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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历史剪影《三》
九、压不扁的民族情怀
日治时期社会运动的健将之一蔡培火，在「我岛与我们」一文中说：「台湾是帝国的台湾，同时也是我们台湾人的台湾。我们现在可以在自由范围内，为了准备将来真正的生活，使我们的智力能够如上述那样锐敏起来，并且充实我们的体力加以锻炼。如此决非步军国主义末流，而是为了完成我们的本分应有的觉悟。」蔡培火等人处在日本政府高压统治之下，内心总是无奈的。只能在自由范围内从事社会活动，但是，最终目的却是要完成自己的觉悟，而不是步军国主义的末流。只是早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道光年间)，台湾即遭受到列强一连串武力的进犯，早已经面对几次外来武装力量的挑战了。
一）武装抗日运动的破灭
当十九世纪世界民族主义运动勃兴，逐渐从欧洲传布到亚洲之际，中国尚是一个貌似威严的大帝国。不过，到了十九世纪中叶(道光年间)，当列强纷纷向中国侵略时，台湾也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从一八四〇年代起，历经鸦片战争（一八四〇年）、英法联军（一八五七年）与中法战争（一八八四年）三个战役，台北地区都直接的受到战争的波及。甚至在中法战争中，法国人还包围淡水、基隆外海，并且登陆基隆，整个台北都告震动。这些战役对于台湾的命运来说，还只是受到列强的部分伤害罢了。
眼看著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已成定局，台湾人民在失望之余，突然又告振作起来，认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疆土。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台湾人民公推唐景崧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唐景崧是当时的台湾巡抚，先正式宣布独立，并刻「台湾民主国」金印，建元「永清」，蓝地黄虎旗为国旗。以进士丘逢甲任团练使，富豪林维源为议会议长。五月二十六日，团练使丘逢甲率领台湾地方士绅十多人，到巡抚衙门向唐景崧呈递总统金印，唐景崧当时表示愿与台湾共存亡。
不料，在唐景崧就任台湾民主国的第四天，日军就在澳底（贡寮乡盐寮）登陆了。稍后，基隆也告失守。唐景崧听到前线传来的报告，知道大势已去，无法再维持台湾的残局，就丢下「台湾民主国总统」的金印，逃回厦门，紧接著丘逢甲和林维源也仓皇的逃离台湾。总计台湾民主国从唐景崧的就任总统到政府高级官员的全部逃离，仅仅是十三天。一个政权生命如此短暂，实在令人叹息！
当台湾民主国失败之后，前仆后继的武装抗日行动，仍然连年不断，根据统计，自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日本领台后到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约二十年间，较具规模的武装抗日事件达二十起之多。然而，这些武装抗日运动，大都以恢复旧制的农民暴动为目标。于是在被日本统治者以「匪徒」行径起诉时，逐渐为一般人民所抛弃了。
对于殖民地的统治，日本政府自有一套特别的设计。除了台湾总督府享有绝对的统治权力之外，还推动国民基础教育，期望逐渐改变台湾人民的思想和态度。这便是日本殖民政府软硬兼施的策略。
日本领台的第二年，一八九六年（明治二十九年），日本国会通过第六三号的法律，授权台湾总督，准其「不经敕准，公布命令律令，以代替法律。」这就是所谓「六三法」。据此，台湾总督在台湾握有行政、司法、军事、立法……的绝对权力。「六三法」成为日本统治台湾的大法，其后在名称上虽有几次的改变，但殖民统治的本质并没有什么改变。
日本治台初期，因各地此起彼落的武装抗日行动还在持续著，日本总督虽采取武力镇压抗日游击队的行动，但尚布署其统治机构，建立开发基础，并且设法「安抚」居民，对台人原有的风俗宗教习惯，采放任态度。这一时期的台湾总督中，以儿玉源太郎任内（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六年）起用后藤新平任民政长官，对殖民发展最具成果。
在后藤新平的推动下，总督儿玉源太郎任内，已完成土地、林野、户口的调查，以及度量衡、货币的统一。此外，对于邮政、电信、航运、港湾、铁路、道路等地正加紧进行扩充。在产业方面，特将制糖提升为近代化的工业生产，并且振兴水力发电事业。甚至台湾的财政，到了一九〇四年（明治三十七年）以后，也开始可以自立更生。总之，在后藤新平任期阶段，奠定了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基础。
不过，日治时期公学校是以教育儿童，学习国民的性格，以及教授日本国语，留意德育、体育，并授与生活必须之普通知识与技能为宗旨。但据统计，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在台日本人学童就学初年级普通教育已达97,72%，而台湾人民的学童就学率仅为14.45%而已。必要等到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日本全面实施国民义务教育后，才有机会与日本学童获得相等的待遇。
即使是国民学校教育，日本政府就隐藏著如此大的不平等待遇，扩展到中等学校教育更是严重，所以连日本学者矢内原忠雄也要打抱不平的说道：「台湾之教育，由日本政府作某种程度的普及，使其近代化，尤其是教育机关系统之整备，虽是事实，但其特征，却归于由在台日本人独占高等教育，从而独占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地位。」
二）二元都市的建立
日本殖民统治在台湾表现的差别待遇，也反映在台北市的发展上，使台北市成为台湾人和日本人互相分离约二元都市。虽然这一现象的形成，也有历史与地理的背景存在，但最重要的还是日本人差别待遇所造成的。
一八九五年（明治二十八年），日本人占领台北后，台北城内成为统治中心，清代旧有的官衙以及官有地，为其占有，便利日本人在城内的发展。大批的官吏、军人，以及一些商人，遂以城内为中心，向城外四周地区扩散，逐渐形成一个日本人毗邻而居的大区域。一九二〇年（昭和五年）后，日本人更向街町以外的地区扩张。日本人与台湾人在空间上形成隔离的现象。这种台日住民的分离，在日本人差别待遇下，使得两个不同种族群的街町发展，产生了实质的差异。
就市政建设而言，台北的都市计划是以日本人的区域为优先设计的，早期重心摆在城内，一切的排水设施、卫生改善，都以此为著眼点。现代的设施，如新式医院的设立、电灯的装置、文教机构之设立等等，大都以增进日本人的利益为先，而设在日本人区。台湾人的区域则不予修整，天雨泥泞、天晴灰尘，多有不便。对于十万余人的大稻埕竟无公园，供电设施不善，是很明显的差别待遇。
就台北商业金融而言，其中心有二，一是台北火车站前的街町是日本人区，一是大稻埕永乐町附近，为台湾人区。比较之下，前者有劝业银行、三井物产公司等大规模公司和众多批发商。后者则多为传统性的商业活动，少有现代化的大企业组织。
但就工业的分布区观察，主要在台湾人街区内，大稻埕的周缘地带，以铁工业为主，大稻埕市街内以食品工业为多，艋舺南边一带以化学工业为主。
在上述的经济活动下，台湾人地区，尤其是大稻埕，成为一个住宅、商工业混合区，日本人除城内北边一些街町有住宅商业混合情形外，大部份皆以住宅区为主。
台北街市的发展，是日本人统治一个缩影。一方面扩大日本人的生活空间，另一方面在日本人住区用心建设，此外，则以法令限制台湾人平等的竞争。大稻埕的发展也与城内有了上下之分。台北外表看来壮观繁荣，实际情形则不然。
三）社会运动的展开
原来台湾人民与日本政府是处于敌对状态，到了二十世纪初年，才有少数的知识分子留学日本，这一现象，到欧战末期（一九一八年间）才有改变，留日的学生逐年增加，形成一种新兴的势力。
台湾自主的社会运动团体，最早成立的是同化会，这是中台湾人上流社会，在思想上领导台湾知识分子的一项行动。在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底，台中县清水的汉学家蔡惠如，及雾峰林家的林献堂，联络了当时在日本东京留学的台籍知识青年，开始组织团体，经过几次调整之后，终于成立「新民会」。纠集会员一百多人，举林献堂为会长，从事民族自决的政治运动。其中以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声势最为浩大。
台湾议会请愿运动是台湾民族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开路先锋。继之而起的「台湾文化协会」则是以台北市为中心的台湾诸多运动的大本营。台湾文化协会于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十月，在台北大稻埕静修女学校举行创立总会。林献堂任总理，诗人林幼春为协理。成立时有会员一千余人，大多数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还有一部分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文化协会的出现，代表台湾人民族意识觉醒和文化重建的开始。
文化协会的活动与议会请愿运动引起日政当局的不安，眼看台湾民气日张，因此日本当局也发动一些亲日派的台籍士绅，出来抵制文化协会与议会请愿。如辜显荣等出面组织的「公益会」（一九二三年）与「有力者大会」（一九二四年）。林献堂等人则召开「无力者大会」以示对抗之意。
由于世界性社会主义思潮的不断冲击，文化协会的活动中，出现了一批激进的左倾青年，而导致内部路线的争执。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左派掌控了文化协会的主导权，采取激进的农工阶级运动。林献堂、蒋渭水和蔡培火等文化协会原领导人物，退出文化协会，另组新的政治团体，经过一些波折后，最后组成「台湾民众党」。
台湾民众党于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七月成立，提出「确定民主政治，建设合理的经济组织，改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主张。这是台湾历史上首度出现的具有现代性质的政党。在领导人蒋渭水的主导下，台湾民众党初期的运动路线是兼顾民族运动与阶级运动的精神。民众党成立后，陆续在全台各地设立十五个支部，党员遍布全台。
文化协会分裂的前后，台湾社会的左倾势力崛起，各种农工运动勃兴，除了「新文协」之外，其他的左倾团体，也纷纷出现。如「台湾农民组合」（一九二五年），「台湾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台湾工友总联盟」（一九二八年）等。
当台湾社会运动造成诸多派系与团体的扰攘纷乱时，最后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高压下消失了。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以后，日本对于农工社会运动开始采取高压手段。是年二月出动警察特务，全台大搜捕农民组合干部及工会、台共人员，约千人被捕。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六月，又发动对台共的大搜捕，台共组织严重受挫，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民众党」也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正在举行第四次全体党员代表大会并通过「以农工阶段为中心的民族运动」的新纲领时，遭日政当局明令解散，数人被捕。而「台湾工友总联盟」与「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也在式微中落幕。
随著日本的积极侵华（一九二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中日战争的爆发（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日本治台政策进入所谓「皇民化时期」。日本派来的台湾总督，自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三年）起又恢复为军人总督。台湾总督为配合日本侵华行动，展开「皇民化运动」，台湾的本土文化遭受歧视，台湾人民的宗教信仰也备受抑制。在一切都迈向「日本化」的战时体制下，台湾人民没有反抗的权利，只有默默地承受日政当局的安排，暂时压抑著民族情怀的伸展，以等待著变局的来临。
十、市民自治时代的来临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八月，美国两颗原子弹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上空爆炸。六天后（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接受联合国波茨坦宣言，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为日本在台湾的五十年殖民统治划下了休止符。
是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奉派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担任台湾地区的受降代表，在台北接受日本最后一任总督的投降，台湾正式光复。
一）政治波荡下的台北政情
台湾光复，来台接收的中国大陆官员，面对著在大战中惨遭轰炸过后的台湾，生产停顿，物价飞涨，住屋及其他设施严重缺乏的一些困苦现象，则颇感沈重负担。于是，在接收之初，形成行政部门掌有硕大无比权力的现象。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是一个有别于中国大陆各省的制度，专为台湾统治而设计的特别机构，权力集行政、立法、司法及军事大权于一身。
由于政府接管台湾后，公营事业的无限扩大，远超过日治时期的独占事业，在加上米粮短缺，经济凋敝，并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于是台湾人民与军政人员产生了无比的落差，这种心理反应在一年四个月后的突发事件，而爆发「二二八事变」。
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傍晚，专卖局台北分局的查缉员，在延平北路查缉私烟，与女烟贩争执，引起旁观民众的攻击。次日，市民情绪激动，群众拥至长官公署前请愿，其后事件由台北逐渐扩大至全台。当三月五日事态已驱平静，却因三月八日以后国军廿一师的开抵台湾，展开大规模弹压，台人死伤惨重。从此台湾人民与大陆来台人民之间，形成紧张情势，这种创痛经许久之后才告平伏。
一九四七年四月，行政院会议决议撤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为台湾省政府，另派魏道明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当时省政府委员有半数是台籍人士。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中国大陆国共战争的局势逆转，此时约有一百多万的平民及五十万左右的军人随蒋中正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次年三月，蒋中正在台北复行视事，国民政府在政治及其他各方尚欠缺坚强领导中心。但经韩战（一九五〇年）爆发，美国恢复对台湾经济援助，以及执政党的力图革新后，政治情势才大为改观。
在一九五〇年代（民国四十年代），台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尚是困难重重。不过，大约经过二十年后的一九七〇年代（民国六十年代），台湾的政局上，已走向稳定与发展的境地。如人口增加一倍，而国民所得却增加五倍，自耕农人数由38%增加到77%（一九七二年）。不仅生产毛额超过七千亿美元，同时工业化进展神速，都市化也逐渐在形成中。
当台湾政治与经济在逐渐平稳发展中时，到了一九七〇年代，不幸遭遇了几次严重的政治挫折。诸如「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一九七一年）、「美国与中共建交」（一九七二年）、「日本与中共建交」（一九七二年（以及「蒋中正的去世」（一九七五年）等事件的震撼。可是台湾却能在危机中更加发达，这也许是受到民主政治的逐渐开放以及经济突飞猛进的影响。到了一九九二年（民国八十一年），台湾的平均每人国民生产毛额已突破一万美元，国民生产毛额在一九九一年（民国八十年）为二千一百十亿美元，是世界第二十大经济体。而且，台湾也已是世界上第十至十二名的出口国（一九九〇年代初年）。
为了对付海峡彼岸的中共，国民政府在统治初期，是照「动员戡乱时期」的特别法，限制了一部分民主法治社会的正常运作。不容许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因此民主运动只能在体制内的选举活动时发挥，每当选举活动来临，在野的反对人物，以选举做为民主运动的舞台，把选举地做为提升社会大众政治意识的场所。
一九五七年（民国四十六年），第三届省议员及县市长选举，省议会出现「五龙一凤」是反对运动的先声。一九六〇年（民国四十九年），以《自由中国》杂志为首的雷震和傅正等人曾拟组成「中国民主党」，虽告失败，却有启蒙之作用。到了一九七0年代工业化带来中产阶级的兴起，于是先后有新的政治变革运动的推展。在党外阵营中扩大的行动中，而有「民主进步党」（一九八六年）的成立。随后，一些潜藏已久的社会运动也乘势展开。当时主政的蒋经国于一九八七年（民国七十六年）七月发布解除戒严，被誉为「促使台湾政治本土化的关键者」。
自从李登辉继任总统以后，要面对过去权威政治的保守势力，又要面对社会民间的改革要求，处境是很困难的。后来陆续完成民主制度的确立，如一九八八年（民国七十七年）行政院通过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职，一九八九年，完成首次立法委员全面选举，一九九一年，通过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从来尚未全民选举的省（市）长与总统，副总统的选举，也陆续展开。
当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担任总统以后，台湾虽然度过威权统治的时代，却因内部族群的激化而形成统独的论战。一方面有代表本土势力的抬头，主张台湾独立的论调，在一九八年（民国七十七年），民进党的「四一七」决议案中，曾提出「四个如果」有条件主张台独。另一方面「有维持原有政策」势力的抗争，一群国民党的精英份子，自任为国民党的改革者，于一九九三年（民国八十二年）组成「新党」。这一形势力量的对决，表现在一九九四年（民国八十三年）底台湾省（市）长选举时，达到统独论战的最高峰。其后，又有亲民党与台联党的成立。
二）迈向市民自主的时代
台北市的建城虽始于清末，但市民自主权利的完全取得却是近年来的事情。在清代，只有君权与官权，而无民权，官员均由帝王与上级官员派任，百姓无选举权。到了日据初期，台湾所奉行的是总督府绝对权威政治，台湾人民并无自治权利。但随著日本国内民主意念的发展。约在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后，对殖民地采取较开明的政策，首任文官台湾总督（田健治郎）乃推行有限度的殖民地式自治体制，民意机关开始出现。其后，在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总督府重新修正州制，使州知事和市尹等可在法令的范围内处理辖区的公共事务。另外，也设有州会、市会为议决机关，议决岁入、支出预算及其它法令规定内的事务，可算是反映民意自治机关。然而，议员为官派、民选各半，且规定须纳户税五元以上者方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剥夺不少人的权利，因此，只是跛脚的地方自治。
光复后，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回归中国。地方自治在初期的戒严时期受到部份限制，市民自主权的行使，立法机构的发展较为理想，行政部门则较迟缓，可是到了一九九四年（民国八十三年），省市长民选后，市民已完全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利。光复之后，台北市的发展约可分为二个时期：
省辖市时期：辖区约可分为城中、延平、建成、大同、中山、松山、大安、古亭、龙山、双园十大区。早在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台湾实行省制，台北市为省辖市，于十一月成立市政府，置市长，由长官公署派任。中央政府迁台（一九五〇年）后，制定台湾省地方自治法规，以台北市为省辖市，依「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的规定，台北市一方面是自治单位，一方面又是执行上级命令的单位。不过，因设立市政府与市议会，而且市长与市议员均由市民普选，基本上，已具地方自治的形式了。
直辖市时期：初期辖区是台北市原有的十区，加上台北县的北投、士林、内湖、南港、木栅及景美六乡镇。后来各区发展条件差距愈形扩大，为使各区资源分配合理，落实市政发展，提升市民福祉，乃于一九九〇年（民国七十九年）三月，将原十六区调整为十二区一一东区：松山、信义、南港、内湖；西区：万华、大同、中正；南区：文山、大安;北区:中山、土林、北投。在一九六六年（民国五十五年）时，台北市人口达
117万余人，行政院于是决定将台北市改制为直辖市。翌年（一九六七年）七月，台北市升格为院辖市，地位与台湾省同，市长由行政院派任，市政须秉承中央指示，配合国策的实施，自主性较省辖市时期低。改制后市议会的组织和职权，均与省辖市时期同，而市政府采首长制，市长乃派任而非民选。直到一九九四年(民国八十三年)，在民主潮流激荡下，终于实施省长、直辖市长民选制。台北市选出第一届直辖市长，至此市民自主权终于达成。历任官派直辖市长计有高玉树、张丰绪、林洋港、李登辉、邵恩新、杨金丛、许水德、吴伯雄、黄大洲，而首任民选直辖市市长是陈水扁。其后，一九九八年则由马英九当选为市长。
三）繁荣市区的变迁
光复后，台北市区道路的命名，是以中正路(今忠孝东路)为经，中山南北路为纬，将市区划分为四区，以大陆省市县命名，大干道路跨越中正路者，以其为南北路之分路点，至今仍沿用，原来台北市区的发展是延续日治时期的基础而扩展出来的，早期以西门町与中山北路以西的西区为繁荣地带。
西门町之名，源于西门。日治时期，当日本移民居住于城内逐渐饱和后，较晚来台的日本人便在西门地区觅地建筑房屋。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日本人在西门町盖了台湾第一座剧场「浪花座」，此后，专演日本剧的「荣座」以及电影院陆续兴建了六、七间，于是西门町成为道道地地的「电影街」了。光复后社会混乱，西门町曾暗藏春色，后来有不少「大王牌」（如西瓜大王）和「金字辈」(如金剪刀阿郎)的人物纷纷至此投资，再加上台湾电影娱乐事业的发达，在此成立了10余家戏院，从此「电影街」之名，便又声名远播了。
台北市西区的发展，在清末有大稻埕商埠和外侨留居地的规划，也即是贵德街和迪化街的兴起，后来街市从迪化街扩展到延平北路(日治时期称太平通)。光复以后，延平北路成为台北西区最繁荣的一条街。早期延平北路繁荣的地段是从北门算起，到台北桥下为止。在延平北路前后，有以钟表、服装百货，以及银楼为主的商店。从天水路起，较有名的商店有「学友书局」、「荣安银楼」、「狗标服装行」、「大千百货公司」、「义美食品」本店、「功学社乐器行」以及「黑美人」、「五月花」、「东云阁」等有名的大酒家。过了民生西路，一路上走过的店面，有不少家是珠光宝气、金光闪闪的银楼，此地银楼的地位，竟与中山北路、博爱路共称为「台北二大银楼街」。而与延平北路的发展有关的尚有重庆北路的「圆环夜市」。
圆环位于南京西路、重庆北路、天水路、宁夏路的交叉中心。今日圆环的所在地，原是一块空地，后来成为傍晚五点才能开市的「夜市」所在地。光复后，圆环的摊贩扩大营业范围，圆环夜市所指的地点，不只是指圆环本身，而是重庆北路一段到长安西路口两边的「重庆露店」，以及宁夏路的摊位都算在内。摊贩经营的种类有祖传的秘药、鬻歌卖唱，以及乡土的小吃（如蚵仔煎、鼎边趖、人参鸡、当归鸭、肉丸等等）。
跟随著西门町和延平北路的商业繁荣后，「中山北路一、二段」成为台北市首要的商业区。日治初期，中山北路两侧塘埔纵横，良田阡陌，后来，日人于圆山建「台湾神社」，为便利日本皇族及特使参拜，乃开辟「敕使街道」，此即为中山北路的前身。光复后，中山北路前段，是台北市最现代化的一条「观光大道」，也有「外交大道」之称，来访的国宾于松山机场下机后，由南京东路转入中山北路，住进圆山大饭店。沿线观光饭店、艺品店、金融机构、贸易公司陆续兴建，逐渐超越西门町成为台北市最繁荣的街市。
当台北市西区的发展到了尽头时，台北市东区的崛起却悄悄到来了。一九六八年（民国五十七年）台北市改制直辖市后，为配合市政的大幅建设，兴辟忠孝东路二、三、四段，连续穿越四个行政区（中正区、大安区、信义区与南港区），带动了东区的发展。忠孝东路四段，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新兴的商业购物区。由于重商主义与建筑法规的配合，忠孝东路四段沿街面进深30公尺的带状商业用地在此形成。一睹独特的街墙，虽尺度上还不及纽约的华尔街，但沿街面紧密相连成一般高度的建筑群，遂塑造了一种特殊的都市意象景观。
四）台北市政的建设指标
台北市原属台湾省，一九六七年（民国五十六年）以后改为直辖市，改制后台北市不但行政区域扩大，人口也急遽增多。近三十年来，在台北市的辖区内，除各级政府机构衍用日治时期的公共建筑物外，新建的政府机关建筑有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台北世贸中心较具时代感。在艺文社教建筑有故宫博物院、国父纪念馆、中正文化中心、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市立社教馆、台北市立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台北市立天文台、邮政博物馆、资讯科学展示中心等，而在园林建筑上有大湖公园、青年公园、阳明山国家公园、新生公园以及大安公园等。另外，在各种公共建筑内，也有属于公共艺术的作品。
台北市政府为使日渐人工化的都市，保有绿树遮阳，青草如茵的景观，在道路的绿化工作上颇见绩效，到一九九一年（民国八十年），共栽植十万九千多棵行道树，计有近六十种不同的品种，提供了各异其树的绿化风貌。如敦化南路随风摇曳的台湾栎树，爱国西路高耸蔽天的老茄冬，仁爱路细高挺拔的大椰树，中山北路绿意盎然的枫树。其中敦化南北路、仁爱路、爱国西路、更是闻名国际的三条园林大道。公园的辟建，最能表现美化的成绩，在改制前，公园的数目不多，到了一九九一年，台北市共开辟360座公园，面积819公顷，绿地330座，面积107公顷，每人享有公园绿地的面积是3.4平方公尺。
改制后，台北市的道路建设，分二期四年工务建设和二个阶段的六年经建的推动。除了园林大道外，有道路的新建、拓宽或改善工程。并有新建的大桥梁与隧道。为了减少市内的拥挤，也辟建多条市区内高架快速道路、省市间快速道路、环河快速道路、东西向快速道路以及第二高速公路。每日平均的配水量，今日的数量比起光复初期增加了33倍之多。水源取得也不断扩增。其中以台北地区公共给水长期水源的开发计划最有成就。从一九七〇年（民国五十九年）开始规划翡翠水库，一九七九年（民国六十八年）一月开工，一九八七年（民国七十六年）竣工，该水库可有效供应大台北地区到二〇三〇年（民国一一九年）而不虞匮乏，是值得自豪的建设。
台北盆地，三面环山，地势低洼，一般地盘标高在2至6公尺左右，且坡度平缓，先天排水不良。改制前淡水河、新店溪和基隆河沿河已建有堤防。改制后，陆续兴建，加高或改建。随著人口和工商业的急速成长，台北市家庭污水和事业废水所构成的污水量，数量庞大。一九六九年（民国五十八年）由行政院推动了大台北地区的卫生下水道的计划，并由市府成立专责机构。依据「台北区卫生下水道初期实施方案」，系以十六个行政区为规划范围。目前已完成约有迪化街、民生两座污水处理厂，三座水肥投入站。雨水下水道的系统，原来规划的涵盖范围较小，于一九七一年（民国六十年）完成新的规划，全市雨水下水道的干支线，于一九九二年（民国八十一年）完成485公里，完成率约为百分之九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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