但是日本割裂了在中国大陆占领地区，分成满洲国、南京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蒙疆自治政府，散在这些地区的人又迷乱了。抗战胜利不久，这一些原留沦陷区的人，被以异样眼光看待，投闲置散，他们在有限可发展的空间选择了台湾，对大陆的一切他们也没有多大关怀的热衷，国共内战似乎和台湾隔著海洋，相去尚远。这些人只求获得几年安定，舒缓一下多年来的颠沛流离，除了物价（从光复到民国三十五年底，十多个月，台湾物价上涨约近一百倍）、加薪，其他国事不想去伤脑筋。

泡咖啡店听音乐 小美红豆冰最有名

在师院我主修历史地理，阅报是必需的，也养成看报的习惯。我曾留意到图书馆所订购报份并不多，我却时常立即取得当天报纸，显然当时师院学生不常接近报纸。

很少听人谈到消闲娱乐，更别说旅游。父亲交往的外省朋友，来台北七、八个月，除了从基隆登岸，似乎最远只有人到过碧潭或仙公庙。出国，是大家沾不上边的词汇。电影都是中美老片，半个多月换片一次，我们在上海大都看过。

进师院后接触了古典音乐，找唱机不易，唱片也极缺乏。少数富裕同学，有的也只是日侨留下来的旧机和不多几张旧唱片。中山堂旁侧的朝风咖啡店，是两年多后才有。我和几位古典音乐同好为听音乐常去，也只是几十张老唱片反复轮放。

我们住的这一带没甚么正式饭馆，听说过有所谓酒家，但不在我们这一区内。我家人和交往的朋友，很少有上饭馆机会，酒家更不必说。有些小冰果店，颇有名气的小美冰果店刚开业不久，以红豆刨冰号召。孩子们常享有的是森永牛奶糖、手制冰淇淋、滚珠瓶口汽水和蜜柑。香蕉价廉到处有卖，内地来的孩子初来尝新，两三个月后，我就对它失去热衷。

附近有邮局，我们家少有信件往来，不常去邮局，也不常见邮差到家。私家电话可能极少，公共电话不曾用过，所以也不确知装设在那些地方，平时上街，没注意到何处有公共电话。银行，对当时的公教人员和一般平民说，很少有机会接触，他们大多寅吃卯粮那还有余款储存，想向银行借贷，那有资格。日常收支，都是现金，颇有些人，从来没见过支票。我十三岁那年曾因家境实在困窘，停学到父亲的朋友一位日籍台湾人的贸易公司当练习生，常跑上海的银行，到台北后偶尔习惯性地注意一下，我们这一带街头很少看到银行。

物资缺乏 日侨二手家具便宜又耐用

我记忆中十五岁的生活圈，物资相当缺乏。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水电尚可，却都不见得充裕。母亲就有一次发现帮佣的「下女」从我家偷带出去的东西里，还有小小一瓶食油，其他用品连市场也供应无多。

说到家里雇请女佣（当时通称下女）并非生活富裕，实情是母亲也外出工作，在台北女师训导处任职，家务需人照料。而且雇佣工资低廉，较公教人员收入相差甚大。以这年五月为准，台北市区公所一般职员月薪约在台币两千元上下，雇一名住家下女月付三百元，只在白天通勤还可少些。

这一年，我们常见本地人穿著战时日本的草绿色国防服衣裤，足登木屐，街头巷尾咯噔声不断。我们内地来的，多是带来的旧衣服。倒是日侨遣回前，贱卖不少东西，填充各家的不足。很多家庭的矮桌、坐垫、碗盘瓷器，甚至收音机、脚踏车，都是这样来的。记忆中，脚踏车轮胎是用废汽车轮胎改制的实心硬胎。收音机如果真空管坏了，很难配补。灯泡、水龙头、水管、玻璃，价高货少，难怪父亲和同事们，选宿舍要以这些为参考准据。

手表连大学生也大都没有，我是到四年后，师院毕业，任教台南师范，必须要用，才把第二个月全月薪水，买了一只接近最低价位的手表，瑞士制，那时只有瑞士手表。师院第一年，同学们最必需的贵重品，是一只普普通通的自来水笔。

多年后，怀著追忆少年时代的情愫我到紫藤庐探访，看到它被标榜为「无何有之乡」，是「静静地蕴藏著生命与创造原的地方，也是真正能得到休息与安宁的地方」。虽然这都因后来大批自由主义和民主运动人士在此常聚增添的附加意义，对我这在紫藤芦「史前」就登堂入室过的人，也不免对庐内揭示的：「什么都没有，又好像什么都有」兴起更多的感触。

交通壅塞、空气污染、聚众喧嚣、政治噪音，这些今日的都市乱象，那一年中在我接触的这一隅，都没见过、听过。连政府的政令或文宣看板、海报，也不多见。

巡逻警车，交通警察很少出现，似乎没甚么交通可指挥，没甚么治安需要随时机动处理。小派出所一两名警察，闲闲呆著。根据记录，这一年台北市大小汽车包括吉普车全年肇事案只有三十五件。也没什么重大犯罪事件，百分之九十是窃盗案，大部分发生在下半年，最初几个月差不多是夜不闭户。贪污之风已盛，被举发出来的不多。

户政满松散，没人上门查户口。内地来台，何时去报户口任便。经过抗战八年分崩离析，来自大陆各地人士身份背景相关资料杂乱残缺，无从辨认。报户口时，多凭口述，而且不限本人，亲友都可代报，不需查证。有些被代报者误填，有些蓄意改换，再加和户口登记人员沟通疏漏，错误失实，花样多多。如我妻兄托他舅舅代报户口，结果年龄大了八岁，父亲名字漏了一字。我则出于父亲「远见」，报大三岁，准备越过整个高中阶段进入大学。有一位同船来台的年轻人，用别人证件报考大学，姓名全改了。

医疗也不普及，我们一家四口一年中都没去过医院，可能是都没大病。母亲生个小弟弟，是在家里请助产士接生。小弟弟生后半月患病，送附近小儿科医生诊断，说是感冒，注射一针，带药回家。第二天病情更重，才断定是气管炎，已救治不及而夭折。

药物奇缺，稍特别一点的药，都是由大陆转来的外国货，而且时常供应不继。

挥别往日颠沛 只求平顺安居

光复不久就来台湾的外省人，大致可分两种背景：从政府抗日后方来的，属于接收阶级，除少数首长级外，大多来自对岸的福建，尤其是闽南，他们语言和台胞相通，工作和生活上都很便利。他们离故乡距离较近，似乎较有长留台湾的规画。

来自沦陷日本占领地区的，多是为谋就业栖身。日本占领后期沦陷区工作难找，真个斯文扫地，知识份子就业机会和待遇远不及有劳动能力的。胜利复员，一切以来自后方的优先，原在沦陷区的，工作机会更少了。他们来台多半是想暂时住一段时间，等到家乡或大陆其他地方有适当机会再回去。也没有谁料到两岸隔绝长达四十年，是抗战八年的五倍。这一批人在胜利复员热潮中被冷漠、忽视，淡淡地掩没了。到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迁台，他们虽然没深受歧视，却在大举涌入的人潮中，又一次在不受重视下不经意地被掩没，除了我们少小的和少数际遇好的。

在动乱中饱受奔逃、失业、贫困折磨的人们，似乎也失去了志望和愿景。父亲往来的外省朋友，日常谈起，多抱但求平顺小康、安居度日心态。对孩子，只希望安份读书，早早有个著落。像我，父亲只盼快快大学毕业，不管越级多少，免得再蹈战乱中学业时续时辍覆辙。事实上，当时读大学的并不普遍，很多人连高中、国中都没读到。

另有少数流动商人，有的是来寻觅可以暴发的商机，有的是两岸买卖私货，所谓跑单帮，怀有来台长远创业动机者可能不多。和我们同船来台的李先生，应属前一类投机客，他找到紫藤庐那所房大院宽的住宅，布置华丽。随后接妻女来台，他的夫人看来是交际场合熟手，夫妻日常宾客盈门。据说他们的女儿是收养来的，李夫人有意培养她将来传承衣钵。

平日接触的本地商家，对我们这些外来人，似乎还在观察和观望，他们的希望与想法，我们无从揣测。我们一家从七七事变以后颠沛流离，到处都是他乡来客，对当地人疏远隔阂的异样眼光，已很习惯。

语言隔阂 生活习惯大不同

在下女眼中，我们可能只是换了一个来处的外地人，和日本人语言习惯不同而已，或许我们这些后来的外地人不及原先在台日本人威权有序，得来的「敬畏」，或许更少些「敬」的成分，若换用「畏服」一词，也许少了些「服」。

我接触到的这一批曾在日本占领区住过的人，他们在胜利复员后，求职不得，半无奈地到台湾谋生，那会有甚么优越感，更谈不上「立威」了。

街头看不到日本人，一般未留用的都集中待命送走，最后一批日侨在这年四月二十六日遣返。留用日侨连家属约两万六千人。我们家对门邻居，是一对日本母女和一位内地来的单身汉分住，据说是那内地单身汉接收了这所住宅后，同意原住日籍女眷暂时留下续住。在一个屋顶下生活久了，两个年轻人有了感情。后来，日本女儿嫁给那位内地人，婚后不久日本母亲还是回国去了。这对异国鸳鸯生了两个儿子，几年后离婚，日本女郎返回日本。

开头几个月，接触的本地朋友不多，除了父亲学校的同事、工友，就是常往来的店家。店里的人对我们礼貌客气中带点生疏距离，交谈是国、台（闽南话）、日三语混合外加手势，彼此难作深入沟通。有些内地来的朋友，他们带有家乡音的国语，南腔北调，更增困难。我们在沦陷区时，心里排斥日本，学校有日语课，存心不好好学。到台湾竟然要用日语和同胞沟通，颇觉尴尬。

另一种尴尬的是在大陆那么不喜欢日本人，到了台湾竟住日式房屋，睡榻榻米，使用不少日式器具，看到满街日式草绿色裤装，听到咯噔的木屐声，实在不太习惯。

师院课堂 南腔北调普通话

九月师院开学，虽然不过四百多名学生，再加一百多位教职员工，总算让我感到重返人群。同学之间受语言限制，本地外来的区隔，自然地在日常往来相聚中显出。外省来台同学，也有各自方言，到台湾求学的，「普通话」一定能通。

老师说南腔北调普通话的倒是不少，有些连外省学生都难听懂。除了教国音的许世瑛等几位老师，外省籍教授没几个国语纯正。本省籍教国音的陈蔡炼昌老师一口标准国语，听得出是日据时代专业训练出来的。体育老师杨基荣战后从东北返台，国语纯熟，我这黑龙江人却听得出他腔调中的东北味。

师院是新创的，没有日据时代教职员的留用问题，教师中仍免不了有国语不行需要辅以日语教学的，这类老师多在数理生化和艺能科系。

快到年尾，师院师生合作筹备演出话剧曹禺的「日出」，一大堆演员，能讲标准国语的也只有黄肃秋、孙艺秋老师（孙在和师院同一校址的高级中学任教，为「日出」执导，也参加演出），女主角吴燕生（她是音乐科学生，本省籍，但在北京长大）和我等几人，其他都是杂七杂八的普通话。

仔细回想那个年代的中国，何曾有甚么统一国语，我只在青岛的小学接受过以注音符号为准的教学，其他都是不同腔调的普通话。师院为培养师资，把国语、国音都列必修课程，另设国文、国音及英文标准考试，不能通过不得毕业。国语、国音连外省同学也头痛不已。

记得上许世瑛老师的国音课，三、四个系合班，约四、五十人，只有我和英语系女生齐永培（她父亲是国音专家齐铁恨，她是柏杨原配，后来离异）受过充分国音训练，在师院上国音课已无可再学。其他同学多是进大学才开始学国音，非常吃力。其实许老师原籍浙江，北京长大，道地的京音京腔。注音符号却不是从小学起，教我们国音有时会顿挫一下，他会看看我或齐永培，如果我们没笑，他才继续念下去。许老师只是注音符号不够纯熟，国音教得很好，国语文法更是他的专长，他的惇厚长者之风，令人怀念。

师院为了训练工友说国语，我被选义务老师。论条件，齐永培应该比我更合适，猜想因为她是女性，院方有些考虑。十多年后，在师大校园偶尔遇到我教过的工友，他们和我谈天，腔调还是不顺。当然，这已是多年在工作环境中磨练出来的，功过都和我无关。

走访旧地 怀念岁月故人

入学师范学院之前，我面对面较长交往的只有三、四位中青少年朋友。

指著七层高楼向我发问的陈姓少年，是暂住徐州街时在住所对面空地（现在已是台大法学院学生宿舍）闲荡时遇到。在那空地我先已盘桓了几天，极少有人。他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年轻人，他竟然会说一些国语，就此攀交。他大我两三岁，这般年纪双方不会刨根究柢，语言也有障碍，多在空地谈谈动动，顶多穿过新公园到附近街头逛逛。那一地带当时很少有人走动，更没有其他儿童和少年出现。我们稍有语言和环境背景知识的隔阂，并不影响沟通的热忱，他断断续续问我不少问题，想来他对我这外来人和同祖源的大陆环境好奇也想探究。我们相处一个多月，只是出于少年人交往的兴趣，不懂得交换住址，到我搬家后就失去连络，几十年后连他名字都忘了。

紫藤庐的李小姐，和我在她家客厅一起听老师教课一个多月。上课前点点头打个招呼，下课后说声再见，似乎没谈过课外的话，休说交往。以她父母的培养目标，也不会任她们女儿轻易和男孩多接触。这年秋天，她插班台北二女中，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她们全家避回大陆。李小姐亭亭玉立，比那时的我还高些，人很娟秀。不知她是否确曾如李先生夫妇安排，风靡交际舞台，以她看来温良文静的性格，在动荡的时代以投机为手段的养父母携带之下，际遇难测。无论如何，如今已应是七十多岁的老祖母了。

多年后，怀著追忆少年时代的情愫我到紫藤庐探访，看到它被标榜为「无何有之乡」，是「静静地蕴藏著生命与创造原的地方，也是真正能得到休息与安宁的地方」。虽然这都因后来大批自由主义和民主运动人士在此常聚增添的附加意义，对我这在紫藤芦「史前」就登堂入室过的人，也不免对庐内揭示的：「什么都没有，又好像什么都有」兴起更多的感触。

国分直一、刘沼光

父亲曾安排让我学日语，找到两位和我以国语互换教学的。一位是台北师范留用的日本教师国分直一，一位是台大医学院助教刘沼光。

国分直一是台湾史前黑陶文化研究者，相处不到半年，他还是被遣送回日。国分大我二、三十岁，体型瘦小，比我矮半个头。和蔼谦虚，亲切又彬彬有礼，和我在上海沦陷区看到那些日本人跋扈蛮横，大不相同。他学中国话很认真，边听边记，用日文加注发音重音。双语互教，我的日语没学多少，不是他取巧，是我没有他那样积极主动。半个多世纪之后，他曾应台大邀请来台，不巧我人在美国，未能再聚，也无法测知他的中国话有无进步。令我至今不忘的，是他那股认真求全的热诚。明知没有多久就会被遣返日本，他仍然为教学而学习。如果我有他那股精神，应该日语和闽南语都可以学通。他的谦逊温文风格，在教学上是优良的条件，他送给我几本他研究石器时代台湾「有肩石斧」的报告，我留存至今，惭愧的是我的日文程度始终未达到能读通的水准。

另一位二十多岁和我相互教国日语的刘沼光（应该就是传说涉及李登辉总统参加共党活动的那位），他比国分高一个头，潇洒开朗。他在台大工作，一定有学习国语的一般管道，他已会说一些国语，找我互教，可能是想加速多学说得更纯正。他尽量多说国语，我的日语进展更少了。回想父亲并未安排我去学台语，显然认为不很必要，的确当时在外，一看我们脸孔穿著，本地商人就以国语字词夹杂表情手势或用日语沟通。

刘沼光的学习态度也非常认真，和国分一样都是义务交换教学，每次上课都准时到达，主动发问，随时笔记。

和刘沼光互教约有两个多月，也都是他来我家。其间没有谈过任何政治话题，是我年纪嫌小，还是他有所保留？其实像我这样在沦陷区成长的十五岁少年，从家庭到学校都听不到政党话题，对国民党执政的情况和共产党的活动了解有限。

我和刘沼光年龄距离不大，课外相谈欢洽，如今回思，实难想像他会热衷投入政党活动。后来他在竹北祖居举行传统婚礼，我去观礼。那是我离开台北第一次最远的旅程，也是生平第一次参加旧式婚礼，印象深刻。刘沼光婚后我还去过他台北住所，刘夫人是受日本教育的知识女性，温婉美丽。

到了台湾几个月，没怎么想到大陆，像我那样年纪从小紧跟著父母多半只注意眼前。这一年里，也没什么能引起一般民众注意的大陆团体来台。由于喜欢话剧，对这年底从上海来台演出的新中国剧社我倒颇感兴趣。这剧团由名戏剧家欧阳予倩领导，在台北中山堂演出「郑成功」等剧。

台北这一隅，将近一年中，听不到交通、人群、商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噪音，看不到我们时空能接触以外的人间、世界；我们像是在一个隅角「蠕动」。在传播媒体还没普及的时代，大多数人都是如此。

一切一切，显得徐缓、静滞、平淡、空荡，隐藏下的紧张、不满、悸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

令人感觉像无风无雨的清晨，天空和地面都是明净的，却看不到阳光，也嗅不出多少朝气。

就我十五岁年龄，活动地区接触范围有限，片面认识这一隅台北，只留下这种程度的印象。

一九四六 台湾历史关键年

六十多年前的台北，当然不止如此。随手转录这年五月新生报副刊林飞隼一篇「宝岛生活散记」中一段「台北即景」短文，稍作对比：

「由早晨到深夜，每个人的耳朵里没得清静过；火车汽笛啸声，汽车马达怒吼，工场里的发动机，街上行人的木拖鞋，小贩的叫卖，商号里的收音机，茶楼酒馆里传出来的调笑声，盲目的按摩匠们悲哀的笛子，交织成混杂的人籁，吵得不亦乐乎！」

「马路上扬著灰尘，散播在行人的眼睛上，小食摊的食品上，住宅的家具上，机关的办公桌上，成为灰尘世界。明沟里流著污水，疟蚊的幼虫大量寄生著，一阵一阵的香风飘，叫人们会联想到女店员的，满布著蚊子咬过的伤痕的小腿来（显然林飞隼先生当时还不知道用『红豆冰』形容这样的腿痕──骥伸注）。」

「甫经解放的下女已不再勤于草席的清洁了，跳蚤和『南京虫』（日本人别称臭虫隐含贬抑华人意味──骥伸注）在新的环境里大出风头。」

「抽水马桶时常不通，然而『后来距上』的人们还是一样的方便如也，其结果是『黄金山积』。相反的是自来水龙头常常解放著，任他昼夜长流。」

「火车站里虽然还在排队，到底是排得有些走样；车里也太破烂，垫子好多都露了骨了。」

这样的「台北即景」，当时的我是看不到也想不到的，文中报导的那些场所，也是我还接触不到的。

同样，当时在这一隅内活动的，诸如已在台大就读的李登辉、彭明敏、辜宽敏，谁又能料到多年后会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

抚今追昔，一九四六年的台湾很少被提到。休说大风大浪的一九四九，就连前一年一九四五有台湾光复，后一年一九四七有二二八事件，而一九四六年的台湾波涛起伏不大，似乎影象模糊、被淡忘了。

事实上，二二八的民怨，大都是在这一年累积的；以后的学运、民主运动、省籍意识（虬）结也多以这一年为潜在的酝酿源头。不过，就是谈到也只是零零星星、断断缺缺。究竟相隔太久──一九四六年到现在，比日本占据台湾时间还要多上十三年。此刻谈当时，犹如在台湾光复之日谈起马关条约台湾割让前十多年事，远比白头宫女话当年多上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