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历史剪影《一》

星聚一堂

台北历史剪影《一》

一、台北的发现

早在四百年前，当亚洲各地都已受到文明的洗礼，台湾尚在大海浪涛的袭击下，不为人所理会。其后，虽然有多股外来的力量侵入台湾，在台湾各地展开零星的开发工作，但是台北地区，则依然是荒凉一片。首先关切到台北地区的，可能是少数逃窜的中国亡命客和靠海为生的渔民。当他们行船经过台湾北部地区时，曾惊鸿一瞥的看到了它的存在，而向外宣传了他们对于这个「岛屿」的若干传说。如果我们要知道一点台湾北部地区的记事，更少之又少了。有人说它是一个岛，如「小琉球国」；有的人则说是一个港，如「北港」，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如「小东」、「东番」、「鸡笼山」和「淡水」等名称。

一）被发现的猎场

这个与外来部族极少往来的台北地区，它的居民似乎默默的生活了几个世纪之久，少为人所知，却因卷入欧洲的殖民争夺战中而被欧洲人「发现」。第一个发现的应该是十六世纪末年（1582年）的西班牙人格礼。在他的远航中，他从澳门通过台湾附近时，看到这一地区，并且从他人处得知这一地区的事情。所以在他的航海日记上记载说：这一地区的土著，有鹿皮与小粒金块，和中国沿海居民有互相交易的行为。从此以后，台北地区陷入了历史的陷阱，成为欧洲各殖民国家、日本以及中国势力的角逐地，而先有西班牙人的占领台北地区，后有荷兰、明郑、满清、日本和中华民国相继的统有台北地区。台北历经了这一连串历史的剧变，并不因而荒凉颓废，相反的，自农田而商场，再由商场而发展成工商业，于是，成为满清的台北府所在地，日本统治台湾的根据地，以及今日台湾内有名的国际大都会。台北这一段历史的大跃进，代表著台北人历久弥新的奋斗成果，是值得全台人民学习的珍贵往事。

然而，我们要深切了解台北的发展历程，先得认识台湾北部上古时代的地形变迁。

二）台北盆地的演变

台北市位于台湾本岛北部，台北盆地的中央，全市面积约
272平方公里，依其自然形势，以淡水河、新店溪、基隆河，与台北县为界，东西宽20.5公里，南北长28公里，全市计有12区，人口约有
260万，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接近一万人。境内东南为松山丘陵与清水坑地块，林木葱秀，有如天然屏障；北有大屯山、七星山、竹子山、面天山等，地质学称为大屯火山群，系由安山岩构成，遗有多种火山地形。

由于地势较低，平均高度约海拔
7公尺，地形从东南之三张犁向西北略成倾斜，周围为丘陵及河流所环绕，区内河川向西环绕，三河汇合后称淡水河，浩浩荡荡，直奔淡水海口，注入台湾海峡。

根据地质学家论断，台北市及其近郊系一典型盆地，上古之世，为一大咸水湖，经过万千年的冲刷，才淤积为陆地。约当3000万年前，远在中国大陆的「华南古陆块」，已经开始影响著台北了。不过改变台北地形最重要的是火山爆发，则在约
280万年前，于台北东北方的地区开始一连串剧烈的造山运动，这一活动直到35万年前才告停止，这便是今天的大屯火山群。时当大屯火山群的火山活动才接近尾声，耸峙在大屯山对面的观音山也跟著脚步，在约60万年前起，经历三次的爆发，并塑造出今天观音山宽广雄伟的面貌。

除了火山群的出现，形成台北的第二个重要地形，也约在
6万年前出现，那是台北陷落成为盆地。由于台北盆地断层的继续活动，迫使原来向西流动的新店溪和大汉溪都向北流动，再加上基隆河的改变河道，自北向西流动，便形成今天广大的淡水河系。

台北可能有两次变成湖泊的记录，一次远在一万年前，一次则约在
300年前。一万年前的台北盆地，因为全球气温的变暖，使海水倒灌进入关渡一带的缺口，便形成了一个咸水湖。而
300年前的台北盆地则是因为断层的陷落约
5公尺，使湖水淹没了大部分的地区，只有盆地内少数几个高地浮出水面，形成了一个淡水湖。后来，湖水经关渡逐渐外泄，盆底积高而成今日的台北盆地。

二、文化的黎明

文明是人类生活的指标，在人类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文明的进步，为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提供了不少的增进。不过，早期人类的文明是如何建立的？台湾这个荒岛上早期的原住民是从何处迁徙过来的？始终让我们后人扑朔迷离，无法得到满意的答案。

一）南岛语族的家乡

考古学家凌纯声认为：在东南亚地区，古代出现的南岛语族，他们活动的区域相当广阔，不仅在东南亚的半岛和岛屿，而且在中国大陆方面，自半岛而至中国南部，北达长江，甚至远至淮南秦岭以南，都是他们生活的领域。台湾的北滨海岸，有很多海湾港澳，加上河口附近也有不少小型的河口三角洲及海岸冲积平原，自然是早期喜好海岸资源的南岛语系民族生活的好地方。

二）史前遗址的文化层

自从一八九六年（明治二十九年），日本人栗野传之丞发现台北芝山岩遗址以来，迄今已百年。在这期间内，考古学家在台北地区不断地调查，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
126个的史前遗址。

在这些遗址中，经过多位考古学家的排比、分析，最后刘益昌归纳说：（一）旧石器时代晚期一长滨文化。（二）新石器时代早期一大坌坑文化。（三）新石器时代中期一圆山文化、老崩山系统文化。（四）新石器时代晚期一圆山文化晚期、植物园文化、土地公山系统文化。（五）金属时代一十三行文化（十三行类型、旧社类型、番社后类型）。台北地区较具代表性的文化是长滨文化、大坌坑文化、圆山文化、芝山岩文化以及植物园文化。

三）文化人的生活面貌

单面的砾石砍器一旧石器时代的长滨文化，是目前北部地区最早的一层文化。其文化只发现于台北市士林区芝山岩遗址，发现的遗物是一件「单面打剥」而成的砾石砍器。据推测距今约6000年以上。这个文化的主人还不知农耕，重要的生活方式是狩猎及采集。

流畅线条的绳纹陶一大坌坑遗址位于台北县八里乡埤头村西南方，观音山西北麓海拔约30至40公尺的斜坡上。遗址中的大坌坑文化是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最早的一层文化，据推测距今约7000年至4700年之间，文化的陶器通称粗绳纹陶，表面颜色呈暗红、浑褐、浅褐色。外表纹样，通常是两条或两条以上近于平行的线条，划成间断或连续的波折纹、直线纹、交叉纹等流畅的线条，甚具特色。大坌坑文化人的聚落很小，通常位于河口或近于海岸的阶地，从事于狩猎和渔捞，采集野生植物的种子和植物纤维，可能已经有种植根茎作物的初级农耕。

附上捺点的红色陶器一圆山文化是继大坌坑文化之后，兴起于台北盆地北侧的地方性文化。圆山文化的遗址位于台北市区基隆河南岸的一座小山上，山顶海拔约36公尺。这个文化可能距今约4500年左右开始，而在距今2000年左右消失或转变。圆山文化主要特征为富有区域性色彩的陶器、石器、骨角器和玉器。陶器绝大多数为浅棕夹砂陶，外表通常抹上一层红色颜料，大多为素面，极少数腹片表面有红色彩绘纹和网印纹，但器盖内里和把手上常见有捺点纹，可能是一种符号，这是一个明显的特征。圆山文化遗址多数有贝冢，从保存的资料推测，当时人已有进步的农业，种植稻米等种子植物。有严谨的社会组织和象征信仰体系的农耕仪礼。生前有拔齿的习惯，死后埋葬为仰身直肢葬或屈肢的瓮棺葬，并有玉制耳玦陪葬，居屋可能是木柱茅草搭盖，聚居呈较小集居状态。

引人注目的黑皮陶和彩陶一芝山岩遗址位于台北盆地东北方，台北市士林区。史前人类常在芝山岩的山顶、山坡以及周围的平地栖息活动。芝山岩文化层的遗物和台北地区已知文化都不同，年代约在3600年前至3000年前之间。遗址的陶器以灰黑色和红褐色的泥质陶为主。表面大多素面打磨，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是黑皮陶和彩陶。从遗址中出土人工栽培的带穗炭化稻谷，配合大量的农具，可知当时一定有精熟的稻作，而大量动物残骨，可知当时人亦盛行狩猎、渔捞。

方格印纹的厚陶一植物园遗址位于台北市植物园，其文化约分布于台北盆地南部、大汉溪两岸地区。这个文化年代距今约3000年至2000年前。植物园文化陶器即旧称方格印纹厚陶。陶器颜色为褐色、浅褐色及浅红色系，器表经常施以拍印的方格纹、折线纹、鱼骨纹。石器以农具所占比例较高，渔猎具比例很少。可知其生活方式较倚赖农业耕作。

三、长于炼铁的凯达格兰人

一个民族的兴起和衰落，就如同一个朝代的兴起和衰落般，有其命定的循环过程。当一个民族面对新的挑战而狂飙发展，他所依赖的生存动力是什么?是最值得后人的推敲。

在台湾北部地区，第一个能掌握全部领域，并且可以确知其身份的是日治时期所称的平埔族人，现在我们依照他的族名，称做凯达格兰人。

一）有奇特屈肢葬的民族

凯达格兰族的祖先是十三行文化的创造者，他们是继圆山文化和芝山岩文化之后，迈向金属器时代的文化人。他们生活的时间，大致距今2300年前开始，到汉人进入台北地区之后结束。十三行文化分布范围相当广，主要为台北县、宜兰县境内。在台北地区则以十三行、番社后、旧社三个类型的文化为代表。

十三行类型的文化，时间较早，其年代在距今2000年至1000年之间，分布于台北盆地内淡水河两岸低地及河口沿岸一带。番社后类型的文化分布于金山以西的海岸地带，包括三芝、淡水及八里一带，是十三行文化晚期的一支，推测其年代在最近的一千年以内。旧社类型文化分布于三芝以东的北海岸地带及兰阳平原，这个系统的年代相当晚，可能早不过千年，而晚到汉人来到之时，也就是十九世纪初叶才逐渐汉化。

要了解凯达格兰的生活和文化，虽可从文献上得到若干的认识，但不如从十三行遗址的遗物去推论，较具历史意义。

精美的器形与纹饰一一凯达格兰人是天生的制作家，能制陶、织布，并有炼铁的能力。十三行遗址出土的大量陶片及少数精美的陶制容器，可推测当时凯达格兰人拥有很多的制陶、烧陶技术。其中有厚达四、五公分的陶片，据研究可能是用来炼铁的大陶缸。再加上煤块的出现与大量铁渣的堆积，都显示十三行遗址曾有炼铁作坊的证据。由于织布器具及织物不易保存，十三行遗址中只见陶制纺锤，而没有任何纺织的物证。不过在出土的珠串饰物中，夹带了麻线的痕迹，显示凯达格兰人可能以麻类植物作为纺织的基本材料。

桩上的建筑－－在十三行遗址的考古中，发现有成群出现的建筑柱洞，可以看出凯达格兰人所建的干栏式住屋，每间大小约20平方公尺，可供全家大小共居一室。而从成群的柱洞也可以推测当时约以三、五户住屋形成小群落。

多元性的部落生活－－由于十三行遗址位置依山面海，在生活上表现出多元化的特质，有狩猎、拾贝、捕鱼和种稻。其中最可贵的是炭化稻谷的发现，可证实十三行遗址的原住民已进入水稻耕种时代。遗址居民基本上生活用淡水，从水塘、沼泽、小水涧以及水井的发现，推测村旁的沼地为凯达格兰人从事粗耕稻的所在。

奇特的屈肢葬－－十三行遗址出土大量而形态复杂的墓葬，大多离家不远，可见凯达格兰人对死者相当重视。出土骸骨的头部大多朝向西南，大量出现侧身的屈肢葬，这是凯达格兰人的特殊习惯。出土的大量陪葬品中有古唐宋钱币、饰物和瓷器。而墓穴中出现的猪鹿脚骨、贝壳等，都说明他们有以食物饯亡灵的葬礼仪式。

二）口耳相传的民族史话

据说台北附近的各个凯达格兰的部族，都有一个代代口耳相传的类似故事，来说明他们自「沙那塞」外岛移入台北东北海岸的史话。凯达格兰人所称的「沙那塞」地方，究竟是什么地方？有的人认为是位于台湾以外的一个海岛，有的人认为可能即是八里乡十三行地区。不过，当时他们分乘舟筏自台湾的北海岸登陆是可以确定的。

凯达格兰人在台湾北部海岸地定居下来以后，因为部族人口的纷纷繁殖起来，才将他们的生活余力扩展到北台的各个地方，以安排他们剩余的人口。他们最初成立的部落是三貂社，然后再从这一个地方扩展到三貂岭以东，以及桃园以北的北台地方。在台北基隆河以北的地方，有大基隆社、金包里社、小基隆社、大屯社、鸡柔山社和北投社（外北投社、内北投社、毛少翁社）。淡水河口以南的海岸有嘎劳别社、坑仔社、南崁社、龟仑社和霄里社。基隆河以南的台北盆地有蜂仔峙社、锡口社、里族社、答答攸社、大浪泵社、圭泵社、武月劳湾社、雷里社、摆接社以及秀朗社等。

三）一个战斗勇士的没落

凯达格兰人掌控台北地区约达千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们只求本身的生存，也没有受到外来的挑战，因此，他们的文化始终保持著原来农渔牧并行的初级社会生活。到了十七世纪，台湾附近各岛屿，先后有海上亡命客的流窜、欧洲冒险家的探险以及中国汉人农业垦民的侵入。原来凯达格兰人也试图改变自己民族的习性，如从事番垦、自凿埤圳和自垦水田等。不过，凯达格兰人敌不过这些先进民族一波波的侵袭，便成为文明世界的牺牲者，终于一再被逼迫，成为这些先进民族的压迫者。

虽然，凯达格兰人也从事一些反抗的行动，然而对于他们的命运改变是毫无助益的。在反对西班牙人新教的传入于淡水杀害传教士，在士林和北投袭击传教士。同时，也曾反对西班牙人的重税剥削，杀害淡水的三十位西班牙人。又曾反对郑氏末年的军需征调，举族遁入山区。

更甚的，当清初汉人大量移入北台，发生的汉「番」冲突机会更多。如林口乡菁湖村后湖的争端、文山区木栅里的争执以及林口乡瑞平村瑞树坑的争端等都是。每当冲突过后，凯达格兰人都受到严重的创伤。为了逃避迫害，他们常迁徙他处，以求生存。例如台北平原雷朗族锡口社，在他们留下的口碑中叙述，他们屡被闽南人攻击，才从今日的松山地区迁居到樟树湾。

凯达格兰人曾是原野中战斗的勇士，先在西荷时期失去政治及文化上的自主性，到了满清中叶又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有些族人辗转移入丘陵和山区，有些族人则成为汉民族的一员，整个民族便逐渐在台北地区消失了。

四、拓展商机的西班牙城堡

西班牙鸡笼城堡

历史上所看到的中国，是个以农业为主的陆权国家。虽然在唐宋时代，中国曾扩展贸易到海外地区，明成祖时，朝廷也曾成立一个海上巡视船队，到达印度洋以西的地方。不过，平常在国内还是以维持陆上的安定为国家的政策目标。

到了十六、七世纪以后，中国原有的内陆安定政策出现了严重的挑战。一向以海上为活动领域的中、日武装流亡客，乘著中国和日本内政上的危机，纷纷出现在中国大陆沿海各区，从事海上掠夺性的行动。后来，欧洲海上冒险家，也因向世界各地区拓展商权，到达东亚各岛屿，于是加强了台湾地位的重要性。这些海上冒险家，相继地对台湾展开强势的殖民压迫行动，因此也改变了北台地区原有住民的历史命运。

一）海上航海据点的探寻

时当十六世纪初年，最早打开近代海外探险活动的葡萄牙人，已经一步一步的从非洲南边经过印度洋、南洋地区来到中国的沿海。他们在一五一六年（正德十一年）到达中国的广东，三十年后，他们又发现了日本。当葡萄牙人不断扩张贸易航线，来往于中日两国间时，自然地，在台湾海峡发现了这个「美丽之鸟」一一台湾。这时，台湾北端的鸡笼，只是凯达格兰人和中国漳泉人士从事兽皮、碎金和杂货到中国沿海贸易的港口，还未成为近代海上航行中的重要据点。等到日本海上势力的扩张，中国地方防卫力量的增强后，澎湖和鸡笼顿时成为两个势力对抗的焦点。而第一个试探想要进取台湾北部的即是日本人。

在日本幕府将军丰臣秀吉时代，曾于十六世纪末年（1592年）派使节到台湾的「高山国」，劝他们朝贡，并且有意以台湾北部的鸡笼做为他们进取的基地，引起明朝福建地方长官的重视，而有出兵澎湖戍守的行动（1597年）。后来，日本继起的幕府将军德川家康，虽态度渐趋温和，也曾命官征伐『高山国』，却遇风败归，促使明朝政府更加强对澎湖的防备力量。

二）第一个殖民城堡的兴建

随著日本而来，正式占领台湾北部的是西班牙人。当时西班牙人已经占据了菲律宾，并且以马尼拉为基地，从事中国和墨西哥丝绸和白银的贸易，同时也来往于菲律宾、日本和新大陆从事多边的贸易。因此，对于台湾的东部和东北部的地形认识较为清楚，并且已经知道台湾是一个岛屿。

时值十七世纪初期（1599-1626），台湾突然变成中日武装流亡客会合的地点，而逐渐发达起来。但远东地区，却出现了新的国际形势。荷兰和英国也如同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般，看出台湾在中国贸易点的地位。于是，荷兰先发制人的超越西班牙人的行动，据有澎湖，再于一六二四年（天启四年）转移到台南的安平，占领了台湾南部的地区。

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发现荷兰人占领了台湾的南部，深感贸易受到威胁，便于一六二六年（天启二年）五月间，派卡黎尼奥率船十四艘，自吕宋北岸的巴里港出发，沿著台湾东海岸北上，经三貂角，在毫无反抗的情况下进入鸡笼港，并在社寮岛（今和平岛）举行占领仪式。后来，在岛的西南筑城，名为圣萨尔瓦多，是依「神圣救主」之意而命名。

另外，在近山和港口沿岸建筑四座砲台来拱卫主城，其中两座砲垒实际布置在今仁爱区的小基隆山以及中正区的的三沙湾上。西班牙人又在中正区的八尺门的大沙湾设置汉人街市，称为涧内，其间也建立了教堂。

西班牙人占领鸡笼，不仅在夺取荷兰、葡萄牙以及日本人的对华贸易利益，而且也与荷兰人争夺传教地区，来宣扬天主教。或许当时凯达格兰人受到西班牙人的统治，有4000多人信仰了西方的宗教。

从此西班牙人以鸡笼为根据地，西至淡水，建筑了圣多明我城，这是红毛城初期发展的所在地。他们又开辟鸡笼到淡水间的通路，以便互相连络。西班牙人向南沿著基隆河前进，到达新庄的武月劳湾社，并打通了鸡笼到台北盆地间的通道。同时，西班牙人也自鸡笼向东方拓展，平服了当时在宜兰的
噶玛兰社，西班牙人统治北台地方距今已超过380年了。

西班牙人以今基隆为中心，招徕中日贸易商从事硫磺、鹿皮和红树皮的贸易，直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一六三四年至一六三五年间）为西班牙统治北台时商务的极盛时期。鸡笼港也成为当时中国华南和马尼拉之间贸易的中心，据记载，曾有商船二十二只，满载货物同时进口的盛况。

三）殖民双雄的角力

由于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在台湾南北，彼此各自发展，逐渐形成短兵相接，互不并立的形势。到了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初年（一六四〇年），荷兰人统治台湾南部的行动已告稳定，相反的，北部的西班牙人却因远东的事务出现了危机，逐渐走向不振。城堡的守备，士兵人数极少，贸易全末进行，粮食也非常缺失，只得自淡水撤兵而自毁城堡，仅仅留
400名守备兵防守鸡笼一城和附近的一座城堡。

这时，有一位白哥的人，主动向荷兰当局报告:鸡笼和淡水有硫磺开采，基隆河和三貂溪上游一带也盛产金块，于是促使当局要迅速夺取台湾的北部。

此时，菲律实的西班牙总督，虽曾派少数官兵前往鸡笼救助，但是荷兰当局也一再派兵增援，又命哈劳哲上尉率领十四艘舰队，官兵
690人前往进击，于是逼迫鸡笼的西班牙人投降了。这次荷西的决战前后仅经过六天，所以双方的损失并不多。总计西班牙人在台湾北部占领了16年，从此全台湾都归荷兰人统治了。

四）海外冒险事业的结束

荷兰占领了鸡笼，随即重新布置防卫的方针，建设鸡笼和淡水两个城堡。后来经上尉榜的经营，打通了鸡笼到淡水的道路，又讨平了宜兰的噶玛兰诸社，于是东到宜兰，西到淡水、八里地区原有番社全都平服。荷兰人遂拥有台湾北部金矿的开采利益，而且又从事硫磺的贩卖工作，为荷兰人增加了无数的财富。

不过，当荷兰的大批守军撤回台湾南部后，鸡笼和淡水地区也失去战略性的要地。荷兰人更把台湾北部作为不服从统治的中国人的放逐地方，并且把这地方作为犯罪人的刑场。

当荷兰人的殖民事业，正在享受台湾的财富时，却面临中国内部明清两政府的决战。明朝政府瓦解下来的军事力量，后来落入郑芝龙父子的控制中。郑成功为了长期与满清政府对抗，有一部分的军力退守到台湾，驱走了面临中落的荷兰殖民政府，于是，远从欧洲东来追求财富的西荷海上冒险集团，在台湾北部的殖民事业也从此宣告结束了。

1624年的西班牙船 杨渡

他们回头张望，只见两艘大船，后面跟著中国帆船，像两条大鲸鱼带著海豚，依旧在海上航行。

「没有文字的民族是悲哀的。因为当一切都消失以后，所有生活过，爱过，歌唱过、哭泣过、欢笑过的故事，都消失了。再没有痕迹，再没有人，可以了解整个民族的记忆了。」

我站在三貂角海岸边，望著远方涌动如呼吸起伏的海浪，想著三百八十年前，当西班牙人沿著东海岸北上，看见这个海角，决定以那一艘军舰的名字，同时也是当时西班牙首都「SANTIAGO」为它命名；那时，他们可曾想到一个新时代的历史正在展开。那时，生活在这个海角的的凯达格兰族人，一定有一群人，像我现在一样，站在岸上，看著绵长的船队，在海面上展开……。

那是非常长的船队。带头的是两艘大帆船，风帆又高又满，在饱涨的风中航行。那帆船太高太长太大了，已经远远超出凯达格兰人曾看过的唐山船，更重要的是，上面居然还有黝黑黑的、长长的、像树干似的东西，中间被凿开了一个洞，一根根的，从船的旁边伸出来。

如果历史可以有一个想像的回音，或许人们会听见，当时的凯达格兰人正在耳语：「奇怪啊，这大船怎么会长了黑色的牙齿？」

在两艘大帆船的后面，像跟班似的，跟著十二艘唐山戎克船。戎克船较容易辨认，因为之前已经有或大或小的唐山船，航行到这里买东西，换硫磺、黄金和鹿皮了。但这么大的两艘船却是首次见到的。整个村子的人互相叫唤，都站在岸边观看。「啊！这么大的船！」

「这样的船，要怎么做啊？」有年轻人说。

一些住在旁边的汉人也出来看，看到唐山船跟在后面，就比较放心了。

岸上的凯达格兰人只见两艘大船上，有人戴著尖尖的帽子，留著又浓又密的金色头发，站在船边观看。忙碌中，有人往黑色的树干里，不晓得放了什么东西进去，过一下子，他们点上火，只听见「轰！」一声，像打雷一样，又闷又重的声音发自船上，一团巨大的黑影，飞上半空中，又再度落下，掉到海里，把海水打得都破了一个大洞，海浪飞上半天高。

「啊……！」一些胆小的妇人和小孩躲到了树后面，大部份人来不及掩上耳朵，一时间震得嗡嗡作响。

过了一阵子，他们回头张望，只见两艘大船，后面跟著中国帆船，像两条大鲸鱼带著海豚，依旧在海上航行。海面回复安静，比先前更像镜子，仿佛先前的打雷只是一场梦。

「怎么会这样？」

就在来不及回神的刹那，「轰！」又是一记大雷，海面照样掀起大浪花。「哇！」许多人更害怕的躲起来了。许久许久，才从树干、岩石、岬角的后面探出头来。

那船慢慢驶近了，大家都怕了，躲了起来。躲在树后的人们这时看见，一群穿著奇异服装的人走上岸来了。手上持一根黑色的长长的棍子，五月温暖的南风吹著他们的衣襟，他们是西班牙人。

这一年是1624年，明朝天启六年。

神鬼奇航 李维菁

这根本就是一个海盗的展览！如果你也深深地为「神鬼奇航」里头的强尼戴普的帅劲以及那个伟大的航海世界感到刺激兴奋，国立台湾博物馆今起展出的「艾尔摩莎：大航海时代台湾与西班牙特展」真正带给你16、
7世纪的海盗生活全纪录！因为，在大航海时代，国家、皇帝、军人、商人，都在海上逞威风，在海上掠夺与寻梦，所作所为都是海盗。

台湾其实就是在这个年代，因为海盗而与世界接轨的。其中来自西班牙的海盗刚好是在
380年前踏上台湾，对北台湾的生活发生重大影响。这项台博馆的年度大展，呈现了
360件借自西班牙、荷兰、美国以及台湾各博物馆的文件文物，要让大家重新认识大航海时代西班牙在台湾的关系。一踏进展场就可以见到好多艘当时的船舰木造模型，台博馆更将西、荷与台湾的关系，以3D剧场方式重现。另外，许多大航海时代西班牙在台湾留下的宗教、原住民研究等精采资料也都重现。

16世纪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海上强权国家以王室的支持，靠著庞大的军队与船舰四处扩张版图殖民经商，西班牙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强国之一，它与荷兰展开长年战争。在亚洲方面，当时的中国与日本基本上都处于锁国状态，并与这些海上强国发生激烈抵抗，因此这两个强权都看上台湾作为他们在东亚的转进据点。

西班牙人在1626年从基隆登陆台湾，在台湾停留16年。那时候的台湾，北部由西班牙统治，南部由荷兰统治，以基隆与台南作对垒中心，在生活以及宗教上形成不同的风貌对照。而由于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台湾与他们的关系刚好呈现出那个时代葡、西、荷与日本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台湾其实在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历史上，拥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只是今天的我们总是忽略这一段过去，尤其是对于西班牙这一段的资料缺憾，到现在才有机会重新解读。

展览中包含许多重量级展品，包括来自西班牙塞维亚印地亚斯总档案馆的「西班牙第一份占领报告」原件、西班牙第一份绘制的基隆地图，还有许多珍贵的历史影像，最重要的是「17世纪北台湾各人种群像」描绘了北台湾原住民的样貌，这些图像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北台湾原住民图，也是这批收藏的首次亮相。

五、传统农商社会的繁荣

汉人在台湾的贸易和移民，早在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入台以前即已展开，随著西荷殖民势力的瓦解，郑成功的控制整个台湾以后，来台的汉人人数突告增加，于是汉人在台湾的地位，才正式获得确立。

其后，虽经历郑清的一次争战，迫使部分亲郑的官兵内渡返乡，但从此以后，汉人得以源源不断地移入台湾从事农业垦拓和贸易发展的事业。

一）台湾成为中国的领地

时当十七世纪中叶（明朝末年），郑成功北伐失败后，拟重新布署反清军力。适逢汉人何斌反叛荷兰人来归，密提征台方略，郑成功在排除一切困难与反对议论下，决定征台，经七个多月的对荷抗争，终于迫使荷兰人投降。这是中国人阻止欧洲殖民事业发展的一个历史性的战役。

郑成功进取台湾，也仿傚荷兰人，以安平为统治全台的中心。不过，当时一切以培养军事实力为目标，对新港溪以北到基隆的广大地区，任其荒凉，没有庄、堡、里、甲的设置。郑成功时代唯一重视北台地区，是在荷兰逃亡的官兵侵入鸡笼时，由部将北上驱逐逗留的荷兰人，而在淡水驻军一段时期，其后，北台再度成为放逐罪人的地区。

在郑氏统治时期，汉人对于北台地区的经营约有四个传说，分别：新庄海山口附近的营盘庄即是郑氏营盘的所在地；基隆河溪畔的剑潭古寺是郑氏时代建立的；郑成功的祖父郑清从鹿港到八里坌，迁居于剑潭附近；在郑经时，洪士昌、洪士恩以及杨明卿和他们的眷属百余人曾在鸡笼和淡水拓垦。这四个传说中，比较可信的是洪、杨三族曾移入鸡笼和淡水拓垦的事迹。

到了郑氏第三代一一郑克塽时，受到施琅攻台的军事压力，曾极尽认真的督办防御事务，但因军需、财政均感困难，以及北部原住民的聚众反抗，最后经八日的郑清澎湖海战下，终归失败，郑氏遂为施琅平服。

施琅击败郑军以后，台湾原为满清的弃地，但经施琅的力争，在〈台湾弃留利害疏〉中，强调台湾土地的肥沃和在中国沿海战略地位的重要，改变了清廷的原意，决定将台湾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后来，经过满清一代人口的大量移入台湾，以及台湾北部不断地开拓，淡北地区遂后来居上的，超越了台南、台中地区，成为台湾农业垦拓最富庶的地区。

二）农业垦拓集团的组成

早期北台地区入垦的个人和集团，传说故事相当的多。不过，以「开垦执照」、「垦号合约」、「番垦字」和其他土地权转移的文件最为可靠。

大约从一六九四年(康熙三十三年)台北盆地陷落为台北湖、至一七〇九年（康熙四十八年）之间，台北的地形已经有不少的改变，而且台北大量的可耕地也引来很多人的垦辟。至今我们所能拥有的资料，以一七〇九年陈赖章垦号，请得的「大佳腊垦荒告示」为最早。据告示与垦契资料显示，陈赖章垦号是包括戴歧伯、陈逢春、赖永和与陈天章等人共同组成的垦户。他们开垦的地方，除大佳腊外，还请垦淡水港荒埔与北麻少翁社、东势荒埔。几乎包括台北市区、关渡口以西以及士林平原东部的地方。特别是从十八世纪中期（雍正和乾隆年间）大量的垦户业主如胡焯猷、郭宗嘏、杨道弘、林秀俊、张方大等人到台北开垦来看，十八世纪初期（康熙末年）似乎早有许多跃跃欲试的垦拓集团在参与台北盆地的开垦了。

三）水田化运动的展开

早期前来台北地区从事垦殖的移民和拓垦集团，先要取得官方的拓垦权利，然后再考虑去获得农耕时所需的水源，以便发展出一片片水田化的农地。这一工作，除了要引导山间的水源到特定的农地外，还要开凿运水的沟渠，才能顺利地完成农田的耕作。此外，为了增进农地的利用价值，加强农耕的垦殖方法，新作物的尝试培植和农产加工的增进等都是垦殖工作向前推展的基本动力。

最值得提起的是沟渠水圳的开凿，台北地区重要的水圳有：台北市北投的七星墩圳，台北县的福安陂、瑠公圳、大坪林五庄圳、万安陂、雾里薛圳、永安陂、暗坑圳、海山大圳和十三添圳。在这些开凿的大水圳中，有的是业户独资开凿的，如万安陂；有的是业户合伙投资开凿的，如大坪林圳，有的是一方提供土地，另一方提供资金或劳力合筑的，如雾里薛圳、永安陂;有的是业佃鸠资合筑的，如瑠公圳、暗坑圳;有的是汉人与平埔族合作开筑的，如海山大圳、十三添圳。几乎囊括了传统民间投资兴筑埤圳的各种模式。各个水圳大小不一，多者灌溉面积达一万九十甲，少者也有四百甲，可见其对台北地区农田开发的影响。

其他如渠道水槽与梯田的运用，也是促进水田化运动的重要成就。郭锡瑠兴建的瑠公圳，为了引水源至台北市区供农田灌溉，曾在大坪林到景尾（今景美）间的景美溪上建造一条木制水槽，深度约有一公尺半，宽度约有两公尺半，由四十根木桩把槽支柱。而运用在山坡地带的给水方式是梯田。方法是稻子种在一些开放成平台的谷地中，这些谷地一层高过一层地叠积著，并且造成圆形剧场的样子。流水在谷地的入口处被阻挡后，分成左右二股自上至下可充分灌溉整个平台。

四）经济作物的栽培

台北平原的水田化运动是增加稻谷生产量的重要工作。不过处在台北盆地周围的丘陵和山谷地带，也可以发展出一些经济性的农产品。原来在丘陵和山地即有葛藤和樟树，当它们被砍伐制成家庭日常用具后，地面上留下的空间，可供农民从事大菁的栽培工作，大菁可做为染料，把布染成青蓝色，是外销的主要货品。后来，在军工上极有用途的樟木，也可提炼成樟脑或提供制造无烟火药的原料。于是激起民间和政府的大量开采。此外，最能创造农民加工利润的是茶叶。原本在十九世纪初年（嘉庆年间）尚在鱼桀鱼坑（瑞芳或枫子林）试验栽培的茶叶，经过茶农的扩大种植，以及洋商的热切经营，却后来居上的变成台北盆地周围的主要农产品。

大菁的栽培在茶业之前，以靠近山区的三峡、平溪和石碇的丘陵地为生产大宗，在十九世纪初期（道光年间）以艋舺（今万华）为输出的大宗。樟脑出产以三峡为多。从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开始，三峡居民上已设置脑寮，砍伐樟树来熬炼脑，近郊的山员潭子、十三添、打铁坑、成福等地都设有脑寮。到十九世纪末年(清末)刘铭传时期，制脑业达到盛产颠峰。茶叶早期生产以石碇和深坑为主，茶农只能采收后先运至艋舺，再运往福州去精制成茶。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同光年间），在台北已能制成乌龙茶，后来又改变成包种茶，于是为了调制包种茶，连带使艋舺、八甲（今双园）和大隆同（今大龙峒）的薰茶用的花业也发达起来。

五）自然街市的形成

台北地区的拓垦工作是台湾中北部最晚发展的一个地域。当台湾中南部港口和街市均已发展之时，台北地区则尚处在农业垦拓初期的阶段，谈不上有什么街市的发展，直到台北平原陆续迈向水田化运动后，各地区为了农产品的相互交流，于是有了街市的出现。

约当十八世纪初年（雍正年间），台北地区最早出现的街市，据说是金包里街（今金山），它是沿海港口与农产交易的地方。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乾隆年间），以大小河口发展出来的街市有沪尾街（今淡水）、唭哩岸街（今北投吉利）、蕃𫉄市街（今万华）、八芝兰旧街（今士林）、新庄街（今新庄）、峰仔峙街（今汐止）以及三角涌街（今三峡）。到了十九世纪初年（嘉庆年间）以后，农业的垦拓工作不断发展，深入台北盆地的内陆以及丘陵地带，于是在各主要交易地点发展出来的街市有深坑街（今深坑）、枋桥街（今板桥）、大龙峒四十四坎（今大同区大龙峒）、大稻埕（今大同区迪化街）、八芝兰新街（今士林）、枋寮街（今中和）、树林街（今树林）。其他如经多年陆续发展而兴起的街市，有新店街（今新店）、锡口街（今松山）、景尾街（今景美）等。

当台北盆地内各地区农产品的蓬勃发展后，除了有对外的输出外，尚有对内的交流。通常是以八里、新庄、艋舺、大稻埕这些大街市在发展阶段时，做为内外流通的中心，分别与盆地内沿河的小码头取得定期的连系，这些生产农作物的据点有基隆河的
唭哩岸、塔塔悠、松山、内湖、南港与汐止;新店溪的景美和新店;以及大汉溪的三峡。

六）传统郊商的结合

早期台湾农产品的交易，多为剩余农产物的市集交易。交易方式有的以物易物，有的以货币为媒介；交易市场可分为露天和店铺两类，大部分集中在交易频繁的街道、城门或寺庙的广场。

后来，由于移民的人数增多，不仅农业生产有进一步的发展，商业贸易也跟著发达。商人为了保障利益、垄断贸易，于是在较大的港口遂有了行郊的组织，专门来经营进出口生意。过去要想组成「郊」的，多是「行铺」。这些行铺把商品趸售在「割店」，俗称「武市」，批售给小商店或「贩仔」称为「文市」。

台北地区郊行的成立，各依其贸易路线的不同，而成立各自的郊行，而有「北郊」、「泉郊」、「顶郊」、「厦郊」等名目。在十九世纪初期(道光年间)，新庄原有的商铺与艋舺的郊行结合，称为「新艋泉郊金进顺」。后来艋舺又有「泉郊金晋顺」、「北郊金万利」。至于艋舺的「泉郊」和「北郊」和大稻埕的「厦郊」结合，则称为「金泉顺」。

一般的行郊都订有规约来约束郊商。郊商在执行会内工作时，大致上以寺庙为中心，采炉主制，具有宗教的气氛。以艋舺船郊的组织为例：其组织是采炉主制，下有数位头家，奉祀以关帝爷、观音佛祖、妈祖为主神。置有一份公业，一切开支由其收入支付，炉主的职责仅有祭祀事宜的主持，其他有关郊行的重要事宜，则由几家大郊行主持。可是有别于传统郊商的是大稻埕「茶郊永和兴」的成立。他们办公地点不在寺庙中，而是在炉主的住宅内，已经脱离了宗教的气氛，显然已化除神权主义及乡党主义的作风，这是台北地区农商业发展的另一主导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