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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挟平水伟功，整合中原诸部落，得肇中华公器之端。禹子启，废禅让而兴封建，从此中华民族开始告别原始部落制，以中原黄土层地带为中心，实行了贡纳家族制——家天下的国家奴隶制制度，尽管当时的这种制度带有浓厚的新石器时代的特征。
启的夏王朝，称之为“夏政”。“夏政”最为包括孔夫子在内的后世圣贤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讲“礼”。“礼”成为了当时调节人际关系和国际（封国）关系的准绳。当时的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关系是相对和谐而宽松。禹王子孙尽管贵为国君，但依然经常从事农业生产。据考古相关资料统计，夏朝统治的近500年间，没有产生后世商、周社会那样残酷地用大量奴隶来陪葬的现象。相反夏后氏统治下的人们：“近人而忠焉。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摘自《礼记.表记》），就是那个和谐社会的真实写照。每年的正月十五和十月初五，国人聚集在“夏社”举行盛大祭祀活动，其声势之巨大、对后世影响之远，均超过后来效顰的“荡社”和“周社”。也正因为如此，成汤取代夏朝后，为巩固其统治，也曾数次带兵进入“夏社”试图让夏人们改变其信仰风俗，迁走社坛和社主，但结果是“不可，作夏社”。作为胜利者的殷人最终只得承认夏人们的权利！到后来,方地不过数百里起家的周朝周天子更是干脆，声称自己就是“诸夏”之一，直接将周人的先祖纳入夏后氏的名下！
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夏文化的力量让后世的胜利者低头，并屡褒封夏后氏于杞地。以至后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夏：中国之人也”。其实，“有夏”一词还包含着者大、礼、势之意。
夏文化的最伟大之处乃在于禹王的子孙们将祭祀先祖这样的国之大事制度化并与自然界四季变化相结合，创造性地发明了农耕社会生活的基本指南：夏历（《夏小正》）。虽然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江山易改、朝代可换，但一年四季顺应时序而作息的“天命”却至今无人能违。
禹出于西羌，启兴于中河嵩洛，少康扎根于环杭州湾地带的东土。时位于古茅山以北的杭越之地经禹治理水患“东至于海”、指导土人耕作“鸟田”之后物阜渔丰，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得舟船之便则善养国民，极具发展生产潜力。但东土徐、淮、莒、纪诸夷分居，其经济文化建设相对中原之地更为落后。没有文字，语言乖离，连外貌与中原“诸夏”都很不相同（断发和纹身）。这些所谓的“东夷”们不甘忍受中原诸夏的统治。经常越过古攸国（现安徽省桐城）西进中原。因此，禹王不惜御驾亲征，说好听点是“东巡会稽天下诸侯”，实则利用他老人家的崇高威望来号召、团结当地的东、徐、淮诸夷少数民族共同开发环杭州湾地区。业经二代的不懈努力，禹王孙少康显然忠实地继承和发展了这样的发展战略，更是采取混血的办法，多娶多生（现已知商王武丁的如夫人是60多个）——夏启王干脆封其中一个的儿子无馀于“秦余望南”（现杭州市内。据《越绝书》越绝卷第八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为酋长，专镇绍兴地区谋发展。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太湖以东地区的自然条件不用说是极其艰苦的，连刀耕火种用的都还是石刀。现杭州市以东地区当时还是大海，土地含盐量高而“泻卤”，不能出产粮食。即使尊为越国的一国之君，如果不劳动生产，也不能维持自己的温饱。就这样迭经千年的艰苦卓绝地奋斗，亦即公元前500年左右，已经植入顽强生命力夏氏基因的古方国越，伴随着当地铜、铁冶矿的开采和铜铁器的制造，已经变得“越人人而能为鎛”，涌现出了以欧冶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制造金属器具的高手，制造出像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剑为代表的著名兵器。以及诗人屈原所说的“吴钩”，说明吴越制造的兵器是为当时国之利器。勤劳的越夏先祖还在石刻、瓷器烧制方面创造了辉煌：我们从后宋对越窑龙泉的描述中，尚可窥一豹。
古越的蓬勃发展，逐渐形成气候并上演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卧薪尝胆、吴越争霸精彩剧目，从而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例如我们从宋文公指使邾文公绑架杀害少康孙子曾国国君于次睢之社，试图以此来“欲以属东夷”达到恫吓、威胁越夏一事，得以遥想禹夏古越后人依凭及其建立的越国，事实上成为了凝聚夏后氏生生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家园，也成为历代后世中原统治者、诸侯方国心中的梦魇的事实。同样在《左传.昭公十一年》中所记载的“纣克东夷而陨其身”的史实，也揭示了禹夏古越与杞国、曾国的团结协作导致商朝灭亡之间的必然关系及对后世的深刻影响。《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记载，叔侯更是直接说“杞，夏余也，而即（亲睦）东夷”！ 禹后无馀及其子孙经营越国千多年来，形成了灿烂辉煌的将中原农耕文化与东夷渔稻文化相兼容并蓄的古吴越文化，其经济文化的影响力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幅射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为形成、延续华夏文明之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在南宋末年金兵南侵之际，为接纳、保留华夏苗裔再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古越国失国后，诸越王子孙辗转迁移至江南海滨一带，各据一方。至春秋战国晚期，有无诸占有福建及周边地区，建立了闽越国，自称闽越王。司马迁在《史记•东越列传》中，记述闽越国从战国后期建立至汉武帝时期衰亡的历史。后汉班固在《汉书•闽粤传》也记载有古越后人随汉高祖刘邦起义，以功封闽越国定都在福建武夷山下欲与汉武帝平坐天下的故事。遗憾的是，当年这些不屈的先人们兵败失国后与其同盟军诸瑶之一部一起被汉武帝迁入“在江淮之间”混居。族类特性逐渐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盖江南诸夏家谱其源流自汉唐以上语焉不详，其因于此乎？
在中原，作为政权权力角逐的主场。其规则不相信万年基业，只听凭舟水相逐。“汤商革命”推翻了禹建国历14世17王计471年以来的夏朝政权。改朝换代，在一个讲究世袭继承、聚族而居、国家管理手段单一的奴隶制社会里，汤商肯定明白从肉体上消灭前朝皇室继承人当为第一要务。但从《夏商形势图》上看，或许是商汤的“革命行动”是从河南商丘自东向西地攻击而不可能是包围，所以却给了与西方少数民族相邻并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夏桀及其儿子獯鬻以逃生的机会。夏桀固然死在南逃路上的南巢（现安徽巢湖），但獯鬻却因逃进了祖上禹的祖望之地西羌和西戎而得以生存！这就是后来的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所谓的：“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的由来。当然，与獯鬻一同西逃的还有《诗经．大雅．公刘篇》所描写的主人公刘等部族。公刘“迁西戎，邑于豳......豳人悉从（公刘后人）亶父而邑焉，作周”。所以后来周人坐了天下，周天子念及祖上当年的难兄难弟，封禹后人夏萃于杞。其实懿范千古的周武王母亲太姒、周幽王时演绎“烽火戏诸侯”的主角褒姒本身就是禹裔姒姓女子！惟周以降，留在大西北荒漠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夏桀后人獯鬻及其子孙却开始被中原唯我独尊的史官们写作南匈奴。不理解的獯鬻及其子孙为什么从公元前十六世纪开始的商、周、春秋战国历秦、汉三国直至魏、晋、南北朝，在二千多年的时间内，不断“南窥”。至公元431年尚有南匈奴铁弗部刘勃勃高举禹夏国姓大旗，号大夏天王。在复国和利益的驱动下不断挑战中原汉政权。华夏的正根，其实还在西垂。南匈奴部在唐宋时大部分溶入中原并安置在“云中郡”，随后多有南迁重新返回到中原河洛一带。个别部族带着“雁门”的族名，迁到浙江。时带有北狄色彩的名称如“乞伏”“赫连”“尔朱”“库狄”遂多随汉姓（见《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他们都是正宗的禹夏獯鬻的后裔“发顓頊之遐源，資有夏之苗裔。開基命爵，世酋漠表”（见山西寿阳出土的《北齐库狄迴洛墓》铭，《考古学報》一九七九年第三期）。在这个意义上，后世所谓“五胡乱华”，其深层意义更可解读为“五胡归宗”。
禹夏后人除上述远离和逃离中原封建政治统治中心的二大支外，剩下的就是被汤商留在杞地以“忧天”形象示人的杞国夏人。商周之际，杞国人作为主流外的异姓方国，被有意放在宋、鲁、齐、邾、蔡国之间的相对难于耕种和开发的黄土冲刷地带上自生自灭。杞国虽然顽强地保存着古夏之礼，但已经没有经济、军事实力而不能自保。以至连国都城墙都修不起而屡受周边诸侯国的欺凌。正是因为有这些深深地根殖入杞夏国人基因中国破家亡的惨痛记忆，导致杞人名义上忧天，实则忧人。无怪乎杞国的族徽以双山、围城加会稽山为记！（引自山东齐鲁出版社《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这些在《左传》中都时有体现。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中说“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不书名，未同盟也”。还有杞侯的女儿、晋平侯的母亲晋悼夫人就让儿子派人帮杞国修筑过城墙的记载。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祖国民族大融和过程中，杞国于公元前445年亡于楚惠王之手。其后裔迁往今山东省新泰，后又迁至昌乐、再至安丘一带。被鲁国封夏阳侯，成为鲁国的附庸。其国人生活在山东及安徽一带，世为望族，以夏侯氏自称。历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其族人多生活在安徽毫、谯一带。直至唐黄巢一乱，家族分崩“去侯姓夏”者渐多，其中不少避入江右九江再入鄂、湘、川、贵诸地与古越、南匈奴裔再无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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