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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桑田说桥墩
现苍南地壳约11亿年前在洋底形成，
6亿年前上升为浅海地台， 1.9亿年前至
7千万年前因大陆边缘活动断续火山爆发并形成明矾、高岭土等矿藏，
1亿年前至 250万年前处于隆起剥蚀阶段，
8千万年来发生漫及桥墩平原海侵22次。
距今7000年以后，又一次海水开始退却，海退是一个持续上千年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海平面逐渐下降，丘陵和孤丘的范围不断扩大，而且不断出现新的孤丘。距今5300－4000年间，在长江下游的广袤土地上，曾经诞生过一个古老的文明。这个文明虽然未见史载，却留下了大量醒目的遗迹和无数令人惊叹的人工制品。这是一个已有秩序的社会，不同的等级、不同的分工，构建起它的骨架；这是一个敬奉神灵的社会，共同的信仰，是它延续生命的精神支柱。距今4000年左右，气候又一次转暖，海平面逐渐上升，大部分的生活地区又重新陷入一片汪洋。面对著周围白花花的一片，他们背井离乡，重新找寻适合他们生存的地方。这个文明延续了一千多年，长时间以强者自居。它的文明因数扩散到了很远的地方，也渗入了以后的文明，这个古老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它在史前文化序列中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阶段，良渚文化是中国文明的曙光。
在苍南桥墩镇仙堂村北海拔40余米山坪上，1958年发现“良渚文化”时期遗址，面积约3500平方米。遗物有石器、陶器。石器有锛、凿、戈等。锛呈长条形，横剖面呈三角形或梯形；戈通体磨光，有穿孔。陶器有泥质黄陶、泥质灰陶和印纹硬陶等。泥质陶胎松软，外表索面或拍饰折线纹，器型有碗、罐；印纹硬陶胎质坚硬，外表多拍饰回纹、方格纹、篮纹、网纹、弦纹等，可辨认器物多为罐、壶。
考古学家把三星堆文化根据陶器分为了四个连续发展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10000－
4000年前），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次为夹砂褐陶和灰黄陶；第二个时期为夏至商代前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新出现的器形有喇叭行大口罐、盂、圈足盘等；第三个时期为商代时期，陶器仍以夹砂褐陶为主，但泥质陶的比例较上一期有所下降，泥质橙黄陶基本消失，器形主要有小平底罐、高柄豆、圈足豆、圈足盘等；第四个时期为商末周初时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泥质灰陶的比例有所增加。石锛为新石器晚期的遗物。因此，把仙堂村遗址定位为4000年前的
“良渚文化”时期遗址比较合适。
南方文明由于缺少文字记载，中国文明史目前主要以北方文明史为主，我们也无可奈何，只好从本地有文字记载的1700年前的北方迁入史说起。北方进入农业文明以后，在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下，农业民族对土地的依赖远胜于游牧民族。作为中华文化一种重要的特色，安土重迁体现出来的是黄土文明（农业文明）的特征。也使中国人习惯于在故土从事周而复始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习惯于这种自然经济所带来的安宁与平静。“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离乡背井往往发生在自然灾害和政治动乱的背景下。
历代移民对温州、平阳、松山有影响的有：
一是两晋（265－420年）、南北朝（420－589年）中原丧乱，百姓南迁。
东晋初建武（317-318）年间，晋元帝率臣民南渡，即“永嘉之乱，衣冠南渡”。魏征等《隋书·食货志》云：“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其中不少人迁入永嘉。
苍南县云岩乡鲸头村1899年出土的古墓买地券，即目前最早的苍南文字文物“晋朱曼妻薛买地券”文曰：“晋威康四年（
338）二月，壬子朔四日乙卯，吴故舍人立节都尉、晋陵丹徒朱曼故妻薛，从天买地，从地买宅，东极甲乙，南极丙丁，西极庚辛，北极壬癸，中极戊已，上极天，下极泉，直钱二百万，即日交毕有志，薛地当诣天帝有志，薛宅当诣土伯任知者，东王公西王圣母，如天帝律令。”墓葬中置放买地券是希望死者在阴间能够拥有土地，充满迷信色彩。由于朱曼有很深的文化背景，此券篆书文字，字形较为方折，或参用大篆，或从简体，近似缪篆，基本为单刀刻成，风格生动有神，为书法珍品，是一件极为珍贵的晋代篆书石刻遗文。同时它又是温州现存最早的石刻，对研究篆书字体演变发展规律有著重要的价值，属国家一级文物。
查资料：
吴故舍人、立节都尉朱曼——朱曼是三国时吴大帝孙权第六子景帝孙休（在位258－263）的太子舍人（舍人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起初具有家臣性质；汉王朝在国家职官体系中也开始有了“太子舍人”这一正式名称，是指太子身边比较亲密的人或陪太子读书的人；都尉吴时约为中级武官），也是孙休妻戚属。孙休死后，本欲立子（雨单—上下结构），但在丞相濮阳兴和左将军张布的劝说下，孙休妻朱太后同意立孙皓。吴未帝孙皓（在位264－265）上台后，“粗暴骄盈，多忌讳，好旧色，大小失望”（《三国志‧孙皓传》）。当濮阳兴和张布表示后悔与不满后，孙皓当即下手，把二人除掉。孙皓即位月余,便贬朱太后为景皇后。第二年，他又在宫中逼杀朱太后。孙皓废朱太后时，因戚党关系朱曼被贬置平阳县，故其妻薛氏死后葬于此。薛氏是朱曼故妻，原是沛郡薛综家人。薛综沛郡竹邑人，孙权召为五官中郎，拜太子少傅。
晋陵、丹徒——西晋末改毗陵县为晋陵县（今江苏常州）；同时，又改毗陵郡为晋陵郡，治丹徒(今镇江东南丹徒镇)，东晋时移治京口。又查沈约（441－513）《宋书◎州郡一》载：“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
329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
从以上资料看，朱曼被吴未帝孙皓贬置平阳县是264年，265年孙皓下台吴国灭亡，他完全可以回到晋陵县（今江苏常州）老家，到72年后的
338年其妻还葬在云岩，主要原因还在晋永嘉年间大乱，他可能去而复来，同时也可能还带了其他人来。
二是唐（618－907年）、五代（907－960年）大批移民避乱徙温。
苏伯衡《乎仲集》中，称郭府君为“唐汾阳忠武王之后也，祖太初避黄巢之乱来居平阳之钱浦，卒葬其地。”
《水心集》指出，钱尚“君钱忠懿王九世孙，五世祖端州司理，名尚，自钱唐徙温州乐清，为其邑人”。
刘绍宽等《民国平阳县志◎风土志》称，“《陈高族谱序》云：陈氏在五季（五代）时，自闽之长溪赤岸避乱迁居平阳。《吴氏世谱序》云：吴氏之先自闽迁平阳。《愚翁墓志序》云：顾氏其先，李唐末自闽之长溪赤岸避乱始迁⑴。
自闽之长溪赤岸避乱迁居平阳，避乱主要是指黄巢之乱和王延曦之乱，松山的第一次移民主要是这个背景：
878
年三月黄巢起义军入闽，黄守恭的后代黄晟，由福建惠安老家经海道到长溪赤岸古海港（长溪赤岸即今霞浦县松港街道赤岸村，唐代属长溪县地），居住一段时间后转迁到浙江平阳，就以惠安老家的松山命名该地（现惠安张阪镇有松山村、崇武镇有灵溪村等地名），为松山的开辟鼻祖。
苍南县佘族有蓝、雷、钟、李、吴、罗
6姓共25个支系，大多数从闽东地区迁入。根据各支系谱牒的记载，“唐光启二年（
886），盘蓝雷钟有三百六十余丁口，从闽王王审知为乡导官，由海来闽，至连江马鼻道登岸，时徙罗源居焉。盘玉碧一船被风飘流，不知去向，故盘姓于今无传。”至明清时陆续迁入闽东和浙南。青街章山支系始祖雷永祥自罗源迁入浙瓯平邑（今苍南）桥墩黄坛口。
三是宋朝（960－1279年）北人迁温，闽人避乱到平阳。
北宋由于辽金入侵，大批北人迁温。南宋全国重心南移，温州移民剧增。北宋绍圣年间（1094－1098）平阳县户数21863户，丁（男子20岁为丁，60岁为老）36772口；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平阳县户数51144户，丁61290口
此外，南宋乾道二年（1166）温州大水灾后，亦有大批闽人移温补籍。
还有，南宋从建炎四年至咸涥十年（1130—1274），福建农民起义相继不绝。如1130年七月范汝为在吉阳（今建瓯县西北）起义，第二年入建州，兵十余万。1131年十一月南宋派韩世忠统步兵
3万经温州、松山入闽，1132年正月建州城陷，官军入城，杀死三万余人。特别是绍定、端平年间（1228—1236）的摩尼教起义，兵灾范围之广是“江闽五十邑，荆棘五千里”⑵。这时松山处于动乱的边缘地区，总体上利大于弊。
四是元朝（1271—1368年）松山成为抗元战事多发地，人民外迁。
1275年十一月，元军攻占平阳，因蒙古内变暂时回兵。1277年七月又水陆进攻闽广，元兵经江西进入泉州北上，在兴化受到抵抗，十月十五日城破后屠城，死者三万余人；十一月，宋行军司马陈自中（陈宜中之弟）提兵拒守分水关，战败不屈而死。
1288年春，平阳归仁乡雅阳（今属泰顺）人林雄、桐山尤山野等联合抗元队伍攻平阳。1289年正月，元兵南北夹攻，尤山野阵亡，林雄等
200余人被俘杀害。
1297年四月，江口渡（在今龙港镇）陈空崖与其嫂苏锦娘聚众抗元，到十月被元兵所败。
1297年七月十四日，飓风暴雨，山洪骤发，海水高两丈，平阳、里安两州共死6800人。
1324年八月地震、海溢，四邑乡民飘荡。
1353年春，闽括山民李师金等抗元起义，出没于浙闽交界山区，队伍入分水关，冬天一度攻拔平阳城；1355年正月，抗元队伍进攻松山，后失败。
1356年，大风、海溢，死数千人⑶。
当时蒙古之制，凡攻城，城中一发矢石，既克，必屠之。松山处在分水关边，老百姓在元朝近百年中天灾人祸不断，老百姓的生命可想而知。因此，在元朝的松山可以说又回到人烟稀少，满目凄凉的状况。
元朝统治者把全国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在选用官吏、科举、刑罚上都有区别。回回属于色目人，色目人次于蒙古人而优于汉人、南人。明初，色目人遭逐，他们纷纷隐姓埋名，避居他乡。那时，赛典赤瞻思丁五世孙带族人避居晋江县陈埭，以其始祖末字“丁”为姓，自称汉人。至九世孙丁唁（1415－1488）于宣德十年（1435）从晋江陈埭迁徙平阳县松山，生五子，取名大燕、二燕、三燕、四燕、五燕。二燕、大燕早逝。丁唁去世之次年，即弘治三年（1489），三燕、四燕偕侄挈眷从松山移居后隆（今属苍南），耕耘发族，聚族而居，故称“后隆丁姓”。为后隆始迁祖。后裔分衍大渔、望里、赤溪、观美及福鼎等地。不久，五燕亦从松山迁居安固(里安)六庄水丰厢坭城里。后裔安科移莘塍下村，分衍西嶴龙、穗丰；安木迁温州花柳塘，其孙明涉移居白门泊嶴，明涉三房孙一凤分居梧田。清代，在后隆、下村、泊嶴、穗丰建有宗祠。
五是明朝（1368—1644年）由于浙江、福建沿海倭寇进犯和清朝迁界（1661—1684年），外地又移民松山等地。
明朝建立初期，朱元璋要集中主要兵力攻打元势力，此时无法兼顾倭寇问题，希望能与日本保持友好通商关系。因此，洪武元年(1367年)，二年、三年、五年，先后派使臣去日本。但是，由于日本此时正处于南北朝混战时期，北朝虽然愿意与明交通，但是道路为南朝所阻。至此，外交途径已经无法解决倭寇问题。明朝于是决定实行海禁政策。
洪武四年（1371年）规定，“仍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洪武七年，“罢泉州、明州、广州三市舶司。”洪武十四年，再次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并在岸上设防，如苍南县，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就在金乡建卫城，并建蒲壮所城，驻官兵8000余人，战船35艘，在此后
200年间数十次击退倭寇进犯。
16世纪中叶倭寇最为猖獗。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以后的三四年间，江浙军民被杀害的达数十万人。海禁政策嘉靖年间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明世宗下令：“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居不举者连坐”。
在隆庆、万历年间（1567—1620），明政府虽部分开放海禁，允许私商出海贸易，但这种开放程度极低，采取的仍然是“于通之中，申禁之法”。倭寇结束时间是明朝万历年间，伴随著日本战国时代结束，1639年江户幕府实行了锁国令，加上日本统一政权的强大，各个大名、寺社支持的倭寇才销声匿迹，至此明朝也已经到了末期。
由于倭寇猖獗，明朝时福建等地也有不少人搬到松山等地。
明代，倭寇为害泉州沿海沿江，嘉靖以后尤烈。先后由海道侵略晋江、惠安、同安、安溪、永春等地，烧杀抢掠，郡无宁土。泉州军民奋力抗击，卫指挥使童干震、崇武所千户张荣、惠安知县林咸等先后战殁。在俞大猷、戚继光等攻剿下，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方基本平息倭患。
苍南县桥墩镇柳垟村，始迁祖陈南容，字见彭，号鲁官，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由福建永春16都瓜圆棹埔迁居浙平邑松山柳垟。
苍南县腾垟乡的黄氏祖先黄凤山，原籍福建泉州府惠安县凤山人氏，于万历间（1573－1620）由闽迁温州平邑29都凤山头居，其四代孙黄奇玉约1650年搬到腾垟。
李伯于明万历年间由福建安溪县迁入渡龙，后代分布桥墩。吴氏也是明万历年间搬入。
码头洪山洪氏后裔，曾于明代分居仙游黄沙、金田及浙江的平阳松山。
1644年（崇祯末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1645年
8月明太祖九世孙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等拥立下，即位福州建立隆武王朝。1646年隆武王朝结束以后。南明韩王朱本铉1646年号定武，桂王朱由榔1647年11月号永历，继续进行反清斗争，这两个王朝分别于1663年和1661年灭亡。1647年
1月，郑成功在烈屿（今小金门岛）誓师起兵，1650年夺取了厦门为基地。这以后力量渐强，达陆军72镇，水师20镇，士兵近20万人，并且拥有各种大小船只5000余艘。1655年郑成功部在苍南登陆，从赤溪和矾山分两路入南港。1656年二月和1658年五月，郑成功部两次攻金乡卫城等地。1659年郑成功大举北伐失败，不得已退回厦门。为开辟抗清根据地，1661年（即清顺治18年，南明永历15年）
4月21日，郑成功率 25000名大军乘坐
400余艘舰船从金门料逻湾出发经澎湖到台湾。经过几个月战斗和谈判，1662年2月9日，荷兰人退出热兰遮城，荷兰人在台湾38年的殖民统治终告结束⑷。
1661年（顺治十八年），为防止沿海居民接济郑成功，清廷颁布迁界令，强迫闽、浙、粤等沿海居民内迁30－50里，片板不得下海，违者处死。泉州府沿海一带被夷为废墟。清廷插木为界，名为迁界，界外房屋烧毁。平阳迁民
43224人，田园废弃5207倾89亩。迁民被迫离乡背井，哭声四境相闻。到1670年清廷下令部分展界时只招回
525人。
1683年康熙统一台湾。1684年蒲门才开始展界。
灵溪的居民25个大姓中的23个姓氏都是这段时间从福建，或者经其他地方转到灵溪居住的。桥墩的情况也基本相同。郑氏郑露支派于明末清初搬入桥墩。周姓支派始迁祖周既明，于清康熙八年（1669）由福建安溪县入迁桥墩沙园，蒲门展界时移居云亭牛角斗定居，后裔分居各地。
如陈弘元（校尉）西元
956年自河南汝宁府光州固始县迁徙至福建永春县小岵南山乡定居。苍南县桥墩镇陈氏迁自福建永春各地名单：
桥墩镇小沿村，始迁祖陈升阁，于明末由福建永春迁居浙平邑37都桥墩门小沿。
桥墩镇寨下村，始迁祖陈台，于明末由福建永春迁居浙平邑37都桥墩寨下。
桥墩镇凤岭村，始迁祖陈应廷，系陈校尉24世孙，于清初（约1655）由福建永春先迁安溪、兴化、莆田、南安、福清、仙游诸县，后迁居浙平邑桥墩凤岭。
桥墩镇桥墩街，始迁祖陈仲凝，系陈校尉25世孙，于清康熙九年庚戍（1670）由福建永春小姑迁居浙平邑桥墩。
桥墩镇增瓯村，始迁祖陈明铺，系陈校尉23世孙，于清康熙九年庚戍（1670）由福建永春小姑迁居浙瑞金鸡山，后移浙平邑尤家同与惟卿同居，后又转迁于浙平邑桥墩增瓯。
桥墩镇碗窑村，始迁祖陈仲雅，系陈校尉公25世孙，于清康熙九年庚戍（1670）由福建永春小姑迁居浙平邑桥墩碗窑。
虽然，钱王墓经千载风雨洗涤，英气长存。但是，大部分在清朝搬来的老百姓对它的历史却不大了解。当地的老百姓无人不晓“皇帝墓”的故事，住在墓边72岁的姓张老人说了他爷爷告诉他的距今
140年前（约1856年）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姓陈的人家，看到“皇帝墓”荒废无人管理，就在坟墓上面再建两穴，下葬那天，家里老太婆的缠脚布飘过来绕住香炉，下葬之后家里鸡不啼狗长叫，不到一年家里男丁死了七八个，只好老老实实把棺材重新挖出来抬回去，那两穴的废墓至今犹存，从此再也没人敢打“皇帝墓”的歪主意。
元朝，书院从私学转向官学。
明朝嘉靖十六年（1537年）明令毁书院。
清初，“不许别创书院“。雍正（1723～1735）禁令解除，但不论“绅士出资立，或地方官拨公经理”，仍要“申报该管官查核”。只有乾隆十三年（1748）才建官办的“昆阳书院”。
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建“松山八角桥”，石板结构，计18间，长百丈、宽
4.5尺。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重修，改名为“平水桥”。乾隆三十年（1765年）改名“永丰桥”。咸丰三年（1853年）被洪水冲塌，1859年拆修改建，更名为“桥墩门桥”。
《1925‧平阳县志‧卷十‧学校志二》载：桥墩门石桥长数十丈，上有房屋以杉木架。乾隆三十年（1765）洪涨桥圯（桥），木汛至水头不散。居民争欲取适。李长春至，亟（急）止之谓：“宋代鹅峰书院成，南港人文遂盛，遗址即松山之文昌屿是也。今木远流不散，或天有意斯文（指文化或文人）乎？于是就水头之古营基（水头公馆旧址）石佛亭后废寺基建书院⑸，额曰：南和。时西隐寺（在玉苍山）僧行不善有田八十三亩，前宰何公以充入书院以资膏火(灯火照明)，谕李长春等董之。“南和”书院也可以说是宋代以后，平阳县民办的第一家书院。
乾隆三十二年（1767）乡人还寺田二十亩，延师主讲，然其地低且迭水患，乾隆五十七年（1782）遂为飓风所坏。李长春没，董事张致礼以力难复旧，请将田租付桥墩之司桥事者。前宰李公谓：“学校重于津梁”。改将寺田六十三亩拨入平阳县城龙湖书院。盖废坠莫举百年。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以康有为等为首的维新派，代表著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士绅的政治要求走上历史舞台，主张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康有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提倡西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接受维新派建议，毅然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号召大小诸臣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切实举办新政，“不得敷衍因循”。自此，至八月初六慈禧重新宣布训政为止，共
103天，光绪帝引用维新人士，黜斥守旧派，颁布维新法令，推行变法新政，史称“百日维新”。变法新政的内容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首先开办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府、厅、州、县，将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
“戊戌变法”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改革运动。“百日维新”虽然为时短促，影响却极为深入和广泛。在“维新变法”潮流的推动下，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后经修改制定了《奏定学堂章程》，于1904年
1月（清光绪二十九年年底）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应以每百家以上之村设立一所，初办为每四百家设立一所，逐年扩充，以办成为度。这是现代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教育改革，改革废除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将各地的书院改为兼习中西学的新式学堂，沿袭千年的封建教育体制宣告解体。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正月⑹，李心亭、钟莲溪先生创办“松山学堂”，借桥墩三十七都的仙堂村李福泰宅为校舍，开设一至四年
4个班，学生80人。
1912年，由于学生增加，迁于桥墩三十六都桥头庵。
1913年于寨子顶筹资建校舍，茶商洪灿霞馈赠 500银元，为当时一美谈。
1915年（民国四年）新校舍建成，取名为“松山初级小学”。省教育公署署长沈钧儒先生为颂扬兴学之典范，特送“疏才兴学”匾额嘉奖。
1935年，寨子顶被国民党自卫队占驻，学校搬迁于外广丰。
1940年增设高小，校更名称“桥墩镇中心国民学校”。
1950年改名为“平阳县桥墩中心小学”。
1951年成立集资建校委员会，建分部（校舍）于原址寨仔顶。
1960年
8月10日桥墩水库出险，校舍校产一切均被大水冲尽。其时，暂借大龙乡小沿口村复课。第二年又迁于仙堂阁仔顶（原水库）工房上课。
1962年
9月迁入桥墩镇南山岗。改办“二部制”小学。于1966年本校附设初中班。学校更名为“平阳县桥敦镇中心学校”。文革期间停办初中班。
1981年
6月苍南设县，学校又更名“苍南县桥墩区中心学校”。
1985、1986连续两年镇府筹资拆建、扩建教学楼，先后共耗资11万多元。
1990年在台胞朱宗楚先生馈赠
5万元基础上共集资14万元继续修建校舍。基本解决了30年的“二部制”教学。
1992年撤区并镇后，学校又更名“苍南县桥墩镇辅导中心小学”。
今日，桥小拥有30个班级，下设两所完小，近1900名学生，在编教师92人。
建校以来，学校为社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其中不乏海内外知名学者、专家、企业家、国家干部。如1976年毕业于桥墩小学的杨一平，1993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和细胞分子生物学双博士学位，他在人类疾病的基因和免疫治疗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在世界尖端的《科学》、《自然》等杂志上发表论文40多篇，1995年被美国政府授予“十大杰出青年科学家”称号。
参考文献：
⑴、《移民之乡出温州》见2004年
5月15日《温州日报》，作者：俞光。参见县政协文史资料第18辑《苍南碑志》第79、95、114页。
⑵、参见朱维干《福建史稿》第295—344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2月版。
⑶、参见现《平阳县志》、《苍南县志》大事记。
⑷、参见黄正瑞《台湾问题面面观》，台海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4—13页。
⑸、1925‧平阳县志‧神教志载：石佛堂，又名公馆寺。
⑹、《1925‧平阳县志‧卷十‧学校志三》载：“国民学校。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颁定学堂章程，初等小学应以每百家以上之村设立一所，处办为每四百家设立一所，逐年扩充，以办成为度。民国四年（1915）改名国民学校，由私人经费设立者名私立。松山（学堂），在三十七都桥墩，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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