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时报 新土改带来的新契机亟应正视把握

水木清华

刚于上周落幕的中共17届三中全会，针对中国未来农业发展做出政策性宣示，进而于日前正式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而这份被喻为“新土改”的文件，预期也将成为中共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并进一步发展内需的纲领性文件。

　　姑且不谈中共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即已吹嘘从30年前的11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宣告后，每五年轮到的历届三中全会都会对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做出具指标性的重大决策，单从中共本届三中全会所出炉的这份“新土改”文件，破天荒地打破中共建政以来所高悬的土地国有不容私有化及买卖转让的政策神主牌，正式允许土地承包的“流转”。这样的政策松绑，其实不只是为了解决棘手的“三农”问题，后续效应更将带动中国内需市场的筑底、扩大。身处台湾，不只要隔岸观变，更应密切关注这项政策变通所可能带来的契机，进而掌握变通所带来的机遇。

　　检视中共这份“新土改”文件，强调为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及有偿原则，特允许农民于转包、承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而众所周知，中共之所以用“流转”代替“买卖”一词，主要是在避免招致左派的攻击，论其本质，根本就是正式承认农地私有及允许农民有偿买卖农地。

　　一旦打破土地国有化不容私有买卖的禁制后，立即的影响将是促成农地耕种面积的有效扩大，从而有利于发展规模农业经济，进而提升农业的平均生产力，间接的则是使得农村所得改善，让内需市场的规模放大。而这一点，在当前全世界都面临金融海啸强袭下，尤具战略价值，可望使得倚赖出口维持经济成长动能的中国，因为内需市场的强化，而减少国际金融、经济风暴冲击所带来的影响。

　　当然，经由“新土改”，也许可以一定程度解决农业生产力不足、农村经济凋敝的问题，但是农业生产规模化，却可能恶化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针对于此，“新土改”文件也同时宣告将放宽农民工在中小城市落户的条件，让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可以有序的转换身份为城镇居民。

　　综观中共的这项政策转变，其重要性及影响其实不会小于允许农地可以自由买卖，因为这代表了中国的社会流动将会加快，一方面固然可以化解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另方面等于也为发展城市建设提供充裕的劳力。而当然，如果离农人力未能有效转化，也可能恶化为城镇游民，成为社会治安的不确定因素。

　　综观中共这一次发布“新土改”文件，固然是着眼于要解决“三农”问题，而对台湾而言，类似的经验其实并不陌生。台湾同样也曾有农业生产力不足、农村劳力过剩以及农村经济相对落后的所谓“三农”问题。但大体上台湾经由摸索，一定程度已经解决这些问题，台湾当前的问题反而是内需市场太小，难以发挥规模经济的效应。同时又因承受国际金融、经济风暴冲击，使本土经济情势陷入困局。就这个角度来看，中共的“新土改”政策出炉，意谓着中国将更进一步的融入国际市场经济体系，而我们也注意到中共国台办在三中全会正式通过决议的第一时间，就透过记者会，公开宣告欢迎台资企业可以参与投资农业项目。

　　不论是提高农业生产力、推广经济性农作，甚或发展精致农业，台湾经验在大陆显然不乏施展空间。甚至于大陆农村多余人力流转到城镇，如何透过教育、训练使这些农民工可以在城镇适存发展，台湾同样拥有丰富的经验，可以扮演关键枢钮的角色。我们从不怀疑精明的台商已经注意到这个新契机，我们只是要提醒行政当局，也应注意掌握这样的新契机，让一筹莫展的台湾经济找到新出路，继续扮演两岸分工体系中的关键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