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 芾：(公元1051～1107年)，初名黻，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

yeel

米　芾：(公元1051～1107年)，初名黻，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祖籍山西，迁居襄阳，自称吴人(今江苏苏州)，定居润洲(今江苏镇江)。著名北宋书画家、书画理论家。
米芾有“米襄阳”之称。史传说他个性怪异，喜穿唐服，嗜洁成癖，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他六岁熟读诗百首，七岁学书，十岁写碑，二十一岁步入官场，确实是个早熟的怪才。在书法上，他是“宋四书家”(苏、米、黄、蔡)之一，又首屈一指。其书体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苏东坡盛赞其“真、草、隶、篆，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另一方面，他又独创山水画中的“米家云山”之法，善以“模糊”的笔墨作云雾迷漫的江南景色，用大小错落的浓墨、焦墨、横点、点簇来再现层层山头，世称“米点”。为后世许多画家所倾慕，争相仿效。他的儿子米友仁，留世作品较多，使这种画风得以延续，致使“文人画”风上一新台阶，为画史所称道。米芾究竟以书为尚，还是以画为尚，史家各有侧重。
米芾的外号很多：襄阳漫士、鹿门居士、海岳外史、淮阳外史、中岳外史、净名庵主、溪堂、无碍居士等，晚年自号米老。米芾自称楚国氏之后(远祖为火正祝融、鬻熊)，故自题偶作黻(芾)、楚国米黻(芾)、火正后人、鬻熊后人。世居太原，后迁襄阳，润州(今江苏镇江)为其定居之所，曾在定居之所作书作画。宋周密《云烟过眼录》记米芾自画东山朝阳岩海岳庵图，朝阳岩背焦山，其侧有早来堂，率意而写，极有天趣。《宋史》称他为吴人，当误。盖因米芾嫁女于苏州，曾居其地。
米芾生于北宋仁宗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但他的逝世之年，则史载不一。自翁方纲所著的《米海岳年谱》一出，所定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几为定论。翁文为：“按大观元年丁亥，米公卒时五十七岁，《宋史》本传云云，其误明矣(《宋史》作出淮阳军卒，年四十七)。又厉鹗《宋诗纪事》云大观二年，罢知淮阳军亦误。又来程俱《北山小集•题米无章墓文》谓米公卒于大观四年庚寅，此亦不及张丑《清河书画舫》言之为详。张丑云：‘米公卒于大观元年丁亥。’又引蔡肇所撰《米公墓志》谓葬于三年六月，此与方信孺所引‘大观三年葬于丹□□山下’正合也。且黄长睿(伯思)《东观余论•序》云‘元章已物故’，此序作于大观二年六月，则米芾卒于大观元年为定说矣。”
如今看来，翁方纲所考欠严密，不足以服人。史籍《宋会要辑稿•礼四四•赙赠》中记有(特加恩者)知淮军米芾(注：宋大观二年农历3月，赙以百缣)一条，验之本书所记，均无差错。可知米氏在宋大观二年尚在淮阳。若厉鹗所论不误，则据此可以认为米芾逝世于宋大观二年农历6月前后。
美术史家一般还特别关注米氏改写“米芾”时的年龄。一般认为：他四十一岁起必写“芾”。这也见于翁文：“按(米芾)《王子敬帖》跋云：‘崇宁元年五月十五日，易裱改装，时以芾字行，适一纪(十二年)。’据此云一纪，自崇宁元年计起，是其名写芾，在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辛未也……时年四十一矣……米海岳书画，凡有元祐六年以前作芾者，皆赝品也。黻在前，芾在后，悉可由此定之……又按米书芾字，中间先作一横，然后自上以直贯下。此芾字下从市，读若分勿切，即芾字，与朝市之市，先上点而后横者迥异。凡米迹此字误作一点一横，草头下加市井之市者，皆伪迹也。”
但也有“黻”、“芾”并用的。据考证，米芾改字以后的作品以《昨日帖》为最早。当时正值米芾“将卜老丹徒”，过镇江应邀留甘露寺并命居室为“净名”。时在宋元祐四年农历6月之后。《昨日帖》当书于宋元祐六年。
相传米氏的五世祖为宋初勋臣、出身于奚族的著名大将米信，但米芾书迹从未避讳，也从不炫耀此事。实际上米芾在仕途上受到歧视，即便官至礼部员外郎时，还被认为出身冗浊不宜此任。米芾的母亲曾为宋英宗高氏皇后的乳母，米芾一生未能摆脱这可怕的阴影，因此他忽而狂傲，忽而谦卑，忽而慷慨，忽而吝啬，似有变态心理。
但米芾也凭着母亲这一特殊关系捞到不少好处：他二十一岁时，宋英宗即位，即以任子身份被授予校书郎，旋出浛光尉。即使从雍丘去任，还以县令的身份监庙食禄。
米芾的一生，经历北宋王安石变法、元祐党祸，曾(布)蔡(京)倾轧，他深知与他们的关系直接影响他的仕途，曾总结为：“疱丁解牛刀，无厚入有间。以此交世故，了不见后患。”
米芾与权贵交往的利器，就是他的书画绝技。当时的王公权贵均好此道，米芾为目不识丁的高后之侄作韩幹马画的《天马赋》，不免阿谀。历朝相府中大多有他的踪迹，群臣之中大多与之有交往。米芾无怪乎自鸣得意了。
米芾的第二个招数，就是他的奇行诡踪和奇谈怪论。因而人称“米颠”。例如周煇在《清波杂志》中说：“一日，米芾回人书，亲旧有密于窗隙窥其书至‘芾再拜’，即放笔于案，整襟端下两拜。”他戴高帽，着深衣，全然不用世法，有讥为“活卦影”，也有誉为“衣冠唐制度，人物晋风流”。惠洪在《冷斋夜话》中也说：“米芾元章豪放，戏谑有味，士大夫多能言其止作。有书名，尝大书曰：‘吾有瀑布诗，古今赛不得。最好是一条，界破青天色。’人固以怪之。其后题云：‘苏子瞻云：此是白乐天奴子诗。’见者莫不大笑。”
米芾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洁癖：洗手不用巾擦，相拍甩干；朝靴偶为他人所持，心甚恶之，因屡洗，弄得破损不可穿……这类故事当时常为宋人津津乐道。
米芾既要养家糊口，又要出资于书画，于是历史上便有米老狡狯、不择手段骗取书画的种种故事。尽管其行为不端，也怪不得他了。
米芾也有正经的时候。他在雍丘时见胥吏催租逼人，愤而作诗：“白头县令受薄禄，不敢鞭笞怒上帝。救民无术告朝廷，监庙东归早相乞。”然而他左右为难，既不敢得罪朝廷，又不愿向饥寒交迫的寒民逼租，只能怨起“上帝”来。他的一个座右铭实在无愧于这段经历：“进退有命，去就有义，仕宦有守，远耻有礼，翔而后集，色斯举矣。”然而宋绍圣以后，宋元祐年间的旧党朔、蜀、洛三派贬滴殆尽，朝中奸臣当道，米芾也变得玩世不恭了。他在涟水任职时，曾因玩石被上司发现，险些丢官。米芾在此任居然大有时间修习草书，留传书迹甚多。“任满之时，归橐萧然”，可见他还是比较清廉的地方官。
米芾历官十八任，世称“米南宫”者，南宫是礼部的别称，他一直作到官至礼部员外郎。
米芾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收藏宏富，涉猎甚广，加之眼界宽广，鉴定精良，所著遂为后人研究画史的必备用书。有《宝章待访录》、《书史》、《画史》、《砚史》、《海岳题跋》等。《宝章待访录》成书于宋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农历8月，分为“目睹”“的闻”两大部分，所录八十四件晋唐品，开后世著录之先河，影响颇大，甚至有专门模仿此书体例的论著，如明张丑撰《张氏四表》。《书史》则更为详实，为后世鉴定家的依据之一。《海岳》一书主要叙述自己的经验心得，十分中肯。该书一般认为是后人辑录米论而成。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曰：“本朝能书，世推蔡君漠，然得古人之玄妙者，当逊米元章。米芾亦自负如此，尝有论书一篇及杂书十篇，皆中朝墨之病，用鹅林纸书赠张大亨嘉甫，盖米老得意书也，今附于后。”所附与今相同，据此，是书当为米芾所著无疑。
米芾以书法名世，为北宋四家之一，若论体势骏迈，则当属第一。他的成就完全来自自己的努力。
米芾自叙学书：“余初学颜(真卿)，七八岁也，字大至一幅。写简不成，见柳(公权)而慕紧劲，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阳询)，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遂良)而学最久。”在十岁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学习的是最正规的楷书，打下一定基础后才开始学习行书。
他又说：“余年十岁写碑刻，学周起、苏子美札，自作一家。人谓有李邕笔法，闻而恶之，遂学沈传师，爱其不俗。自后数改，献之字亦取其落落不群之意耳。春和便思笔札，手不作乃可涤砚，若不自涤者，书皆不成，纸不剪者亦如之。学书来约写过麻笺十万，布在人间。老来写益多，特出少年者辄换下也。每以新字易旧札，往往不肯，盖人不识老笔乏姿媚乃天成之道，盖老来作书有骨格，不专秀丽，浑然天成，人莫能识，往往多以为不逮少小。”但所谓“有李邕笔法，闻而恶之”，很难想象十来岁的米芾会有如此超前的眼光。
他三十岁时在长沙为官，曾见岳麓寺碑，次年又到庐山访东林寺碑，且都题了名。元祐二年还用张萱画六幅、徐浩书二帖与石夷庚换李邕的《多热要葛粉帖》。证之其书法，二十四岁的临桂龙隐岩题铭摩崖，略存气势，全无自成一家的影子；三十岁时的《步辇图》题跋，亦使人深感天资实逊学力。米老狡狯，偶尔自夸也在情理中，正如前人所云“高标自置”。米芾自叙学书经常会有些故弄玄虚，譬如对皇帝则称“臣自幼便学颜行”。但是米芾的成功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丝毫没有取巧的成分。米芾每天临池不辍，举两条史料为证：“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王羲之)，若穿透始到钟(繇)、索(靖)也，可永勉之。”他儿子米友仁说他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忘写字。
米芾富于收藏，宦游外出时，往往随其所往，在座船上大书一旗“米家书画船”。黄庭坚曾题诗说：“万里风帆水着天，麝煤鼠尾过年年。沧江尽夜虹贯月，定是米家书画船。”米芾自己也有诗：“快霁一天清淑气，健帆千里碧榆风。满船书画同明月，十日随花窈窕中。”从此沧江虹月和米芾书画船就成为后人艳称的美事。
米芾嗜石，《宋史》本传记有其事。元倪镇有《题米南宫拜石图》诗：“元章爱砚复爱石，探瑰抉奇久为癖。石兄足拜自写图，乃知颠名传不虚。”据此诗，米芾对此癖好自鸣得意，自写《拜石图》。后世画家亦好写此图，于是米芾拜石一事便喧腾人口，传为佳话。米氏宝晋斋前也有异石，以供清玩，《书异石帖》记有此石。相传米芾有“瘦、秀、皱、透”四字相石法。
米芾还爱砚。砚是“文房四宝”之一，为书画家必备之物。米芾于砚，素有研究。著有《砚史》一书，据说对各种古砚的品样，以及端州、歙州等石砚的异同优劣，均有详细的辨论，倡言“器以用为功，石理以发墨为上”。《宝晋斋法书赞》引《山林集》中一帖：“辱教须宝砚，……砚为吾首，……”米芾把砚看得像自己的头颅一样重要，可谓溺爱之深。
兼有石癖、砚癖的米芾自然对砚山极为重视。砚山是一种天然峰峦形成的砚石，在底部山麓处，琢平可受以水磨墨，既可作为文房清玩，又能为临池染墨之具。《志林》记米芾得一砚山而抱眠三日。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是南唐后主李煜之物，为结屋甘露而转让他人换得宅地一方，米芾念念思之，因作有《研山图》传世。
米芾晚年居润州丹徒(今江苏丹阳)，有山林堂。故名其诗文集为《山林集》，有一百卷，现大多散佚。目前传世有《宝晋英光集》。米芾能书又能诗，诗称意格，高远杰出，自成一家。尝写诗投许冲元，自言“不袭人一句，生平亦未录一篇投豪贵”，别具一格为其长，刻意求异为其短。
米芾画迹不存于世。尽管各种资料中所记的画迹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然而“谅非如此之众也”。历代书画史所载真伪相参，扑朔迷离，以至于后人不断怀疑：米芾是不是画家？米芾会不会作画？米芾的画究竟面目如何？后人因而仿效米芾作“无米论”。其实，《宣和书谱》已称米芾“兼喜作画”。《宋史》本传亦云：“画山水人物，自名一家。”米芾也自称能画，以他当时的鼎鼎大名，根本没有必要冒充画家，实在不须怀疑他能否作画，历史上有画名而无画迹存世的又何止米芾一人！
米芾自著的《画史》记录了他收藏、品鉴古画以及自己对绘画的偏好、审美情趣、创作心得等。这应该是研究他的绘画的最好依据。
但目前唯一能见到的，也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米画”——《珊瑚帖》上的一只金座笔架。倘若把底座拉长，略加坡度，笔架缩小插在山坡上，那就成了米家山水最基本的骨架，然后再加上米点和题款，米家山水便赫然而出。米芾作画大抵也像在《珊瑚帖》中一样兴之所至，随手涂抹。在字里行间随手涂抹的例子还见于《铁围山丛谈》，谓米芾在写给蔡京的一帖中诉说流离颠沛之苦，随手在文中画了一只小船。
米芾自称所画云山“树石不取细意似便已”，其句读可作“树石不取细，意似便已”，或作“树石不取细意，似便已”。前者强调神似，后者强调形似。邓椿则作：“树石不取工细，意似便已”。据此，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画风与以赵佶为代表的那种刻意求工的画风是截然相反的，也与通常认为的“兴之所至，以墨为戏”一致。有画史称“率笔而写，极有天趣”。这里再引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米)墨戏，不专用笔，或以纸筋，或以蔗滓，或以莲房，皆可为画，反映了一种玩好的心态。
米芾的《画史》也贯穿着这种心态。北宋初期的山水形成了关仝、范宽、李成三家鼎峙的局面，他们以善写雄山大水见长，极尽外师造化之能事，曾使当时的评论家大为叹服：“三家鼎峙，百代标程”。但米芾却评论道：“关仝，工关河之势，峰峦少秀气；李成淡墨如梦雾中，石如云动，多巧少真意；范宽势虽雄杰，然深暗如暮夜晦冥，土石不分。”对于赵佶的皇家画院，米芾不便多言，但从他不评一字的态度可以看出认可者甚少。在米芾的年代，“独书画未有杰然超拔之士”，摹习成风，难怪米芾所见李成的赝品几达三百件之多，这当然不能排除画者为了谋利，逢迎时尚。米芾凡事务求出人头地，他当然不愿临摹三大家的山水。他的山水画一空依傍，在他的《画史》中郑重声明“非师而能”。
“非师而能”之“师”，当然指当时流行的三大家，这是当时画家成功的必由之路。米芾更多地希望中得心源，更多地从内心感受出发。“非师而能”成立的前提和基础是：米芾首先是一个北宋最好的鉴赏家和北宋最大的收藏家，过眼的古代书画无数。他比较重视客观实际，注意鉴别真伪，区分优劣，还用铃印的方法区分书画的等级，这种品级评定恐系中国画史第一人。米芾以鉴古的眼光对待书画，对各家的优劣得失了如指掌，一旦拿起画笔，自然就能扬长避短，另辟蹊径了。
尽管米芾声称“非师而能”，但是我们依旧能说他主要取法于南方的董源。董其昌说：“米家父子宗董、巨，删其繁复”，“董北苑好作烟景，烟云变幻，即米画也”。莫是龙等也有类似的说法。从他的《画史》中看，他对三大家指责尤多，而对于董源、巨然却是一味赞美：
“董源平淡天真多，唐无此品，在毕宏上。近世神品，品格无与比也。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气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
“董源雾景横披全幅，山骨隐显，林梢出没，意趣高古。”
“巨然师董源，今世多有本。岚气清润，布景得天真多。巨然少年时多作‘礬头’，老年平淡趣高。”\n“巨然半幅横轴，一风雨景，一晚公山天柱峰图。清润秀拔，林路萦回，真佳制也。”
“巨然山水，平淡奇绝。”
如此等等。
他确实收藏有董源的《雾景横披全幅》等，也见过他人收藏的董源画。米芾对自己的师承一字不提，要么是对院画、三大家的揶揄、偏激之词，要么便是“米老狡狯”，自作清高了。
米芾选择这样的图式，自有他的原因：首先与他对山水的审美偏好有关。从他对三大家的指责中可以看出他偏好秀润一格。再考其经历：早年游宦桂林，山水秀丽甲于天下；暂居姑苏之大姚村，为江中一岛，水雾蒹葭；定居润州，有人形容为“江南奇观在北固诸山，而北固诸奇观又在东冈海岳”。米家云山图式大抵以江浙一带的江南平远山为粉本。其重点不仅仅在于山，也不仅仅在于云，而在于云遮山、山衬云的欲雨欲霁的景色。这样的图式虽然与米芾作画的技巧有关，云山可以帮助他略去大部分景物，冠冕堂皇地掩盖了作画技巧的不足，又巧妙地表现了自己的偏好且自出新意。但我们还是说米芾为此下了不少功夫。据说他每天晨夕对景写生，“加之‘其人胸中有千岩万壑’，晴雨晦明中，执笔摹写，收景象于毫芒咫尺之间”《孙氏书画钞》曰：“雨山晴山，画者易状。惟晴欲雨、雨欲霁，宿雾晓烟，已判复合，景物昧昧，时一出没无间，难状也。此非墨妙于天下，意超物表者断不能到也。”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曾记他在雨中游览云山。“领略云山蓊濛之状，沈绿深黛中，时露薄赭，倏敛倏开”，感叹“非襄阳米老断不能与造化传神，乃知此老高标自置，固非浪语”。
构成米芾的画面的是墨色、点和线条，这都是米芾作为一代大书家的看家本领，其精妙固不在话下。关于墨色，如“米元章砚山图纯用焦墨”，“元章用王洽之泼墨，参用破墨、积墨、焦墨，故融厚有味”。《詹东图玄览编》说：“米海岳云山小横幅，纯用淡墨而成，了无笔迹，真逸品也。又有一小横幅，纯用焦墨，笔法高古苍劲。昔人作绘，有有笔无墨者，有有墨无笔者，此则一为无笔无墨，一为有笔有墨，真是不可测度。”关于米点，也有其来历，董其昌、莫是龙都说董源画树多有不作小树形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树但只是远望之似树，其实凭点缀成形者。这或是米氏“落茄皴”的来源。但他作画不取工细，这样的画面只能是小幅，一经放大便空洞无物了。自云：“知音求者，只作三尺横披。三尺轴惟宝晋斋中挂成对，长不过三尺，裱出不及椅所映，人行过肩不着。更不作大图，无李成、范宽、关全俗气。”他无法像李成、范宽那样在巨幅上挥洒自如，纵横驰骋，实际上他的画也以小幅胜。史家常说米芾用横幅，为其首创，“古画多直幅，至有画长八尺者。横披始于米氏父子，非古训也”。据其《画史》记，亦有不少横披横挂的，但米芾提倡小幅，却在形式上为后来的文人画家作了表率，起了很大作用。后人关于米画尺幅的记载均是小画：“米小画一纸，广仅七寸，高尺余”；“米元章纸写小山水一幅，阔一尺，高三尺许”；“米元章绢写小山水一卷，长五尺，高八寸”；“小米山水小纸一幅，仅尺余高，阔七尺余”。
米芾作画讲究表现云与山的虚实变幻，这只能靠笔墨效果来控制。他提倡用宣纸作画，“画纸不用胶矾，不肯于绢上画，临摹古画有用绢者”。因宣纸利于墨韵的变化，而绢却利于墨笔线条，画云山显然用绢不及用纸。实际上米芾对绢的驾驭能力也是相当强的，一卷《蜀素》传世百年无人书写，固然有书艺高低之别，但主要还是无法把握粗糙的蜀绢，而米芾却驾轻就熟，《蜀素》一帖是米芾的佳构之一。说“米不肯于绢素上着一笔”，想必米芾知道书法与绘画材料不同，效果也不同。这也只能指一般的情况，杜东原有诗题米元章画：“鲛人水底织冰蚕，移入元章海岳庵。醉里挥毫人不见，觉来山色满江南。”大概是米芾偶一为之，“米画用绢素者”或许未必都是伪作。
至此如今可以设想出米芾作画的大致面目：大约是通身墨骨的树干上分布着枝枝叉叉的细枝，树枝上用或圆或扁圆的点子作叶，浓浓淡淡的有干有湿，十分随意，山峦起伏重叠，皴少而墨多，淡墨滋润，浓墨略干燥，树和山峦穿插烟云。因云用细笔勾勒，线条宛如他的书法，靠着书法线条的支撑，再加上他精于墨色变化，使浓淡干浊的墨，造成迷茫沉郁的树林，浑厚朴茂的山林，飘忽无定似动非动的烟云。
根据米芾《画史》的记载，他也长于人物画，自云“所画《子敬书练裙图》归于权要”，“善写古贤像”。曾与北来人物画第一高手、白描大师李公麟讨论创作人物画，李为之作《山阴图》。周密《云烟过眼录》记：“李伯时《山阴图》：许玄度、王逸少、谢安石、支道林四像，并题小字，是米老书。缝有睿思东阁小玺，并米字印，题：‘南舒李伯时为襄阳元章作。’下用公麟小印，甚奇。尾有绍兴小玺，跋尾云：米元章与伯时说许玄度、王逸少、谢安石、支道林当时同游适于山阴，南唐顾闳中遂画为山阴图，三吴老僧宝之，莫肯传借。伯时率然弄笔，随元章所说，想象作此，潇洒有山阴放浪之思。元丰壬戌正月二十五日与何益之、李公择、魏季通同观。李琮记。”由此可知，米芾除了绘画造型能力较弱外，他对绘画审美的才能以及绘画构思的精到，几乎是可以与李公麟相抗衡的。
据米友仁讲，米芾亦长于自画像和古贤像。见《海岳遗事》：“米芾自写真，世有数本，一本服古衣冠，曾入绍兴内府，有其子友仁审定赞跋云：‘先子昔手写晋、唐忠臣义上像数十本，张于斋壁，一时好古博雅移摹流传甚多，至今尚有藏者。此卷自写真也。’一本苏养直题云：“米礼部人物潇散，有举扇西风之兴。’一本唐装据案执论《十七帖》者，上有篆书‘淮阳外史米元章像’八字及无章自书‘棐几延毛子，明窗馆墨新，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生’之句。”这类古代忠臣义士像，大概也是他兴之所至、寓兴寄怀的作品。
如果说米芾画阳朔山为传闻的话，那么他四十岁前后作山水大概不成问题。较之于山水，他作人物画则很晚。米芾自称“李公麟病右手三年，余始画”。这里当指开始作人物画的时间。《宣和画谱》记李公麟晚年得痹疾，《宋史》记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李)病痹。这表明米芾开始创作人物画是在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距其去世仅仅五年。
米芾作画，并不像古人那样精工细作，而是挥洒点染顷刻而成的。他作画快疾而流传的画迹稀少，只能说明：一是不常作画，画作也不轻易送人。二是作画的时间本来也不长，这一点也可从他朋友那里找一些旁证：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王诜等从不记载他作画，实际上米芾开始作画时，苏轼于公元1101年、黄庭坚于公元1104年、陈师道于公元1102年、王诜于公元1104年相继去世。总的看来，米芾作画时间不会很长，画作不会很多，又深自秘藏，故而当时就不多见。邓椿《画继》记“(米)公字札流传四方，独于丹青，诚为罕见”。该书记述的两张画，风格、画法均不类米芾，与米友仁也毫无瓜葛可言，不足为凭。流传到南宋见于记载的大概只有《下蜀江山图》。张元幹、朱熹都见到过。陆游曾跋曰：“画自是妙迹，其为元章元疑者，但字却是元晖所作，观者乃并画疑之，可叹也”。
米芾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虽然画迹不传于世，但书法作品却有较多留存。南宋以来的著名汇帖中，多数刻其法书，流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北宋四大书家”中，实可首屈一指。
康有为曾说：“唐言结构，宋尚意趣。”意为宋朝书法家讲求意趣和个性，而米芾在这方面尤其突出，是北宋四大家的杰出代表。
米芾习书，自称“集古字”，虽有人以为笑柄，也有赞美说“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氏书法成功的来由。根据米芾自述，在听从苏东坡学习晋书以前，大致可以看出他受五位唐人的影响最深：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沈传师、段季展。米芾有很多特殊的笔法，如“门”字右角的圆转、竖钩的陡起以及蟹爪钩等，都集自颜之行书；外形竦削的体势，当来自欧字的模仿，并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沈传师的行书面目或与褚遂良相似；米芾大字学段季展，“独有四面”、“刷字”也许来源于此；褚遂良的用笔最富变化，结体也最为生动，合米芾的脾胃，曾赞其字，“如熟驭阵马，举动随人，而别有一种骄色”。
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以后，他开始寻访晋人法帖，只一年就得到了王献之的《中秋帖》。这先入为主的大令帖，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总觉得右军不如其子。但生性不羁的米芾并不满足于小王，早在绍圣年间就喊出了“老厌奴书不换鹅”，“一洗二王恶札”。米芾据说学过羊欣，李之仪说，“海岳仙人不我期……笔下羊欣更出奇”。那么米芾学羊欣大概在卜居海岳庵，是元祐六年之后的事情了。尽管如此，米书并没有定型，近在元祐三年书写的《苕溪帖》、《殷令名头陀寺碑跋》、《蜀素帖》写于一个半月之内，风格却有较大的差异，还没有完全走出集古字的门槛。
直到“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何以为主”时才最后完成了自己风格的确立，大概在五十岁以后。这定型的书法面目，由于米芾过于不羁，一味好“势”，即使小楷如《向太后挽词》也跃跃欲试。这“势”固是优点，但同时又成了他的缺陷。“终随一偏之失”，褒贬分明如黄庭坚者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
黄长睿评其书法，“但能行书，正草殊不工”，当时所谓“正”，并无确指，不一定是现在的“正楷”，倘指篆隶，倒也恰当。现存的米芾篆隶，的确不甚工，草书也写得平平。他后来对唐人的草书持否定态度，又囿于对晋草的见识，成绩平平自然在所难免。
米芾作书十分认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米芾自己说：“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一首诗，写了三四次，还只有一两字自己满意，其中的甘苦非个中行家里手不能道，也可见他创作态度的严谨。
米芾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要求“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大概姜夔所记的“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也是此意。即要求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也就是“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犹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米芾的用笔特点，主要是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沉着痛快的风格。字的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捺笔的变化也很多，下笔的着重点有时在起笔，有时在落笔，有时却在一笔的中间，对于较长的横画还有一波三折。勾也富有特色。米芾的书法中常有侧倾的体势，欲左先右，欲扬先抑，都是为了增加跌宕跳跃的风姿、骏快飞扬的神气，以几十年集古字的浑厚功底作前提，故而出于天真自然，绝不矫揉造作。学米芾者，即使近水楼台如米友仁者也不免有失“艰狂”。
宋、元以来，论米芾法书，大概可区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褒而不贬，推崇甚高；一种是有褒有贬，而褒的成分居多。持第一种态度的，可以苏轼为代表。《雪堂书评》：“海岳平生篆、隶、真、行、草书，(如)风椅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繇)、王(羲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宋史》本传说他“特妙于翰墨，沉着飞翥”。所谓风樯阵马，是言米芾法书的气势迅疾超迈；沉着和痛快(飞翥)不易兼得，而能在痛快中见沉着，足见其难能。将他和书法史上享有最大声誉的钟、王并行齐观，推崇自然极高。《雪堂书评》，是苏轼在黄州时所作，其时苏米第一次晤面。苏子兼评草隶篆，这显然是这位忠厚长者勉励后学的话。他的另一则题跋：“近日米芾行书……虽不逮古人，然亦必有传于后世也”，和黄庭坚等很接近。持第二种态度的以黄庭坚为代表：“余尝评米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然亦似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耳。”褒美其笔势雄强峻利，所向无当，又说如子路未见孔子时风气，则批评米书有着桀骛不驯的气质，神情未能内含，有欠彬彬之态。后人对米书的评价大抵不出苏黄的评价。米芾的书法在北宋的影响并不大，远不能与苏东坡相比。学者稀少，尽管其自诩“榜牢固已满世”，“户外之履常满”。
但米芾较之于苏黄蔡三家可谓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其成就必然会被后人赏识。他的好运是从南宋开始的。“绍兴天子访求其书，始贵重于天下”，于是“天下翕然学米”。从高宗刻“绍兴米帖”和起用米友仁作书画鉴定人两事可见端倪。吴琚、张孝祥、范成大、张即之、赵孟坚等皆有可观的成绩。其他参合苏、米的陆游、朱敦儒等更不在少数。韩侂胄刻《阅古堂帖》置苏、米于同等地位，此时二公的影响已势均力敌了。北方的金国，吴激、王庭筠都是学米芾的好手，王尤为突出。元人“燕人王铎字振之，嗜石成癖，慕元章为人，以贿求为襄阳令。后果得之，号‘王襄阳’”。元代赵子昂、鲜于枢都收藏过米芾书法作品，并给予高度评价。学米芾者有白珽、张铎、李元珪等人。入明，学米芾最为踊跃，如张弼、李应桢、祝允明、文徵明、陈淳、莫是龙、徐渭、邢侗、米万钟等，无不取一瓣心香。尤以王觉斯为突出。至清，崇拜者益众，但大多由董(其昌)入米，加之后来碑学中兴，米家书法便有些不显山不显水了。近世学米芾又日渐增多。
米芾的绘画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从者寥寥。米芾的弟子和朋友蔡肇(天启)有仿米之作。《萧闲堂记》云：“蔡天启肇，相知中语仆若心腹者……天启此作，大得米法。峰尖云气，虚白飞动，树叶渍墨朵朵，重复可辨，枯梢蟹爪鹰啄如篆籀。天启当日亲见米老，故雄逸尔。襄阳渊源从此可以证人矣。”《味水轩日记》曾记有《仿米元章山水》一轴，“大得米法”。
米芾有手札记同僚语曰：“陈叔达善山峦烟云之意，吾子友仁亦能夺其善。”这位与二米同时的陈叔达，虽也画烟峦云岩的景色，而画迹不传于世，从米芾的口气体味当是同擅异法，还不能算是米氏的派系。
在山水画方面，南宋学米者依然寥寥可数。李日华曾见一本，并定为“南宋人吴琚辈手迹，以其间用钩砍与绢色别之”；嵇乩关注“绍兴中有赵芾者，居镇江之北固。画亦有神韵，署名多不著姓。后人得其画本，往往误称米南宫云。文体承《严氏书画记》载芾《江山万里图》一卷，是其证也”。存世的画迹中只有一件传为李公麟的《潇湘卧游图》，近于米派，其他则寂焉无闻。可以认为：除小米自己以云山独树一帜外，风行的大多是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和二赵(赵令禳、赵佶)的流派。
本书按：
据史籍《米海岳年谱》记载：“米黻，字元章，后改写芾。襄阳人(今湖北襄阳)。(方信孺记云世居太原，后徙襄阳)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是以一作吴人。其先在宋初有勋臣。信，黻五世祖也。父佐，字光辅。”由此得知米芾为米信之后。那么《米海岳年谱》是否可靠呢？《米海岳年谱》所记是根据《米襄阳志林》而来，而《米襄阳志林》又是采取南宋方信儒的说法(方信儒，南宋光宗、宁宗时人，《宋史》中有传，曾作《米公画像记》并载米氏原谱，应不会有误)；另陈振孙《书录解题》卷八载南宋米宪所撰米氏谱一卷云：“奉直大夫米宪录，盖国初勛臣米信之后，信五世为芾元章，又三世为宪。”但米氏原谱今不存，无法求证。所以《宗圣谱》卷十二中云：“米元章乃宋初勋臣米信之后，视芾为五世孙。今传志皆不载。”而蔡肇所作《米公墓志》云：“公讳芾，字元章。世居太原(今山西太原)，后徙襄阳。自其高曾以上多以武干官显。父光辅，始亲儒，嗜学。”
蔡肇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米信之先为米信，但宋初“以武干官显”的米氏大将在米芾高曾辈以上者惟有米信；而且“信不知书，所为多暴横”，与蔡肇“自其高曾以上多以武干官显。父光辅，始亲儒，嗜学”之言亦吻合。再从二人生卒年限上判断，米信殁于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米芾生于宋仁宗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二人前后相差仅半个多世纪，如果再把芾父佐计算在内，相差不过二三十年；蔡肇与米芾同时又相谊颇深，所以为米芾撰写墓志不可能出错，因而可确定米芾当为米信之后。
而米信何许人？据史籍《宋史•米信传》第二六○卷记载：“米信，旧名海进，本奚族，少勇悍，以善射闻。周祖即位，隶护圣军。世宗征高平，以功迁龙捷散都头。太祖总禁兵，以信隶麾下，得给使左右，遂委心焉，改名信，署牙校。及即位，补殿前指挥使，迁直长……”米信乃奚族出身。但何建民先生认为奚族无米氏，《宋史》记载应有误。他认为米信应是从西域流落到沙陀部落的，并举唐末李克用大将米海万为例，进而认为米芾为西域后裔。但只是推测，并无确凿证据。《宋史》所记米信“本奚族”，应当可信。
奚族有无米氏，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米氏源自西域，但并非属米氏者皆西域人。如安、康等姓皆非中国所有，但后来属安、康姓者并不都是西域后裔。如史籍《南村辍耕录·氏族》中记载“女真人那剌氏改为康姓”再如史籍《古今姓氏书辨证》第十四卷十阳下匡姓：“太祖皇帝讳上一字，其地乃孔子所畏者，宋改为主氏。政和中多忌讳，官文书不得以主为人姓，又改曰康。”等等，不胜枚举。唐代诸胡混杂，此兴彼起，因袭之风盛行。如史籍《新唐书•藩镇魏博》第二百一十卷中所记：“史宪诚，其先奚也，内迁灵武，为建康人，三世署魏博将。”米氏在唐末也出现在其他民族，如史籍《古今姓氏书辨证》记载回纥仆固部就出现米氏人米怀玉，而在史宪诚、米怀玉之前，史籍中并无奚人史姓、回纥人米氏的记载，难道就可否认史、米二人的族属？所以，仅以奚族无米氏记载就否定米信非奚族，未免过于轻率。奚族从一开始就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一直为异族附属，仅在唐代就先后隶属于突厥、回纥、契丹。它们人物风俗相同，既然突厥、回鹘中都已出现米氏(唐党项以姓别部有米禽氏)，奚族独例外乎？此其一。
中原地区在十世纪以前文化经济繁荣，四方胡夷皆仰慕归化。胡人汉姓在当时是一种荣耀。自汉代以来诸胡适汉姓者不绝于书，尤以北魏为著。拓跋宏举国汉化，采用汉姓。唐代沙陀、回纥、奚族等族习汉姓者亦颇多，部落贵族往往以赐国姓为荣。但是，在部落中除了贵族上层有名有姓外，一般部民是没有姓氏的。它们或以所居地为姓，如辽太祖阿保机开始就无姓氏，而是以地名为姓，遂有耶律氏；或以所属部落为姓，据史籍《旧唐书•哥舒翰传》记载：“藩人多以部落称姓，因以为氏。”唐末奚族据《五代会要•奚传》第二十八卷记载：“族有五姓：一曰阿荟部，二曰咄米部，三曰奥质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讫支部。”就是“以部落称姓”的习俗，而其中的咄米氏有可能受汉化的影响简化成为米氏。像这样为了与中原汉族保持一致而简化姓氏的例子很多，如史籍《古今姓氏书辨证》第二十四卷“十姥”：代北人姓——后魏《官氏志》吐罗氏改为罗氏，吐门氏改为门氏；《新唐书》第一百七十一卷：石洪，字濬川，其先姓乌石兰，后独以石为氏。可能率习为常，未登录史册罢了。所以不能够仅仅从米海万、米海进二人姓名上做文章，姓名本身就有明显的汉化痕迹，“海万”、“海进”取意吉祥，如明代有米万钟者，亦是此意。此其二。
其三，从地域上来看，沙陀本是天山附近的一支突厥部落，在唐代中叶内迁。沙陀贵族李国昌、李克用父子三代在唐末势力范围主要在大同、朔州、太原一带。游居太原一带的沙陀部有米氏出现，而米芾又“世居太原”，因此便成了与沙陀有渊源关系的证据。而史籍《宋史•米信传》中并未提及米信曾占籍太原，应是米信后人迁居。后来米芾父子又多次迁徙，因而又被称为襄阳人、吴人。所以仅以所居之地的偶合来断定米芾身世，似乎过于武断。不妨从米信出身来论述其可能性。
奚族在汉代居住于赤峰地区，后来逐渐迁徙，北齐时奚人已迁到代郡(今山西大同)，并深入河套地区。如史籍《北齐书·文宣帝纪》第四卷记载：“天保三年春，正月丙申，帝亲讨库莫奚于代郡，大破之。”唐代开元年间又有部落五千帐迁到幽州附近，最远时迁到云南。唐末至五代又迁到保为州(今河北逐鹿)，遂分为东、西奚。其后皆臣服于契丹，分成十三部，为契丹代守边土。后唐时奚族舍契丹内附，因其“人物风俗与突厥同”，所以与沙陀部落相杂。而米信生于后唐明宗天成三年丁亥(公元928年)，“从少勇悍，以善射闻”，遂征入行伍，脱离了族属，所以《宋史》才有米信“本奚族”也即出身奚族的记载。不久奚族因后晋割幽云十六州又重新隶属于契丹，这与史籍《宋史》中“时信族属多在塞外，会其兄子全自朔州奋身来归，召见，俾乘传诣代州，伺间迎之其亲属，发劲卒护送之。既而全宿留逾年，边境斥候严，竟不能致。信慷慨叹曰：‘吾闻忠孝不两立，方思以身殉国，安能复顾亲戚哉。’北望号恸，戒子侄勿复言”的记载也相吻合，所以在史籍《宋史》中关于米信族属的记载并非误记。而米芾作为米信后人自然也是奚人血统，所谓西域后裔的说法便不能成立。至于直接把米芾说成穆斯林后裔即回人更是不能成立，佐证如下。
应当说称米芾为回人并不恰当，唐宋之际还未形成这种称谓。“回回”一词是从南宋末期到元代中叶才逐渐形成的，而认为米芾为回人是明代才有的观点。明人因元代有西域迁过来的米氏色目人，如米少尹、米里哈者，便推测米芾亦如是，后逐渐成为一说。陈垣先生认为：“回教人著述有以米芾为回回人者，以尚无确据，姑置之。”而坚持此说断定米芾为回人的证据(有籍可查者)不外是米芾癖洁而已。
米芾好洁，时人多有记载，如史籍《宋史·文苑六·米芾传》记载：“冠服效唐人，风神萧散，音吐清畅，所至人聚观之。而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史籍《宣和书谱》中也说：“文臣米芾……博闻尚古，不喜科举，性好洁，世号‘水滛’。”米芾因为好洁，当时人遂戏称他为“水滛”(滛同淫，浸淫、浸渍之意)。米芾甚至还因癖洁获罪罢官。当时人曾疑其真伪而试验之，如史籍《鸡肋篇》卷上：“其(米芾)知涟水军日，先公为漕吏，每传观公牍，未尝洗手。余昆弟访之，方授刺则已须盥矣，以是知其为伪也。宗室华源郡王仲御家多声妓，尝欲验之，大会宾客，独设一榻待之，使数卒鲜衣袒臂奉其酒僎，姬侍环于他客，杯盘狼藉，久之亦自迁坐于众宾之间，乃知洁疾非天性也。”
米芾好洁真伪姑且不论，当时人仅以之为笑谈，并未言与宗教有何关联。与米芾相交素厚的苏轼、黄庭坚、蔡肇等人也无片言记载其为穆斯林。可见米芾癖洁与宗教无关。如果仅以此作判断的话，那么“元四家”之一的倪瓒生性好洁，毫不逊于米芾，是否也说其为回人？
值得注意的是，米芾“少与禅人摩诘游，诘以为得法。其逝不怛，作偈语。”其从小习佛，并深悟佛理，足见修心之诚，最后坐化涅槃，可见修为之深。据载晚年他还在北固山甘露寺下与苏轼易田结庵(其子米友仁信奉道教，常自称“家居道士”)，这种举止恐怕不是回教世家所能容忍的吧。
有关米芾坐化涅槃的记载颇多，如程俱在《北山小集》第十六卷中记载：“将没，预告郡吏以期日，即具棺梓，置便坐，时坐卧其间，阅案牍，书文檄，洋洋自若也。至期，留偈句，自谓来从众香国，其归亦然，畀归，葬丹徒五州山之原，遵治命也。”又：“米元章晚年学禅有得，知淮阳军未卒先一月作亲朋别，书焚其所好书画奇物，造香楠木棺，饮食坐卧书判其中，前七日不如荤，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便请群僚，举拂示众曰：‘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掷拂合掌而逝。”
实际上，米芾既不是西域后裔，也并非伊斯兰教信徒，而是久沐汉化的奚族后裔。至于米芾自谓为楚国鬻熊、火正后人，乃其附会之言，不当为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