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录华人社团与华人华侨文化认同探析

迁徙纪程

华人社团与华人华侨文化认同探析

华人华侨的足迹遍布全球，是全球不可或缺的群体，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华人华侨这个族群的研究。尽管由于居住国的文化同化，部分华人在某些习惯与语言、政见上会有别于国内人，但是其与生俱来的族群认同使得他们仍保留著以群己为本位、以家庭为中心、人际关系重伦理上的核心价值观。正因为根系的相依相属，使得无论是在过去或是现在，华人华侨对于国族的认同仍保持高度的同一性。而其中，华人社团是华人华侨民族主义延绵的支柱和桥梁。

一、华人华侨认同情感的双重性

旅居国外的华人华侨必定会同时遭遇祖籍国与居住国两种文化的冲击，这种冲击其实也就是两种文化对于特定群体的抢夺，即华人华侨认同情感资源的争夺。所谓认同情感资源的争夺源于华人华侨居住国的同化与祖籍国的呼唤之间的情感争夺。一面是华人华侨的居住国，尤其是那些强大的政治经济一体化国家，它极强的政策号召力能有效地同化部分的华人华侨；另一面是华人华侨骨子里血浓于水的乡土情结让他们又自然而然地接受著祖籍国的情感召唤。在文化价值观的双向吸引下，谁能真正把握天平的重心，这与该国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手段的应用不无关系。

一）文化与认同间的结构分析

很多人认为，经过几十年的磨合，海外华人华侨已经逐渐消磨自我的文化个性而被居住国同化。事实证明，这个判断并不准确。文化与认同间有著千丝万缕、不可或缺的关系。首先，在文化的认同上，并非所有的文化因数均可以被同化与融合的。至少某些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不能被完全同化的。例如
：在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上，“芭芭”和“娘惹”不会说华文但却保持传统的中华文化习俗，那些不尊崇民间信仰而改信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人却依然说华文，那些更愿意以英语为媒介语言的年轻一代，也许不再坚守传统文化习俗和信仰，甚至很少参加宗庙乡团组织的活动，却在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态度观念上依然不放弃孝道、人情、面子、勤俭、报答、秩序、中庸、和睦、分享等中华文化价值观念。［01］所以，即使显在的文化因数在文化融合的进程中消失，但核心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植根于个体内心深层的精神却可以长期保存下来。其次，认同包含不同的层面内容，如:
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这两种认同并不完全统一。国家认同倾向于政治认同，它是对于居住国政治权利与义务的遵守与执行;
而民族认同则是一种文化认同，它是对祖籍国民族情感的保留与潜藏。相比较而言，国家认同具有可变性，因为居住国的不同，每个国家的政策操守不同，华人华侨会有不同的国家认同选择;
而民族认同则具有内生性，即使政见不一的华人华侨，其对于祖籍国的民族情感确是同一的。

二）认同祖籍国文化中面临的情境作为一个华人华侨，他们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内生的民族主义是一直无法割舍的，只是在不同的情境中有不同的表达方式。通常来说，人的情感认同会在两个时期变得很强烈:
一是祖籍国处于弱势之地或遭遇外来势力的侵入之时，认同者会由内迸发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这种情感源于外界刺激促成内化情感迸发，进而再演变为行为体的外在行动———认可并支持祖籍国。如革命年代，华人华侨捐钱捐物，甚至自己投身革命来支持一些先进中国人的行为，都可以看成他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真实表达。在现代，北京奥运火炬在传递时，由于遭遇来自他国势力的干预，导致圣火几次熄灭，华人华侨组织坚决抵抗当地政府的恶劣行径亦是此种情境的表达。第二种则是祖籍国处于上升期或者昌盛之时，华人华侨是真实地表达自己对于国族的认同之感，并为之自豪，且愿意积极投身国家的建设之中。这种认同源自祖籍国本身所带来的价值和利益的吸引力，所以此种认同会持续得长久些。

二、华人社团源于文化的归属与现实环境下的群体选择

首先，一个人的情感诉求力量往往是弱小的，可是如果将一群有同样情感诉求的人凝聚起来，借助一个媒介表达出来，这样的力量就会异常强大。作为少数族群的华人华侨侨居异乡时，力量的薄弱使其更加迫切寻求利益同盟体来维持彼此的联系。显然，官方的机构并不容易且适合介入，民间的组织能很好地融合一群相对弱势的个体资源，使得他们的声音更容易让官方听得到。早期的“行会”均借助于中华民族宗法制的框架，得益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强烈的内聚力，其目的是在异质环境中，团结互助，防范欺凌，联络感情和互通资讯，以求得立足、生存和发展。

其次，从心理学上来说，人隶属于一个易于确认的群体，这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与其他民族相比，华人更固守著这个传统。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的地域性结合，实际上是建立在命运共同体关系上的社会性结合，由父子、夫妇、长幼的血缘家庭关系延伸出的君臣、朋友的社会关系。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德伯雷在《海外华人》一书中写道:
“正是这种对大陆共同的依恋使他们依然是中国人，极为谨慎地甚至暗中延续一种中国社会的结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有等级的组织，一种内部法律，一种道德以及在漫长的流亡中所获得的商业传统。”［02］

滨下武志在分析华侨的这种心理特点和行为方式时指出：“华侨基于空间认识所产生的身份认同，首先是对出生地和故乡抱有强烈的乡里意识。这种意识，既是个人对于故乡所抱有的归属意识，更是在移民国家的生活空间里，不可缺少同乡之间的相互扶助，因而这种归属意识得以不断再生。”［03］

在华人华侨社会里，这种关系的实现可以通过这种拟制的家庭关系，使移民联系的网路得以扩大。所谓拟制的家庭关系指的是一种非血缘的，但是由于共同的祖先、风俗、传统、记忆而构成的一种独特关系。虽非个体真实小家庭，却胜似大家庭大家族的关系。最初的同乡会的产生便是这种文化的结果。华人社团的出现扩大了华人华侨社交的圈子，作为一种更为确实和安定的关系网，加强了彼此之间及与外界间的团结互助与合作。特别是早先的华人华侨，怀有强烈的民族归属意识，这种民族归属意识不断强化著他们自我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当拥有此种情感的移民越来越多，形成势力时，各种以地缘、血缘、业缘关系为纽带的“行会”就应运而生了，社团组织俨然成为其认同情感的桥梁与归属之处。

三、华人社团与华人华侨文化认同的建构

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事件，华人社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尽相同的，但是其起到的凝聚人心以及沟通交流的功能却是同一的。

一）近代民族主义思潮是早期华人社团活动的催化剂，反之，华人社团的存在也是近代华人华侨民族主义情感的依附所在近代中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源起于西方列强的侵入，是中国人抵抗外侮的精神动力，亦是国家争取独立、主权和尊严的强烈诉求。朴素的爱国、爱乡感情，以及在海外新式知识份子鼓动下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充当了早期华人社团活动的催化剂。当时社团中一些肩负使命责任的精英人士做了大量的“开启民智”工作，通过教育培训的手段，唤醒当地华人华侨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结，使得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加入到社团中来。所以，华人社团最初形成与发展是以民族主义为原动力，由睿智先进的中国人引导建立的一群关注国家命运的共同体组织。近代先知先觉的许多华人华侨，其对于中国政治命运的关切，便是经由革命党人的推动形成了一种群体的自觉。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在海外华埠成立保皇会。保皇维新论在华埠风靡一时，各埠保皇会数以百计，成员数十万。如康有为所言，“凡百七十余埠，遍于五洲，会众以数十万计，岂吾所及料哉！”［04］1905年，孙中山等兴中会成员流亡日本，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其分部组织相继在东亚各埠建立。数年间，迅速取代保皇会，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人社团。

利物浦是华人侨居英国的最早落脚点之一。利物浦的致公堂就曾与孙中山合作，在辛亥革命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抗战前后，英国华人的社团活动进入一个高潮。以留英学生和知识份子为中坚，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和平组织、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华侨抗日组织，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民间抗日团体，都纷纷在英国华人当中设置分支机搆及吸收会员，使英国华侨投身于广泛的抗日动员当中。一些老的华侨团体，如四邑会馆、互助工团、致公堂等，也纷纷在抗战中出钱出力。英国华侨社团的早期历史说明，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使建立在血缘、宗族、地缘关系上的华侨社团构成英国华人社团的主流。

而处于英国社会的底层地位也很自然地使华侨将个人前途与祖国命运相联系，“中国政治”是刺激英国华人社团活动的出发点，民族危机空前提高华人社团在华侨当中的凝聚力与号召力，民族主义是英国华侨团体得以产生和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05］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国政治动员的有效性基于具有民族国家意识的华侨社团———这一海外民族主义载体，若失却了与祖国政治、法律、情感联系的华侨社团的存在，海外华侨的民族主义便无所依附。［06］

二）当代华人社团成为培养新一代华人华侨民族情结、传播中华文化、传递乡音乡情的基地如果以“拓荒史、革命史”来形容老一辈华人华侨的历程的话，那么新一代的华人华侨则伴随著中国综合国力的强盛而获得相应的尊重。随著华人华侨在海外生存环境的变迁以及华人华侨自身构成的变化，一些以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为纽带的新型的海外华人社团也应运而生。与前辈相比，新生代华人华侨对祖籍国的感情渐趋淡化。如果说老一辈华人华侨对于祖籍国保持著的是一种浓烈爱国情结的民族认同感的话，那么新一代华人华侨对于祖籍国有的只是残存的模糊认知。所以，尊重并重视传承以血缘、地缘、业缘的组织尤为重要，因为这类的华人社团仍是凝聚海外华人华侨，尤其是新一代华裔的核心纽带。一项调查表明，在考察新生代华人华侨具备的祖籍国认知性上，对于中华文化的认知程度是其祖籍记忆的重要参考指标。例如，在东南亚各国中，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对中华文化的认知程度最高，他们基本上都见过舞龙舞狮，知道划龙舟、祭祖先等带有祖籍地传统文化色彩的活动，对于中华文化所包涵的内容，如传统历史文化、民间民俗风情、民族器乐、书法国画、民族服饰、饮食茶艺、武术象棋等等，90%
的人表示有兴趣而想了解，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选择了“很有兴趣”，不了解也没兴趣的人仅有
5%一10%。［07］这些对于中华文化的强烈认知，除了家族式血缘论的伦理思想灌输外，显然与华人华侨在中国繁荣强盛的大环境下，表达出的民族自豪感不无关系。虽然，只是残存的“祖籍记忆”，可是这种记忆却与“国族认同”互为表里。一方面，华裔族群的形成其实就意味著华人华侨将自己类别为同一性质的人。这些人都保留著对于祖籍国的记忆和想像;
另一方面，这类的记忆和想像促成、维持甚至强化成员的国族意识。“祖籍记忆”其实亦是新一代华裔构建其国族认同的基础。所以，当代的华人社团除了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与祖籍国构建联系外，仍应重视以传统的亲缘、地缘为主组成的社团在传播传统文化，传递乡音乡情，建构华裔族群的爱国情结上的价值，且这种价值更需要在当代社团组织中延续发展。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曾言：处理海内外同胞要研究“根”文化。“根”文化是一种涵括语言、乡情、民俗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综合体，“根”文化的本质其实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运用。

首先，汉字语言文化是海外华人华侨文化精神的基础。汉字作为中华民族最主要的文化载体，几千年来始终流传并经久不衰。汉字不仅以会意的形体特征影响著中国人直观的思维方式表达，而且作为承继久远的交际符号维系著中华文化的绵延不绝。在华裔社会的现实生活中，新一代华裔被泛称作“香蕉人”。这样的一群“香蕉人”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苦苦挣扎，成为两头够不著的“边缘人”。

要寻找到迷失的“自我”，就需要找到自己的根。而弘扬中国文化，营造学习中国文化的机会，让“学习中国文化”成为年轻华裔的理性选择，这些都需要华人社团通过积极推进传统文化、华语修习教育来维系华人华侨中华文化的传承，让更多华裔从“香蕉人”的迷茫中找回自己“芒果人”的身份。当代华人社团已认识到华文教育不仅是华侨华人维系与祖籍国联系的纽带，而且汉语作为一种语言工具，在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提高竞争能力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为此，海外华人社团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兴办各类学校，学习汉语，通过汉语学习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各社团还积极推动所在国和中国开展文化教育的交流合作，使华文教育获得更大的发展。

其次，以“五缘文化”为纽带激发新一代华裔对祖国的情感认同。所谓“五缘文化”，就是对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为内涵的五种关系的文化研究。比如有了宗缘关系就有了宗亲会、校友会等海外社团;
有了地缘关系就有了同乡会等海外社团组织;
有了业缘关系就有了茶文化、酒文化、葡萄节、信鸽协会等海外社团组织;
有了信缘关系就有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海外社团组织。这些社团组织的覆盖面不仅是一个地区、某个国家的范畴，许多组织已经遍布全球。“五缘文化”是中国人社会结构和人际网路的客观存在，并潜移默化为大国小家统一融合的粘合剂。“五缘文化”虽是历史的产物、属于一种旧式的传统型组织，甚至夹杂些封建迷信、因循守旧之处，可是其于新一代的华人华侨的影响力仍是
异 常 强 大。这与它的积极变革不无关系。

如，这类社团认识到社会化进程中，需要更多的新鲜血液，于是他们从全球化视野的角度考虑，涉足经济领域，积极吸引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华裔，促进新老领导层交替等等。新式的社团以“五缘文化”为依托，适应社会的变革，不仅开拓了华人华侨经贸交流的管道和途径，更为强化了新一代华人华侨的民族自豪感。

“叙乡亲、增友谊、谈合作、谋发展”，这是海外华人社团加强同祖籍国联系的宗旨。在全球化的今天，海外华人社团不仅是华人华侨与祖籍国经贸交流的桥梁，更成为华人华侨海外民族情结的归依之处。重视华人社团，对于今日的海外统战工作的开展有著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宜音．文化认同的独立性和动力性:
以马来西亚汉人文化认同的演进与创新为例［A］台湾：第四届海外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Ⅲ，2001( 5) ． 129．
［2］弗朗索瓦·德伯雷著，施伯骥译．海外华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23-24．
［3］滨下武志．华侨史に见る社会伦理—华侨—华人—华裔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J］．思想，1991(第 801号) 30．31．38．
［4］［美］刘伯骥．美国华侨史［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6．449．
［5］班国瑞、邓丽兰．英国华人社团的历史演变与当代华人社会的转型［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2) ．
［6］吴前进．孙中山与海外华侨民族主义［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 3) ．
［7］俞云平．从“祖籍认同”到“祖籍记忆”—马来西亚华人祖籍地(国)认同的演变［A］互动与创新多维视野下的华侨华人研究，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