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铿锵集：历史的补白》受访者对本土史观的质疑

世系小考

回应《铿锵集：历史的补白》受访者对本土史观的质疑

在2016年四月初，香港电台《铿锵集》讨论香港本土史的议题，拍得十分精彩。四位受访者中其中一人为刘智鹏教授，他于访问中表示对本土史观有点保留。他提出了两个观点：1）新界宗族的历史，是香港的源流史。2）新界的宗族都看重族人与岭北中国的连系，是以难以否定香港的中国根源。

在此先回答第二个观点。刘教授似乎采信新界宗族族谱的论述，认为其祖先乃是自北方南迁香港，而且与宋帝国皇室有渊源。然而，宗族族谱的记载，能够反映历史真实吗？

据历史人类学研究，岭南族谱都有著类似的叙事模式。通常族谱会指宗族的祖先于宋代因故南迁，先在原居地（通常是指南雄县珠矶巷）取得官方批文，到达现居地时再获官府批准安居乐业。有一些族谱则像新界邓族那样，声称祖先有皇族背景，为避祸而迁居岭南，同样也是获得现居地官府批准定居。然而，这些叙事所提及的，其实是明帝国的户籍制度。而皇族后人之传说，除东莞何族外，都是道听途说。

明帝国开国后，采用蒙古人发明的户籍制度，并推行户籍登记。在此之前，岭南除广州等大城市、以及邻近中土的粤北之外，皆还未汉化（曾华满博士称之为「岭南发展的核心性」）。岭南原住民，多为百越后人，被岭北中国视为化外之民。由于一直只有身为汉人的编户齐民须为官府服役交税，原住民也一直没有汉化的经济诱因。是以汉人称原住民为「莫傜」，之后再简称为「傜」。

然而，到明代因水利技术之进步，时人已能于珠江口沿岸引沙造陆，最终填出今时今日的珠三角。而明初天下太平，明帝国经济趋向稳定，并逐渐发展出商品经济。这样于珠江口填海造陆，就成为一项潜在利益丰厚的投资。

然而，只有汉人才能够有资格购置田产。利益的天秤，因而向汉化那一边倾斜。原住民于是纷纷善用明帝国的户籍登记制度，杜撰族谱以虚构其汉人根源，令家族能有资格参与圈地竞赛。而官府著重的，是征税以及社会秩序，既然原住民愿意接受儒家礼教的规范，也无谓计较其汉人身分之真伪。反正自宋帝国容许平民编写族谱后，藉族谱让边民归化乃是惯常做法。

而原住民在汉化后，还可以参加科举，若是族人中举，则可凭官荫庇护家族的圈地事业。在嘉靖年间，霍韬等岭南出身的官员于大礼议时，因维护皇帝的立场而获褒赏。他们的族人就趁机以「废淫祠」的名义，侵吞寺庙的田产。在此以后，岭南宗族又透过族谱，攀附为同姓官员之同宗，而各家族合并为大宗族，亦能够整合资源，或是投入填海工程、或是资助子弟读书应试、以至是武装族人透过械斗抢地。而按照《朱子家礼》的规定立祠堂、祭祖先，则是维系宗族的仪式。

当然，在这场残酷的圈地竞赛中，总有失败者。他们在陆地再无立锥之地，只能舟居。他们被发展为广府族群的大宗族岐视，被眨为贱民，并被称为「蜑」。他们之后因其弱势，投身于沿海走私贸易，最终与英国人结缘，意外成为协助香港开埠的第一批华人。

详细的历史发展，可参考科大卫教授《皇帝和祖宗》一书，亦可见萧凤霞、刘志伟等人之历史人类学研究。而于明末清初迁往香港附近的客家族群，一直都被视为北方汉人之后代，但实情此乃罗香林等客家学者为应付广府人之针锋相对，而建构出来的历史想像。而事实上客家族群之祖先，是粤闽赣交界之畲族，受小群南迁汉人的影响汉化而成。这可见于梁肇庭、濑川昌久以及汤锦台等人之研究。

说到底，岭南各族群与岭北中国之连系，并非自古已有，而是出于后世的想像。并没有血浓于水这回事，有的只是形势比人强而已。

诚然，广府族群之后努力比岭北人更贴近华夏正宗，且成就斐然，但此乃后话了。而且，自命正宗，其实最终也会是标新立异、区隔我他之举动。朝鲜在崇祯登天后，自认比中国更加中华，是为正宗华夏。然而满清巩固了在中国之管治后，北伐复明之路不通，朝鲜人也只能著眼于鸭绿江以南保存心目中的正统华夏文明。既然中土已无望光复，就只能以区别华夷之心态应酬中国，并立足本土，于朝鲜重建华夏。如吴政纬同学于《眷眷明朝》所言，朝鲜人在此历史背景下，建立起朝鲜本位的身分认同。

在同时期的德川日本，知识阶层更是一边钻研儒学、一边歌颂大和魂。比如德川光圀在明遗民朱舜水的协助下，借用儒家的春秋笔法，写出日本本位史观的《大日本史》。葛兆光教授于《宅兹中国》云，自明清以来，朝鲜、日本与中国发生「从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认』的过程」，「原本在华夏基础上东亚的认同的最终崩溃」。近世台湾之自立，香港之抗争，也是此大趋势之延续。

香港之所以能顺利开埠，乃蜑民等海洋族群在英国人带来的制度空间下，在不受清帝国豁制下努力之成果。之后虽然有大批广府以至是岭北移民涌入，但他们之所以到香港安居，是因为香港已经成为一座处中国之外、位中国之旁的准城市国家。而在九龙山脉以北，宗族势力庞大的新界地区，初时与香港并无太大的交集。

而英国人租借新界，主要是因应甲午战争后清帝国国力衰退的形势，以新界为防范其他列强入侵香港的缓冲地带。而在租借初期，英国与新界宗族打过六日战争，英国更无意直接管治新界。他们除了把宗族势力较弱的新界南端，亦即九龙山脉与界限街的地段「偷鸡」划入新九龙外，便将新界与香港分开管治。

是以新界「并入」香港，其实是战后发展新市镇期间的事。在某程度上，是香港「入侵」了新界。不过在发展新市镇时，新界宗族取得大批换地权益书，之后又遇著香港地产业畅旺，就误打误撞的在「加入」香港的同时，晋身为香港的新兴特权阶层。是以新界的原居民，与他处备受欺压的原住民绝不可同日而语。

那我们再回到刘教授的第一个问题：新界史是香港史之「正朔」吗？在《创世纪》中，亚伯拉罕之次孙雅各煮了窝红豆汤。长孙以扫想要喝汤，雅各就说：「用长子的名份换吧。」以扫馋咀，竟答应了。之后反悔已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