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录毛泽东褒扬的伍子胥（李光荣）

伍宗海

1957年春，毛泽东第五次到徐州视察，饶有兴致地对在座人说：你们苏南水利搞的好，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吗？最早是从伍子胥搞起来的。伍子胥被楚平王追杀，在朋友的帮助下过了昭关，投奔到吴国，他帮助吴王兴修水利，使苏南成为首富。

       毛泽东这里褒扬的伍子胥，司马迁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称其是“楚人”，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则进一步说是湖北“监利人”。作为楚人的后裔，我们为有这样一位“有扛鼎拔山之勇，经文纬武之才”的老乡而倍感骄傲；同时，也对这位择善固执、刚正不阿的 “烈丈夫”的悲剧人生深表同情和惋惜。

       追根溯源，导致伍子胥悲剧的直接起因，来自老不正经、宠信小人的楚平王，而更进一步地说，来自那个社会至高无上的王权。

       公元前522年，楚平王以大臣伍奢对他娶儿媳有异议，将伍奢伍尚父子斩于市曹。父兄的冤死，毁灭了伍子胥作一个忠臣孝子的志向；飞来的横祸，激活了他叛逆抗争的细胞。他倒插槐树于自家门前高坡，朝家神鞠了几躬，赌咒发誓：“倒插槐若能发青，我定能颠覆楚国，报仇雪恨！”他义无反顾将故国家园抛置脑后，背着血海深仇远走他乡。7年之后，伍子胥踩着吴王僚和专诸的尸体，终于扶着公子光踏上了吴国的王座，从而开始了与阖闾的君臣际会。

       经过几场热身赛试探，公元前506年，伍子胥与他所举荐的孙武并驾驱赶着吴国的铁蹄，在楚都犁庭扫穴。伍子胥淤积胸中达16年之久的怒火如岩浆般喷涌而出，而楚平王早已葬身于坟墓之中，血脉贲张的他搜出其尸骨，挥鞭猛抽。对着苍天，他嚎啕大哭：“父亲！哥哥！我为你们报仇了！”终于出了那口恶气，伍子胥酣畅至极，快意淋漓。而此时，他家门口倒插的那棵槐树，已绿荫如盖。然而，仅仅６个月伍子胥就第二次离开楚国，直到饮血属镂，他再也没有踏上故国的土地。临死前，他仰天长叹，怆然泪下：“我死之后，请把我的眼珠抠出来，悬挂在国都的东门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军是怎样进城消灭吴国的！”

        这悬眼国门的一幕永远萦回在人们的脑海中，而此前的另一幕则永远铭刻在楚人的心坎里。在伍子胥开始他的逃亡之路时，在“覆楚”和“存楚”的问题上，有两位监利老乡、两个血性的汉子怒目而视，斗起狠来，这就是伍子胥和申包胥。友情敌不过冤毒，情感敌不过立场，结果是两人不欢而散，几十年的友谊就此终结。

        伍子胥就是伍子胥，嫉恶如仇，固执倔强，敢作敢为，个性鲜明，人们常把他的名字当作“复仇”的代名词。他一生中的有几个举动，也广受争议，甚至还为人诟病。

        其一，伍子胥掘墓鞭尸。

        人们对此争议最大，甚至有人说这反映出伍子胥性格阴毒暴戾。其实，在古文献中就存在“鞭尸”和“鞭坟”两种不同记载，且对具体手段和过程说法不一，后来又有了“否定说”。 几十年来致力于伍子胥资料收集整理的柳如梅先生在接受央视《孙子兵法》摄制组采访时称，“尽管他仇恨楚平王，但一个聪明的伍子胥雄才伟略，是不可能去鞭尸三百的。”伍子胥的后人伍修荣更决断地说：“伍子胥鞭尸三百的说法，那是对伍子胥的污蔑。”1994年版《监利县志》在伍子胥传记后还特意附有注释：“《史记》载伍子胥曾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而早于《史记》的《国语》、《春秋》等重要典籍无记载，清代以来，诸多学者考究，多持否定态度。”

       看来，这倒成了一个无头案。不过，肯定也好，否定也罢，事实的真相永远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中，但它已“存案”两千多年，一直没有“侦破”，还被改编成很多戏曲和传奇小说，在民间广为流传。还是引用《史记》中伍子胥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说法吧：“吾日暮途远，故吾倒行而逆施之。”其实，“鞭尸”也好，“鞭坟”也罢，都只是一个符号，而且那个“三百”似乎应看作是一个极言其多的概数，只能从中看出伍子胥的怨恨深入骨髓，并且这种怨恨的指向性极其明确，那就是昏庸荒淫的楚平王。伍子胥的整个复仇过程，从父兄遭难之时复仇之志产生，到亡走异国借力复仇，再到最后引吴入郢鞭尸泄愤达到复仇目的，我们看到的始终是一个矢志不渝、心坚意决、含辛茹苦、百折不挠的“烈丈夫”形象。他的鞭尸之举鞭打出了中国历史上一则最激烈的复仇绝唱。

        我倒同意一个监利后生的观点，参照伍子胥“献专诸刺杀吴王到踏上进身之阶”，“编兵士为吴王殉以巩固既得利益”等行为，就可知“掘墓鞭尸”之举与伍子胥的性格逻辑完全相符。即使将伍子胥所有的缺陷无一遗漏的和盘托出，也不能否定他是一位世俗英雄。旁征博引为贤者讳的良苦用心似乎过虑了。

        其二，伍子胥背楚向吴。

        对吴国兴盛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伍子胥——这一点为史家所共识。伍子胥所处的时代，是群雄争霸、此消彼长的春秋乱世。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并没有任免权，属世袭的各诸侯也不是官僚，他们化家为国，算不上真正独立意义上的国家，国与国也只是地理概念而不是民族概念，士的出奔“跳槽”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各国臣民都有自己的爱国思想，但脱离不了他所在国和国君。

        伍子胥背楚向吴，在当时并非大逆不道，所以司马迁也并不以为意，他真正看重的是伍子胥的忍辱负重，对其悲剧也给予了极大同情。同时，也丝毫未见伍子胥对叛离楚国有任何耻辱之感，相反，他把家族的仇恨看作是最大的仇恨，把阻断伦常的耻辱看成是最大的耻辱，以覆国都、鞭王尸作为复仇雪耻以尽孝道的手段。著名作家冯至先生曾这样说：“伍子胥逃离了楚国这座大监狱，最后摧毁了它。因了他的存在，世上的暴君与恶人，多了一份收敛。”同时，我们看到伍子胥亦是忠贞之臣，他的爱国表现为以忠事吴，帮助建立吴国的霸主地位，根据与周边各国的强弱形势，他反对许越求和，舍命苦谏，在知夫差不听劝告吴必为越所灭的情况下，他把儿子托于齐，自己却继续留在险境，“站好最后一班岗”。

        有人按常规的社会历史学逻辑来推论，你伍子胥是楚国人，楚国是你的父母之国，而你却背叛祖国，领着敌国的兵将攻打自己的国家，那你就是一个叛徒。在监利乃至更大的范围内，这种说法颇为流行，甚至还一度成为主流。其实，上述逻辑在伍子胥身上是不能成立的。除了“叛国”之说无所依附外，另对伍子胥当时的处境稍加分析，我们对他的评价就会客观公正得多。

        事实上，伍子胥走上这条路完全是“逼上梁山”。如上所说，他要报仇的直接对象自然是楚平王，但他要讨伐的不只是一个楚国，而是在那个时代被奉为至尊的王权，他要向残害他的王权开战。于是，伍子胥毅然决然地从反抗昏君走上了反抗王权的道路。他投奔了政治开明的吴国，利用王权去反抗王权，这是伍子胥的选择，也是他的明智之处。于是，他胜了，尽管胜的有些苦涩。但他用王权反抗王权，最终又死于王权。这，是他的悲哀，也是历史记住伍子胥的根本原因。伍子胥的死给了他有始有终的人生，也给了他几千年忠臣孝子的美名。

        我想，对于伍子胥的功与过、是与非，我们仍然可以继续去探讨、去评说，但有一点却是无庸置疑的，那就是伍子胥的雄才大略，至今还铭记在人们心中。他那跌宕起伏的一生，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和传说。

        伍子胥在出逃时，楚平王命人制作了他的画像，广为张贴，并悬赏捉拿。伍子胥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被通缉的第一人。不过，我们不得不为他感到庆幸。假如那时有电脑，他们肯定会网上追逃，甚至可能会动用“国际刑警”。“疏而不漏”的“法网”将使他那报仇的夙愿成为泡影，也许他还会因“抗拒从严”而被楚平王掘墓鞭尸。

        挣脱了死神的绳索，逃亡的路依然艰险而又曲折。他忍饥挨饿，辗转来到吴楚两国交界的安徽含山县北的昭关，关上的官吏盘查甚严，他忧心如焚，满头黑发变成了银丝。“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便成了家喻户晓的故事，也成了因精神因素造成内分泌严重失调出现白发的典型病例。

        在一好心人的帮助下，在有伍子胥画像的“通缉令”前，假伍子胥被逮住，真伍子胥因祸得福，蒙哄过关，侥幸成了“漏网之鱼”。始建于1170年的伍子胥祠，如今还坐落在昭关关口拱门之上，后人题有一楹联曰：“雄关复耸壮新天史话千秋传善美，伍相重光昭古鉴心碑百世举忠良。”

        伍子胥出了昭关，前有大江，后有追兵，一位好心的渔父将他渡过江去。伍子胥感激万分，解下祖传三代的宝剑相赠以致谢，渔父不受。伍子胥嘱托渔父千万不要向外人泄漏自己的行踪。渔夫守诺灭口，投江自尽。为了纪念，后人将这个地方取名为“子胥野渡”，并刻字于渡口摩崖石壁上供人膜拜，成为了富春江小三峡的一个景点。而伍子胥所佩的七星龙渊剑，也就成了诚信高洁之剑，跻身中国古代十大名剑，现在浙江还有企业生产。

        成了一个“老外”，伍子胥也全然没有如今的人心里这么舒坦，生计成了问题。渡过江后，饥困交加，在濑水边，他不得不向浣纱的史贞女乞食，她倾其所有“壶浆”给他充饥。伍子胥临别时，再三告诫如有追兵赶来，务必严守秘密。史贞女为明其志，抱石自沉河中。伍子胥灭楚复仇后途经溧阳境内，一路寻访救命恩人，将三斗三升金瓜子撒入濑江之中，实现了其“千金报德”之诺。“千金小姐”之说便由此而来。如今，江苏溧阳市十大城市名片中唯一的人物名片就是“史贞女与伍子胥：诚信卓绝千古 感恩声凌浮云”。

        为了不暴露目标，伍子胥不得不忍饥挨饿，白天躲藏，夜晚行走。到了吴国的都城苏州，衣蔽履穿、分文无有的他，只得双膝跪地，鼓起肚子吹箫，以乞讨些残菜剩饭糊口。由此，辞典中便多了一个成语，而后来的街头乞食就叫“吴市吹箫”；由此，伍子胥也就成了乞丐的祖师爷。

        韬光养晦，窥伺时机，几番周折，伍子胥终于在吴国立下足来。他得到了有灭楚之志的吴王阖闾的重用，被召为行人，成为吴国重要谋臣。他不嫉贤妒能，向吴王极力举荐了后被尊崇为“兵家之祖”的孙武。伍子胥因此又多了一个“伯乐”的头衔。不过，伍子胥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他还推荐了与他有同样仇恨和仇人的同乡伯嚭，而这也为他后来的悲惨命运埋下了祸根。

        伍子胥与挚友孙武成了吴王阖闾的得力助手。洞悉楚军内部情况的伍子胥，适时进献了分兵骚扰以疲之的策略，阖闾欣然采纳。此后数年，吴军连年扰楚，迫楚军被动应战，疲于奔命，实力大为削弱。然后，三万吴军千里奔袭，大败楚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对游击战术的最早运用。两千多年后，用兵如神的毛泽东也只能成为他的“徒子徒孙”了。

        伍子胥与孙武率领的吴军一举攻破楚国郢都，伍子胥终于报了血亲大仇。他对自己的“鞭尸”行为辩护，创造性地连说了“日暮途远”、“倒行逆施”这两个沿用至今的成语。看来伍子胥可能早就预料到了要对他说长道短的后果。有人这样说，从中国的盗墓文化史来说，他也是重量级的，可谓最狠毒的一位掘墓者。也有人这样说，中国历史上最为刚烈的大丈夫当数伍子胥，他“倒行逆施”，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他才是真真正正的大丈夫！

        大仇得报，伍子胥十分感激明主阖闾。知恩图报的他，忠心耿耿、呕心沥血地帮他的新老板治理国家，使吴国日渐强盛，终成一方霸主。可在“美人计”的诱惑和伯嚭的谤言下，继位后的吴王夫差头脑发昏，竟赐剑命伍子胥自杀。伍子胥因此成了好心遭恶报的活“标本”。后来的事正如他所料，“放虎归山”的勾践确实谋于复仇。自觉没有颜面到那个世界去见伍子胥的夫差，不得不以袖掩面自杀，吴国遂亡。由此，留下了“一个人的到来可以兴国，一个人之死可以亡国”的令人深思的话题。而经历了楚王斩杀父兄的惨剧后，伍子胥仍然没有逃出“愚忠”的思想桎梏，为吴国殚精竭虑终也逃不出悲壮之死，人们又都不禁为他扼腕叹惜。

        中国历史上“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与伍子胥的恩怨也很出名。作为“美人计”的主角，她间接地成了伍子胥冤案的“杀手”。伍子胥横剑自刎后，夫差令取其尸体装进皮囊于五月初五投入大江。这样，便有了伍子胥化为涛神的传说。钱塘江涌潮由此而生，涌潮时，人们还能见到他白马素车奔驰于潮头之中。伍子胥葬身钱塘江后206载，再一次被放逐的小老乡屈原抱恨自沉汨罗江。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在说到端午节起源时明确地说：“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在吴越故地，人们将端午节作为祭奠伍子胥的日子。如今，苏州端午节公祭伍子胥，还引发了争议。

        不论端午节是否起源于伍子胥，也不论这个争议是否有结果，伍子胥在苏州家喻户晓却是不争的事实。对吴国披肝沥胆却落得个悲惨结局的伍子胥，赢得了百姓的敬重与同情，千百年来，吴地仍然有很多遗风旧俗都是因为伍子胥而流传下来的。吴地人十分感念这位吴国忠臣，命名胥江、胥口、胥山等地名以示永久纪念，并立祠庙祭祀。王安石还写有《伍子胥庙记》，盛赞先贤。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则二十年外，吴其为沼乎！”伍子胥这句讽谏夫差的警世之言，即便是最粗心的历史学家大概也不会轻易放过。这样的忠良之后、治国奇才，不能为自己的祖国效力，却要被逼得走投无路，远奔他国。这，是历史的无奈，时代的悲哀！而今天，一颗被割下的头颅，怒目圆睁、须发戟张的伍子胥头部塑像，被安放在苏州古城胥门，以此提醒人们居安思危，就像2500年前伍子胥苦苦告诫吴王夫差一样。如今，居安思危已成为苏州人民的共识，也逐渐成为悬于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警钟”。这，也许是伍子胥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历史是公正的法官。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美丽富饶的江南，无处不留下了伍子胥永远的影响力，并和历史一起深入到人们的血脉里，成为古老的荣光和厚重的存在。在“人间天堂”的苏州，到处都有他的影子，足迹，印痕和姿态。

        伍子胥被公认为“姑苏城之父”。他“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建造了阖闾大城这一东方文化的瑰宝。虽经两千多年的风剥雨蚀，姑苏城池如今仍然坐落在当时的城址上岿然不动，难怪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苏州城之古为全国第一”。2004年，苏州在“中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评比中版上有名，还荣获了唯一的“年度城市大奖”。颁奖词中这样说：“一座东方水城让世界读了2500年。”

        为了“安君治民，兴霸成王”，除“立城廓”外，伍子胥还“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他大兴水利，疏浚河道，率众开凿了世界上第一条运河——胥河，促进了经济繁荣，使苏南平原逐渐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地方。难怪毛泽东对伍子胥赞许有加。胥河、胥溪、胥溪河、胥塘、胥浦塘、伍子塘……伍子胥的名字与他主持开凿的河流和他所开创的业绩一起，彪炳千秋，万古流芳！

        在有深厚楚文化积淀的湖北监利，伍子胥故里的人民没有忘记这位游子，他们的善良与宽容也是无与伦比。家乡的浪子在他国拜相、成神，这固然值得骄傲，却也给故国带来了灾难，但仍然为其立祠、修庙、建府、塑像。监利历史上曾有过员公庙、伍公祠、伍子胥帅府等纪念建筑，在县城中心地带现还矗立着伍子胥塑像，供游人凭吊。

        监利籍旅台著名书法家、名列《世界名人录》的王逸猛先生，对伍子胥给予了高度评价：“伍员不但是一位忠孝两全之忠臣孝子，而且是一位智、信、仁、勇、严五德具备之模范军人。除楚平王扶太子建，是为忠；鞭楚王尸，为父报仇，是为孝；不应召而奔吴求救，是为智；与包胥约各遂其志，是为信；投金濑水，报贞女德，是为仁；佐吴王败楚军，是为勇；自刎而死，矢志不渝，是为严。此种‘伍员精神’，不但我湖北监利同乡应当效法，亦乃我中华民族精神之表率也。”听到家乡人如此评说，萍飘蓬转、客死他乡的伍子胥，如果先灵有知，也当瞑目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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