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述语言学家与记者见面会文字实录

高盖山民

语言学家与记者见面会文字实录

2006年0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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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明：

请陈章太先生介绍一下国家语言规划制订的有关情况。

陈章太：

记者朋友你们好。五十年前，也就是一九五六年，国务院作出很重要的决定，并且发布了《汉字简化方案》，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同时，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这两件事情，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看出，这就是标志著我们国家整个的语言规范化，包括历史上的长期以来的语文革新运动，进入了一个很重要的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最重要的标志是，一九五五年同时召开的两个会议，也就是中央和国务院决定的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学术会议，国务院这两项重大决定以及这几件大事标志著我们国家进入了整个语言规划工作进入以政府为主导，有计划、有领导、有目标、有步骤、有措施地全面展开，这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中，是一种很杰出的重大事件。

我们国家语言规划工作大致到现在五十年，分成两个阶段。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五年，是我们国家语言规范化，文字的标准化蓬勃发展的时期，是建立在我们整个国家建立新中国，建设新国家这么一个大背景下，为这么一个国家前提来服务的。所以从五十年代中期，我们的党中央和国务院作了大量的工作，中央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政府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研究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的问题，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所以当时决定著五十年代中期所确定的进行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和加强现代汉语规范化，这么三项重大的语言规范化的任务。

就文字改革来说，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文字简化其中包括对汉字进行整理，还有推广普通话。就推广普通话方面来说，当时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也就是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当时采取一系列措施，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周恩来总理亲自做文字改革工作报告，提出在一个时期之内，要使普通话在我们全国范围尽快地推广。同时很明确规定，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每个民族都有学习和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各民族要相互学习语言。国家推广普通话是当时确定的一项基本政策，也可以说是我国最主要的语言政策。

就普通话来说，也进行了规范。用普通话这个名称，当时这一点当时有很多争论，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从秦代以来，历朝历代都有推行一种共同语言行为，最早是“雅言通语”，后来是明清时的官话，再后来推广国语，我们一直沿用到一九四九年，台湾以及一部分海外侨胞还在说这个是国语。据我听说原来有三种，一部分主张是使用汉民族共同语，这种标准语是作为普通话来推广。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是不是还沿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民国政府时期定下来的国语。另外，还有少数人主张可以沿用更早的官话，当然有很多人说，甚至我也见到文章说、甚至有人说，普通话这个词是用日语借过来的。后来说这个说法不准确。自明清以来，社会上“普通话”已经使用了。特别是在清代，“普通话”这个词在民间用得多一些。当时是指不标准的“国语”，比如说周有光先生曾说过，他小的时候，常常听人家说，你会说国语吗？有人说，我不会，我只会说普通话。那就是把普通话作为不标准的国语。

我们可以在文献里找到，文革改革先驱朱文熊最早提出“普通话”，有人提出他是从日本引进来的。后来在五十年代采用普通话，就将它很明确地作为专称。作为我们汉民族共同语，这是一个专门的称呼，意思很明确，说得非常清楚，这个普通话是“普遍通行”的意思，不是“普普通通的话”。这是有专指的，有专门定义的。决定用“普通话”名称是开了两个会议，也就是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下来的。

特别是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这个会议，给普通话作出明确定义，作了一个很具体的定义。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三条在规范标准里全部包括。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事情，从历史上，几百年当中，或者从国语以来，虽然在某些规范中提出了一些标准，但是还没有这么系统、这么明确、这么全面，所以这个意义重大。

推广普通话，经过十几年时间，六十年代普通话推广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譬如说学校里已经基本上使用普通话教学，宣传机构使用的传媒语言也基本上是普通话。

在前一段时间，普通话的普及率没有统计这是事实。但据估计，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有百分八十以上的文盲，到六十年代，我个人估计，可能大概文盲率是在百分三十左右。这些数字都是不准确的。因为不光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一九四九年以前也已经有了，从清末以来推广国语，再加上早期的“官话”已经有长期的积累过程。所以当时取得这部分成绩是有一定基础的。但是五十年代这段时期，是我们蓬勃发展的时期、成绩最大的一个时期，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老一辈人都经历过，一九四九年以前，基本上我们国家的语言生活是单一的，基本上以方言、母语或者少数民族语言为主。能够使用方言又使用普通话的很少。在少数民族地区，能用使用自己母语，又使用普通话更少。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单一制”。

经过十几年发展，普通话在社会上使用的人越来越多，逐渐向“双语制”发展。既会说方言或民族语言，又会说国语（普通话），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五十年代，当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整个宣传媒介比现在宣传力度还大，从中央到地方全国成立了专门的机构，相关一系列工作都跟得非常紧。文化大革命后半阶段，一切推广工作都停止，受到很大影响，当然普通话推广工作或其他的语言文字工作也受到很大影响。我们想要说的一件事情，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一九七七年仓促公布的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不够成熟，而造成社会用字的一些混乱局面。现在社会上使用汉字，有时还会把曾经出现过的第二批简化字混在一起。我为什么在这里要说这件事？因为我想要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方针任务的一些情况。

国家前一个阶段是以建设新中国为背景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整个国家加强现代化建设、全面发展革新事业，整个语言文字工作都要服务于这个大局。所以，党中央、国务院从八十年代开始酝酿考虑制订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任务。作了几年调查研究，总结过去的工作后，准备在八十年代中期，正式推广的时间应该是一九八六年年初，确定了我们国家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任务。在这个任务制订过程中，我们经过了相当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反复地对一些问题作了讨论和研究。

新时期的方针任务很明确，就是贯彻执行国家语言工作的法令方针，促进语言文字标准化，继续做好语言文字工作，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一方针和五十年代中期的方针已经大大地发展。任务之一是做好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研究和调整现行汉字，制订各项有关标准，进一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研究并解决实际应用中的问题，研究汉语汉字信息处理问题，参与鉴定有关成果。加强语言文字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做好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工作。核心就是推广普通话和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为现代化服务，这是改变之一，即把推广普通话作为首要任务。第二就是提出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第三提出对语言信息进行处理，为现代化社会服务，与信息化社会结合得更加紧密，考虑到整个社会的发展。

我想简单说一个事实，当时制订新时期语言文字方针任务时，党中央、国务院进行了非常认真的研究和讨论。譬如说中央书记处、当时的国家语委均提出了一些根据中央的指示、意见来提出新时期方针任务的草稿。并报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审批。当时中央推广文化教育也包括语言文字工作，反复写报告、进行审视。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到底对方针任务中是不是提在五十年代，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拼音化的方向”，就这一问题就向书记处汇报不止一次，并进行研究。当然这一新的方针任务当中没有提到这点。其中有一个解释，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当前我们要做的工作。要留待以后解决。包括五十年代时也说明，要继续研究讨论。譬如说，曾经提出要废除“第二批简化汉字方案”，这一方案于一九八六年废除。一九八六年废除“二简”并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反复请示汇报。

当时总书记、当时的总理以及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中央书记处都讨论过，对新时期方针任务政策也都是进行了讨论和审批。所以也可以说，从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这段时期，我国对语言工作是极其重视的。我们现在取得这么大的工作成绩，很庆幸的是当时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因为这是五十年代的一个任务。因为当时有一、两千个方案，到底用什么方案？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有中文，还有罗马字，还有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等。但是最后决定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方案的字母体系。现在看来极其正确。因为当时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包括有一部分专家提出来，建议我们使用别的字母，但现在看来，中央的决策、国务院的决策非常正确。因为拉丁字母在世界上相当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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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有一位记者朋友提到“保卫方言”的问题，最近这个问题我碰到很多，也讨论过很多。我到上海参加《语言文字法》实施办法草案讨论时，也碰到这一问题，现在不光是上海，杭州、广东、东北、西北都有人提到这个问题。可能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现在方言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觉得推广普通话的结果是受普通话的影响。我说这个事应该这么看，刚才周先生说，方言的变化是一种社会进步的结果，事实上也是语言文字演变的一种结果，是很正常的现象。小时自己说的方言，跟老家人说的方言，或者跟我们老辈说的方言差别很大，历来如此。

方言的变化很正常，但是另一方面，误解普通话推广的影响是不确切、不全面的。我是研究方言，研究语言规范化的，我觉得这个事看法不全面。为什么？因为推广普通话，从五十年代一开始时就说明得很清楚，就是说，推广普通话是为了克服语言障碍，使方言区的人能够多掌握一种使用范围更广的语言，而不是企图消灭方言。二○○○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很明确地给方言使用留下必要的空间，并作了明确规定，哪些情况下可以使用方言，甚至执行公务需要时也可以使用方言，包括司法，都作了一些明确的规定，而且法的起草说明当中也很明确地规定，方言有其自身的价值。五十年代，周总理的报告也讲到这一点，对方言应该采取的态度，我们讲得很清楚，方言有自身的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

关于方言，从我们国家政策上来说，一开始到现在几十年，一直是采取保护的态度，但是不是“保卫”？“保卫”是讲受到侵犯才需要“保卫”，方言的变化不是普通话的“侵犯”，而是自身演变，是社会需要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全面看待这个问题。而且一种方言的濒危，方言活力的萎缩，甚至消亡都是很长时期的。我们现在看看德国的南、北方言，德国那么发达，标准德语已经普及一、二百年，可是现在南北方言仍然差别那么大。日本东京和大阪的方言差别也那么大，北京和天津这么近，天津话仍然保有天津味那么浓，所以关于方言不用担心，不是受普通话的挤压，所以我们应该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

王旭明：

您可以预测一下，比如若干年后，某一个地域的方言，会不会像现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样保护起来了。我的意思是，某一种方言，因为交际有限，经过几十年演变之后，没有人用它又要让它成为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

陈章太：

这是必然要发生的。因为方言的演变速度很快。但有些强势方言，譬如说上海话、广东话，闽方言，事实上活力还在增强，十几年前有一个口号说“普通话南下，粤方言北上”，就是受当时港台文化的影响。包括电视、播音都有一点港台腔。方言一方面向普通话靠拢，另一方面又从普通话吸收有利的成份，比如大批现代化的词语，方言没有词汇表达，只能吸收普通话，丰富自己方言的词汇，用方言发音。使方言的活力增强了。譬如说，有的方言，过去没有的语音成份，现在在方言里吸收普通话一些语音成份，例如“我是闽南人”，闽南人就是读不准音，比如健康的“康”，读成“坑”，现在把普通话的“康”音吸收进去了。也就是是表达活力增强了，需要用这个音时，就用这个音，所以强势方言活力在增强，弱势方言在萎缩，这是自然规律。

尤其是“方言岛”，尤其是“边界方言”，现在我们最近搞一个“濒危方言”的调查研究，大量记录包括录音记录下来，比如东北的“站话”，就是古代驿站的官员和家属使用的“站话”，现在这种话在萎缩，基本上濒危了，现在正在抢救。比如海南岛、广东、福建的“军话”，北方军队到戍边保卫边疆的军队，留下来的人说北方话。比方说杭州话，南宋朝廷到杭州以后，带去了北方话跟吴方言结合。杭州话从南宋到现在多长时间？现在杭州话本身既有受普通话的影响，可是还在受周围吴方言的影响。所以强势方言会保持很长很长时间，弱势方言会逐渐逐渐萎缩，其中有一部分方言就会濒危，甚至消失。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联合国有一个估计，现在世界上6千种左右的语言，大致一百年左右至少消失一半。这很正常。所以我觉得对方言应采取保护措施，包括濒危方言，我们要采取抢救。这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的。本来这是一、二百年以后要做的，比如英国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消失以后，重新抢救进行保护，现在采取一些培训。我觉得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我们国家预示到这种情况，抓得比较早，我们政策上预测率比较高。这里涉及到语言权益问题，即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包括各式各样人的权利，其中语言权利也是我们国家要关注的。自己的方言母语是受到国家保护的，但是我们国家提倡推广普通话，这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并不妨碍你自己。要求你教学、公务、传媒、社会公共服务这四大方面使用普通话，但你方言完全可以自己自由地在方言区里使用，这是我们国家采取的措施和政策。

我们可以提供一材料。根据联合国最新调查公布的一个二○○五年世界主要语言的分布，跟它的实力和调查报告，二○○四年以前汉语排在第三，第四位。二○○五年排在第二位，也就是说它的分布和实力，就是使用的人口数量、使用的领域，排在英语后面，在德语前面，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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