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伍氏：直谏世家（李光荣）

伍桂和

关于伍子胥的基本情况和出身背景，最早见于《史记•伍子胥列传》开头的一段话：“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员父曰伍奢。员兄曰伍尚。其先曰伍举，以直谏事楚庄王，有显，故其后世有名于楚。”《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原文照抄，略有变化：“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员父奢，兄尚。其前名曰伍举，以直谏事楚庄王。”

原来，这位鼎鼎大名的伍姓“楚人”，名员，字子胥，出生于“高干”家庭，家世显赫。祖先叫伍举，因为侍奉楚庄王时直言诤谏而显贵，所以他的后代子孙在楚国声名显赫。父亲叫伍奢，哥哥叫伍尚。——这就是史籍中关于伍子胥前半生和其家世的记载。实际上，这只是伍子胥最基本的“人事档案”资料，而且其中有的说法还有待商榷。看来，司马迁先生为伍子胥作传时，对传主的前半生也不太了解，马马虎虎应付了一下，就急急忙忙去披露楚平王“父纳子妻”的丑闻了。其与别的人物传记相比略显单薄，使人对伍子胥缺乏全面的了解。

对比《史记》和《吴越春秋》的说法，我们还有一个发现，在“伍举”的前面，一个说“先”，一个为“前”，虽在此都可作“先世”、“祖先”解，但其中似有某种难言之隐。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楚伍参……子伍举与声子相善也”来看，伍子胥之“先”，可推到其曾祖父伍参。

伍参在《左传》中的正式出场亮相，是在晋楚争霸的邲（今河南郑州荥阳市）之战中。楚庄王率师北上，临时驻扎在郑国的鄙邑，原本计划饮马黄河就班师回国。听说晋军已渡过黄河时，楚庄王打算避其锋芒，提前撤兵，可伍参却力主迎敌。《左传·宣公十二年》载：“王欲还，嬖人伍参欲战。”伍子胥祖先中第一个出现于典籍、走进中国古代战争史的就是这个伍参，而且是在这种金戈铁马的大战氛围中。这其中的“嬖”，《说文·女部》释为“便嬖，爱也。从女，辟声。”本意是是宠爱、宠幸，所谓“嬖人”就是国君所亲近、宠爱之人。伍参曾辅佐楚成王，为参掌军政的右司马，据族谱记载，有“明辅家兴、儒将家兴、安定家兴”之说。这时的伍参虽已年迈退职，但仍然“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楚国令尹孙叔敖的父亲曾为司马，与伍参一起共过事。此时，伍参也与孙叔敖战斗在了同一个战壕。在这个关节点上，孙叔敖也主张见好就收，对这位“退休干部”于军事大事的干预不屑一顾，他尖刻地说：如果仗打起来不能获胜，你伍参的肉够我们分食解恨吗？面对着这位“百官之长”的挖苦，伍参只能在心底里流血，可他却强装笑脸，话语中不乏自贱式的幽默：如果打了胜仗，您老就称不上是智谋之士了；如果打了败仗，伍参的肉就会落到晋军手里，哪里还轮得到您来吃呢？当孙叔敖不再与他耍嘴皮子而“南辕反旌”时，伍参审时度势，分析了楚军的有利条件和晋军的弱点，胸有成竹地说：“此行也，晋师必败。”楚庄王听其分析得合情合理，便命令孙叔敖“改乘辕而北之”。

正是这一和晋军迎面的北进，终于揭开了晋楚两大强国争霸中原第二次重大战役的帷幕，时间是前597年。伍参，一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老臣，终于以自己的政治智慧，以自己对敌我双方的深刻了解和精确的战争预测，导引着楚庄王把握了战争的走向，果断进击，结果大获全胜。从而，使楚国声威大振，增强了北上争霸的信心，纵横驰骋数十年。在这次问鼎中原的决定性大战之后，伍参在典籍中再未露面。据湖北监利《伍氏族谱》载：“参公，仕楚庄王，时为大夫。鲁宣公十二年甲子佐庄王败晋师于邲，以功封伍地，遂为伍氏。生子举。”

上面所说的这个“举”就是伍子胥的祖父伍举，《史记》中有一个记载涉及他。众所周知，“春秋五霸”中，若论功业之巨、霸权之盛，非楚庄王莫属，他也是春秋霸主中第一个称“王”、且受到后人最多称誉的一位。然而，《史记•楚世家》记载他“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并说谁敢来劝谏“死无赦”。当伍举舍命入谏时，但见楚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一副十足的好色之徒模样。伍举没有泼他的面子，而是说自己被一个谜语难住了，想向大王讨教：“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聪明的楚庄王当然心里明白，像这样老歇着终归不是一只好“鸟”，于是发出了“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豪言壮语，并用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其中的“蜚”通“飞”，这也成为成语“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典故的出处。《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中也记载了这件事。这一史料可能采自战国以来诸子杂说，从《韩非子•喻老》中还可知伍举当时为“右司马”。

事实证明，这只“九头鸟”还真是一只好“鸟”。辉煌灿烂的荆楚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历史传承，经过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之后，有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楚狂”。李白《庐山谣》中有言：“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这位狂放不羁的诗仙就自称“楚狂”。而在历史中“楚狂”的典型代表人物，应该是这位“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其“狂”的表现之一，便是敢于“问鼎之大小轻重”，并由此留下了一个成语“问鼎中原”。周天子的使者只得耐心地讲了一番象征王权的九鼎的来历、意义和“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的大道理。《左传•宣公三年》记载的这句教训不懂礼法的蛮夷的话，反映出周王朝的底气不足，也折射出楚庄王的雄心勃勃。在这霸气十足的骇世之举面前，中原诸侯却噤若寒蝉，未吭一声。

而那位激发楚庄王发愤图强的劝谏者，史籍中记载的是伍举，时间是前610年。假如只计算到他前535年还与楚灵王同登章华台，这期间就相隔了75年。百把岁的他还在发挥余热没“退休”吗？老态龙钟的他还能登上“三休台”吗？因此，按时间推断，结合其职务来看，我们觉得这可能是张冠李戴，将伍参误记为伍举了。也就是说，那位以秉性刚直敢于直谏而闻名的应该是伍举的父亲伍参，这件事发生在邲之战前13年，与其年龄也相符合。这个直谏，为伍氏家族驰誉楚国起了模范带头作用。

这个事情就不再讨论了，反正都是老伍家的人，而且都喜欢直言进谏，可谓“直谏世家”。下面的事没有扯皮，毋庸置疑地发生在伍举身上。时间是前547年，楚国宫廷内部又发生了一起大事，其当事人就是伍举。《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伍举娶于王子牟。王子牟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举实送之。’伍举奔郑，将遂奔晋。”意思是说，伍举的岳父、申邑（今河南南阳市唐河县）长官王子牟畏罪潜逃，楚国人想当然地说一定是他女婿通风报信并护送他出逃的。伍举有口难辩，不得不远走异国他乡。

伍举为岳父大人的事受牵连避祸于郑国(今河南郑州新郑市)，正准备逃往晋国时，不料在郑国都城郊外与世交好友、蔡国大夫声子意外相遇。他乡遇故知，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来坐，他们就随手拔下路边的荆草铺在地上相对而坐，互诉衷肠，伍举还表示愿“归骨于楚，死且不朽”。后来有个成语“班荆道故”指朋友在途中邂逅相逢共话旧情，就来源如此。伍举在典籍中又作椒举，因此这个成语又叫“椒举班荆”。

当时，蔡声子正为呼吁列国和平的“弭兵”之事而奔走。蔡声子到了楚国，在和令尹子木的谈话中，谈起了楚国人才流失以及让楚国人颇为心惊的“楚材晋用”社会现象，并分析了其原因：“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他指出，楚国滥用刑罚，其大夫逃命到四周的国家，并且做了别国的主要谋士，来危害楚国。蔡声子还列举了楚国历史上四次人才外流的典型实例，其中包括逃到晋国的大臣申公巫臣。见子木连连点头，蔡声子说：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呢！接着水到渠成地说起伍举的事情，说他逃亡到郑国，伸长脖子望着南方期盼赦免，但楚国并不在意。现在他已到了晋国，晋国人准备重用他。假如他帮助晋国谋划楚国，肯定会造成楚国的惨败。听了这些话，爱才惜才的子木不寒而栗，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马上进言，楚康王提高了伍举的俸禄爵位而让他官复原职。蔡声子让伍举的儿子椒鸣（也就是伍子胥的伯父）去迎接其父亲回国。

楚康王驾崩后，年轻的楚王郏敖执政，公子围为令尹，伍举主持楚国外交事务，颇受宠幸和重用。《左传•昭公元年》有载：“元年春，楚公子围聘于郑，且娶于公孙段氏，伍举为介。”“冬，楚公子围将聘于郑，伍举为介。”野心勃勃的公子围，处处以王的身份自居，僭用楚君的仪仗出席外交场合。仅前541年这一年，他就两次出访郑国，伍举两次都为副使，可后一次就有些变故了。还没出境，听说楚王有病，觊觎王权、蓄谋已久的公子围就让伍举代表楚国出使郑国，他自己急匆匆返回，借“入问王疾”之机，以其冠缨勒死仅坐了3年王位的侄子及其两个儿子，踩着楚国宫廷里的片片血迹，爬上了楚王的宝座，是谓楚灵王。伍举在途中遇到送讣告的楚使，他问起关于继承人的措辞，使者回答说是“寡大夫围”，伍举马上改正说：“共王之子围为长”，意即公子围是楚共王的长子。伍举的这一改动可谓一锤定音，使合于礼，不算篡弑。自此，楚灵王以“合法”的身份，开始了他飞扬跋扈、恣意妄为的后半生。

作为楚灵王的宠臣，伍举依旧主持楚国的外交事务，并以其外交活动，成功地拼凑了由楚国控制的集团。《左传·昭公四年》记载，伍举从维护楚国利益出发，施展外交手腕，让晋国同意楚国提议召开的诸侯会盟，共商伐吴之事。而作为楚灵王心腹之臣的伍举，甚至为楚灵王向晋国求婚，以此作为一种外交手段。经过伍举的外交斡旋，楚国作东的申地会盟如期举行，伍举告诫楚灵王要“慎礼”（注意礼仪）。在楚灵王向诸侯显示出骄纵之态时，伍举列举了历史上的正反典型，直谏要其学夏启、商汤等“六公二王”礼遇诸侯，然后提出警告说：“今君以汰，无乃不济乎？”直言其过于骄纵会导致失败。作为一个臣子对君王如此说话，可见伍举的耿直和忠诚。话说到了这步田地，可楚灵王仍然我行我素，但一有机会伍举还是直言相谏。

据《左传•昭公七年》载：“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也就是说，这座登上台顶要休息三次而又称为“三休台”的“天下第一台”，是前535年建成并举行落成典礼的。《国语•楚语》记载了伍举陪同楚灵王登台观赏章华台。这个章华台有说在湖北潜江市的龙湾，也有说在湖北监利县的周老嘴，反正都离伍子胥老家不远。或许他感受到了“楚王好细腰，国人多饿死”的怨苦，或许他听到了家乡老百姓的唾骂，所以当楚灵王洋洋自得地夸耀“台美夫”时，伍举引经据典，发表了对美的深刻见解，然后针锋相对地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他认为，那真正称得上美的，是对上对下、对内对外、对大对小、对远对近都没有妨害，这就叫美。他进而指出，为满足个人私欲，耗尽民力资财来修造高台是作恶行为，造成百姓叛离，诸侯抗命，不是真美。最后，他痛惜地说：“若君谓此台美而为之正，楚其殆矣！”话语掷地有声：如果大王认为章华台非常华美，还以为自己的认识正确，那楚国可就危险了！

在监利流传的故事中，伍子胥这次也与祖父一起登上了章华台，他对祖父的勇气敬佩不已，对祖父的学识赞叹不绝，并表示：“今后我要以您为榜样，跟爷爷多学见识。”《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也记载了伍举的直谏之语，接着写道：“灵王即除工去饰，不游于台。由是伍氏三世为楚忠臣。”从这里看来，伍举的谏言还是起了作用，楚灵王不再也不好意思到这个“细腰宫”去玩乐了，伍家三代也从此成为了楚国的忠臣。楚灵王在外地久游不归，其弟弟弃疾趁机在国内作乱。楚灵王因众叛亲离，势单力孤，最后吊死于荒山野谷之中。元代诗人吴师道的一首《章华台》：“灵王倾国崇台宇，按剑章华睨中土。弁裳伏地走诸侯，钟鼓凌空震三楚。骋骄不畏伍子谋，落成乞与吴兵游。孤舟竞走江上路，块土独枕山中愁。十年霸气终萧索，回首华容归不得。饥魂瓢泊啼秋烟，细腰却舞新王前。”道尽了一代名楼的沧桑岁月和楚灵王的荒淫误国。随着楚国内乱爆发和楚灵王的自杀，伍举也从楚国政坛淡出。

接着，踩着两个兄长尸体上台的就是楚平王。起初的他也有短暂的清醒，也想有一番作为，“好于边疆，息民五年”（《左传·昭公十四年》），国内外评价也都很好。据《东周列国志》说：“伍举已卒，平王嘉其生前有直谏之美，封其子伍奢于连，号曰连公。奢子尚亦封于棠，为棠宰，号曰棠君。”这里说的是，楚平王为了褒奖伍举生前敢于直谏的美德，而对其子伍奢和长孙伍尚进行了封赏。这是否是楚平王所封未见史载，但他们的这两个封地“连”（今广东清远连州市）和“棠”（今江苏南京市六合区）却都在典籍中得到了证实，《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中就有“连尹奢”的说法。

再从《左传·昭公十九年》记载的楚平王“及即位，使伍奢为之师”来看，三代仕楚的伍奢，其时颇受信任。由于他的助手、担任太子建“少师”的费无极因不受太子宠信而生出的变故，出馊点子使楚平王将儿媳纳为己用。继而，费无极指斥镇守楚国北方边境城父的太子建及其老师伍奢拥兵自重，有谋反之心。“王信之，问伍奢。伍奢对曰：‘君一过多矣，何信于谗？’”（《左传·昭公二十年》）伍奢话中带刺所说的犯有一次过错，正是指斥楚平王污秽宫闱而纳子妻之事，如今大王又听信小人离间之言疑骨肉之亲，必然会引起社稷动荡。

《伍子胥变文》中这样说：伍奢“不惧雷电之威，披发直至殿前，触圣情而直谏”，因此惹火烧身。楚平王考问伍奢，要他招认与太子建谋反时的场景，我们从《史记•伍子胥列传》没有过渡的记述中可以推见，当时费无忌应该是在场的。为了楚平王的骨肉之亲，伍奢当面直谏，说出了“王独奈何以谗贼小臣疏骨肉之亲乎？”做贼心虚的费无忌马上做出回应，并进谗成功——“于是平王怒，囚伍奢。”伍奢的悲惨命运远不止于此。他被囚禁后，费无忌又不断进谗言，把黑手伸向他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子胥，并恶毒地对楚平王说：“不诛且为楚忧”。

《越绝书·外传纪策考》中说：“奢尽忠入谏，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谏，策而问之，以奢乃害于君。绝世之臣，听谗邪之辞，系而囚之，待二子而死。尚孝而入，子胥勇而难欺。”意思是说，伍奢尽忠进谏，一直侍候在朝廷上，想用自己的不停劝说，匡正君王的错误行为。但楚平王却听不进劝谏，反而去卜筮占问，认为伍奢有意伤害国君。冠绝当代的忠臣，就因为君王听信谗佞小人的话，而被抓起来打入囚牢，等他的两个儿子捉住后一起处死。伍尚信守孝道回到父亲身边，而伍子胥勇敢机智不易上当受骗。伍奢因直谏换来的是自己与长子的被杀。据湖北监利《伍氏族谱》载：“尚，伍奢长子，官楚棠邑大夫，多惠政。鲁昭公二十年己卯死父难，亦葬亳州。”

“有其父必有其子。”时隔多年后，辗转流亡终于立足吴国并对吴国披肝沥胆的伍子胥，因自己的直谏也被吴王夫差赐剑自杀。发生在伍奢身上因直谏而遭诛杀的悲剧，再次在其子身上重演了。《越绝书·外传纪策考》评论说：“累世忠信，不遇其时。奢谏于楚，胥死于吴。《诗》云：‘谗人罔极，交乱四国。’是之谓也。”伍家历代都是忠信之士，却生不逢时。伍奢在楚国直谏而亡，伍子胥也在吴国直谏而死。作者引用《诗经》的话说：谗害人的话是没有标准的，会把四方邻国搅得不得安宁。

也许是遗传，也许是家风，先人伍参与其子伍举，后人伍子胥与其父伍奢，都是耿直忠义之人。所不同的是，先人因直谏而显达于明君楚庄王，后人却因直谏而没命于昏君楚平王和头脑发昏的吴王夫差。在那个“家天下”的时代里，这一显一没，直谏者的形式与忠心均未改变，所变者，各自的直谏对象不同罢了。

冒死进谏，似乎一直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所推崇。其实，历代君主只有少数较开明者在其统治还未稳定时才会纳谏如流，绝大多数君主在绝大多数时间是难以听进逆耳忠言的，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死谏”。死谏，以生命来遏制专制君主的肆虐，不惜拼掉性命也要对无法无天的极权主义者尽量进行阻止。无论其出发点与最终目的如何，中华民族历代忠良敢于触怒圣颜、以身限制王权泛滥，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它是民主精神的滥觞，是人性精神的曲折表现。死谏的忠臣，虽然力量微弱，但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认定的真理，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斗争中形成人性的悲剧美与崇高美。所以，进谏而死虽以失败告终，惨遭杀戮或被迫自尽，但它却维护了人格的完整。可以说，这冒死进谏实在是黑暗专制制度中一缕人性的闪光。

伍氏一族在楚国绵延上百年，四辈人辅佐六朝楚君，因直谏而兴，也因直谏而亡。无情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话题，也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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