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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学校
范仲淹老先生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江湖的一年内，我没有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想尽办法搜罗报纸书籍，注意收听广播，时刻关心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一九六九年秋，听说全国都要复课，好同学们再三敦促我回来续学。父亲本来就不赞成我学习漆艺，他一直认为学这玩艺没有出息也没有前途，同样主张我回来继续读书。母亲则非常矛盾，不上学，我无疑已是一个壮劳力，可以减轻她的重负，但在生产队劳动，又怕我不服管理，惹事生非。我向母亲保证，除读书外，早晚、周六周日，还有农忙假、暑假寒假，一年也有百来天，我一定会自觉干农活、挣工分，两不耽误的。我没有食言，在此后的三年多里，我每年都能挣来一千多的工分，同时也承担了分配给父母亲的那些名目繁多的义务工。
就在那个金风萧瑟的深秋时节，我在“江湖”、在外地他乡晃荡了两年有余之后，又重新迈入了校门。
“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然而然地导致了“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教育大革命。即使是复课，也必须是学工、学农、学军。课本里已经取消了物理、化学等课程，取而代之的是“工基”（工业基础知识）、“农基”（农业基础知识），保留语文、数学、政治。没有办学条件的仙夹公社只能因陋就简，在原“仙夹农业中学”的基础上更名为“仙夹中学”。
仙夹农中创办于一九五九年，其初衷是侨办公助，原名为“仙乡民办中学”，后又更名为“仙夹华侨中学”，文革刚开始时又叫“仙夹农业中学”，没有固定校舍，没有正规的师资。学生们到处打游击，以侨眷空宅作为校舍，与抗战时期颇为相似。六十年代中叶，由旅菲华侨捐建两座平房、一幢三层楼，仙夹农中才算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场所。
我们复课时，办四个初中班，六六、六七、六八三届的学生都合并在一个年段里上课。我与大妹都同在一个班级里。老师大多是从永春六中调拨过来的。刚开始，校长由陈其锐代理，陈玉尊代理副校长，语文老师李育炽、数学老师陈淑英、政治老师洪振强、农基老师黄文贤、工基老师林国昌、体育老师郑明地，后面又来了音乐老师周秉育。
大约上了一个学期，原农中校址被统筹作为公社办公场所，原仙夹中心小学被腾出来作为仙夹中学校舍。此时的仙夹中学可阔气多了，正式任命的校长吕文仁上任了，县教育局又从六中平调了一批教具、教育仪器过来，华侨又捐建了图书馆（后更名为“振华楼”），还有食堂，加上原来的礼堂（当时叫“会场”，因为叫礼堂有封资修的味道），占地也有四十多亩。
复课伊始，我仍然被推选为班长，很快又被指定为校宣传队长和全校的壁报总编辑。在社会上晃荡了两年多，大部分的同学如同久旱逢甘霖，如饥似渴地吸吮著知识的乳汁；但也有一小部分同学在社会上自由散漫惯了，红卫兵、造反派的劣根性未改，调皮捣蛋，擅反潮流。我这个班长起著平衡、协调，“和稀泥”的作用。团结著爱读书的骨干，也努力、主动地与调皮、活泼、讲义气的同学交朋友，我这个班长也算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此时的老师依然心有余悸，讲课时不敢越雷池半步，大多是照本宣科，真的是味同嚼蜡、枯燥无味。我们就利用课余时间互相借阅图书，也曾学写古体诗，互相唱和；学写古体章回小说，自我欣赏；也曾烫地瓜酒品苦味茶纵论古今英雄，展望未来、畅谈理想。真可谓“恰同学少年，挥斥方遒”、真有一股“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书生意气。
从初中到高中，虽然只有三年半，却也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往事，直至今日，同学们一旦谈起，都不胜唏嘘。
老师印象
这是一个千万人写过，而且还将被千万人继续写下去的永恒的题目。用这个题目做文章一般地都抱有感恩戴德的心情，我自然不会例外，但我会尽量客观地，用现在的眼光，实事求是、平心静气地去看待五十年前、处于文革之中的老师们。
当时被正式任命的校长叫吕文仁，是原泉州红星中学校长，不知何故发配到我们这个穷山僻壤。每天都是正襟危坐，一幅道貌岸然、不拘言笑的样子。仙夹农中改称仙夹中学时的负责人叫郑振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从来不洗背心。运动后汗湿了的背心都脱下晾上，换上先前晾干的。我们一上教师楼，老远就能闻到一股浓烈的汗腥味。不洗背心的郑振昭、道貌岸然的吕文仁，自从七二年离校后再也没有了他们的讯息。同学们聚首，鲜有提起他们的。
语文老师李育炽，是值得一提的。李老师是我们初中至高中的班主任，永春蓬壶三角街人，是原《中国少年报》文艺版编辑，回乡后在六中任老师，文学功底甚是深厚。由于他也怕成为“专政对象”，上课时照本宣科、平淡无奇，同学们都烦他，以打瞌睡来对付他。但我从他的板书、从他的不经意间偶尔闪射出来的深厚功底的文学光芒，我逐渐地钦佩其学识、胆气和为人。于是我成为了他的忘年交。他在课外向我介绍了很多古今中外名著，指导我写了一些作文。通过他的板书，我学习了他的硬笔书法，当我在他的授意下替他用红笔在同学们的作文本、考试卷上批改、写评语时，由于书法难分伯仲，竟然没有一位同学怀疑这段批语出自陈姓班长之手。我在课外系统地阅读了他珍藏的、从不示于他人的书籍。当时，我曾立志要成为一个文学家。课余，我在完成母亲分配的活计外，便是趴在煤油灯下，拼命地抄写从老师那里借阅来的唐诗、宋词、左传等。至今，我仍然珍藏这些手抄本。李老师是班主任，我是班长，我也得到了他的充分信任。不仅让我代替他批改作业，偶尔也让我上讲台分析课文，我成为了当然的文科代表。
一九七二年冬，在我即将远赴戎机之前，我与同学在老宅的那间土屋书斋里略备了些菜蔬薄酒答谢师恩。之后，一直书信不断。一九七六年，我首次返乡探亲，第一个想起的也是李老师，遂赴蓬壶拜访。彼时他已退休，在永春三中担任代课老师。我们相见甚欢，是夜，他邀约几位文学知己为我接风，彻夜长谈。一九八一年，我结婚返乡，想见的还是李老师，这时他已到永春一中代课。我与新婚妻子从达埔径奔五里街，在校园的石凳上畅谈良久。
最令人意外的是一九八六年隆冬的一天，天降大雪，雪深数尺。正轮我在司令部值班，哨兵报告说，有一位自称姓李的老师来访。因事先没有得到任何资讯，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竟是年过七旬的李老师。当李老师深一脚浅一脚雪人似地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惊喜莫名。当晚即唤来乡友数人，烫酒欢聚。然此时之李老师与彼时之李老师已不能同日而语了。他虽两鬓斑白、古稀之外，却能乘上祖国改革开放的春风，秉承祖上遗风，也经起了商，赚到了一笔数量不少的钱。我们所谈者己不再是文学与时政了，而是赚钱与读弦（师母时已离世），我们共同的语言明显少了，我感到，他变得现实了，而我仍是那样的书卷气，可见市场经济改造人，真的是时局弄人呀！
记得李老师在部队的那个夜晚，他先后拿出两帧照片，让我给他当参谋：其中有五十多岁的江苏女和四十余岁天津女，他毫不隐晦地表示心仪天津女，说年轻漂亮；我力主五十多岁江苏女，结果是谁也没有能够说服谁。一九九一年我转业回到福建后，四处打听李老师的动静，先是听说娶了天津女，天津女又带来一小女儿，骗走了李老师的钱财后回了天津；再后来又听说，子女们与李老师皆反目，结局是谁都不管他了；再后来，就听说李老师己过世多年。悲哉，叹哉！李老师！
代理校长陈其锐严肃而有文采，后来当了六中的副校长，我转业后到省委机关任职时，为了评职称之事曾找过我，其子当了副县长的秘书，可见晚景不错。二〇一五年岵山南陈祖祠冬祭时，我有幸巧遇其锐老师。老师其年己七十有六，然而仍精神瞿烁，文思敏捷,侃侃而谈,乐而不疲。其锐老师曾是老北师大的高材生，退休后仍任六中校董会的副董事长、永春退教协副会长。宝刀不老，写作不辍，曾出版
6部指导青少年写作的著作，发表诗词
900余首，尤其在楹联写作上独步桃源，曾获国家级一、二等奖和金奖、银奖。据称有《陈其锐诗词选》和《〈红楼梦〉吟啸集》传世。过后，我获赠《福兴堂璀璨人文光华》一书。
代理副校长陈玉尊，中规中矩，从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常是同学们的出气筒。我常劝同学们，老实人，不要难为他。同学们说，没有咧，逗他玩！回到福州，没想到原省煤炭总公司副总经理爱人竞是他的胞姊。
副校长陈清图，后来当了校长，七六年探亲时我回校访过他。之后听说到六中继其锐老师当了校长。年轻，有文采又有魄力，应该是一位称职的校长。他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是他指定我任共青团的团小组长。
幽默诙谐的农基老师黄文贤，从来都没有摆老师的架子，一直与同学们打成一片，我们与他是平等的朋友。他讲课朴实无华，从不忸妮作态，与他教授的科目很相称。后来到永春师范任教。回福州后，有一次听说他到通湖路的公安招待所开会，即刻前往见了一面，了解到了很多老师、同学的情况。我到省政府机关上班后，一天有急事找我，说有人强占他的房产，要我主持公道。老师的事就是大事、是急事，即令永春局速查、办妥，没承想，强占老师房产者竞然是老师胞弟。
精明强悍的体育老师郑明地，在当时兴起针灸热时，专攻针灸，初衷是籍此缓解同学们上体育课的扭摔之苦，不想竟成名家，退休后，在安、南、永一带声名鹊起，家父八十多岁时，扭伤了腰久治不愈，竟想起三十多年前明地老师一根银针手到病除的往事，嘱同学约来明地老师针灸之后方才心安。明地老师后来信奉了基督教，每周定期到我的家乡传经布道。
音乐老师周秉育，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音乐系。刚到仙夹中学时，每逢公社集会，必去献唱，尤其是毛主席语录歌，真是声若洪钟，振人发聩、余音绕梁，曾名振一时。听说退休后潜心钻研易经与玄学，算命预测，除病怯灾，曾使一些人趋之若鹜，粉丝不少。
政治老师洪振强，不拘言笑，同学们心目中的正人君子。他是老师里唯一拖家带口的，数学老师陈淑英是其爱人，儿子洪树人，很活泼很可爱，住在一个大教室里,中间挂一布帘，算是隔开了卧室与厨房、书房。七二年举家回到厦门，住在莲阪。二〇〇一年，我受省委委派到厦门考核市四套班子，考核组名单见报后，他竟找到考核组，两位老人家就是想证实一下这位陈华珍是不是那个听话的、对老师一直很尊敬的班长陈华珍。见面之后，我们都喜不自胜，两位老师一定要我到家看看他们现今幸福满足的晚年生活。当晚我让战友出面宴请了老师全家，也见到了己成中年人的洪树人。二〇一二年我退休到厦门定居，凡同学来厦，我都会叫上两位元老师一起聚聚。两位老师皆年过八旬，精神瞿铄、红光满面，每次见面，都要教我些养生秘方。可就在二〇一七年八一建军节那天，原本觉得比淑兴老师的身体还要健旺一些的洪振强老师却溘然长逝，享年八十六岁。
挖洞备战与种粮备荒
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宝岛事件之后，民间疯传苏修要对我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林副统帅发布了“一号命令”，传达伟大领袖关于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全国军民要“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当时，公社经常试鸣防空警报器，凄历的声音听得人们撕心裂肺、惊魂动魄，大家一致的感觉是战争一触即发，中国危在旦夕。于是，全国军民，工农商学兵，都自觉地、积极地回应“深挖洞”的号召，夜以继日地挖战壕、掘地道。
公社多次组织放映《地道战》、《地雷战》影片，作为科教片进行指导，据说，县里还派来了技术员。学校作了战前动员，大家热血沸腾，摩拳擦掌，纷纷写了请战书。我们利用课外时间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挖地洞、掘战壕的战斗之中去。最早是把原仙夹农中旁边的龟山挖得沟沟坎坎，学校搬到原仙夹中心小学以后，又将白雾山挖得七零八落。我们中学生不仅在学校要挖，还要求放学后协助各自生产队，也得挖。
我们生产队在老宅的后山，挖了大约有五、六十米深，还按要求拐了个弯，说是防原子弹。防空洞有一米多高，弯著腰可以进去，里面还铺了稻草。后来发现有青年男女钻进洞去搞名堂，生产队长怕有伤风化、闹出什么事来，让人用石头把洞口堵了。没过多久，下了几场雨，洞也塌了、沟也平了。况且，大家一直眼巴巴地等苏修往我们这山顶上扔原子弹，等了好久又不来，大家的精神就一下子松懈了下来。尤其是，挖洞属于强体力劳动，后勤保障跟不上，肚子太饿力气不济，也挖不动了。全民挖洞掘壕热持续了不到俩月，瞎闹了一阵子，又不知道什么原因，终被喊停。
但紧接著，则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说是要全面理解毛主席指示，不仅要深挖洞，还得广积粮啊！怎么积，要种田呀！没有地，怎么办？要挖掘潜力呀！学校里如何挖掘潜力？还是有办法的。既然福州的西湖可以种稻子，那么，学校的操场怎么不能种菜种稻子呢？于是，全校唯一的大操场，在农基老师黄文贤的指导下，教职员工齐努力，挖了一米深，要求每位学生提供一担熟土，通过挖土再填上黑土，又号召同学们拣猪粪、牛粪，终于改造成为了高品质的大寨田，作为我们的学农基地。很快，先后种上了水稻和蔬菜，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管理，年终以产量决出名次。因为我们班都是农民子弟，回乡又当了一阵子农民，种田经验丰富，庄稼管理得很好，被评为第一名。
当时，不知谁还发明了窟薯种植法，又以班级为单位，将白雾山划为多个片区，挖一米见方深坑，让同学们从家中带来肥料，填上熟土，栽上红薯，到秋天，红薯果然硕大无比。为防止被偷，同学们在山上搭窝棚轮流值班看护。
直到今天我都没有想明白的是：那些稻谷、蔬菜和红薯，最终到哪去了。过了若干年后，我问起同学，都说，当时只在乎名次了，丰收的果实到了哪里，真的都不在意了：以交战备粮的名义上缴公社，让公社干部吃了？还是被老师们私分了？无人在意了。
在革命水库的难挨时光
革命水库位于东里村与美寨村的交界处，文革前开始设计，一九七〇年动工，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建成，号称永春县四大水库之一，现称仙夹水库。
革命水库的兴建，是作为“抓革命、促生产”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重大工程来抓的。举全公社之力，完全靠所有劳动力的义务劳动来完成的。公家只管一顿午饭，每周有一次加菜，可以吃到肉。义务工按年龄划分，十八岁至六十岁，在校生除外。我家父母两人都符合条件，每年必须各做满二十个劳动日，父母均属于副劳力，相对于全劳力，需要做满五十天，才能抵这四十天。父亲手无缚鸡之力，全靠母亲一人了。替母亲完成义务工，就成为了我应尽的义务。我必须利用农忙假和寒暑假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在革命水库，我做过填土方、打夯等工种。尤以填土最为艰苦卓绝。我一直与陈海宽配合。陈海宽既是堂亲、又是同学，其父早故，他是替母亲的义务工。我俩轮流挖土、运土，两项工种都不轻松，特别是运土。板车上是一个长方型木厢，满满一车土足有半吨重，先上坡再下坡，半吨重的土，下坡最为危险，重量加惯性，逼迫你必须小跑，而上坡更需助跑，早晨从家里喝的两碗稀粥，一趟车再加上一泡尿早就消化殆尽。每辆板车按统一编码，到目的地时领取一支竹签，晚上算总账，以车为单位算土方，再折算工分，两人平分。运土方是最消耗体力的工种，最受不了的是饥饿难忍，拉两车土，就腿脚酸软，眼冒金星；但车在坡上，必须全神贯注，不进则退，稍一懈怠，轻者被撞伤，重者掉下沟壑，车毁人亡。早上一上工，就眼巴巴地盼望著中午那顿香喷喷的米饭啦，脑袋瓜子里静晃悠著黄橙橙米饭的影子，大家互相打招呼、议论的、打赌的也是中午有几个菜？有没有肉？
做一星期后，我们俩人实在是受不了啦，我跟海宽说：“我带你去打牙祭，改善一下生活，补充一下体力。”海宽不相信，我说明天一起请假跟我走。次日，我把海宽带到离水库有十五华里之遥的南安县蓬华公社华美大队我二姑母家。当两位灰头垢面、面黄肌瘦的小伙子出现在姑母面前时，姑母惊诧不己、也心酸不已。立刻倾其所有，让我们饱餐一顿，洗了脸，让我们精神焕发地重新出发。这顿饭是我俩毕生难忘的美味佳肴。
我们干一阵子后，也混熟了，指挥部照顾知识份子（高中生），让我打夯。打夯算技术活，当时己有打夯机，象只小青蛙，我们称为电蛤蟆。这是一个多少人羡慕的工作，比起运土方轻松多了。坝基上有十几部打夯机，每人负责二十平方米的地块，有人平整，你就负责夯实，合格与否，技术员钉桩检验。
由于工地上在校生不多，又是识文断字的，指挥部又指派我与海宽赴县城修电机，并说明一天顶两天的工分，即每人二十分。
天刚放亮，我俩用板车拉著电机就出发了。工地距县城有二十三公里。中午时分赶到县城，吃完自带的午饭，修好电机，已是下午四点半。我们必须仍然步行循原路回到工地，指挥部来时交待第二天等著急用，假如因为我们的原因误了工期将扣除我们的工分。
回去的路大多是爬坡，当我们走到小岵岭时，天色已开始暗黑下来。此时的小岵岭，暮蔼四起，夜色阑干，晚霞由红变白变黑，幻化著各种奇形怪状的图形，月牙挂在山颠上，放出冷冷的光辉，暗黑的天穹上星儿眨著眼睛，高低错落、渐渐变黑的树丛随著微风摇曳，虫儿在树林深处鸣叫，小动物偶尔窜过树丛发出“悉悉”的声响，让人不由自主地打了下冷战。当我们步履蹒跚地爬到半山腰时，回眸岵山公社，只见塘溪村、潘溪村、和林村灯火闪烁，偶尔还能听到鸡叫、犬吠，远处的县城上空则是一片辉煌。过岭头进入家乡时，已是深夜十一点许，农舍里偶尔还有一两处闪烁的灯光，偶尔一两声犬吠，田野一片蛙鸣，从公路上可以望见老宅的屋脊，想著祖母、母亲，她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仍在途上奔突，想到这，我竟也不禁一阵心酸。爬上牛屎岭进入观音妈宫时，已是子时，月亮早就下山了，大地极其的寂静，天地一片漆黑，此时已没有了蛙鸣和虫叫，偶尔可以听到猫头鹰发出的一两声凄厉的叫声，只见磷火夹杂著萤火在坟堆上方飘忽，陈海宽胆怯了，害怕极了，一会儿让我在前面拉，一会儿又让我在后面推，我说我还是在后面吧！我们不停地说话，我说我给你讲故事吧，我还说，我属龙，什么都不怕。就这样，到凌晨四时许，当天空出现第一抹早霞时，我们终于疲惫不堪地到达了水库工地，领导见我们漏夜赶到，没有误工，非常高兴。
这一段经历,也是我们有生以来遇到的感到最为恐怖也最为刺激的一夜。三十年后，与海宽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他仍心有余悸。
寒碜的土屋书斋
在动荡和困窘的岁月里，在寂寞而忧郁的少年时代，唯有书籍能够给我带来精神的慰籍，带来些许的希望与快乐。而拥有一个书架、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斋，成为了我的梦想。
老宅的右正房是我当时的居室，筚壁为墙，抹之以草泥，标准的土屋，我决意将之改造为书斋。书桌据说是当年祖父母结婚时用过的木桌，油漆早已斑驳脱落，桌面也已磨得丘壑纵横、青筋暴露，我铺之以塑胶纸，竟也平整如新，用两块木板做了个书托，靠墙码上几本书，竞与书架毫无二致；裁了一节竹筒，削去青皮，画了一枝凌雪寒梅，一个实用又不失雅致的笔筒就这样跃然于书桌之上。当时最为崇拜的是鲁迅先生，书桌上方，我用炭素画了一帧鲁迅肖像中堂画，临摹鲁迅手迹、《自嘲》诗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名句作为两侧联对。后来，又捡到一个旧镜框，我用隶书自题“书缘”两字，权作斋名。
书斋著实寒碜，但却不乏静雅、不乏书卷气，更不乏秀才们的光临。这间土屋成为了我与同学们读书的场所，与同学们探讨学问、议论时政的沙龙。每当夜幕降临，室内那盏唯一的煤油灯亮起来后，这小小陋室里居然响起了李白和普希金的诗韵，梁山好汉和哥萨克骑兵的马蹄声，以及林黛玉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吟……这时，我自觉很富有。
书是买不起的，当然，更买不到，唯一的途径只有借。古人云：“书非借不能读也。”借来的书要还，且有时限，便赶紧抄录。我有很多书是从李育炽老师那里借来的，唐诗宋词，普希金诗集，还有从同学处借来的屈原《离骚》、郭沫若的《凰凰涅槃》，等等，等等，借著煤油灯那微弱的灯光，我抄了几大本，认真地装帧起来，至今仍免不了找出来把玩、欣赏一番。
梦想当画家
跟父亲学漆艺，首先是学画花鸟，但主要素描，以线条为主。我找出了祖父遗存的花稿，除花鸟外，还有飞龙神狮麒麟等瑞兽，也有人物，主要是三国故事，记得有“三英战吕布”，还有八仙，即“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把祖父的花稿临摹一遍后，仍感不满足，又把连环画中的“孙悟空大闹天宫”等也制成花稿。别人学漆艺，都要先从基本功学起，补泥、煮桐油、磨漆，学一年后，才能进入画漆画、牵金钱、盖漆等技术含量高的技艺。我则直接进入画画环节，画花鸟、画人物、画动物。别人画人物故事都要先临摹，即把画稿铺在画板上，用鹅毛杆划出痕迹，再用漆笔描摹、镶上金铂。我完全可以省掉这道工序。画花鸟，构图已在心中，直接画就是；画人物故事，看著画稿画。画著画著，我能随机应变，变些花样，争取东家的人物故事与西家的不重复。
画多了，赞扬也多了，自信心大增，兴趣也浓厚了。闲暇之际，都忘不了比比画画。先学炭精画，买了放大尺，用炭粉画了鲁迅、孔子，老虎等，受到大家肯定之后，又比照著祖父的遗照，画了祖父的画像，老祖母看后，说真像。并要求我也为她画一张，说以后你们可以留作纪念。
再后来，上中学，当了壁报编辑委员会主任，成了所有大字报、壁报、黑板报刊头画的天字第一号美编兼美工。当时，一个心思，想当个画家，终极目标是能够像著名画家一样，能画毛主席的巨幅彩色画像。
----陈华珍《杖藜行吟》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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