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氏嬴姓始源东方添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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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青铜爵

■　海岱一方
　　□　本报记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郝磊　赵冰

　　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秦人的族源问题,基本形成了“西戎说”“东方说”两大学派。几个月前,我国史学泰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在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嬴秦帝国探源》开机仪式暨新闻发布会上,推翻了自己在1975年对一个《战国策》中“阉”字的解释,把秦氏嬴姓起源地从陕西省改到了遥远的东方。到底“阉”字的哪两种解释,造成了秦氏起源地几千公里的变迁?又为什么说,新的解释可以把秦氏嬴姓起源地确定在山东莱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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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帛书佐证秦起源商奄
　　多年以来,很多学者倾向于秦人起源于西方,秦人起源于东方的观点不受注意。
　　目前支持嬴姓源于东方学说的证据,是位于莱芜市羊里镇城子县村东北方向的嬴城遗址。经考古发现,这是一块南北长近800米、宽约400米的地方,其中一段5米左右高的城墙保存完好。但史书资料尚且匮乏,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让这一学说还存在争议。
　　而事实上,曾有过转机出现,却没有被注意。1973年底,在距离莱芜几千里外的湖南长沙,发掘了震惊考古界的马王堆汉墓,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论证秦人起源于东方的证据,但是这个证据在当时没引起注意。
　　这个帛书出土于汉文帝时期的马王堆3号墓,记述的内容最早到秦代。帛书里面有一部分是《战国策》,或者叫《战国纵横家书》。
　　《战国策》里面有一篇,相当于现在我们读到的《战国策·燕策》,在《燕策一》这一段,里面苏秦讲了一段话,说各个诸侯国都不能以已取得的成就骄傲自满,限制自己,如果因自满限制自己,都没有好的发展。他举了一个例子,一开始就说,如果“自负而足”,很自满很知足,就不思进取的话,“楚(国将)不出沮漳”,“秦(国将)不出商奄”。楚国就不会出沮漳,大家都知道沮水、漳水在湖北北部,是楚国的发祥地。与之相对的,“秦(国将)不出商奄”,秦国就不会离开商奄了,“商奄”的“奄”字,写的是“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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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帛书是1973年底发现的,李学勤教授在1974年参加了马王堆帛书整理工作。1975年春天,当时《战国策》整理者之一马雍先生跟李学勤讨论:“楚(国将)不出沮漳”可以理解,“秦(国将)不出商阉”,这个“商阉”不知如何理解?
　　由于当时在“文革”期间,如果没有确切解释的话,交代不过去,迫于无奈,李学勤跟马雍商量,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做了解释:“门”字里面一个“於”字,这个字念“è”,也可以读“yān”。“商阉”是不是就是“商於”?商於就在陕西商县。
　　当时把“阉”字牵强地理解成了“阏”字,一直保留到现在。多年过去,李学勤对当时的解释耿耿于怀。如果按“商阉”即“商於”来理解,好像“秦(国将)不出商奄”,就是不出商於,就是不出陕西省,这个也不符合史实。因为秦国的发展,不是从这儿出来的,而是从函谷关(在河南省)出来的。对于马王堆帛书里面的“商阉”,当时都不懂。不光我们不懂,汉朝的人也不懂。因为传世的汉朝刘向编纂的《战国策》里面,把这句话改了,改成了“秦不出殽塞”,殽塞就是函谷关。
　　其实秦人是从商奄之地出来的,在马王堆帛书里面就有了,可是当时不认识、不懂得、不承认,这种状况一直到清华简的出土。清华简里介绍,秦人为什么从商奄那边出来,“商奄之民”被周公强制迁移到了甘肃天水的朱圉山一带。
　　李学勤教授指出,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不能够论证秦人起源于东方还是西方,而现在我们有比较充分的证据证明秦人确实是从商奄起源的。这一点来看,它的影响是很大的,对于我们怎么认识秦人文化的起源,为什么秦人的文化在某些点上有周人的传统文化因素,它和更早的商人的文化、和东夷的文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就是今后需要探索的一个重要方面。
　　李学勤教授重新给出“秦(国将)不出商奄”新解,嬴姓始源商奄,那么商奄在什么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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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奄地望在鲁中山区
　　2008年7月清华大学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被称为“清华简”。清华简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未经“焚书坑儒”影响,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
　　清华简《系年》的第三章,叙述了周武王死后发现三监之乱,周成王伐商邑平叛:
　　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
　　“商盖”就是商奄,也就是《史记·周本纪》、《书序》提及的周公多次讨伐的奄。奄为商人的旧都,所以称为商奄。
　　一般学者都认为,奄或商奄在曲阜城东,主要依据是《左传》“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少昊之虚在曲阜,由此引出奄或商奄原在曲阜的结论。其实这是误读《左传》。从《左传·定公四年》可以看出,周王朝除赐予周公王家礼器之外,还赐给他有技术特长的“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这些并非东方土著,而是从中原商都迁移过来。周室要求六族头领在迁移过程中,“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意思是一定组织带领好,不能有掉队和逃亡的。“商奄之民”则为东方土著。“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因者,因袭,这里为就地之意。意思是将原商奄的民众就地赐予伯禽当国民,实际是当奴隶。《后汉书·郡国志》:“鲁国,古奄国。”有学者据此认为,“商奄”大体相当于周代的鲁国领土,所以“商奄之民”是一个很庞大的族群,遍布后来的鲁国各地。李白凤先生正确指出,“细读《左传》文,可知道把商奄的遗民划归伯禽管辖,而不是指其地。”
　　《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其在东方、在山东境内是无疑的。东汉郑玄曰:奄“在淮夷之北”。又《尚书·费誓》序云:“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夷即淮夷,在曲阜城东。可见奄当在曲阜城东北方,包括莱芜在内的鲁中山区。
　　《韩非子·说林上》载:“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奄),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由此可知,奄不在包括曲阜在内的九夷之列,而且大而难攻,可能就在群山叠嶂的鲁中山区。
　　在鲁中山区古今地名中,有许多地名与奄国相关。如“弇中”(今博山)、掩的(村名,本为奄地,在淄博市博山区)、盖邑(古邑名,在沂源县)、牟奄(村名,在沂源、莱芜交界处,属沂源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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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虑国青铜爵现嬴城的玄机
　　1975年春,莱芜市莱城区羊里镇城子县村少年朱丛山在嬴城故址东北角玩耍时,偶然发现了一组青铜器,觚、斝、爵各一件,其中一件为青铜爵。该器物长流,有两较矮菌状柱立于口沿,柱顶有涡纹,敛腹,弧形底,三棱尖状足。腹部饰有饕餮纹,并衬以云雷纹,通高19.5厘米,壁厚约0.5厘米。其鋬的内侧铸有一“取”字铭文,现收藏于莱芜市文物局。
　　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认为,“取”即《汉志》徐地之取虑也。该青铜器铭文为族氏铭文,应为古取虑国的器物。
　　嬴城遗址出土的三件青铜器均为酒具。其中斝为温酒器,爵和觚为饮酒器。青铜爵质地厚重,且其流部有两个菌状柱,对于饮酒者来说,并不实用,应为礼器。也就是说,取虑部族的人曾经在嬴城遗址搞祭祀活动。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取虑,在今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西南。取虑国青铜爵为何出现在嬴城?
　　嬴,作为少昊、夏禹指定继承人伯益的姓氏,曾拥有众多古国,分衍出若干姓氏。如徐、郯、莒、终黎、运奄、菟裘、将梁、黄、江、赵、秦等。取虑为嬴姓古国之一。《路史·国名纪·少昊后嬴姓国》关于取虑的记述:“徐之分,汉属临淮,故下邳西南有取虑故城。”周成王在平定了诸多嬴姓国和武庚的叛乱之后,将嬴人驱逐出了嬴地:将嬴姓大国商奄的国君迁徙到了齐国的薄姑之地；一部分嬴民迁到了鲁国、徐国等地；另一部分商奄之民,这里包括蜚廉的孙子女防,被周人远徙到了甘陕一带,为周人保卫西部边陲。迁于徐国的这部分嬴姓后裔,被周人打败后,被周兵割下左耳向上司邀战功,被驱逐到徐国。根据身体特点,被名为“取虑”。
　　被迫迁往外地的嬴姓后裔,多有思念故土情节。如已发掘的秦人墓葬,大部分面向东方。这一葬式特点,越早期越明显。这是因为东方是秦人祖先繁衍生息的地方,他们对东方的祖籍地怀有特殊的感情,然山高水长,又强敌林立,难以“叶落归根”,因而采用朝向东方的葬式,以示不忘根本。取虑人在离故土200公里之外的地方安顿下来之后,不免会有思念故土的思想,那里有养育自己的热土,有长眠于斯的先人,此时带上有代表本族的青铜爵、青铜斝等酒具,去嬴城祭奠故土先人,应在情理之中。从而证明莱芜就是嬴秦始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