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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宗族祭祀和祖先崇拜
作者王善军，1966年生，河北大学出版社副编审。
“古代中国普遍的宗教即是家族社会之宗教”，宋代作为宗族组织的奠基阶段，在宗族祭祀方面逐渐形成并确立了适应当时社会世态的新体系。主要表现是，祭祀物件重在始迁祖以下的历代祖先，祭祀方式则以祠祭和墓祭为主。宗族祭祀的核心是祖先崇拜，祖先崇拜决定了宗族祭祀，宗族祭祀又加强了祖先崇拜观念。因而，宗族祭祀具有收族的功能，起著强化族权的作用。同时，宗族祭祀还对宗族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也是影响中国传统社会基础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影响古代人们精神生活的因素很多，但最主要的因素是宗教。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祖先崇拜从人类早期的一种原始信仰，经过儒家的理论阐释，又经过历代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宣导和扶植，无论从仪式形式，还是从思想内容上，应该说都具有了宗教的特征。所以，早在半个世纪之前，高达观在他的著作中即已指出：“古代中国普遍的宗教即是家族？社会之宗教，全族人众均崇拜共同的祖先，所以家族是一个宗教的团体。”当然，如果与其他的宗教相比，中国古代的祖先崇拜并不完全符合它们的模式，而是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主要是由于各宗族有各宗族的祖先而没有共同的崇拜物件，仪式形式也难以完全一致，因而这种“古代中国普遍的宗教”是纷杂多变的。也许正因如此，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深入研究，其研究现状与它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广泛影响很不相称。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宋代为例，从宗族祭祀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以期能够抛砖引玉。
一、宗族祭祀的物件宗族祭祀是建立在祖先崇拜基础上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又是加强祖先崇拜的一种很重要的手段。在宋代理学家看来，祭祀是社会性的人不可缺少的一项标帜。程颐就说：（《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正中书局1946年版。）宋代的宗族祭祀和祖先崇拜“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兽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飞鸟是也。惟人则能知祖，若不严于祭祀，殆与鸟兽无异矣。”虽然祭祀物件以祖先为主，但人的祖先是无穷无尽的，如果没有世代限制或其他限制的话。所以，宗族祭祀的祖先，是有选择的祖先，而不是所有的祖先。
这个选择，首先就是世代的选择。宋儒关于宗族祭祀世代的议论很多，但却是各有主张，极不一致的。李觏主张：“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家，序以昭穆，则是始祖常祀而同姓常亲也。”程颐主张根据祭祀的情况区别对待祭祀的世代：“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祢。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设二位。常祭止于高祖而下。”而朱熹的主张则是，祠祭只能祭及四世，即高祖、曾祖、祖、祢。有人曾经问他：“而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只祭四代，四代以上则可不祭否？”他回答说：“若是始基之祖，想亦只存得墓祭。”抛开宋儒的议论和主张不管，让我们来看一看宋代现实社会的具体情况，问题就会更？为会宗法，岁时设远祖位，合族荐献饮福。”加清楚。光泽县的李吕宗族，“聚族千指，这个宗族合族祭祀的物件是远祖。俞氏宗族，“每岁寒食，主祭者率子弟各执事，自始祖而？下合祀焉。”
南宋人陈藻曾叙述过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今人”尝未始有田者，古坟一丘，而十数代子孙岁醵以祭。”十数代子孙在一起共同祭祀，其物件也必定以十数代以上的祖先为主，这是毫无疑问的。宋末元初迁居剡源的戴氏宗族，其新建祠堂的情况则更能说明问题：“初祖以下在北室，高祖六四府君在中室，五祀诸神附南室，惟土地之神在下室。”从宋代的这些实际情况可以看出，宋代宗族祭祀物件的世代一般是始迁祖以下的历代祖先。宋代宗族除了要祭祀自己的祖先以外，还要祭祀其他的一些神灵，如土地、山川等自然神。另外，各宗族还往往有自己宗族的发家神话，在这些神话中对宗族发家起过重要作用的神灵，往往也成为宗族祭祀的对象。如周密所记其宗族的情况：其祖先遭靖康之难，为金人所追，藏于一古祠的佑圣神像下得生，又赖佑圣神的保佑，全家不失一人。因而周氏“世事佑圣甚虔。凡圣降日，斋戒必谨。盖以答神庥诏子孙。”不过，这些祭祀只是宗族祭祀的陪祭而已，说明宗族信仰具有一定广泛性的特点。
《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李觏：《李觏集》卷一三《教导第四》。《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朱熹：《家礼．附录》。周必大：《文忠集》卷七五《澹轩李君吕墓志铭》。《洪庆庵记》。陈藻：《乐轩集》卷八《大宗小宗》。戴表元：《剡源集》卷二三《迁奉祠堂文》。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二《事圣茹素》。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
3期
宗族祭祀的方式宋代由于是建立在长期战乱的唐末五代之后，许多封建礼仪已被纷乱的社会生活所冲垮。因而，在宋王朝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宗族祭祀在各地各族之间显得很不一致，并且大多很不“完备”。北宋中期以后，由于社会稳定，各宗族逐渐讲究祭祀的仪式，也由于士大夫们致力于重整封建礼仪，所以逐渐形成了以祠祭和墓祭为主的宗族祭祀形式。一祠堂与祠祭。我国古代的祠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专祀历代有功德于当世或后世的先贤名臣。“由汉以来，牧守有惠政于民者，民或为之生祠。虽非先王之制，皆发于人心之去思。”唐代大诗人杜甫所吟“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指的就是成都的武侯祠。宋朝时，这种祠堂甚多。为保卫宋政权坚守城池而战死的武将文臣，“事平得即祠其所”。
宋代许多有惠政的地方官，也得到了当地百姓的建祠祭祀。范仲淹“凡宦游，人怀其惠，莫不有 祠”。韩琦判大名府，当地人民“相与立祠于熙宁禅院，塑公像而事之。”
另一种是专供宗族祭祀的祠堂。这在宋代资料中又叫宗庙、家庙、影堂等等。司马光对历代宗族祠堂的发展演变曾有过如下的论述：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师，皆有庙。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居室为后。及秦非笑圣人，荡灭典礼，务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
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在都邑则鲜焉。魏晋以降，渐复庙制。其后遂著于令，以官品为所祀世数之差。庙制遂绝。唐世贵臣皆有庙，及五代荡析，在宋朝，祠堂的兴起有一个过程。宋仁宗庆历元年郊祀，为推恩百官，颁赦：“听文武官依旧式立家庙”，但“旧式”是一种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所以，“令虽下，有司莫之举。士大夫亦以耳目久不际，往往不知庙之可设于家也。”直到皇祐二年，才在宰相宋庠的请求下，“下礼官儒臣议定制度。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庙，东宫少保以上立三庙。”
尽管如此，士大夫们仍感到没有具体的模式可依。至和年间，文彦博知长安，访得唐代杜佑的旧庙，并于嘉祐元年“仿而营之”，才算是高级官员按朝廷规定建立家庙之始。在此之前，民间根据自己宗族实际情况创立的祠堂却已经陆续出现。据《穆参军集》记载，任载的儿子康懿公为了祭祀其先，特建一堂供奉任氏先人，取名为“家祠堂”。“其严慈之尊，长幼之序，煌煌遗像，堂堂如生。宗属以之视瞻，精爽以之冯凭附，祀有所不渍。”任氏的家祠堂一返“前代私庙并置京师”的做法，“而复设于居里”。
穆修称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三八《韩魏公祠堂记》。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一六《欧阳监丞祠堂记》。范仲淹：《范文正公集．褒贤祠记》卷一《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记》。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三八《韩魏公祠堂记》。司马光：《传家集》卷七九《河东节度使守太尉开府仪同三司潞国公文公先庙碑》。
赞此家祠堂说：“于奉先之道，得一时之礼矣。”虽然它的建立时间记载欠明确，但从《穆□□□参军集》作者生活的时代，穆修为大中祥符二年进士，卒于明道元年以及文□中的“今上之元年”、“六年春”等语词来看，这个祠堂不是建于宋真宗咸平六年，就是宋仁宗天圣六年。
石介在庆历元年以“庶人”的身份，“缘古礼而出新意”，“推神道而本人情”，“自为之制”，“于宅东北位作堂三楹，以烈考及郭夫人、马夫人、刘夫人、杨夫人、后刘夫人居焉”，名之曰“祭堂”。由此可见，早在宋仁宗下诏许立家庙之前，宋代社会上的宗族祭祀已由士庶皆祭于寝向建立祠堂祭祀过渡。
北宋中期以后，祠堂逐渐在社会上推广开来。至南宋时期，朱熹撰写《家礼》，将祠堂列入了首要的地位，这就更使其在社会上日益普及了。在祭祀时节方面，祠堂兴起前的寝祭和祠堂祭祀都是以四时祭最为重要。所谓四时，是指采用唐代周元阳《祀录》中的说法，“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为四时祭之节。”
除了四时祭之外，平常的祭祀或仪式也十分繁琐。如朱熹《家礼》中对祠堂所作的规定：“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则参；俗节则献以时食；有事则告”。从南宋时期开始兴起的浦阳郑氏宗族，其《规范》中的第一条，即是：“立祠堂一所，以奉先世神主。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必参，俗节必荐时物，四时祭祀，其仪式并遵文公《家礼》。”可见，朱熹《家礼》的规定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有关各种祠堂祭祀的具体的繁文缛节，北宋大臣韩琦晚年时曾“裒取古今祭祀书”七种，“研详累月”，“酌今俗之难废者，以人情断之，成十三篇，曰《韩氏参用古今家祭式》，后人称为《祭仪》”，由于它“最为得中”，在当时“识者多用之”。可惜现在已不得其详。二族葬与墓祭。中国古代盛行土葬。宋儒认为：“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亲之暴露，故敛而藏之”。“子孙者，父祖遗体之所传也；墟墓者，父祖遗体之所藏也。”“孝子之事，莫重于葬。”土葬的地点，往往是宗族成员所共同具有的墓地，这就形成了族葬制度。
族葬制度的起源很早，原始社会的氏族组织即已有之。至周朝时期，随著宗法制度的发展，族葬制度既严格又完备，昭穆分明。秦汉以后，在周朝宗法制度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唯有族葬制度得以较好地沿袭下来。诚如元人赵炳所说：“宗法之坏久矣。人之族属，散无统纪。幸而周礼不泯，族葬之类犹有一二存者。”“族葬者，所以尊远祖，辨昭穆，亲逖属，宗法之遗意也。”
宋代穆修：《穆参军集》卷下《任氏家祠堂记》。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一九《祭堂记》。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一。韩琦：《安阳集》卷二二《〈韩氏参用古今家祭式〉序》；《避暑录话》卷上。司马光：《传家集》卷六五《葬论》。刘宰：《漫塘集》卷二二《洮湖陈氏义庄记》。□刘：《彭城集》卷三七《故将仕郎郡守太子中允致仕赐绯鱼袋蔡君墓志铭》。谢应芳：《辨惑编》卷二《择葬》。赵炳，原书作“赵忠湣公”。查《元史》卷一六三《赵炳传》，赵炳谥忠湣。可知，“□”为“炳”之误。
民间虽“有所谓火化者”。但在宋政府的禁止和宋儒以葬为孝的宣传下，社会上盛行的仍是聚族土葬。如，“开化县宇之北有丘墟隐然，域以垣堑，江氏族葬其中。”四明汪氏，“俞村之墓，始于十二府君，其子若孙葬于左右者，凡十余所，迨今百七十余载矣。”族葬对宋人有著很强的吸引力，他们或是世代相聚，保守祖墓，或是远游在外，死后亦不辞千里，归葬先茔。如，永乐姚氏，“族聚百余口，历三百年，经唐末、五代兵戈乱离，子孙保守坟墓，骨肉不想离散。”“金乡县民李延家，自唐武德初同居，至今近四百年，世世结庐守坟墓。”
夏县司马氏宗族“祖墓迫隘，尊卑长幼前后积若干，丧久未之葬”，司马洁悉举而葬之。”李植曾“随范文正公西征，官至右侍便“履行祖坟之西，相地为新墓禁”，死后仍“葬于泽州晋城县五门乡，从先茔也。”张方平在论“不孝之刑”时说：“虽父母亡没而乡里有宗族坟墓，辄于别所立产而居者，无问尊卑，并削其官爵，投弃遐缴，虽经霈泽，不在原释。”
族葬不仅仅是宗族成员葬在一起，而且还必须按一定的组合规则来埋葬。也就是宋人所说的“以昭穆序葬”。具体情况究竟如何呢？金末元初人赵炳曾“参酌时宜”，绘有《族葬图》，并作《图说》一篇，可供参考。文中曰：墓之葬，则以造茔者为始祖。不别嫡庶，孙不敢即其父。皆以齿列昭穆，尊尊也。曾玄而下左右，以其班也。昭与昭、穆与穆并，百世可行也。昭尚左，穆尚右，贵近尊也。
北首，诣幽冥也。妻、继室，无所出，合其夫，崇正体也。妾从，母以子贵也。降女君，明贵贱也。与夫同封，示系一人也。其黜与嫁，虽宗子之母不合葬，义绝也。男子长殇，居成人之位，十有六为父之道也。中下之殇，处祖后，示未成人也。序不以齿，不期夭也。男女异位，法阴阳也。而昭穆必以班，班不可乱也。祖北不墓，避其正也。葬后者皆南首，恶其趾之向尊也。嫁女还家，以殇处之，如在室也。妾无子犹陪葬，以□恩终也。正因为宗族对其坟墓是如此地重视，所以一般都派专人看守。
永乐姚氏，“专以一人守坟墓，虽度为僧，亦庐墓侧。”从宋人的记载来看，宋代最盛行“守墓以僧”。
《宋史》卷一二五《礼志二十八》。程俱：《北山集》卷一九《江氏小山祖墓记》。楼钥：《攻集》卷六《汪氏报本庵记》。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四《忠孝》。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太平兴国五年七月己巳。司马光：《传家集》卷七九《赠卫尉少卿司马府君墓表》。李俊民：《庄靖集》卷八《李氏家谱》。张方平：《乐全集》卷一二《不孝之刑》。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二。 谢应芳:《辨惑编》卷二《择葬》。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七。陆游：《放翁家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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