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姓氏源自南华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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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懿陆
郑和是中华民族史上众星灿烂的杰出人物之一，是世界航海史中最杰出的航海家。他的才能在他一生所做的各项伟大事业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在航海、外交、军事、建筑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智慧与才识。
一、郑和是什么地方的人？
（一）文献记载中的郑和
文献记载：郑和是明代人，要探索他的历史，首要证据自然是《明史》。而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从相关资料知道，明代于1644年被清人所灭之后，随即建立大清王朝。1679年7月2日，清朝开始修撰《明史》，专门反映我国明朝（1368—1644年）的历史。《明史》全书336卷，其中目录4卷、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认为它超越了宋、辽、金、元诸史。清代历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根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从寥寥数语当中，我们仅仅只是知道郑和是云南人。但是，郑和是云南什么地方的人，从小生活状况如何，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原因到了南京，成为太监，我们就无法确切地知道了。
（二）学者研究中的郑和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清末西南边疆危机中心问题之一的“片马事件”发生后，云贵总督李经羲派李根源率队赴片马查勘。李根源一行人在滇西边陲勘察半年有余，提出片马防务三策，并“著有图略，附注百二十有六副，图目一卷”，每帧绘图均根据方志等文献详加批注，此即《滇西兵要界务图注》。该书是构建大西南国防体系的重要参鉴文本，是首部近代军事意义上的西南边防著作，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资政性的特点，对巩固边防和开发边地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及资政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李根源绘制的《滇西兵要界务图》其中两卷中注明郑和是镇南州人，足见李根源对郑和其人其事的关注和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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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116年，也就是在2015年7月11日，我担任副会长的云南当地文学研究会因协办组织撰写《郑和与南华》一书事宜，受到县文联之邀到了南华。采风当中，在鹦鹉山公园左手边一环形的水榭楼台之水上亭子，看到竖着一通高1.75米，宽0.7米的石碑，其碑文右竖镌刻：“大中华国四千六百九年十月”；正中竖刻：“前明开拓南洋各岛之大冒险家三保太监郑和公故里”；左落款为：“陆军第二师长节制迤西各属文武官吏西防国民军总统官李根源立石”。落款表明：此碑由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民国元老、辛亥革命先驱、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李根源所立。其中落款为黄帝纪年，具体时间为公元1911年农历10月。可知碑刻在片马事件之后所立。像这样相同的“郑和故里碑”，李根源在南华一共刻了3块。一块立于镇南州城西门外，一块立于州城东门外，另一块则刻在茶马古道路边的石崖上。看了有关碑刻，知道李根源经过实地调查研究，认为郑和故里在南华。南华县文联主席李天永等在《南华是航海家郑和故里》一文中认为：李根源“一定是听到了有关郑和在镇南州的“民间传说”，并调查访问过镇南西街上的郑和养父后裔得出的正确判断。学术界人士一般认为李根源寻访记录下来的史料严谨可靠，他从不轻信原有资料的记载或民间人士的口述，而是注重身临其境，亲临现场考察。有些地方，他一访再访，直到把事情弄清楚为止。镇南的“‘郑和故里碑’应该就是李根源反复调查、考证得出的结论，并非是过早下定论的轻率之举。”
（三）考古证据中的郑和
在云南省昆明市滇池南岸昆阳郑和公园内，立有一块郑和父亲马哈只的明代墓碑，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碑文如下：
公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祖拜颜，妣马氏。父哈只，母温氏。公生而魁岸奇伟，风裁凛凛可畏，不肯枉己附人。人有过，辄面斥无隐。性尤好善，遇贫困及鳏寡无依者，恒保护赒给，未尝有倦容。
以故，乡党靡不称公为长者。娶温氏，有妇德。子男二人，长文铭，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公勤明敏，谦恭谨密，不避劳勋，缙绅咸称誉焉。呜呼！观其子而公之积累于平日，与义方之训可见矣。
公生于甲申年十二月初九日，卒于洪武壬戌七月初三日，享年三十九岁。长子文铭，奉柩安厝于宝山乡和代村之原，礼也。铭曰：身处乎边陲而服礼义之习，分安乎民庶而存惠泽之施，宜其余庆深长而有子光显于当时也。
旹，永乐三年端阳日，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撰。
以上墓碑中的“哈只”，又译哈吉、哈哲，是给予曾经前往阿拉伯天方朝圣者，也就是完成五功：证信、礼拜、天课、斋戒和朝觐之回教徒的尊称。其词阿拉伯语原意为“巡礼人”、“朝圣者”。在突厥人中和卓也有哈吉的意思。这块墓碑碑文令人奇怪的是，郑和对其父亲的名字没有具体说明，语焉不详，仅以“哈只”统称，说明其父到过麦加圣地朝圣。而对其祖父的名字，反倒说的很明白，称之“拜颜”。字里行间，似含隐情，给研究者留下了无限思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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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马哈只墓碑是20世纪初被云南石屏县袁嘉谷先生发现的。他听人说起，云南昆阳和代村有一块郑和父亲的墓碑。1911年，袁嘉谷专程到云南昆阳县寻访。果然，在云南昆阳月山西坡上，袁嘉谷先生发现了郑和父亲马哈只的墓碑。这就是著名的“故马公墓志铭”。通过袁嘉谷先生根据碑文写出的《昆阳马哈只碑跋》知道：郑和出生于云南省晋宁县昆阳镇宝山乡和代村。马哈只墓平面呈长方形，墓前竖有三块石碑，中间一块高1.6米，宽0.93米，厚0.15米。墓碑上刻有“故马公墓志铭”六字，碑文上刻写着郑和家世。
“故马公墓志铭”碑文共有14行。根据目前的研究，我们看到的这块墓碑，是郑和首次下西洋前，请与之私交甚厚的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撰写的；碑文撰成后，郑和托人带回故乡云南晋宁昆阳镌刻，并于明永乐三年（1405年）重阳日隆重立碑；碑文注明刻写时间为永乐三年（1405年），记述了马哈只的先人家世、生卒年月、生平情况、家庭子女，还介绍了郑和的情况。从墓碑碑文记载及《元史》、《郑氏家谱首序》等史藉资料，才使人们对郑和家世有所知晓和了解。所以，这块墓碑具有重大的历史研究价值。
（四）我的思考
从以上情况来看，李根源刻写的“郑和故里碑”时间在1911年农历10月，而在晋宁发现的《故马公墓志铭》刻写时间在1405年，较之前碑早了506年，属于同一时代人记同一时代事的碑刻，显然是相当准确的。从这个时间来看，云南省晋宁县是郑和的出生地，其证据确凿无疑，应该没有什么争议了。但是，郑和祖上姓马，而其姓氏为何为郑，而且，从其出生直至被掳到南京之前，是否一直生活在晋宁，李根源的研究有没有道理，这些情况在文献当中都没有记载，仅仅依靠一块“郑和故里碑”来说明问题，为什么会引出来我的这次南华之行？南华县到底和大航海家郑和有没有关系？郑和若是“事今天子”得以“赐姓郑”，而为什么不“赐姓朱”；再是，《明史》、《明实录》为何没有“事今天子，赐姓郑”的记载？特别是为《故马公墓志铭》撰文的“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当年亦即遭到永乐皇帝降职使用，导致其从“礼部尚书”降为“礼部郎中”。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李至刚在写《故马公墓志铭》的当年，从教育部长一类的官员降为一个司局级的干部，这是为什么？
所有这一切，促使我深入开展了郑和是否“天子赐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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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郑和为什么姓郑？
（一）因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而赐“郑”无据
《故马公墓志铭》有“事今天子，赐姓郑”的记载，而《明史》、《明实录》当中却没有具体记录。于是，人们对于郑和姓“马”而改“郑”的原因，就多了很多猜测的因素。
郑和出生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原名马三保。传说在洪武十三年1381年冬，明朝军队进攻云南。马三保10岁，被掳入明营，被阉割成太监，之后进入朱棣的燕王府。在靖难之变中，马三保在河北郑州（在今河北任丘北，非河南郑州）为燕王朱棣立下战功。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朱棣认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因此在南京御书“郑”字赐马三保郑姓，改名为和，任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宣德六年（1431年）钦封郑和为三保太监。
对此，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左右编篡的《镇南县志》，载有邑人郭荫超《明三保太监郑和事略考》一文称：郑和“昆阳人？抑镇南人耶？以吾考之，则二说皆是也。盖和初本是昆阳姓回。其祖若父曾朝天方，以归，均称哈只，见永乐三年大学士李至刚所撰和父墓志。然侧闻和幼时，流落为镇南郑姓所得，养以为子，遂袭其姓，故名郑和。而李撰之墓志乃曰：‘天子赐郑姓’。考之古史，凡天子赐，姓，必以国姓。如汉高祖之赐项伯刘姓，唐太宗之赐徐绩姓李，即其明证。绝无赐人以他姓之理。意当日和既贵显，不便更正，而李至刚为其本生父作墓志，亦不便言为郑姓养子之事，故以赐姓言讳之也……至李总长印泉复考定为镇南人，必有明证”。
我的观点认为，郭荫超的判断是有道理的。在《故马公墓志铭》被发现之前，也就是袁嘉谷先生未看到也就无从考证出郑和是“云南省晋宁县昆阳镇宝山乡和代村人”之前，李根源先生就已经在《滇西兵要界务图》当中记载郑和为“镇南人”；其后在袁嘉谷先生发现《故马公墓志铭》之年，勒石刻写了“郑和公故里”碑。可见其听到的就是郑和幼年生活在南华的传闻轶事，所以言之凿凿，有根有据。
至于说到“马姓不能登三宝殿”，那是没有依据的。明朝开国皇帝也就是永乐皇帝朱棣的父亲朱元璋一生挚爱马皇后，并与其有过同堂论政的事实。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只有是马皇后嫡长子继承皇位，大家才拥护。朱棣不是马皇后的亲儿子，所以经过权衡，朱元璋作了一个异常艰难的决定：立16岁的朱允炆为皇太孙。这让朱棣十分窝火，很不服气。一次，他用手拍拍皇长孙朱允炆的背，讥讽地说：“没想到我侄儿还能有今天的荣耀啊！”这一情景，恰好被朱元璋看见，厉声责问朱棣：怎敢对皇长孙如此无礼？朱允炆急忙打圆场，才没让朱棣十分难堪。朱棣发动战争，将朱允炆赶下台取而代之。为抹杀篡权的形象，防止天下人心不稳，朱棣拼命说谎，证明自己就是马皇后的亲儿子。指“马”为母，万不得已……因为只有嫡长子继承皇位，大家才会拥护。事实说明，永乐皇帝在拼命向天下表白自己是马氏的嫡系地位，怎么可能做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这样不尊而有悖父命的表白呢！
显然，因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而赐“郑”的传说经不起推敲，没有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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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三保因为流落南华为郑姓人家收养改姓可信
1999年2月15日，杨甫旺在《云南日报》发表《郑和幼年流落镇南考》中说：郑和是什么原因什么时间流落到镇南的呢？杨甫旺考证说：“据史料记载，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9月，朱元璋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为副将军，统兵30万远征云南。12月24日，明军攻克昆明。当时，郑和的祖父及父亲，都是被授参知政事，袭封滇阳侯（即昆阳侯）的元朝地方统治者，理所当然受到明军的攻击。明军进攻昆明，郑和随父外逃。不久，其父病逝，为逃避明军的追捕，郑和离开昆阳西逃，到了镇南”。
李天永、普显宏在《南华是航海家郑和故里》中认为：“1382年3月，蓝玉、沐英率军经楚雄进攻大理，在镇南掳走了郑和。1383年（洪武十六年），傅友德、蓝玉班师回京，将郑和带到了南京。郑和被掳，在镇南不在昆阳，李根源“郑和故里碑”言之凿凿。镇南当之无愧是航海家“郑和故里”！按一般常识，姑娘不论出生于何处，出嫁地才是其娘家。镇南就是郑和进京（南京）前的故里。但现在宣传的“郑和故里”却不在我们南华，而是在滇池畔的晋宁县昆阳。众多的云南人并不知道李根源在镇南立有3块“郑和故里碑”，以及郑和四五岁到十一岁这段时间，就生活在我们镇南的这段史实。
时任楚雄州政协副主席、楚雄师院教授马旷源在《幽闲鼓吹》一书中的《郑和故里》一文有如此记载：“知道南华是郑和故里并保有李根源的亲笔题字碑，已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也曾亲自踏访。但因省内刻意炒作昆阳郑和故里，时任云南大学党委书记、云南省回族研究会会长的高发元先生与我相约：暂不宣传南华，全力打造昆阳。为大局计，我沉默经年……”看来，这样的事确实存在，并非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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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楚雄州志办副主任杨春茂先生，在《楚雄方志通讯》即现在的《楚州今古》上发表《郑和幼年流落镇南说》：“据说民国初年，郑和养父后裔郑氏三兄妹，住镇南县西街，长兄郑开寿，曾任寻甸公安局长；次兄郑开甲因入赘改姓飞，次子又还宗改郑，名郑文恒；三妹郑三丫出嫁大理凤仪。”原南华县志办主任、《南华县志》主编李文臻通过调查研究，写了《郑和为什么姓郑》一文，发表在1995年12月《南华县文史资料选辑》笫三辑上。李文臻在文中记录了一段刘炳厚老人的回忆：“据南华第一个留日学者刘德榜的侄子刘炳厚（当时约70岁）回忆，在民国初年，郑和养父的后裔居住在镇南城内（现南华县城）西街，有三兄妹，长子叫郑开寿，民国初期曾任寻甸公安局长；次子郑开甲，入赘大罗邑村飞姓，改名飞正昌；第三个是妺妹郑三丫，嫁到凤仪，1984年路经南华探望过亲戚刘恩贤，如果健在，也是八十多近九十岁的人了……”
杨春茂在《郑和幼年流落镇南说》有载：“晋宁郑和纪念馆的徐克明同志也给我寄来了一本《郑和家谱汇编》。《汇编》中提到有几个留待进一步探讨和考证的问题，其中就有‘郑和从幼年到靖难以前到这段历史资料奇缺，是一段很大的历史空白’，‘由于郑和幼年离家。对父亲的真实姓名早已淡忘，只能凭印象随人称他父亲马哈之’，‘碑文上又为何有改字痕迹？’‘哈只卒于洪武十五年（1382），三十九岁，这时马和（郑和原名）年方十一岁，已经离家’，这些疑问，恰恰是郑和流落镇南的那段历史，其时间与郑和的年岁基本与镇南说相符”。
总体说来，马三保因为流落南华为郑姓收养改姓和名是可信的。一个简单的道理，从马三保改为郑和，既可掩饰前朝官员之后的隐情，保护自己，又可回报养父的养育之恩，这个传说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关键是其姓由来却又与《故马公墓志铭》的郑和姓氏由来有悖。要解决这个历史上的悬案，必须从研究碑铭撰写者“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的身世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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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至刚伪造了郑和姓氏由来罹罪降职
（一）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记载
对于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记载，最可靠的记录就是《明史》和《明实录》。
《明史·郑和传》：“永乐三年（1405年）6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史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域，以次遍历诸国”。南京下关“静海寺碑”云：“永乐三年，将领官军，乘驾二千料海船并八橹船。永乐七年，将领官军，乘驾一千五百料海船并八橹船。”
同样的记载还有：永乐三年（1405年）五月己卯，“中官郑和等赍敕往谕西洋诸国”；五年（1407年）九月壬子，“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还，械至海贼陈明义等”。以后，郑和继续出使西洋，在永乐五年回家不久即复受命出使西洋，永乐七年（1409年）回国。
郑和第三次奉命出使，是在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乙巳，“内官郑和使西洋诸国还，献所俘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并真家属”。关于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据《明成祖实录》卷86载，永乐10年（1412年）“十一月丙申，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往赐满刺加、爪哇……诸国锦绮纱罗彩绢等物有差。”实际上该年郑和并未成行，而是驻军长乐县十洋街，并奏建长乐南山行宫以为官军祈报之所。第二年（1413年），又重修长乐南山三峰塔寺；4月，“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回语可佐通信者，乃得西安羊市大清真寺掌教哈三。”直至这一年冬天，郑和才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永乐十三年（1415年）七月癸卯，“郑和等第四次奉使西洋等国还。九月壬一寅，郑和献所获苏门答刺贼首苏干刺等于行在。”
第五次是在永乐15年（1417年）五月十六日，郑和在泉州伊斯兰教灵山圣墓行香并勒石纪念，不久即统帅舟师下西洋；永乐十七年（1419年）七月戊午，“官军自西洋还”，受到明成祖的赏劳。
第六次是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癸巳，“郑和等第六次奉使西洋诸国”；永乐二十年（1422年）八月壬寅，“中官郑和等使诸蕃国还，暹罗、苏门答刺、阿丹等国悉遣使随和贡方物。”
第七次为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戊寅，“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诸番国”。这时，郑和已所届花甲。宣宗诏谕下达后，郑和并未立即成行。第二年（1431年）正月，他在太仓刘家港天妃宫刊勒《通番事迹碑》；十一月，又在长乐南山寺刊立《天妃之神灵应碑》，并“驻泊兹港，等候朔风开洋”。直到这一年的十二月九日，他才率船队出五虎门，正式起航。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奉使历忽鲁谟斯第十七国而还”。不久，约在宣德十年（1435年），他默默地在南京辞世，终年65岁。郑和墓在南京市南郊牛首山南麓，当地群众俗称“马回回墓”。其后裔自明清以来世代相沿，定期来这里祭扫，从未间断过。
在以上郑和出使西洋的远征中，与郑和姓氏为何从马而郑密切相关的，是第一次的永乐三年。因为在这一年，文献记载已出现“郑和”的文字，且郑和已升为内官监太监，请来大学士礼部尚书李至刚撰写了父亲的墓志铭。时逢第一次下西洋前夕，郑和只得将碑文寄回云南昆阳镌凿于石，立在父亲墓前。李至刚认为郑和姓氏从马而郑，乃是“事今天子，赐姓郑”。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年，李至刚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从礼部尚书位置上，被降职到了礼部郎中位置上。这个位置的转换，笔者认为与李至刚伪造郑和姓氏由来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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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至刚何许人也？
1.郑和与李至刚是莫逆之交
距今611年前，也就是在首次下西洋的前一年，郑和还干过一件大事。那就是奉旨东使日本，册封授印源道义（即足利义满，1358-1408）为“日本国王”，以要求日本政府剿擒倭寇为承诺条件，重订《勘合文簿》，建立朝贡贸易关系。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认为郑和是奉旨去东洋寻获明成祖朱棣的心腹大患建文帝的踪迹。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叙述及当代学者潘群教授等的考证，郑和出使日本的航线是这样的：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发船，经吴淞口、宝山、茶山、大七山、小七山，至滩山，再经霍山、茅山，至升罗屿，取崎头山，过双屿港，过孝顺洋、乱礁洋，就到了宁波附近。其后郑和使团又从宁波附近的韭山出海，横渡东海，直至日本港口野顾山（即屋久岛），然后再经兵库县，到达京都。这条路线，提到了宁波，但只是经过镇海、舟山一带的宁波海域。近年来，不少专家认定，当年郑和是从宁波桃花渡去的东洋。理由是：当年建文帝就是从桃花渡出发遁海的。而李至刚，就是浙江宁海人，其老家就在如今的宁波城关竹口李和洋村。郑和从李至刚家乡港口出使东洋，自然就与同僚李至刚成为莫逆之交。而李至刚为明朝洪武、建文、永乐和洪熙四朝重臣，官至礼部尚书，曾参与重修《太祖实录》，首发提议迁都北京，力主郑和下西洋，裁定《永乐大典》部分书稿等。其为郑和撰写《故马公墓志铭》，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2.明代推行严酷的《大明律》
朱元璋推行的《大明律》，已经比《唐律》还严酷。如《唐律》已经废除了古代五刑：墨、劓、非、宫、大辟等肉刑，代以笞、杖、徒、流、死。而《大明律》不仅恢复了大辟、凌迟、枭首、刺字、阉割、枷号等酷刑，而且还滥用死刑。在朱棣时代，大酷吏陈瑛、纪纲先后用事，于是他们发挥自身特长，掀起血雨腥风。陈瑛这厮是“天性残忍，受帝宠任，益务深刻，专以搏击为能”，有他为朱棣分忧，“于是诸忠臣无遗种矣”。朱棣让他负责胡闰之狱，于是陈瑛的卖力导致了“所籍数百家，号冤声彻天”。冤狱之惨不仅让“两列御史皆掩泣”，连这个酷吏自己也“色惨”，不过他并非良心发现，而是为自己找出了制造冤狱的借口“不以叛逆处此辈，则吾等为无名”。而纪纲不仅“构陷大贾数十百家，罄其资乃已”，居然还能“数使家人伪为诏，下诸方盐场，勒盐四百余万。”明朝名臣解缙就是在朱棣暗示之下，被纪纲命人将其埋入雪中活活闷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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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至刚与解缙、郑赐的恩怨
（1）解缙（1369－1415年），与杨慎、徐渭并称“明代三大才子”。洪武二年十一月初七日（1369年12月6日），解缙出生在吉水鉴湖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洪武二十一年进士，官至翰林学士。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至永乐五年二月任内阁首辅（1402年－1407年）。根据《明史》记载，永乐五年（1407），解缙以“洩禁中语”，“廷试读卷不公”，贬为广西参议，“既行，礼部郎中李至刚言缙怨望，改交趾（今越南），命督饷化州”。永乐八年（1410年）他奔赴京城，私下谒见太子。事被高煦发觉，说他私觐东宫，必有隐谋。明成祖非常生气，将他逮捕下狱。他在狱中被关了五年，一次锦衣卫上报囚犯名册，成祖见了解缙的名字，问道：“解缙还在吗？”稍露怜惜之意。高煦得知此事，害怕成祖重新起用解缙，于是密令用酒灌醉他，而后拖到积雪中活活冻死。时为永乐十三年（1415年），解缙年仅47岁。
解缙为什么“为李至刚所构陷”，而李至刚到底与解缙有什么恩怨，导致在解缙落难被贬广西时，李至刚还要对其落井下石，使之从广西再改贬“交趾”？史书没有详细记载。而其时李至刚官阶已经不是《故马公墓志铭》所言的“礼部尚书”，而只是“礼部郎中”了。从这个事实来看，李至刚被降职使用，可能与李至刚趋炎附势的人品有关系。
根据《明史》记载：解缙“寻进侍读学士，奉命总裁《太祖实录》及《列女传》。书成，赐银币。永乐二年，皇太子立，进缙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在此之前，“方缙居翰林时，内官张兴恃宠笞人左顺门门外，缙叱之，兴敛手退。帝尝书廷臣名，命缙各疏其短长。缙言：“蹇以天资厚重，中无定见。夏原吉有德量，不远小人。刘俊、有才干，不知顾义。郑赐可谓君子，颇短于才。李至刚诞而附势，虽才不端。黄福秉心易直，确有执守。陈瑛刻于用法，尚能持廉。宋礼戆直而苛，人怨不恤。陈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宾簿书之才，驵侩之心。”议论朝中同事长短，乃是大忌。但解缙刚正不阿，如数家珍一一从容道来，岂不是得罪于人？其中说“李至刚诞而附势，虽才不端”，直接道出李至刚的品行非常不好，解缙认为李至刚虽然有才，却是一个趋炎附势之人。当然会引起李至刚的不满，在解缙落难之时，解缙被李至刚踩上一脚，那是必然之事。
（2）郑赐，字彦嘉，建宁人。根据《明史·列传第三十九》记载，郑赐为洪武十八年进士。在以上解缙回答永乐帝针对同事才华、人品基本看法的记载中，解缙认为“郑赐”是一个谦谦君子，但是没有多少才华。但是，这个“可谓君子，颇短于才”的郑赐，却在永乐“三年秋，代李至刚为礼部尚书。”这是什么原因所致呢？看了《故马公墓志铭》，我们知道李至刚时在端午之夏为“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而时隔数月，到了秋天，其职务就被郑赐取代。短短数月，李至刚从一个礼部尚书，降为礼部郎中。而且，这个“礼部郎中”的官衔出现在解缙被贬职的“永乐五年（1407）”，距离李至刚从“礼部尚书”被郑赐接替的永乐三年（1405）有2年的时间。这就说明，李至刚从“礼部尚书”，降到“礼部郎中”已经2年了还没有升职，更不用说恢复到“礼部尚书”的原职上了。而且，直至以后李至刚没有再升上去，因为他做的最大的官，就是礼部尚书。
李至刚在撰写《故马公墓志铭》当年被严重处分降职，笔者认为与其在《故马公墓志铭》中的造假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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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故马公墓志铭》中的造假事实
《故马公墓志铭》中的造假事实，体现在马哈只留下的一连串谜题中。
明初永乐三年，郑和带来的《故马公墓志铭》手稿经过镌石以后，一直立于马哈只墓前。明朝后期，世居昆阳的郑和后裔因怕《墓志铭》遭损，遂将其埋于马哈只墓前。此后，《故马公墓志铭》荒诸乱丘，无人问津。清朝末年，此碑又被发现，并立之于原地墓前。
按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体裁定制，墓志铭被分为“志”和“铭”两大部分。其中，“志”多为散文体，涵盖了逝者姓名、籍贯、生平事迹等最基本、最必不可少的要素。而“铭”则多为韵文体，对死者歌功颂德和悼念追思是其固定的内容要求。奇怪的是，《故马公墓志铭》这一篇出自堂堂礼部尚书、大学士之手的墓志铭，其内容与形式却与这一最简单的标准出入巨大，其字里行间，似有难言之隐。
“比如说，与墓主“马公”关系较远的“祖”都能列出大名“拜颜”，为何最基本、最重要、最不应该忽略的墓主本人及与其关系较近的“父”的名字却不明言，仅以如外人般尊称的“哈只”来代替，按照封建礼仪和墓志这一部分的要求来看，岂非不敬？其次，既然碑文中说郑父“公生而魁岸奇伟，风裁凛凛可畏”，那么就说明其是一个体质极好的人，但为何却于39岁的盛年去世，而去世时间又恰值明军攻克昆明，元梁王宗室数百人退往其所在地昆阳州自杀后不久，并且死因也没有按常规提一提，这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再者，为何“马公”去世之年有年号“洪武”，生却没有年号，难道这也是大学士的偶然疏忽？此外，铭文部分按常规应概括死者功德业绩，并寄予哀思，可为何只有“德”而无“绩”，难道就因其是“民庶”所致？”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升在一篇名为《破译郑和之父马哈只墓碑铭》的文章里对马哈只墓碑背后隐藏着的信息提出了疑问。
经过研究，李清升认为，并非是大学士李志刚写不好墓志铭，而是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在碑文中不能暴露郑和父亲的名字、真实身份等有关详情。“其实，在《马氏家乘》等赛氏族谱中频频出现的赛典赤五世孙、被元廷封为滇阳侯的元臣米里金便是郑和之父。其去世时仅39岁，正是明军攻克昆明，挺进当时的昆阳州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