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公元1917～今)，广东广州人。著名当代国际建筑设计大师。

小娘子

贝聿铭：(公元1917～今)，广东广州人。著名当代国际建筑设计大师。

1918年其父贝祖贻出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贝氏在香港度过了他的童年。1927年父亲调职，举家搬至上海。中学读于上海。

1935年被父送往美国宾州大学攻读建筑。后转学麻省理工学院，1940年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因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优秀成绩，尚未获得硕士学位就被哈佛设计院聘为讲师。

2006年，八十六岁的贝聿铭和他的建筑一样令人心动且难以捉摸。就像他童年时代苏州四面高墙的祖上老房子，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但是即使是他以前合作的合伙人也不曾真正地跟他亲近过。他擅长表达抽象的力量，在才华变成建筑品质的神秘工作里，精致、抒情和美丽使他的建筑充满人性的光芒。贝聿铭向来对现代主义充满信心。

贝聿铭常说：“我是不赶时髦的，你问美国的建筑师们、法国的建筑师们就知道，我是比较保守一点。”

贝聿铭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古典或者现代派，他说名分来了肯定要走，而真正留下来的只是建筑本身。

贝聿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我觉得在建筑方面现在太流行了，譬如服装，这个时髦一年就没有了，过了一年就不时髦了，建筑不能如此，建筑是做了以后，就是了，你不能说明年拆了，你不能拆它，所以要靠时髦是不应该的。”

多年前，也就是在1983年，在法国，设计这个金字塔的建筑师就是一个叫贝聿铭的华人。

贝聿铭到现在他最得意的就是在他六十四岁的时候被邀请到法国巴黎参加卢浮宫重建计划。当时有人提出质疑，贝聿铭行么？能承担得起这项重任吗？这个时候，贝聿铭面对的是优越感极为强烈的法国人。毕竟卢浮宫是令全球人向往的地方，也正是卢浮宫成为贝聿铭巩固巅峰地位的公开舞台。当法国总统密特朗选中贝聿铭，整个巴黎大吃一惊，尽管贝聿铭是声名卓著的建筑师。

贝聿铭的儿子贝执中说：“当时法国人真是目瞪口呆，甚至恼羞成怒，大叫怎么叫一个华人来修人们最重要的建筑，贝聿铭会毁了巴黎”。法国人不分昼夜表达他们的不满。指责这项建筑已经超出了法国人的心智空间，而且是一个庞大的，破坏性十足的装置。法国的政客、建筑界也轮流起身攻击。

贝聿铭后来说：“我的翻译当时听得全身发抖，几乎没有办法替我翻译我想答辩的话。舆论方面总是批评居多，我在巴黎做罗浮宫十四年，可以说在舆论方面，跟巴黎的民众、法国的民众方面要讨论这个问题，差不过费了两年。免不了。因为这个罗浮宫的问题是法国国家的问题，并不是巴黎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是国宝。所以罗浮宫是国宝，很多人说是第一的国宝。我是中国人，我是美国去的中国人，所以他们这方面不大了解，为什么要找一个中国的建筑师到法国来改人们法国的国宝嘛？所以应该特别要问政治这个领导人，总统是密特朗，为什么道理，人们法国人自己可以做嘛。所以非但是建筑方面的问题，也是和政治联在一起的问题。”

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一直坚决支持贝聿铭，但这并不能阻止法国人幻想着有一大块疤痕，毁了“法国美人”的容貌，他们抨击贝聿铭成了热烈的运动，高喊着“巴黎不要金字塔”，“交出卢浮宫”。文化部长米奇·盖说金字塔是一颗寒碜的钻石。他们形容这比拿破仑滑铁卢战败后，英国人占领巴黎，企图从卢浮宫拿走拿破仑征服欧洲的掠夺艺术品的暴行，更令法国人愤怒。

贝聿铭说：“做事情最重要的是维持十足的信心，你必须对自己说，如果我相信我是对的，就不必在乎我是谁。旁的人普通人接受不接受对于我并不是最重要的，我自己接受不接受这个比较重要一点。总而言之，我的主观当然是免不了的，觉得应该是做的，觉得是对的。客观怎么看，这个我不知道，要等历史方面，再过几十年看看旁的人批评，历史最要紧，批评最重要的是历史，是要有一点时间。你不能说今天做了明天怎么好不好，这个评价我觉得没有什么价值。”

身为法国往日光荣的象征，卢浮宫的历史就是法国的历史，它的象征意义远远不是其他建筑所能比拟的，法国评论家说：“擦擦眼睛，你以为是在做梦，好像回到了远古的古堡时代。怎么能允许让一个中国人修一个吓人的金字塔，这是对法国国家风格的严重威胁”。这段时间里的评论针对贝聿铭和他的设计，贝聿铭说强烈的阵势使我几乎难以承受。

贝聿铭说：“免不了，旁的人批评，尤其看谁批评。有的人批评没价值的，有的人的批评你应该想一想，也许他说话是对的，是应该的。可是大半自己还是靠自己。自己觉得是应该做的，旁人批评也可以不是，不应该要太给你，给他太多的重量。批评是应该留意的，可是自己还是要自己想批评是不是有价值，有价值没价值，这里面还是靠自己。”

贝聿铭用他表面上无所谓的态度承受着他建筑生涯中最严重的考验，贝聿铭的助手说：“我从不记得贝聿铭曾经沮丧过，他认为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作品是整个设计的印象，他是位非常冷静的人，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同样也得保持着那独有的迷人微笑。”贝聿铭像许多了不起的人一样，什么时候都显得非常平和，而且不受外界强大压力的影响。

1988年，金字塔带来的横祸转变成为贝聿铭和他的支持者的最大喜悦，喜欢争吵同样喜欢意见一致的法国人接受了贝聿铭。这年的3月，法国总统密特朗在新建成的金字塔里授予贝聿铭法国最高荣誉奖章。令法国人难堪的是曾经极力反对的金字塔成了他们每一个人的骄傲。说贝聿铭把过去和现在的时代精神的距离缩到了最小，称赞金字塔是卢浮宫里飞来的一颗巨大的宝石。

贝聿铭说：“你要想往新的一条路走，免不了很多人觉得很不大舒服，为什么要改？要改进是非常难接受的。大凡的人喜欢保存老的办法，人们做的以前的办法很好为什么要改呢？在现代做建筑应该现代主义，不能往后走，要往前走，唯一的办法就是往前走。”

后来的法国人都说：“太棒了，祝贺您，真是太美了。您给了我们大家最美好的东西。”

贝聿铭淡淡地回答：“不是我给的，是上帝给的。”

当时一度像一个被放逐者的贝聿铭，神圣地走在一群仰慕他的人群中，很多人认出他来，人们相信这真的温暖了他，他也因此确认他赢了。有人回忆说，金字塔落成的那天，记者采访他时，他的脸亮的像金字塔。贝聿铭只是说，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从来以谦恭姿态出现的贝聿铭说，谦恭并不表示我有丝毫的妥协，妥协就是投降。他这样评价金字塔，金字塔和巴黎的夜空一样，活生生的。

贝聿铭说：“很难说我是什么感觉，我必须说我感到很骄傲，同时不能否认这是我的运气，很幸运在1983年时来到这儿，环境同样是我完成这次历史重任的关键因素。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件大事。这里最要紧的是做成功。有很多建筑物这个问题舆论纷纷，有很多人不赞成，也许做不成功，这也可能的。要做成功以后，回想看一看，总觉得好像很愉快，觉得是应该干的，应该有这个决心给他们做下去。这不是容易的，费很多时间，可是免不了的。我觉得心里面很愉快。”

现在法国虽然不是超级强国，但他们对文化的热情不亚于对科技的热情。它们凭借协和飞机、高速火车和世界一流的核能等尖端产品挽救了拿破仑时代后日益衰落的窘境。从而在文化上再次证明法国人除了鹅肝饼和香水以外还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一度，金字塔取代了艾弗尔铁塔成为了巴黎的象征。贝聿铭属于他的时代，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屹立于未来的建筑必定是源于过去的。

卢浮宫的复兴成为贝聿铭一生的荣耀。世界各地的人来这里参观、驻足，如果说建筑与生命有关的话，贝聿铭的建筑就极富生命力。他极力追求透明、反射，把金字塔倾泻下来，似乎是一种象征，但它一点也不占空间。这些有趣的设计使法国人再次体会到了他们常说的“趣味”：必须有光线，光线太重要了，没有光线还叫什么建筑呢？太阳的光线是神奇的，因为它变化多端，几何学结构设计只是个开始，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除了几何把东西连起来之外，还有更高的境界，那就是纹理、色彩、形状和光线。他从江苏老家运来的七百九十三块玻璃，为的是让金字塔更加明快起来。贝聿铭的“金字塔”设计得益于他对各种技术的转换运用。体现在他对铁索运用，为了利用这些铁索，贝聿铭最终采用了帆船上的手工技术。

贝聿铭后来说：“我将一些建筑比作制鞋工艺。就像做一双鞋，手工的，留一点人工制作的痕迹在建筑里面。所有这些人工捆绑和装订的痕迹是任何一家公司都买不到的硬件，它们必须是原汁原味的，不加修饰的。卢浮宫是特殊的，因为它非但是有建筑，同时要在美术馆方面，里面条件不是简单的，尤其在法国。所以罗浮宫是很特别的，非常特别的一个建筑。比如你单单审美，你是变成画家、雕刻家了，一定要适用。可是两个应该并在一起，为什么不能呢？为什么要分开呢？可是我坚持两方面应该并在一起，有很多建筑师单单审美，对适用方面不是很注意，做不好的。有人说金字塔代表死亡，我说它是光明的，我希望人们把它看成没有任何历史联系的纪念物。”

在纽约贝聿铭度过了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他长袖善舞，八面玲珑，与企业大老板、艺术家和国家元首交情不浅，但他的内心世界不是西方所能了解的。在他经历了太多的建筑与权力，移民和同化，美国式的奔放和中国化的收敛、顽固之后，他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一个时代的建筑。贝聿铭今年八十六岁，但活泼、冒险犯难的精神从来没有改变，这个在上海市长大的中国人，了解、渗透进各个城市的内部，并在他的私人地图上填满东西。他从不循规蹈矩，总是试图在标新立异中做到精益求精，而他的建筑因其现代感独具光彩。他长期积累的精湛技术和艺术修养透过他那副黑边眼镜的眼睛穿透出来，冲破藩篱和整个时代。他均衡内心世界，阴和阳、上海和苏州，东方和西方，新与旧。也许能从苏州老家古老庭园的石头和流水之间找到答案。

贝聿铭说：“我是生在中国的，我长大是在中国长大的，到了十七岁到美国，所以我还是中国人，虽然我在美国住了60多年，我还是中国人，我的看法还是中国的看法。可是当然美国新的东西我也了解，所以这两方面是有没有矛盾，是不是冲突，我觉得没有。我的生活还是根本没有影响。”

贝聿铭于1917年出生在一个出吴侬软语，也出美女的地方——苏州，他的母亲是一位笛子高手，也是虔诚的佛教徒，给他起名聿明，有光明的意思。贝聿铭属蛇，蛇年出生的人被说成是迷人、直观、果断，穿着虚荣、固执己见。贝家的庭院以石头闻名，石头有很多洞。在中国，石头在扭曲的外型之下被赋予了独特的精神表象，也就是宇宙的幻想。

贝聿铭说：“狮子林以前是我们贝家的，贝家有了这个花园是一百余年了。所以我小的时候，夏天我回苏州总是到狮子林里面玩。那时候没有多少人，很少人进去，是私家的公园，现在当然不同了，现在是几百人都有。所以狮子林这个花园，现在这个面貌跟以前完全改了。人们家的庭院以石头闻名，这些石头形状很奇特，有很多洞有很多斑迹凹凸有致，似乎一半是生命一半是石头。园艺工人都是艺术家是雕塑家。他们看一眼石头就能找出可塑的地方，然后开始凿刻。他们会把原来的窟窿做大或凿些新的窟窿在上面，完全按其天然的形态和长势。然后将石头放到湖岸里，由水波的拍打完成这些作品。当水将石头磨得圆润，他们就把石头搬放园子里，说：“这才是人们要的石头。”通常父辈们将石头放入水中，而由下一代将石头捞。这是一种只有在苏州那个地方才有的事情，只有在那，从中我发现时间对于一件艺术作品来说是很重要的因素。没有一件优秀的作品是在瞬间完成的，是可以不经历时间考验的。对建筑来说也是一样，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对它做出正确评价。所以我认为时间是很重要的，起码在我的工作中是这样的。”

贝聿铭的家族有六百余年的历史，他的祖父是一位书法家，母亲因久病逝世，所以他一直与祖父一起生活。父亲贝祖诒在美国大学毕业后投身北京中国银行会计部。1927年贝聿铭被父亲送到上海，进了中学。

贝聿铭回忆道：“我的母亲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女书法家、诗人、音乐家。所以母亲这边的家庭更具艺术氛围，母亲去逝以后，父亲对我的学习抓的很紧，很关心我将来想做什么。那个时候我也不知会做什么。”

上海在二、三十年代代表时髦、浮华。有人说，没有比这里更紧张刺激的生活了。在这个所有人都能卷入的大旋涡里，富人可以更有钱，穷人可以企求与祈祷。这是个摩天大楼与污水沟、阔太太与三轮车夫、凯迪拉克与牛车都兼而有之的城市。这个时候的贝聿铭在上海青年会中学，学得了一口流利的英文。他的同学说那个时候，他就有说服别人的才能，况且他也很能推销自己，最适当的是去当律师，没想到他当了一个建筑师。

贝聿铭说：“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没有什么事做，我最会打弹子，打弹子是我唯一的娱乐。打弹子对面就是大光明戏场，是电影的，所以这两个地方对我有很大影响。同时那时候有一个新的高楼，那个是叫国际饭店。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一天天去看，越来越高，结果差不多有二十多层，二十三层高的建筑在1934、1935年的上海是件不可思议的大事，像在纽约建一个百层高的楼。当时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向往能建造这么高的建筑，也许当个建筑师。就这样开始了。”

坐落在上海南京西路216号的大光明电影院和六十年前没有太大的变化。这里曾经是贝聿铭中学时代消磨时间的主要去处。贝聿铭的叔叔贝祖源回忆说：贝聿铭在那个时候就学会了用英文唱歌。那个时候在这个电影院里能看到最新的好来坞电影，美国的文化对上海青少年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在上海，象贝聿铭这样的富裕家庭的孩子仍然无法加入网球俱乐部。贝聿铭感受到周围环境里有股认同权势的持续压力，并且造成他一生永无休止的雄心。

贝聿铭说：“小时候看建筑物，除了在上海看了一点高楼以外，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对于我为什么走到建筑这条路，一半当然是因为我对这方面有兴趣，一定是有的，不能说是没有。但是是到了美国才明白建筑是什么东西，因为在中国不大明了，在中国谈建筑，建筑是可以分三种。一个在艺术方面的建筑，一个是在工程方面，就是结构方面的，也是建筑。做这种结构生意的人也是建筑，包商也是建筑，所以这三个都是不同的，我在中国的时候并不太明了，这个里面怎么分别，到了美国以后，才知道这三个大不相同，所以在艺术方面的路是我自己走的。”

中学毕业以后，贝聿铭必须选择前途的时候，他的父亲建议他从事金融业或者去学医，但贝聿铭太清楚父亲从事的职业有多么艰难，他说我早已了解银行家的生活并不理想。我父亲的经验使我明白，银行家一直在承受压力，他并不快乐。贝聿铭心中的神奇的事情就是国际饭店，当时它是远东最高的建筑。听说国际饭店会盖二十六层，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所以每周六都要去看看它往上冒。

1935年，贝聿铭到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学建筑，但他很快受到学校古板的教学观念的打击，还没有开学就离开了那里。在自己对绘画基础并不自信的情况下，他来到波士顿报考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工程学专业，系主任基于他画画的基础，建议他重新考虑。

贝聿铭回忆道：“他在我学习一年后建议我考虑学习建筑。我说我画画得不好那是废话，我不知道许多中国人不会画画。但这鼓励我去试一试。于是我试了，并且再没有回头。”

当时，欧洲正兴起一种新的建筑风格，他们开始拒绝以往的繁冗复杂的概念。而倾向于清新简明的线条，当时许多建筑师都流于形式，轻视功能价值。贝聿铭面对国际化的潮流，很难全部接受下来。因为他来自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后来他认识了建筑大师Busier，学到了“自由”的概念，

贝聿铭说：“Busier的建筑理论尤为著名，我借鉴他的理论，并节省了很多财力，这对我的饿影响很大。从Busier那里我学到了他对塑胶黏土结构的应用，于我在学校学的有很大的不同。他之所以被称作重要的建筑家是因为他把建筑于当时的艺术领域紧密联系。他是最早具有那种理念的人，是当时整个艺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被赋予了当时的绘画和雕塑的因素。我认为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如果你只想到建筑，就无法成为大时代思想发展的一部分，你就失去了很多东西。”

在贝聿铭的学习过程中，哈佛大学的Mareel.Breuer教授对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Mareel.Breuer提出光线对建筑是最重要的。他是太阳的崇拜者，他认为太阳的光芒使得建筑有了生命。

贝聿铭回忆道：“人们晚上出去吃饭喝酒，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特别能喝烈酒，一杯接一杯，不用吃任何东西，他天生能喝酒，简直不可思议。不过我没有和他学喝酒，我学习他的建筑，我学习他用建筑为人服务，为使用这个建筑的人服务，以及为什么做出这种设计的。我跟他有深厚的友谊，并持续了很久，一直到他去世。对空间的强调和外形的注重是他的特色，他认为，光线对一个建筑来说是最重要的。在贝聿铭结束了学业的时候，他和夫人卢艾琳来到欧洲，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欧洲之旅，他们十年前在波士顿相遇，1942年结婚。贝聿铭后来说：那对人们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旅行。”

在欧洲，贝聿铭看了很多现代派的建筑，剩下的时间，大都在教堂里，所以他对法国教堂印象很深。

贝聿铭现在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就是香港的中银大厦。而设计高楼大厦并不是贝聿铭的兴趣所在，但中银大厦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她更是中国在世界银行界显著地位的象征。1926年，他的父亲曾是这里的经理，他接受这项使命的理由也许更多的是因为感情上的因素。按照中国传统，在父亲的赐福和荣耀的促动下，65岁的贝聿铭接受了这个设计。他试图再次证明自己有能力为国人留下一栋傲人的摩天大厦，贝聿铭说，我必须说，我感到骄傲，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件大事。

贝聿铭的一生的七十多件作品，无一例外地与金钱、权利和政治纠结在一起。他将外交手腕和设计的独特混合运用在香港中国银行、华盛顿国家艺术馆、法国巴黎卢浮宫等七十多件建筑身上。尽管有巴黎民众对卢浮宫改建的反对声浪以及波士顿保险公司建筑大楼窗户纷纷跌落街头的灾难事件，这些并没有影响贝聿铭跻身全球最重要建筑师的行列，他是现代主义风格迈向人性化的工具。他的知名度证明，不必借助过度装饰或历史的陈词滥调一样可以创造出绝妙的公共空间。他把自己设计的建筑比作自己的女儿。

贝聿铭说：“好像有人生了十几个女儿，哪个最好，我没办法回答，每一个都有她的特点，每一个都有她的挑战。”

贝聿铭极力追求光线、透明、形状，而最主要的并不是贝聿铭的建筑和他本身捉摸不定的个性，而是这位现代主义者两难处境的游移不定，赋予他的历险一种英雄特质，贝聿铭试图设法修复他这一代因为未曾经历苦难，过度优雅，而对世人造成的一种似乎永远难以弥补的时间差距。巴黎卢浮宫拿破仑广场升起了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壮丽的景观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金字塔取代了艾弗尔铁塔，成为巴黎的新地标。

贝聿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是香港的中银大厦。中银大厦曾经是亚洲最高的建筑，贝聿铭试图使中银大厦的设计近乎纯真，一如他童年时的纯真，一种结构意识上的纯真，进而达到美学上的纯真。因为建筑赋予人类尊严，建筑是力量的代名词，它必须要代表“中国人的雄心”。

贝聿铭在香港时说：“我还是个孩子时在香港呆过，和今天太不一样了。事实上，我最怀念的是当时咖啡豆的香气。六、七十年前，我特别喜欢从山上走下来去学校，闻那股咖啡香.小的时候，经常去中国银行去玩，我还记得老的中国银行，我小的时候常去，还有一个印度人拿着大枪站在门前，现在都改了，现在的情况跟以前大不相同了。”遗憾的是，贝聿铭设计中银大厦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连儿子设计的模型照片也没有见到。

中银大厦已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她更是中国在世界银行界显著地位的象征。按照中国传统，在父亲的赐福和荣耀的促动下，六十五岁的贝聿铭接受了这个设计。他成功的做出了工程设计的大胆尝试，建筑的最高脊柱将整个建筑的重量分到四个角上，脊柱每到一个交汇处就将重量分散到四周的分柱上，通过把重力引向外部，整个结构可以不使用任何内部支撑物，从而达到节省钢材开支的目的。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强调实用功能的例子，它强调了结构胜于形状，从而成为贝聿铭充满激情的几何学概念。当时六十五岁的贝聿铭说在西方各大城市戴着高帽的后现代主义大楼林立之时，中银大厦就成了东西方有所回应的建筑，也成为象征香港回归后的前景。它必须是光明的，一定要矮化香港其它殖民地色彩的象征。可是当时国家还不是很富裕，拿出了一亿三千万美元，也就是十亿八千万人民币用来修建中银大厦。而旁边的汇丰银行当年建的时候花了十亿美圆，也就是八十三亿人民币，贝聿铭说，人们不能跟别人比谁的钱多钱少，只能想办法，活人是不会被尿憋死的。

贝聿铭得意地说：“省了很多钱，人们因为用三角形的关系，在钢筋方面差不多省了一半，所以有道理的，在工程方面很有道理。”

建造摩天大楼不是贝聿铭的兴趣所在，许多人已经建造了许多现代化的建筑。贝聿铭说：“早年的芝加哥，其实并未在建筑高楼上取得多大的进步，有一些高建筑，但没有一座具备充分的理由，说修建这样的高度是处于某种原因。因此真正说服我接受这项使命的因素是我能否找到修建这个建筑的理由。而唯一的途径是透过它的结构，不是功能，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必须站在那儿，抵御住地震，风，而香港的风比纽约的风大致少三倍。所有的这些都是挑战，而这些挑战也许会给这个建筑带来特色。这个建筑的最好的构造方案是把它所有的负重放在四角上，只有这样这个建筑才会非常稳固。人们将一个正方形分割成四个45度角的cordants，每一个cordants都有一根主梁来承受上面的重力。这种分割会产生许多锋利的切面，我非常喜欢这些锋利切面。因为它们使一个高耸的建筑看起来不再死板，等你开车经过时，它是在不断变化的。”

中银大厦竣工后，在香港很多人说中银是一把刀，关于风水的话题就此展开。贝聿铭承认吸收了风水先生的一些说法，用水，在高楼两旁都有水下来，贝聿铭说这个水是源，是财源，所以水到下面变成一个池子，池子养鱼，中国人认为就把财给蓄住了。

贝聿铭分析道：“风水是很有道理的，有很多人从风水上要做生意的话，很多地方我就反对。风水是有道理的，不能全都错。这个台子应该这么弯一弯，这个门应该改一改，这个我不信。中国以前就说你造房子依山傍海是对的，朝南也是对的，所以很多地方，跟风水是有关系的。”

当时风水之说在香港相当流行，这种试图抚慰未开化世界的神秘论调和迷信行为非常不搭调的跟监控全球市场的高科技金融中心并存。贝聿铭说风水是涵盖了文化的意义和智慧，但另一方面它不合理的是让西方认定中国是一块落后迷信的土地。在香港能找到最迷信的人，贝聿铭说风水在那儿是门大生意，风水师就像律师一样，他们无所不在，你的一举一动都得请教他们，我知道我有麻烦了，但我并不清楚究竟会是什么样的麻烦。”

贝聿铭说：“我这都不信，机关枪是早，它是比人们早嘛，汇丰银行比人们早五、六年，他早就有了，这个机关枪并不是对人们，旁边的人说这句话我不信，他是因为洗窗的关系，有东西吊，所以缘故是这样，我根本不理它。很多舆论认为他对人们打，人们打回他。没有这个事。因为风水的关系，并不是因为光的照明的关系，风水的关系，他说这个房子那么很尖的，好像一把大刀，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反光镜，还有比如香港总督卫奕信，他们另外一个办法，他就在人们旁边，所以他用什么办法，他种了一棵柳树，以柔克刚，最后柳树也死了，所以这个都是迷信。我觉得这个地方风水不能说得太，也是有道理的，真的要进去，我这个中文现在差，我来了美国六十五年了，所以一时想不起这个话。”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贝聿明的父亲曾经告诉儿子学成回国建设和分享中国的未来，而日本入侵，中国人正奋起抗日，贝聿明失去了和家人的联系。

贝聿铭回忆道：“此后的几年十分艰难，我不能回去，因为当时毛泽东的势力已经超过蒋中正，整个国家处于国内革命时期。我父亲走了，人们与祖国失去了联系。所以这些事情使得我无法正面的面对回国工作的想法。所以1954年我决定加入美籍，这个选择很难做出，因为你必须放弃自己的国籍，去得到另一个，这当然很真实，但要我放弃中国的确太难了，我成了一个美国公民，有一个美国家庭。事实上我的孩子们都是美国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都还是中国人。我在美国做建筑，要想美国的生活如何，美国的环境是什么，美国的历史是什么。在法国也是如此，也要看看法国人民的生活，法国的历史，然后下笔画。不能想到我是生在中国的，这条路不应该这样走。”

战后的美国纽约百废待兴，使贝聿铭无法安宁的处在哈佛的讲台上，他投身到快速发展的时代大潮中。但贝聿铭做梦也没有想到第一份工作是为一位房地产商工作。

贝聿铭回忆道：“那个房地产商泽肯道夫他极端的自负，以至于要想满足他的自负你就得做出很特别的事情。我领导一个由七十五个设计师和建筑师组成的小组代表泽肯道夫公司工作。”

贝聿铭和这个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但他们都拥有同样的梦想，当时城内最具创造性的建筑是一些廉价的房屋，贝聿铭说他知道人们是首先怎么生活的，当时城内最具有创造性的建筑是一些廉价的房屋，因此焦点被放在重新开发上。

贝聿铭说：“1951年，我被生活在华盛顿的贫民窟建筑惊呆了，有的人还住在破旧的蓬屋里，石头在首都华盛顿城里乱飞，水流管道都是露天铺设的。你几乎不敢相信。这种情况立刻使我的神经兴奋起来，从那时起我开始对居民住宅产生兴趣。”

贝聿铭说：“当时所有的建筑都装钻孔窗户，还有街区也不知道有多少个，但每一个街区都很相似，所以当你走进petecobe村时你会迷路，你不知道哪个是你要去的楼。因此，当时的确存在许多问题。而我则想努力地在那种特定的环境和时机下作些改变。”

贝聿铭将他的想法付诸行动，他说服泽肯道夫购下一个水泥厂以便随时提供水泥来取代砖块。在外部水泥墙的支撑下，贝聿铭得以采用舷窗式的窗户来扩大屋子空间，改善采光。贝聿铭只建了两座这样的大楼，而在它们之间留出了一块空地作为公园。

贝聿铭说：“我希望在中间建一个公园，公园的意义在于树木，我还想放一个雕塑在那里，一个毕加索的雕塑比方说，作为公园的一个高点和重心。可人们没剩多少钱了，泽肯道夫说你选择吧，要四十棵树还是要一个雕塑？我说要树。”

在泽肯道夫的工作为贝聿铭积累了大型工程的经验，但设计只能局限于具体的城市规划的需求，十二年以后，该是贝聿铭把自己的事业推向新的阶段的时候了。

坐落于克罗拉多州的落基山脉山谷中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是贝聿铭在事业上的新起点。这成为他一生中第一次与客户建立的长久的友好的私人关系。

这个中心是美国一个尖端科学的研发中心，成为科学家们聚集探讨课题的场所。这里工作的科学家有25个之多，每一个有不同的需求。

三十年后，贝聿铭再次受邀于日本东京的静修中心，在这个艺术和自然的环境里建造一个宗教的钟塔，这座钟塔的形状是受到日本一种传统乐器的启发，这也是贝聿铭作品中最像雕塑的一个。建筑和雕塑是相关的，但雕塑始终不是建筑，贝聿铭一直强调建筑必须有生命，要由人来使用它来检验建筑是否有生命

贝聿铭说：“我1953年在东京，我想得到一些东西，我买了一个buckle(乐器名)，有点像这样，我买的那个是象牙的，从一家古董店里买的。你看它的形状，底部是方的，往上逐渐变平变扁，越往顶端越锋利。我设计的塔就是这个形状，六十米高。这是我作品中最像雕塑的一个。建筑和雕塑是相关的，但雕塑始终不是建筑，因建筑要求有功能的。我每次来这里都要来看它。”

鉴于贝聿铭的精湛设计，他们再一次邀请他为博物馆作设计。他们信任贝聿铭，给他展示了许多远东和其他亚洲地区的珍贵的宗教艺术藏品，更难得的是他们拜访了倍受尊敬的收藏者。博物馆的馆址被选在偏远的山上。

贝聿铭回忆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读过一个中国故事叫〈桃花源记〉。讲一群人，大约一千五百年前，躲进一个山谷生活，没有外人知道。有一天，一个渔夫，摇着船，无意中进了那个山谷。当他进到那里面时，他发现另一个世界，那里的人保持着三百年前的风俗服装和生活”。

日本人知道这个故事，都说，对，要是能把博物馆做成那种感觉就好了。博物馆选在山上，在山上修了一座桥，穿过山谷通向博物馆。贝聿铭随着年龄的增长所得的经验和智慧，加上他的天分包括让大家不计代价地追求比原来所希望更美好、更具企图的东西，他能够神奇而不露痕迹地将客户引领到更高的价值观，并且让客户做出超出他们原来所要求的水准。贝聿铭是有意与自然界无形力量调和在一起的人。他说：“这样才能得到深沉的宁静，你不必总是将自己的风格强加到作品里，使每个地方的建筑都雷同，所以创新并不是我的目的，我是在时代、地域和出现的问题中寻找创新。”

贝聿铭真正成为公众人物是在美国历史出现转折的时期，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全美国都笼罩在异常的气氛中，修建肯尼迪图书馆成为总统家族的头等大事。肯尼迪家族邀请了世界知名的建筑家，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聚会，每个人都想得到这个机会。贝聿铭当时名气不大，只做过一些居民建筑，不知道为什么也被请到总统府。

贝聿铭回忆道：“我记得当时和家人在意大利度假，人们住的房子没有电话，我收到办公室发来的一个电报，让我在某时某地接听一个电话，那是一个咖啡馆，电话响了，是总统顾问，他说我入选了。总统夫人觉得和我有着默契，并希望能一起合作完成这项工程。”

图书馆的馆址被选在哈佛，但与轰动一时的开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于它的修建一直悬而未决，肯尼迪的被刺、杰喹啉的再婚和关于选择馆址的争论使工程被延误。

贝聿铭说：这就是为什么这项工程有所欠缺的原因，因为人们花了几乎10年时间选择馆址。有人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的作品，但它不是。

贝聿铭设计的汉考克(JohnHandcop)保险公司的大楼至今仍是波士顿的地标性建筑。当时因为设计肯尼迪图书馆贝聿铭受到了嘉奖，而且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版新闻上。就在贝聿铭春风得意，人们开始关注他的作品的时候，波士顿保险公司的大楼有一扇窗户被吹落下来，随后一扇又一扇的掉下来，玻璃散满了整个街道，几乎三分之二的窗户都掉了下来，需要重新安装。

贝聿铭说：“批评和责难蜂拥而至，批评家毫不留情，那时非常艰难。”

贝聿铭几乎被推到悬崖边上，尽管他也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七年以后，门窗公司对此事做了了结，但这件事对贝聿铭及其家人的伤害已经造成。那件事故之后，那些批评他的公司都愧见贝聿铭。

就在这个时候，华盛顿的国家艺术馆迎来了它的落成之日。最值得一提的是：建筑的顶部直冲天空，几何图形的玻璃充分吸收阳光，像一个现代的教堂。贝聿铭说，这个建筑应该具有一种纪念碑似的的气度，

贝聿铭后来说：“我自己相当满意，开始我并没在意有多少人来，这只是个收藏和展览艺术品的地方，但这个地方的确吸引了人们来参观。像今天这样，来欣赏艺术。我看到人们到处走动，观看使我非常高兴，觉得这座建筑在大众教育上起了重要作用。建太空博物馆时我很担心能否吸引孩子们来，这是一个挑战，但这个馆看起来很成功，他们很喜欢，我很高兴。”

贝聿铭设计的建筑改变了人们对博物馆的概念，必须提到的是西边十九世纪风格的部分。它们是统一的整体，同时各有不同功能。华盛顿国家艺术馆馆长说：“最值得一提的是东厅和西厅的完美细致的呼应。通过出口你可以一眼看见对面西厅的全貌，它的轮廓一目了然。问题是在两个厅之间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衔接。贝聿铭提议铺一片石子路，引领游客和车辆去他们想去的方向。艺术馆的场地规划与往常不同，地方局限而不规则。于是他改变了原有方案，将场地分割成两个三角形，并且使用了许多切割后的几何图形。建筑的顶部直冲天空，几何图形的玻璃充分吸收阳光像一个现代的教堂。”

贝聿铭说：“我想这个建筑应该有一种纪念碑式的气度，我采取了宝石切割一样的手法。我想做出这种尖角，因为那种干练的线条是这个建筑的精髓，任何圆钝的形状会减损这种气势。工人拒绝这种做法，他们从没做过，因为这样切割石头会破裂，然后你会后悔。所以他们建议我切到这里。我说我明白，我想试试。有时候就是这样，你知道也许会遭到反对，但你还是想试一试，然后他们就说，那好吧，一切由你负责。”

贝聿铭在他的建筑内布置了许多雕塑，它们来自许多朋友，著名的雕塑家。在悬挂着的亚历山大作品下面是通往博物馆各个小画廊的通道是贝聿铭经常光顾的地方，他把绘画作品的因素吸收到自己的建筑中，通过看别人的作品丰富自己的阅历。

贝聿铭说：“我热爱雕塑，它接近于我的工作，和建筑比较接近。我对它们很有感觉，这并不奇怪，因为我有许多雕塑家朋友，所以我总是很喜欢雕塑。我梦想自己也能成为一个雕塑家，可惜未能如愿。”

贝聿铭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他说和青年人在一起，自己也变的年轻了许多，每次在这种场合，他总是穿着那套在中国缝制的西服。有评论家形容他的服装很正式，但还不至于正式到让人误会他是银行行长。他俏皮的眼睛让人一目了然，充满活泼的气息。

贝聿铭说：“这个建筑需要人，假如空空的，像我两周前见到的那样，我心里就不很舒服。但现在看见人们在这里进进出出，才觉得这个建筑有了生命。我迫不及待的想看到公众进来的那天。我一直在期盼这个时刻的到来。挑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每个问题的出现都不一样，特别是对我来说。我很幸运，能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进行我的工作，每个地方的历史风俗都不尽相同。我怎么能在日本建造一个和达拉斯一样的建筑呢？怎么可能那样呢？那是错误的。而正因为如此，才存在原创的可能性。你不必总是将自己的风格强加到作品里面，使每个地方的建筑都相雷同，所以创新并不是我的目的，我是在时代、地域和出现的问题中寻找创新。”

美国的达拉斯城拥有一流的交响乐，却没有一座真正的音乐厅。贝聿铭一生钟爱音乐，他把自己的建筑比做巴赫的音乐，他真想造一个音乐厅，两者一拍即合，贝聿铭用环形结构创造空间，一旦你开始走动，整个空间也开始移动，让人们忘记白天的琐事，进入另一个时空。贝聿铭试图用这种设计来放松人们的精神。

贝聿铭说：“我一辈子都钟爱音乐。我十分热中于建造一个音乐厅，但始终没有机会，因为我在其他建筑方面的成就比较突出。不过机会终于来了，来自达拉斯。事实上我告诉他们我很愿意做这件事，在我死之前，这是我的原话。他们说：这是你的机会。因此对我来说，这不仅是又一个项目，而是一次爱心的奉献。”

音乐厅的内部形状由专业人士提供方案，这种设计与贝聿铭的外部设计结合得很完美。

第一次回到祖国，设计的作品就是香山饭店，他想通过建筑来报答孕育自己的文化，协助中国建筑界搜索一条新路。他想振兴一般人都能了解的特色——不是迂腐的宫殿，而是寻常人家的白墙灰砖。他相信这绝不是过去的遗迹，而是告知现在的力量。

贝聿铭说：“1980年起手施工，那个时候中国跟现在的中国大不相同。那个时候中国能够施工新的建筑很少，技术方面是差一点，那是对的。那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管理。我从美国带回来一套吸尘器，那时候中国还很少，几乎没有。吸尘器用完要常换过滤器，他们不换的，结果马达都烧坏了。那个管理差得很，老实说管理不够好，现在还是有问题，有很多朋友回去，他说你的建筑我住到那个地方去，回来以后，我说你不要再去，你去了会不开心。我根本没有回去过，我到北京去好多次，香山饭店没有回去过。我的夫人看到这个窗很脏，玻璃窗。她说这个不行啊，看不到外面的风景，她去擦，这个有其事，但是这也是中国过渡的时候。所以我现在回去很愉快，我觉得中国是改进了。二十年前的中国跟现在大不相同。”

贝聿铭说：“建筑师这个职业教你学会观察，你的眼睛会教给你建筑的内涵。因此要学会去看去观察各个地方不同的事物。在学习和前辈和杰出人士的优点之后要用亲身经历来丰富自己，然后生活就变得更加充实，因为这个世界是你的，你了解它的历史和其它。”

贝聿铭说：“我几年前回去到北京我看到好多建筑上都戴帽子，我觉得很特别。我的老朋友建筑师张开济，他是北京清华大学的。他说你觉得可笑，人们觉得更可笑，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寄给我看，我说我完全同意，不过那个时候也是中国，想人们的建筑应该有点中国的风格，他不知道风格是怎么找，你不能在高楼上面，你造高楼二十、三十层高楼，以前没有这种建筑物，从高踏，中国是踏高楼，其余都是平的。你看人们故宫，这个中国很重要的建筑物，它没有高楼的嘛。所以你忽然间要造二十、三十层楼，你要放弃，中国建筑的风格要沿着另外一条路走，新的一条路走找中国的风格，不能戴一顶帽子，这是很可笑。让一个现在建筑戴一个绿帽子的事我绝对不会做，这是我的原则。”

在美国呆了六十五年的贝聿铭对国内的事情一直都很关注，他在北京、西安、苏州的城市保护、城市规划上都参与了意见。

贝聿铭说：“梁思城我原来跟他很熟，他来美国，我跟他见过很多次。北京这个城墙很可惜，我跟梁思城谈过，那时候拆墙大概是毛主席的意见，我不在中国我不知道。很可惜，苏州的墙拆了也很可惜。你看意大利、法国，城墙都保留，它有历史的观念，你不能把历史全部毁坏。所以你要造高楼，按照中国的风格，这不是办法。好的办法保留古代的建筑，这是最重要的，要保留。你说新的建筑，像古代的建筑这一条路是走不通的，没有办法走的，可是要保留以前中国古代好的建筑物，这是先决条件非常重要。我觉得城墙拆了以后，面貌全改了。1974年，我头次回国，我在清华演讲时讲了，我觉得我说在故宫附近不应该造高楼，这是我的意见，当时的副总理谷牧在人民大会堂跟我谈这个问题，他问我，为什么你觉得不应该造高楼，我觉得因为故宫是一个文物，是国家的国宝。四面现在看出去绿化，天、树很刺眼的，高楼起来就破坏故宫文物，我说不要造高楼，那他说你说的话跟周总理的话相同，我觉得很荣幸，我不敢再说了，我说算了，他的话比我的话重得多了，我说不说了。后来他们就慢慢在城市规划，在北京方面发表这个意见，说高度，这个是故宫高度应该是这样，不应该这样，明白吗，越来越高，你到了二环、三环你可以造高楼，因为不影响故宫。你在故宫旁边，比如北京大饭店造高楼，那就破坏文物，故宫的文物，这是有其事，这是值得研究的。北京这个地呀价钱非常高，所以地价那么高，和香港一样，你一定要增加面积，否则你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呢？因为地下的电都是很花钱的东西，你怎么拿回来呢，国家怎么拿回来，城市怎么拿回来，唯一就是拿地价提高，抽税，回收的办法。所以这个增加面积是免不了的，所以高楼也是免不了的，可是在故宫附近不能造高楼，这是我的意见。在三环以外可以造高楼，这是没有问题的。北京的城中心不能造高楼。在香港到处都高楼，这个不成问题，因为它没有历史。现在北京走这条路，我觉得是对的。四合院应该保留，应该保留一片。你单单保留几个王宫，不是，王府不叫王宫，不够，这不是好的办法。要保留就保留一片。当然四合院不适应现在的条件，这个我很明白，最近我跟贾庆林书记谈过这个问题，我说贾书记请你一定要保留四合院，保留一片，不要再拆了。‘我也想做，可是一个四合院十几家人住在里面，所以怎么分配，怎么处理’，所以他有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可是也同意，他同意，应该在附近再造一点房子，可以让在四合院居民搬到那个地方，然后再弄，新的卫生条件做好了以后，可以卖大钱。很多人在香港，在美国，中国人想回到北京住的很多，他很可能出钱买下来。这个是将来应该做的，因为这种四合院将来没有了，越来越少了。”

在美国移民一般都会迷失在不同的文化中，最后找不到真正的归宿，只有中国人例外。身为一个文化缝隙中的优雅摆渡者，贝聿铭可以说是鱼和熊掌兼得的人，当往事成为贝聿铭在美国的绊脚石时，他吸收西方最高级的事物，同时不放弃本身丰富的传统。他与海外华人维持联系，经常光顾中国城，喜欢吃毛蟹、凤爪和鸭舌头。了解他了以后就会发现他和他的建筑都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

有人说贝聿铭的耐心、他的体态、他的精力、他的习性与魅力以及他眼睛里闪耀着的光芒都还在。他从不缅怀过去，而是专注于现在。贝聿铭说，我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都当成一件礼物，因为这表示还有一天可以工作.他只做他认为美丽的事，那就是有震惊效果的你无法选择的美感。

建筑融合自然的空间理念，主导着贝氏一生的作品，1958年贝氏成立了个人的建筑事务所，开业以来几乎每有工程竣工，就受到建筑界的注目，获得荣耀。他个人曾获美国建筑学会金奖，法国建筑学院金奖，日本帝赏奖和普利兹建筑奖。其中普利兹建筑奖相当于诺贝尔奖，是世界性的建筑界最高荣誉。

对贝聿铭而言，1986年美国里根总统颁予的自由奖章对他最具意义，该奖项用来表彰非美裔的美籍杰出人士是第一次，这枚奖章的价值凌驾于他曾获得的任何奖项。

在纽约，人们常常看到建筑大师贝聿铭像一名青年人一样：敏捷地冲过第五十七街，赶着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