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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绣文：(公元1915～1969年)，女；安徽安庆人。著名现代戏剧、电影表演艺术家。
中国第二代影人，曾参加了中国第一部蜡盘录音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的配音工作。
半个世纪以前的中国剧坛，曾经几度出现“四大名旦”的称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红遍京都的京剧“四大名旦”；40年代有誉满山城的话剧“四大名旦”，著名表演艺术家舒绣文就是其中的一位。
舒绣文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表演艺术生涯。她不仅是活跃于话剧舞台上的一颗明星，而且也是现代电影史上不可不提的表演艺术家。
舒绣文出生在安徽安庆一个普通教师家庭，六岁时随父亲到北京，十四岁时因家境困顿辍学当过舞女。十六岁的舒绣文便独自到上海谋生。她先是在天一影片公司教授普通话，后来又加入集美歌舞剧社当话剧演员。短短的两年间，舒绣文先后参与创建五月花剧社并加入春秋剧社，在左翼剧联及田汉的领导下，演出了大量的进步戏剧，并在上海、杭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与此同时，舒绣文又签约上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参加拍摄了由田汉及阳翰笙分别主创的《民族生存》和《中国海的怒潮》两部进步影片。1934年，舒绣文正式加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三年内，她主演了《夜来香》和《新旧上海》并在《女儿经》、《劫后桃花》、《大家庭》、《兄弟行》、《四千金》、《热血忠魂》、《清明时节》、《压岁钱》、《摇钱树》等数部影片中扮演角色。
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舒绣文积极参加宣传抗日救国的演出。在武汉、香港、广州、重庆等地，舒绣文参加演出了《前夜》《中国万岁》、《夜光杯》、《古城的怒吼》、《雷雨》、《雾重庆》、《残雾》、《棠棣之花》、《虎符》、《蜕变》、《青春不再》、《走》、《战斗的女性》、《天国春秋》、《黄花岗》、《山城的故事》、《闺怨》、《之子于归》、《祖国》、《大雷雨》、《全民总动员》等几十部进步话剧。这期间，舒绣文还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塞上风云》、《血溅樱花》等影片。
八年抗战，舒绣文把自己所从事的演艺事业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这段经历，既是舒绣文表演艺术的黄金时期,也是她进步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
抗战结束之后，1946年初，舒绣文回到上海，开始她艺术历程最为辉煌的一次演出，那就是与白杨、陶金、上官云珠等一起参加上海昆仑影片公司制作的经典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拍摄。舒绣文在影片中成功地塑造了“抗战夫人”王丽珍的艺术形象——至今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部影片也成为唯一流传下来的能让今天的观众欣赏到舒绣文精彩表演的一部杰作。为了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内在的思想感情，舒绣文靠的是勤奋和努力。她曾经说过：“演员要演好一个角色，必须熟悉角色的生活，了解她的职业，否则上台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会透着假，那称什么演员！”
另外，舒绣文还参加拍摄了《凶手》、《裙带风》、《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野火春风》、《恋爱之道》、《春城花落》、《大梁山恩仇记》等影片。
新中国成立后，舒绣文从香港回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主演了电影《女司机》和《一场风波》，参加了(李时珍)的拍摄，并为《乡村女教师》、《阴谋》、《无罪的人》、《母亲》、《安娜•卡列尼娜》等外国影片进行配音。
1957年，舒绣文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首都舞台上，她又成功地塑造了愫芳、虎妞、彩云、朱帘秀、克丽娅等一系列艺术形象，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至今人们仍记亿犹新。
舒绣文是中国著名的戏剧表演艺术家。她在事业上是成功者，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她也是表率。
舒绣文只有一个独生子，名叫兆元。她对儿子十分喜爱,但从不娇惯。舒绣文对兆元的学习抓得非常紧，要求也严。尽管她常常排练到深夜才回来，但她每次回到家里，都要先看一下孩子做的作业。一天，兆元已经睡着了。她以检查作业时发现兆元做的算术题中有错，就将孩子从睡梦中喊醒问，帮完作业后检查了没有？兆元如实地说没有。舒绣文对他说：“赶快穿上衣服，检查一下。”兆元检查后，没有发现有什么错误，就要去睡。她说：“你再认真地看看。”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下，兆元仔细地看，终于发现少点了一个小数点。舒绣文告诉兆元说：“你可不要小看这个小数点。如果你当上了车工、建筑师，这一点之差，就会出现废品，造成严重事故啊!”自此而后。兆元做作业再也不马虎了。
舒绣文非常注意对孩子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兆元在小学上四年级时：有一天，乘坐电车没有买票，被售票员发现了。舒绣文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当天晚上，她就带着兆元赶到电车总站，补了票，并作了自我检讨。回家后，对儿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别以为五分钱车票是小事，发展下去会犯罪的!这是失人格的事。做人要清白、正直、诚实。”接着，她还提起笔来给《北京晚报》写了一封信。信内诚恳检讨了自己。这封信在报纸上发表了，舒绣文特意将一份报纸运到学校，让兆元在班上作检讨。这件事，使兆元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舒绣文在当时是国内知名的表演艺术家、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剧协和文联常务理事，生活相当富裕，可她却处处节俭。她要求孩子不许乱花钱，要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家里吃桔子时，她总是把桔子皮检起来晒干，攒多了卖给药店。然后，把钱放在一个小盒内，对兆元说，“这钱是你的，我给你收拾着。记住，生活上要精打细算。”兆元上小学时用的书包，一直背到上中学。破了她一补再补。兆元身上穿的衣服，大都是舒绣文用穿过的旧军衣改做的。看他的那个打扮，同学们开玩笑称他是一个土八路。她听说后，笑着对儿子说：“土八路有什么不好。就是要继承八路军的革命传统嘛！”
兆元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北京戏曲专科学校话剧表演系。第一次排练节日，安排他当配角，他很不高兴，连剧本都不想看。回家后，要母亲给学校说说，换个角色。舒绣文当时没有说什么。过了两天，她给兆元一张戏票，要他去看《带枪的人》的演出。兆元那天，坐在台下，聚精会神地看台上的表演。一直没有见到母亲的出场。眼看就要结束了，他索性跑到后台，只见母亲正在卸装。他忙问：“妈妈，你演的是什么角色?”舒绣文回答说：“打字员。” 这个角色只是在台上一走一过，连一句台词也没有。兆元心中有些纳闷。舒绣文这时认真地说：“觉得奇怪吗？戏剧是一个整体，少了谁也不行。别说演员。就是台下的剧务、布景、灯光、化装人员也是缺一不可的。你以后要记住，戏里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听了母亲的陈述，兆元心中豁然开朗。
1969年3月16日这一天。在北京同仁医院内科病区一间普通病房的病床上，静卧着一位五十余岁的女病人。她模样很清秀，两只大大的眼睛却深深陷进眼窝，灰黄的脸没有一丝血色；身上瘦得皮包骨，腹部却像鼓一样高高隆起，两条腿也肿胀得像水桶。这位病人就是影剧表演艺术家舒绣文。
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舒绣文曾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照和安排下被送到上海做了心脏手术。健康状况略有好转的她准备在话剧事业上大干一常但她刚刚回京，便赶上了这场浩劫。由于长时间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舒绣文的心脏病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和休养，不久又患上了严重的肝硬化。
一天下午，几个造反派气势汹汹来到“人艺”院内，力竭声嘶地叫喊：“舒绣文，快下来接受批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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