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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市佛教
流传和发展
汉代，佛教虽然传入我国，但由于武夷山适逢“（汉）武帝尽迁闽越人至江淮”，境内空虚。唐以前，境内人烟稀少，佛教信徒寥寥。隋唐之际，中原内乱，大量士大夫转徙至境内定居，佛教传入武夷山。
唐朝开国之际的武德元年（六一八），就已有僧人在武夷山茶洞创建境内最早的寺庙“石堂寺”。贞观年间（六二七～六四九）武夷山立为新丰乡。先民由于家园初立，限于生计，因此以佑民、祈福面目而出现的佛教开始流行，寺庙渐多。明确记载建于唐代天宝至后晋天福年间的寺庙就达二十余座。甚至还有奉旨敕建的寺院。此外，开元、天宝年间，武夷山人士哀寿曾自主在铜钹山建庵，佛道高超，颇为后人所重，影响深远。天宝七年（七四八），唐玄宗李隆基派遣登仕郎颜行之至武夷山封名山大川，并立碑“禁樵采”，影响了寺院在武夷山的建筑。唐以后由于道教渐渐占据了武夷山，又由于种种神灵仙迹的传说盛行，佛教略受冲击，山内佛寺的建筑落后于宫观，规模小，而且分散。
唐代以信仰道教为主，统治者对佛教屡有贬抑，但境内佛教却发展得较为迅速，禅风渐盛。唐末著名诗僧贯休屡有诗文寄赠武夷山僧，浓郁的宗教气氛，还培育出了以扣冰古佛为代表的一批高僧，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在唐末及五代十国时期，佛教影响广泛。仕宦、权贵往往以舍金建寺、助佛劝善为荣，并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繁荣。宋以后道教在武夷山勃兴，佛教的影响才渐渐转弱而逊于道教。
唐会昌四年（八四四）诞生于吴屯的翁干度，虽出身于权贵家庭，却在少年出家，法名藻光，在清潭寺等庙念经求佛，数得善施。咸通二年（八六一）在师僧的支援下，扩建居禅的寺院。三年又再募捐创建新寺。干符元年（八七四）石雄富户陈祐舍资建成寺院，一应俱备，请藻光住持，并正式开席授徒，扩大了武夷山佛学的影响。当地望族、曾以上书请改温岭镇为崇安场而著称的彭珰，深明禅理，曾编著《禅定录》、《冥阳文》等，用以教授藻光。干符六年，他还专建广福庵，请藻光主持，并得以与其究禅讲论。深厚的佛教文化背景，为藻光佛学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藻光历久参悟佛法，颇得真谛，成为一方高僧，前来参悟拜访的僧徒甚多，声名远播。“声誉大卓，道场与天台、曹溪并峙。”后唐天成三年（九二八），闽王王延钧遣使赍书邀请他前往闽都坐禅讲经，他成为王者之师。直至当代，在闽浙赣一带都有很大的影响，连峨嵋等佛教圣山至今都还供奉著他的神像。
此外，南唐保大十三年（九五五），僧福祥还曾在武夷山大王峰下建“大云寺”。
入宋后，武夷山佛教保持了相当长的繁荣时期，高僧名师迭出，仅被记载在佛教名籍《五灯会元》中的就有近十名。道教的兴起，与佛教相互渗透影响，为佛道增加许多神奇的色彩，甚至还有以道法盛名的道士转而成为省悟真谛的名僧，如号为吴十三的道人，最终归入佛籍，成为宋代最有影响的从道入佛的人物。扣冰古佛，曾在武夷山获一异僧传授的“驱魔利人”之术，每每以道法而惊世骇俗。有关他的传奇中，有大量的带有神灵怪异色彩的内容，也有许多驱鬼神的事迹，甚至如投偈驱龙为雨。他对《易》经颇有研究，每每以《易》说来解释种种事迹，还宣扬“上感神天，则可下役蛟龙”之论。道流入佛，增添了佛教的奇迹，而儒林入佛，则更显佛学的深邃。崇安县令、北宋名臣赵抃亲躬佛事，史论评他“摈去声色，关心宗教”。世居武夷山的一代名儒胡安国、胡寅、刘勉之、刘子羽、刘子翚等均深研禅理，与僧众过从甚密，卓有影响，均属宋代著名的居士。大理学家朱熹年轻时也曾参禅事佛，深悟其理，尔后集儒、释、道之大成，蔚成大观，成为我国古代继孔子之后最有影响的大思想家、哲学家。
朱熹的青年时代，武夷山人文荟萃，学者、名流迭出。他们又往往儒、释并重，使佛学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峰，高僧们每每又使学者们折服，他们各自传播著法门、临济、曹洞等不同的佛学体系，盛况空前。五夫人游氏出家，号道谦，师事临济宗大师圆悟及开径山法派的大师宗杲，又随师居径山，尽领玄旨。道谦回崇安五夫里后，居开善寺，建密庵，他还请师傅宗杲至开善寺升坐。宗杲又称大慧，是临济宗的重要传人，以“看话禅”著称于世，称“大慧派”或“径山派”，开一代禅风。他的驻足，使武夷山禅风日炽。道谦曾集其妙语为《大慧语录》。它是朱熹早年最为珍爱的书籍之一，对传播与发扬禅宗颇有影响，朱熹还曾居住在佛寺随道谦学禅。
南宋初，由于武夷山学者对禅宗的迷恋，使武夷山的佛教发展到新高峰。南宋后，由于道教勃兴，并在武夷山占据了主导地位，佛教才日渐转衰。明以后，佛教在学者中回应甚微，佛教的信仰退为民间流俗，但它在民间所具有的影响极其广泛，历久不衰，至今依然是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的宗教。
清代，由于地方经济的发展、道教的衰败，佛教复兴，并逐渐在武夷山内立足，先后在碧石岩、虎啸岩、慧苑、竹窠、弥陀岩、天心岩修建了佛寺。聚集了若干颇有造诣的高僧，如清代著名的画僧原济（石涛）就曾入武夷山；黄道周的门人卢寿宗也在武夷山出家，法号超位，与师兄明觉俱有盛名，皈依者甚众；其弟子铁华上人居武夷山五十年后，于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云游京师，传播佛法，朝野震动，世称他与师伯大兴禅宗之盛风，并使武夷山跻身于佛教的“华胄八名山”。光绪八年（一八八二），扩建天心永乐禅寺，后由德容大和尚住持，吸引了许多僧侣，盛时有一百～二百人，成为一方禅林，佛法大兴，前后开设七场大戒，普渡众生，成为僧俗朝拜受戒的道场，陈宝琛还曾赠匾。清末民初，佛教受到地方经济的影响而衰退。
闽北苏维埃革命时期，由于国民党军队经常驻扎于庙宇之内，破坏严重，寺院难以为继。据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五月统计，境内仅有寺庙六座，僧人二十名。大多寺庙人去楼空，结构完整的往往需雇人看管。至民国二十八年时，仅有老尼觉普主持募化重修城关西门街的慈云寺。抗日战争胜利后才逐渐恢复佛事活动。
为了弘扬佛法，民国三十二年八月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福建省崇安县支会。民国三十六年六月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碧石、弥陀、慧苑、天心、天游、竹窠、燕子窠、虎啸、万寿宫、清源岩、磊石岩、莲花峰、天福寺等庙的四十四名僧侣出席大会。会上成立理事会，由碧石寺住持觉修任理事长，并由佛协会组织成立“复兴武夷山古迹委员会”。十二月，永乐禅寺还举行一次传法受戒大会，并祈“世界和平，国运昌隆”，各寺弟子云集，会期二十天。民国三十八年三月，召开基本团体会员大会，有四十六位僧侣出席会议，选举宝林寺住持星云为理事长。当时道佛处境相同，几近合流，往往同居一处，如瑞岩寺有僧人二名，道士三名，道士也参加佛教会，出席会议。
一九五三年统计，全县尚存永乐、宝林、弥陀、白云等四个寺院，僧人二十七人。尔后，由于宗教政策的失误，限制群众的宗教信仰，要求僧道自食其力，僧人逐渐还俗。“文化大革命”冲击之时，寺庙全被占据它用，宗教被当成迷信活动而禁止。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宗教政策，人民群众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许多寺庙重新恢复。一九八八年，经中共建阳地委批准，正式开放瑞岩寺和万峰寺。一九八九年开放天心永乐禅寺。与此同时，建寺修庙之风大盛，其中也混杂著少数封建迷信职业者，以骗取财产赢利为目的，干扰了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一些新修建的寺庙佛道混杂不辨。一九九二年初，全市寺、观已达一百七十三处，佛寺占绝大多数。
一九九三年，按照国家的宗教政策，进行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并进行广泛的学习、宣传和培训工作。全市宗教界受教育人数达五千七百二十八人次。十月，通过第一批登记的佛教寺庙十座，管理组织的成员数（僧人）三十四人。
深远的影响
自僧藻光在瑞岩开设道场，为世人所敬重，被尊为（闽）王者师，武夷佛教影响由此波及闽都，其影响历久不衰。藻光被后人称为扣冰古佛，又称为辟支佛，成为闽籍香火最盛的佛教（菩萨）神灵。在闽、浙、赣甚至远至四川等地都有影响。他圆寂后，闽王曾封其为“妙觉通圣大师”。南宋绍兴六年（一一三六）五月，赐号法威大师；绍兴二十一年奉旨加封为法济慈济大师；乾道元年（一一六五），又加封妙应；淳熙十一年（一一八四）再加封至法威慈济妙应普照大师；宝祐元年（一二五三）再奉诏加封为灵感法威慈济妙应普照大师。历获高宗、孝宗、理宗三皇的敕封，特别是宋理宗推崇理学，崇尚道教，却累封佛教之神，可见藻光影响之大。
扣冰对武夷山民俗的影响则更深远。自唐代以来，“每岁仲春，邦人迎（神）入邑”。为此还要建道场、香斋，并选一百名壮汉轮流接送。届期万众云集，甚至福州、浙江、江西等地信徒都结伴而至，香花灯烛极其诚敬。后发展至村坊、市镇，不分远近轮流迎请神佛恭奉，仲冬方可迎回瑞岩寺，可见迎神风俗之盛。城关则举行蜡烛会，二月初六在西门、南门设烛轮，初九举行祭社，陈设极其丰盛。蜡烛会还有“抢佛”之风，村坊青年以杠请古佛为荣。一年一度的蜡烛会，长盛不衰，是古代武夷山一年中最为热闹、最有影响的盛会。一九四九年后，受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已演变成为农用物资交流会。
据记载，扣冰曾“屡屡显灵”，传云南宋建炎二年（一一二八），范汝为起义，率义兵入境，因夜梦古佛阻截，遂撤兵退去。绍兴五年（一一三五）大旱，县令请佛祷之，“甘雨大沛”。淳熙十一年（一一八四）闽北大旱，郡守亲自请佛，“既至，而风雨大变”。宝祐元年，郡守赵汝腾迎佛座入城，“雨旸皆从人愿”。这些掌故为古佛增添了许多神灵色彩，进而扩大其影响，赢得更多的信仰。扣冰因此成为最受邑人崇拜的神灵。
对神灵的信奉，则渗入生活的许多领域，求签拜佛、占卜休咎，成为一种风俗。有关的记载屡见不鲜，传说吴屯儒生翁德舆，在会试前到瑞岩寺求签叩神，掷连十圣，再掷又连十阴，夜又有异梦。后援笔题壁“欲卜三生谒尔神，如何十圣反连阴，料神不泄天机密，我是明时第一人”。果然于南宋隆兴元年（一一六三）登第为特科状元。连状元都不能免俗，何况他人？这种渲染无疑又为神佛增添了更大的吸引力，因此每有大事，如丧葬、买卖、行旅、考试等等，当事者大都要叩神求签以求神示。
佛教不仅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而且连仕宦名流也参与其事，以参悟求禅为乐事。理学家胡安国深通禅学，他曾受命撰《春秋传》——此书被钦定为经筵读本，被学术界推崇为注释《春秋》的权威著作，史学界论其“志在春秋、忧国爱君，远而弥笃”。作为一代儒宗，他也被佛学界视为典范，佛学界以胡安国兼通儒释的范例来驳斥信佛有害论：“而于禅学，（胡）深参独到又如此，则禅何害于忠孝哉？辄诮学禅者有害于忠孝，夫亦未之思也！”他的儿子胡寅，初极诋佛，晚乃知归，王随册《传灯录》为《玉英集》，公为作序。他是上封祖秀禅师的弟子，属临济宗南岳下十五世。县令赵抃居士是蒋山法泉禅师的弟子，属云门宗青原下十二世。曾在武夷山隐居筑水云寮的理学家游酢，也是居士，曾谒福宁禅师，研讨学问，后精阅佛典，深信不疑。他在致吕大临的信中曾说：“佛书所说世儒亦未深考，前辈往往不曾看佛书，故诋之如此之甚。”极力张扬佛学。刘子羽居士是径山大慧的弟子，属临济南岳下十六世。刘子翚“尝修开善院，屡延名德主之，共为法喜之游。僧中凡有撰述，多出其手，光扬大法为独至”。他与胡宪、刘勉之等居五夫时与开善寺高僧道谦过从甚密。刘子翚接受的是天童正觉派的默照禅，以主静作为自己思想学问的主旨。他以思彻禅师为师，隐居二十多年，独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哑然无一言。道谦遵奉的是大慧派的看话禅，两种派系截然不同。大慧宗杲禅师曾著书《正邪论》贬斥正觉派，刘子翚学问深厚，就所持的佛学观点还与大慧宗杲开展过一场激烈的论辩。《大慧语录》中还记载著大慧对刘子翚的挖苦，说他“中得毒深”、“被此辈（正觉、了堂禅师）教坏了，苦哉！”他还多次致书刘子翚，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刘子翚静坐参禅，“岂非虚妄之本乎？”。刘子翚的兄长子羽信奉大慧的看话禅，为大慧所盛赞。大慧还至五夫开善寺升座讲禅。刘子翚还屡屡“要逞自家话”，阐明自己的观点，大慧则批评刘子翚：“会修行，却不会禅。”
刘子翚以天童派的静观默照，为朱熹留下了“不远复”的三字元遗言。而朱熹在初居五夫不久，首先就在刘子翚家中遇见道谦禅师，为其学问所折服，尔后多次叩问，并在道谦的密庵寄斋食粥学禅，以道谦编的《大慧语录》作为佛学读本。朱熹十八岁“请举”，欲参加会试。刘子翚“搜其箧，只《大慧语录》一帙尔！”朱熹赴京参加科考时还曾特往径山叩访大慧禅师。朱熹在《语类》中还说明，“及去赴试时，便用他（道谦）的意思去胡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可见他是以道谦的禅诀而一举高中进士的。他还说明“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朱熹登科归里之后，又饱读了大量的佛学经典。佛教徒以“牧牛”比喻人的内养。刘勉之曾为佛典《牧牛图》作过详尽的注释。而朱熹十余年间出入佛老，以儒兼佛，以“牧斋”为自己的书斋命名。绍兴二十三年（一一五三）朱熹初会李侗，因他在谈吐中带有浓重的佛禅之气而受到指责，并由于李侗的影响，其学术思想渐渐发生了转折。但他青年时对佛学的迷恋，为他日后创立融儒、释、道之大成的朱子学体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所耽迷的禅宗的禅悟、华严宗的思辨，后来都被他加以儒家思想的改造，融化在自己的理学体系之中。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统治哲学和思想，朱子理学具有丰富的佛学精髓。武夷山佛教通过朱熹的理学，进而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发展，发生重大的影响。
寺庙
寺庙的建设与地方经济及民间信仰的程度有密切关系。古代寺庙的建设一则靠募化，再则靠仕宦富户的舍建，也有少量是由地方政府奉诏敕建的。寺庙的建设规模则差异甚大，小的只是几间木屋，大的则华宇连绵，雕梁画栋。但由于建筑材料大都以木材为主，因此难免火焚兵燹之虞。历代的重修也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因此寺庙兴废更迭，屡兴屡衰，难以保持其历史的连续性。
武夷山的寺庙，宋以前就已经遍布各处，具有相当规模。明以后，武夷山景区内的寺庙建设渐盛，清末转衰。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改革开放政策，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准，使寺庙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武夷山市可称地灵人杰。武夷山许多寺庙都与历史名人有著深厚的渊源关系。
瑞岩禅寺
建于唐广明元年（八八○），是扣冰自择场地创建的一所寺院。在此之前，扣冰古佛先后修建过清潭寺、兴福寺。此外富宦们还先后为他舍建过桃枝寺、大智寺和广福寺。瑞岩寺占地总面积约三千三百七十五亩，规模巨集丽，堪称一方名刹，世称其可与天台、曹溪并峙。宋熙宁三年（一○七○）赐名“寿圣”，隆兴初（一一六三）赐名瑞岩，所以人们称其为瑞岩寿圣寺。历代迭有增建。有山、水、岩、洞、塔、桥、亭、阁、楼、殿之胜，古树崔巍，蔚为大观。赵抃、朱熹、刘韫、刘子羽、李佑、黄嘉宾等先后写下数十篇赞美诗文。刘子翚写道：“寻师扪壁入仙源，万涧冷冷佩玉喧。绕座衔花来白鹿，听经献果下元猿。千林红叶新霜染，一霎腥风啸虎蹲。说与世人浑不信，个中别是一乾坤。”形象而完整地溶进了古寺创建的事迹和传说。瑞岩背倚大山，依势而建，错落有致，中有“龙井”，能浮铜币，人称“饮之祛病”。传说建寺时，所有木材均由井中浮出。井中尚余一截，千年不腐。寺前有溪，因古佛扣冰所浴，故称扣冰溪。有长数十米可以遮避风雨的亭桥，被称为扣冰桥。但寺庙却于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因战乱焚毁。民国二十六年由地方士绅主持重建。“文化大革命”中，佛像被毁，仅剩三宝佛。一九七九年因在寺内办工艺厂，用火不慎，酿成火灾，古佛殿、观音殿、古佛亭化为尘灰。寺后大片古樟林于七十年代初竟被盗伐一空，仅有一株巨大的千年银杏并三株大树幸免于难。一九八四年，由乡民集资重建古佛殿，一九八六年重建观音殿。一九八八年经中共建阳地委批准对外开放。一九九○年新建客堂，寺庙现已有一定规模。
中峰寺
建于唐中叶，位于上梅寂历山，远离尘嚣，竹木掩映，云径幽奇，天籁禅机。唐行儒禅师曾于寺中降虎故而称奇，有伏虎坛等遗迹。北宋著名词人柳永曾在寺内读书，并有诗咏之：
攀萝蹑石路崔嵬，千万峰中梵室开。
僧向半空为世界，眼看平地起风雷。
猿偷晓果升松去，竹逗青溪入槛来。
旬月经游殊不厌，欲归回道更迟回。
天心永乐禅寺
初建时称为山心永乐庵。因该刹地处武夷山风景区的中心，故称山心庵。清康熙年间，章堂岩铁华上人的弟子果因和尚重光这一名构，称为天心永乐禅寺。清光绪八年（一八八二）重建。光绪二十六年，名僧德容由鼓山至武夷山为住持。他主持大兴土木，广增佛殿，弘扬佛法。至民国三十六年，该寺还先后传了七堂大戒，曹洞钟鼓遍天下，武夷山道场遂为世人所瞩目，因此被视为佛教的“华胄八名山”之一。香火盛时，寺内有僧众百余人，极一方胜概。寺庙南北长一百七十米，东西宽一百五十米，占地二．六万平方米。寺外古树苍郁，蔚为壮观。寺庙依中轴建有弥勒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法堂、库房、斋房、禅堂、客堂、香客楼以及钟鼓楼和偏殿，飞簷曲栏，壮丽雄伟。殿宇基本保留至今。由于年久失修，“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占为民居，因此破坏甚大。一九八九年后，该寺正式对外开放。一九九○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至武夷山，为该禅寺题额“天心永乐禅寺”。九十年代初，居民逐渐迁出，至一九九二年已全部搬迁。与此同时，各界人士又策划组织永乐禅寺的修复和改造工程。一九九二三年建成山门一座，并劝募投资八十余万元新辟由马子坑至天心的公路，方便前来膜拜的香客和游览的旅客。寺庙的修复工程由南京东南大学主持设计，天王殿及香客楼（又名却尘楼）已于一九九三年底奠基。
慧苑寺
在武夷山玉柱峰下，清初建。寺庙随山势起伏，层层叠叠，具有典型的地方特色。有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等建筑。寺后有大山、竹林，寺前为奇峰、山涧，环境优越。殿内抱柱有一幅对联写道“山居偏隅竹为邻，客至莫嫌茶当酒”，是武夷山最负盛名的对联之一，迄今仍为人们所喜爱。大殿外则是一幅“涧绕流香心洗涤，峰擎玉柱佛庄严”的对联，巧妙地把寺院前后的景观嵌入联内，颇有韵味。一九四九年后，该寺渐被占用，后分配给农户居住。
境内的古代名寺还有东报恩寺、方居寺、开善寺等。这些古寺都与古代名宦、理学家结下不解之缘。
名宦、著名居士赵抃为崇安县令时，曾为东报恩寺题诗，刻于石壁间：
松撼寒声竹锁阴，梵宫潇洒称行吟。
庭前花意自荣落，门外山光同古今。
夜谒近轩弦月满，晚锄寻药乱云深。
中间著了休休事，不信欢愁解到心。
崇安籍著名理学家胡安国远在千里之外的京都，却还时刻挂念故乡的寺庙，曾寄诗赠给他的弟子云居寺嗣公和尚：
十年南北断鸿鳞，梦想云居顶上人。
香饭可能长自饱，也应分济百年身。
由于佛教鼎盛，寺庙又建于幽雅僻静之处，僧众又往往在研习儒学方面有相当造诣，因此吸引了许多学者名流、仕宦子弟来寺结缘，他们或造访名僧，或探研学问，或事佛参禅，或拜师求学。以五夫开善寺堪称典型，朱熹不仅在此读书研习佛理，他的老师胡宪、刘子翚、刘勉之以及客寓名人吕祖谦等都与寺僧过从甚密。
明以前建立的寺庙主要有：
石马寺 后梁贞明三年（九一七）建。
峡门寺 后唐长兴四年（九三三）建。
兴国寺 后晋天福年间（九三六～九四三）建，明永乐初（一四○三）重建。
保福寺 后唐长兴二年建。
兴福寺 唐咸通二年（八六一）建。
唐兴寺 唐代敕建“兴国禅寺”，俗称湖潭寺。
开平寺 宋太平兴国元年（九七六）建。
南邑寺 后周广顺元年（九五一）建。
地藏寺 宋治平二年（一○六五）建。
石台寺 唐文德元年（八八八）建。
西方寺 唐嗣圣三年（六八六）建。
观潭寺 唐会昌六年（八四六）建。
归化寺 宋端平元年（一二三四）建，清嘉庆九年（一八○四）焚毁。
西湖寺 后唐天成年间（九二六～九二九）建。
崇福寺 后唐清泰元年（九三四）建。
长乐寺 唐大中十一年（八五七）建。
真如庵 在澄溪，明崇祯年间约（一六三七）建。
回龙寺 后晋天福元年（九三六）建，宋了空禅师曾居此。
圣历寺 后晋天福年间建。
永丰仁寿寺 后唐建,宋大中祥符六年（一○一三）再建，又名桃枝寺，扣冰古佛曾居此。
东报恩寺 唐咸通元年建。俗称东寺，有漆观音像，又古瓮中盛有旧醢，
历久不坏，传均为唐代旧物。赵抃曾有诗记之。
西中峰寺 唐干宁五年（八九八）建。
真如寺 在浆溪,土名长濑,宋元丰三年（一○八○）建。
复兴寺 原名崇福寺，清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建。后因山崩寺毁，复建时改为今名。
清龙庵 明代建。
斗台庵 明初建。
岳山寺 后梁龙德三年（九二三）建。
招福寺 唐会昌六年建，又名福安寺。
云际寺 后唐长兴年间（约九三二）建。
白云寺 后晋天福二年建。
大同寺 宋开宝年间（九二七年前后)建。
新兴寺 宋天圣六年（一○二八）建。
徐源寺 宋咸平二年（九九九）建。
护安寺 在彭屯,唐天宝年间（九○四～九○七）建。
东山寺 在塔头,后唐清泰元年（九三四）建。
大智寺 宋建隆元年（九六○）重建,邑儒翁夔为扣冰古佛居禅创建。
灵济寺 宋康定二年（一○四一）建。
定光寺 旧名圆彻寺,唐干宁年间（八九四～八九七）建。
宋隆兴年间（一一六三～一一六四）赐额。
大黎寺 后晋天福八年建。
清潭寺 唐咸通二年建，行全禅师居此，藻光于此出家。
西峰庵 俗称佛母庵。
崇福寺 宋嘉定八年建（一二一五），寺后有卯斋石，卯斋和尚坐化处。
太平寺 宋淳化二年（九九一）建。
暨历寺 宋干德二年（九六四）建。
延寿寺 宋开宝元年（九六八）建。
祝圣寺 后周显德六年（九五九）建，宋元祐三年（一○八八）赐额。
政和年间（1111～1117）为凝真观,靖康年间（1126）复改为寺。
黎山寺 唐咸通二年建。
乌山兴福寺 地多古松怪木神鸦，人常惧之，唐咸通五年行全与藻光重建，
寺后有坛，俗传为扣冰佛撒麻降魔处。
石龙寺 与浦城交界，宋县令赵抃曾至此祷雨，并有诗记之。
僧人
佛教徒一旦剃度为僧侣，一般不事生产，没有子嗣。佛教过盛之时，占去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被诟为“不忠不孝”。历代均有限制释流、灭佛之事，如唐大中十年（八五六）十三岁即已出家的藻光，直到二十二岁时才“举于有司，得度牒”，祝发受戒，真正跨入佛门。武夷山人彭保廉在后周显德年间（九五五～九五九）任修撰，却曾奉旨废天下佛寺二千三百余座。
僧尼主要靠施主贡献及募化为生。明以后在武夷山中的僧尼辅以经营茶叶。由于寺僧精于制作，茶叶“价倍翔”。民国时，有的寺庙则将施赠或自辟的茶山或租或典，借以维持生计，而豪强违约强占，屡有纠纷。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七月，中国佛教协会整理委员会理事长章嘉为此还专函致县政府，要求落实各岩产权。
武夷山僧人早年以本地人居多，尔后才渐有外人长居驻锡。当地的佛徒不仅在当地事佛求禅，也有转至域外修成正果的。如宋代的普明舜禅师，就长居杭州径山，为第十一代祖，并有四卷语录行世。历代在武夷山居禅，卓有道行、广弘佛法的高僧主要有：
道一禅师
俗姓马，汉州人，容貌奇异，牛行虎视，引舌过鼻。唐开元中（约七二七）习禅于衡岳之传法院让和尚，并得密授真传。后入闽创寺，寺庙所在之岭称做佛迹岭。世论“闽中诸释久滞权渐，忽闻顿旨，翕然趋向”。其禅化大行，“七闽禅学实师为之肇”。贞元五年（七八九）三月四日造化，元和中（约八一○）谥号“大寂禅师”。其弟子慧海、志贤等均有建树。慧海以禅学为僧众折服。志贤云游五台，后居太原世泉寺。“道俗学禅者，接踵交集，咸资法味”，谥号大远禅师。
哀公禅师
名寿,大浑里人，家贫业农，事母至孝。“蓬跣不畏寒暑。尝耕烈日中，辄有云覆其上”。结庵铜钵山（铜钹山），巨石大木皆独力运之。卧不设榻，危坐达旦，能预知人之休咎。每施水疗疾，虽沉痼者立愈。既施米四五石，则顶载而去，陟险如飞，行人惊异。唐贞元二年（七八六）四月八日，通告大众，积薪跌坐，颂偈而焚。
伏虎禅师
名行儒,居中峰寺。景福元年（八九四）里中有虎患，众避之不及，而禅师却能降驯恶虎，骑虎出入。寺中有伏虎坛，遗迹犹存。
扣冰古佛
吴屯人，生于唐会昌四年（八四四）二月八日，俗姓翁，河西节度使翁承钦子。十三岁依吴屯清潭寺行全为师。先后助师修创清潭寺和兴福寺。唐咸通八年（八六七）落发受戒。“先以讲说为众俗归”。有一僧箴告他：“汝之道行当证无上，殆非诸祖之可班也，勉之勉之。”藻光由此益发精研，久之超悟。唐咸通十一年参拜雪峰开山祖师义存（八二二～九○八）。大师曾惊叹：“汝异日当为王侯师也。”藻光延留数日即归。藻光又往往在荆棘荒蛮中坐禅静悟，传说有虎踞左右，因久居之，“弥猴供果，群物侍伴”。唐广明元年（八八○）藻光择地建造瑞岩寺，其誉播于方外。“远而荆楚陕川，无不闻其高风，造庵拜谒。至于高僧行者，悉皆杖锡叩钵，愿求参悟。”天成三年（九二八）闽王王延钧礼聘至福州）“敬事为王师”，被称为国师。屡“劝王以百姓为念，勿多杀”。未几于鼓山坐化。“王以酥油香薪化师身，与弟子法云捧师骸骨仍归瑞岩，施钱十万，建塔于瑞岩寺院法堂之后，号‘瑞应宝塔’，以金瓶储舍利子，并封藻光为妙觉通圣大师。”宋以后多次封赠，宝祐元年（一二五三）加封至灵感法威慈济妙应普照大师。由于藻光冬日扣冰而浴，故称其为扣冰古佛。又因世传他的母亲夜梦辟支佛，藻光尔后诞生，故又称藻光为辟支佛。
道琼首座
江西上饶人，拜洪州景祥为师，称其佛学已经“饱参”，丛林以耆德尊之，为临济宗南岳下十二世。居开善寺，并设木庵。宋绍兴十年（一一四○）冬，信州太守以超化革律为禅，迎道琼为第一祖，却被道琼拒绝：“吾初无意人间，欲为山子正为宗派耳。”他甚至还书偈寄弟子慧山：“口嘴不中禅老子，爱向丛林鼓是非。分付雪峰山首座，为吾痛骂莫饶伊。”几可与许由洗耳媲美。
了空禅师
姓程名自然，星村人。好读书而慕禅。学《礼》于回龙寺，以僧惟静为师。刻苦穷经，博通奥义，才思敏捷，文不加点，颇有盛名。漫游京师时，朝臣们争以笺疏委之，操笔立就。宋咸平中（约一千）弘法京师，众称义虎。后奉旨出使西域取经，得石铫，用来煮药疗病，无不立愈者。诣阙奏对御赐紫衣金栏，赐号“了空大禅师”。章元振曾为之撰赞辞:“云何是了，触事皆晓，云何是空，触处皆融。道了未了，谈空非空，皇皇四达，无往无踪。”
嗣公和尚
曾随胡安国的父亲胡渊学习，后入释籍，住持云居寺，不问世事，与胡安国友善，胡安国因惜其才曾寄诗劝其出山。
祖鉴禅师
名从密，字世疏，汀洲人。拜临济南岳下十三世泐潭应干为师。宋宣和六年（一一二四）应中丞翁彦国之请居瑞岩寺。扣冰古佛在辞众往闽都时曾言：“二百年后再归埽堂。”祖鉴至此竟有故地重来之感。又恰适扣冰坐化二百年之际，扣冰留下的丈余袈裟，祖鉴披之又极为适体。祖鉴于十二月二日坐化，亦为扣冰证圣之日。世人以为古佛再世。
道全和尚
居西山安福寺，深究经典，恰应扣冰佛留下的一句箴言：“瑞岩一片云，西山全是佛。”
卯斋和尚
姓彭，吴屯人，居吴屯崇福寺。以少食称奇，每日卯时进餐一次，尔后在寺后的盘陀石上坐禅终日，风雨中只用一顶斗笠遮盖。一百零五岁时趺坐而逝，因而号卯斋，坐石也因此被称为卯斋石。
道谦禅师
姓游，五夫里人。家世业儒，早年丧父母，因孤苦而愿从浮图。初到京都师事圆悟大师，再师大慧宗杲。有一次宗杲令其往长沙通书，他因参禅二十年无所得力处，又畏路途奔波，而欲荒废。师兄宗元劝其只要“著衣吃饭，屙屎放尿，驼个死尸路上行”就行了。半年后返寺。师称奇：“这汉和骨都换了也！”悟得密传心印。宋绍兴八年（一一三八）归乡居仙洲山开善寺。与邑儒刘勉之，刘子翚等友善相与探讨学问。道谦曾收集其师言论编成《大慧语录》、《大慧普禅师宗法武库》等书，朱熹曾随其学禅。他以佛兼儒之学，教授朱熹援佛入儒之妙，朱熹颇得教益。道谦后又曾建密庵居住，诲人不倦。世称其“言如云廓天布，以授学者，与浮词滥语何啻天冠地履”。绍兴二十五年（一一五五）卒于盛年。逝世前弟子曾求示教，道谦笑道：“万法本空，三界非有死生，于何安著忍为骇俗态耶？”又再撰一诗《送人》示寂，诗云：“二三尽雪山藏路，一两点花春信梅。将此赠君持不去，请群收拾早归来。”僧众们认为他的去世“于师已无恨，惜乎法门不幸耳！”道谦师兄宗元是建阳人，居竹源寺。朱熹曾言：“康节（邵雍）数学流源于陈希夷（陈抟），康节天资极高，其学只是术数学，后人有聪明能算，亦可以推。村僧宗元，其人聪敏，能演算法，看《经世书》，皆略略领会得。”可见其术数学问不在理学大师邵雍及道教大家陈希夷之下。
圆悟禅师
建安人，号肯庵。居开善寺，学贯儒释，能画能诗，为众所推崇。与朱熹相交颇深，并为朱熹所重，曾和朱熹《咏梅》诗云：“可怜万木凋零后，屹立风霜惨澹中。”为文士诗人所赞叹。他还曾撰辞赞朱熹：“岩岩泰山之耸，浩浩海波之平，凛乎秋霜澄肃，温其春玉发生；立天地之大本，极万物之性情。传先圣之心印，为后人之典型。”圆悟圆寂后，朱熹也撰诗祭之：“一别人间万事空……”
吴十三道人
居仙洲山，由道入佛。每有疑问，即叩请诸禅师。后以道谦为师，结庵于密庵旁，“遂往给侍”，执弟子礼。宋绍兴十年三月八日，忽儿猛省，参得禅旨，占偈呈道谦师：“元来无缝罅，触著便光辉，既是千金宝，何须弹雀儿。”道谦答曰：“啐地折时真庆快，死生凡圣尽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负相期宿昔心。”
祖庭和尚
江西人，姓揭氏。习儒时曾遍游讲肆。一次大界、宗泐两位高僧过武夷山，祖庭即往拜访。宗泐曾于明洪武十年（一三七七）受诏注释佛经，并于次年率徒三十人往西城求经。祖庭被两位高僧的学问所折服，而求师事，削发为僧，居东村庵。曾赋诗讽时事云：“除却渊明赋归去，更无一个肯休官。”灼见实为深刻。其禅师虽精通三乘，而专以净土法门为旨，为世所重。明正统七年（一四四二）八月十一日书偈“心源湛寂息驰求，一室安身万事休。不动干戈家国泰，天长地久几春秋”。沐浴更衣，趺坐而寂。停龛六旬，异香馥郁，缁素倾响，俱叹稀有。和尚另有语录存世。
元镜禅师
字晦台，建阳冯氏子，为曹洞宗大师寿昌弟子。结茅于武夷山虎啸岩，后又至一曲石瓶岩下。一日，指著岩下对道盛等弟子说：“此处可埋我”，遂寂。有语录、诗集行世。因号东苑镜，故又称东苑镜禅师。
道盛禅师
字觉浪，别号梦笔丈人，浦城张氏子。少年时习儒，后出家随元镜禅师，并曾师从寿昌、博山等禅师，后归武夷山侍从元镜。在虎啸岩顶拜经三载，佛光灌顶，“尽得曹洞宗旨”。师傅逝世后，他因众所推崇，先后出坐道场五十余处。“开法南都，宗风大振。”其门皆遁迹巨公，影响甚大。其弟子大盛（字石潮）居武夷山多年，博洽能文。后为金陵天界方丈，并有诗、文集行世。
僧衍操
姓刘，字松山，漳浦人。有家学渊源，足迹遍四方，为学者所敬重。晚年为僧，至武夷山居山北梧桐窠。深研禅理，手不释卷，著有语录八卷、诗集十集。
僧海靖
延平人，原名胡献卿。善诗画，有才气，曾受命随天使出访，至琉球，以绘画才能“图其山川以归”。尔后入武夷山为僧。
僧超位
姓黄，号寿宗，漳浦人。曾师从学者黄道周，好学善诗，居武夷山。曾归故里奉侍老母数年，后携母回武夷山，在山北章堂岩结茅以居。又再入筇岩修筑“莫庵”，坐禅继日，不苟言笑。皈依者甚众，名震京师的铁华上人为其高足。
释超全
俗姓阮，号梦庵，厦门人，本名吴锡，或旻锡，字畴生，从文忠公曾樱为学，随师助郑成功抗清。顺治八年（一六五一）清兵攻破厦门时，曾樱自尽殉节，阮旻锡冒死“出其尸”，葬于金门。料抗清无望，遍历山川后入居武夷山，自称轮山遗衲。著《海上见闻录》两卷、《幔亭游》诗文一卷。其中的《武夷茶歌》等诗文，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屡为学者们所引用。
铁华上人
字明开，漳浦人。继承超位禅师衣钵，居筇岩“莫庵”五十余年。清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正月，以七十四高龄杖锡入京师，朝野为之震动。诚亲王躬身拜访并叩请禅宗大略，书“洞天花雨”额赐之。朝中文士多有题赠。戚麟禅惊呼：“天下名山数武夷，偶飞一锡到京师”，潘锦则写道“他年若肯结莲社，终为陶渊过虎溪”，表达了对他的仰慕之情。太史陈梦雷认为“铁公和尚与其师伯明觉禅师先生大振宗风”。明觉禅师曾蒙清世祖皇帝召对说法，并赐紫衣敕印，颇有影响。
超煌禅师
又名元煌，字泉声，俗姓陈，驰名漳泉。善诗画，过武夷山一见难忘。“尝主浙江天童法席。”清康熙四十六年寻居虎啸岩天成禅院，并加改修造。过往权官名流，屡往造访。
兴觉和尚
晋江人，本儒家子。少年即皈依青狮庵妙岩长老，剃发为僧。以严戒自律，“一瓶一钵，日惟汲泉煮茗而已”，善诗文，为名士所重。宁化雷金宏有诗追忆“我昔游武夷，忽忽十六秋。青狮长假馆，长老有妙岩。旋烹岩顶茶，清香一室喷。何日再同游，九曲峰峰遍”。漳浦蔡葛山赠诗“不怕秋风粗布衲，最宜泉水本山茶”。
德容和尚
俗姓陈，原为鼓山方丈，于清光绪二十六年（一九○○）至武夷山居天心永乐禅寺，主持大兴土木，广增庙宇。永乐禅寺由此鼎盛，僧众近二百人。他还主持在永乐禅寺开设戒坛，广弘佛法。永乐禅寺由此一跃而成十方禅林，为僧众信徒所崇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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