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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山 头 贾 氏 家 族 考 略
一九九二年中元节即农历七月十五日，我推平敲仄揣摩月余，总算仿唐人崔颢的《黄鹤楼》憋出了首《祭祖诗》，和着窗外淅淅沥沥的秋雨，仿佛寄托着我的哀思与叹息：
先人无奈花落去，此地惟余土馒头。
花落凄风香满陌，影添斜日碑凝愁。
乱蝉寂寂销琼露，寒月纤纤画眉勾。
浩荡皇恩槐下梦，空山鸟语一帘秋。
弹指十八年，国庆长假的四号，为了破闷消闲，臭味相投，钱包小而游兴浓的朋友邀我到老顶山。我故意推脱说，那儿不好，还是来我们这里的塔岭山玩玩吧！朋友爽然答应，我也暗中欣喜。为尽地主之宜，一下公交，我即骑自行车驼着他直奔南石槽。坡度渐高，我也筋疲力竭，5毛钱存了“土坦克”。我俩安步当车，聊上了久负盛名的塔岭山——仰望碧空万里，拾阶秋色宜人，周顾环潞郡之群山，远眺舞漳水之蛟龙。
虽说小时候一放寒暑假，便漫山遍野地疯跑，塔岭山对我来讲早已熟视无睹了，但就象黑格尔所述“同一个格言”的缘故，此行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而朋友却有“点”必游，专心致志地寻找孔夫子所说的“游则乐”。我反倒走马观花地遛了一圈，索性把正摘着酸枣的他骗到了贾家老坟地。
伫立在荆榛丛生的荒坟败垒前，我又一次仔细地琢磨着，那块由赑屃（音bì，xì，又名霸下，形似龟，好负重。一般在各地的宫殿、祠堂、陵墓中均可见到其背负石碑的样子，在龙子的各类说法中，它一般都排在九子之首。传说，霸下在上古时代常驮着三山五岳，在江河湖海里兴风作浪。后来大禹治水时收服了它，它服从大禹的指挥，推山挖沟，疏通河道，为治水作出了贡献。洪水治服了，大禹担心霸下又到处撒野，便搬来顶天立地的特大石碑，上面刻上霸下治水的功迹，叫霸下驮着，沉重的石碑压得它不能随便行走。霸下和龟十分相似，但细看却有差异，霸下有一排牙齿，而龟类却没有；霸下和龟类在背甲上甲片的数目和形状也有差异。霸下又称石龟，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它总是吃力地向前昂着头，四只脚拼命地撑着，挣扎着向前走，但总是移不开步）驼着的三米多高的青石碑【雕着二龙戏珠相向盘绕的碑帽上正背两面各刻有“恩荣”和“流芳”二个篆书大字，碑体上刻着乾隆五十五（即1790年，正值乾隆帝八十寿辰，按照惯例，每到纪年逢五，即是所谓的“正寿”之年，都要举行盛大庆典。对乾隆帝而言，纪元五十五年又恰逢八十整寿，实与天地之数自然会合，是“昊苍眷佑”的结果，值得大肆庆祝。举行各种隆重仪式期间，曾于圆明园赐宴各地捐献者）年十二月十八日的“诰命之宝”[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历代帝王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形成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官员封赠制度，利用它来满足官僚士大夫“上荣祖考，下及子孙”的欲望，使之效忠于朝廷。“诰命和敕命”就是这种制度的一个物证。它由皇帝降旨授予，为体现对臣下的荣宠，书写在贵重的丝织品上，色彩绚丽，精美华贵。所谓“诰命、敕命”是中国古代皇帝所颁发的一种文书，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武官员受封，由朝廷授予文书，名之为“告身”，即相当于现代官员的委任书。到了宋代，除了授给官员本人外，还用于封赠其先祖或妻室。明洪武五（1372）年，参照唐宋时期的“告身”，实行“诰、敕、命”文书制度，清朝沿袭了明朝的这种封赠文书制度。清朝规定：覃恩（覃音tán，覃恩：布施深厚广大的恩惠）封赠五品以上官员及世爵承袭罔替者，发给“诰命”。敕封外藩(指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边远地区的蒙古族、维吾尔族贵族)；覃恩封赠六品以下官员及世爵有袭次者，发给“敕命”。所谓“覃恩封赠”，是清代国家遇有庆典如皇帝登基等喜庆之时，晋封百官。这里所说的晋封百官并不是给所有的官员升官，而是给他们一个没有任何俸禄的名誉爵号做为奖励，因为官员在任时的官职卸任后就没有了，而这种名誉爵号则是终身随带的，逝世后还可以刻在墓碑上，代表着永久的荣耀。清代官员共分九品十八级，即正一品、从一品、正二品、从二品直至正从九品，从九品以外的官员称之为“未入流”。对官员进行封赠也按其本身品级发给“诰命”或“敕命”。官员本身称“授”，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室，生者曰“封”，殁者曰“赠”。覃恩封赠文武官员之阶各分为十八等，按官员的原有品级各授给相应的官阶，文官之阶为：光禄大夫、荣禄大夫、资政大夫、通奉大夫、通议大夫、中议大夫、中宪大夫、朝议大夫、奉政大夫、奉直大夫、承德郎、儒林郎（吏员出身的授宣德郎）、文林郎（吏员出身的授宣议郎）、征仕郎、修职郎、修职佐郎、登仕郎、登仕佐郎；武官之阶为：建威将军（公、侯、伯与正一品官均授此衔）、振威将军、武显将军、武功将军、武义都尉、武翼都尉、昭武都尉、宣武都尉、武德骑尉、武德佐骑尉、武略骑尉、武略佐骑尉、武信骑尉、武信佐骑尉、奋武校尉、奋武佐校尉、修武校尉、修武佐校尉。对各级官员的曾祖母、祖母、母亲或妻室的封赠不分正从品级，分为九等：一品、二品夫人、三品淑人、四品恭人、五品宜人、六品安人、七品孺人、八品孺人、九品孺人。因为世爵中的子为一品，而公、侯、伯高于一品，为了区别，其妻分别称为公妻一品夫人、伯妻一品夫人、侯妻一品夫人。授给“诰命”或“敕命”时，夫妻封赠于同一轴上。一品授给四轴“诰命”，封赠上三代；二品、三品授给三轴，封赠上两代；四品至七品授给二轴，封赠上一代；八品、九品授给一轴，只授本身，但不封其妻，若是请旨貤（yí）封的，即本身不请封，而是改请封其父母的，可封赠其父母。如果封赠时官员的祖母或曾祖母健在，而其祖父或曾祖父亡故，则在其祖母或曾祖母封号前加一“太”字，如“一品太夫人。”如果官员父、祖的官职高于子孙，则不受子孙之封；如果父、祖现仍做官，虽低于其子孙之职，也不能受封，如果受封，则须离职回家；若父官高于子官，而该子并非其父正妻所生，则该子生母可按其子品级进行封赠。文武官遇“覃恩封典”，文职由吏部“验封清吏司”负责，武职由兵部“武选清吏司”负责。“诰命、敕命”写在比较贵重的丝织品上面，这些丝织品由专门机构——“江宁织造局”负责织作。清代“江宁织造局”设“官诰机”35张，遇应用之时，由工部行文，按式置办。“诰命”用五色或三色纻丝织成，四边织有云龙戏珠边框，两边织有左满文、右汉文的“奉天诰命”；“敕命”则用白绫织成，两边织有左满文、右汉文的“奉天敕命”。无论是“奉天诰命”还是“奉天敕命”，字两边饰以头尾相对的升降龙盘绕。“诰、敕命”正文均为满汉文字对书，满文左起竖排行文，汉文右起竖排行文，于满汉文结尾处具“诰、敕命”的朝年及月日，并分别钤“诰命之宝”或“敕命之宝”的印玺。“诰、敕”文书为卷轴式，“诰命”卷面有苍、青、黄、赤、黑五种颜色。按品级高低，其织锦面图案与轴头有着严格的区别。据《光绪朝大清会典》记载：封宗室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及其夫人、淑人、恭人及宗女县君、乡君的“诰命”，用五色绢，龙边，轴头为玉制，牙签黄带；封蒙古贝子、镇国公、辅国公、札萨克台吉、塔布囊、蒙古王公福晋、夫人，外国王妃、世子、世孙“诰命”，用五色绢，龙边，轴头为犀牛角；八旗世职官封爵世袭罔替者之“诰命”用五色绢，龙边，轴头饰犀牛角；世职官承袭有次数的，“敕命”用龙边卷，不设轴。文武官员的“诰、敕命”文书，一品饰玉轴、鹤锦或狮锦，二品饰犀轴、麒麟锦，三品、四品贴金轴、瑞荷锦，五品以下轴头均为黑牛角，五品用瑞草锦，六品以下用葵花图案。清朝的“诰命”和“敕命”，由吏部或兵部题请后，由内阁“诰、敕房”办理，其文式由翰林院撰拟，经内阁大学士奏定后，按品级填写颁发。对“诰、敕”文的起句，中述事迹和结尾赞词、各自的句数，均有严格的规定。清顺治十年（1653）规定：一品起句为六，中写事迹十四句，结尾赞词六句；二品起句为六，中为十二句，结尾六句；三品起句为六，中为十句，结尾为六句；四、五品起四句，中八句，结四句；六、七品起四句，中六句，结四句；八、九品起二句，中四句，结二句。康熙二十四（1685）年，改为各按官职选定文字颁给，文式存储内阁，依式刷印草本。各官请封，由官员所在衙门开具职衔送内阁，照应得文字交由翰林院撰写。以后清代“诰、敕”文词，凡属同品级官员，其文式除其中的姓氏、职衔以及封赠、世袭之不同外，其起句与结尾赞词则完全相同，形成一种官样文章。遇有蒙古王公贝勒等爵及公、侯、伯、子、男等世爵应承袭之时，需将原封“诰命”或“敕命”送交内阁，由中书科填注应承袭人名及年月日，再送回内阁加盖“皇帝之宝”后颁给承袭者。如果官员已经得过“诰、敕命”，再遇覃恩，若官职已升迁，可以再行请颁，但须将原颁“诰、敕命”交回。“诰命”和“敕命”既是爵位的委任书，同时也是以皇帝名义颁发的一种圣旨，所以无论是朝廷还是官员本人对其都必须加以重视。清代规定：如果“诰、敕命”因水灾、火灾或盗贼等意外原因毁失（相当于现代法律术语“不可抗力”），只要说明原因还可以重新补发。但如果个人保存不慎则要治罪，例如官员将“诰、敕命”典当，则将其革职；如果收藏不慎，使其被虫蛀、损坏、潮湿发霉，则将官员罚俸六个月，追夺封赠“诰、敕命”。另外，如果妇女因丈夫或儿子得封为“命妇”，则不能改嫁，否则追夺“诰、敕命”后治罪。清代凡遇覃恩之时，规定给以两年为限，官员全行办给，过期则不再颁给，并规定负责书写“诰命”与“敕命”的中书科，此时每月至少要缮写“诰命”和“敕命”一千轴，可见有清一代的诰敕命颁发数量无疑是巨大的。但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散存民间保管条件不善，能完整保存至今的并不多见。已知现存最早的清代“诰命”实物为崇德元年（1636）册封皇太极五宫后妃的“庄妃诰命”，上书满、蒙、汉三种文字，其价值十分珍贵，是一份罕见的清代皇家文物。清代“诰命、敕命”由宫廷御用丝织机构制造。康熙元年（1662年）定，由江宁织造局织办；光绪四（1878）年，“诰命、敕命”改由杭州织造局织造。清朝初期特别是“康乾盛世”时期的“诰命”，用料考究，做工精细，现在看来依然光彩夺目。而随着国力衰落，清中晚期“诰命”丝道已变得十分稀疏，对此，中书科多次提出丝道要紧密，字样要清楚，不能粗疏不匀、偷工减料。但织造局除织造定例缎匹外，还要完成大量临时加派的任务，而清政府织造经费远远不能保证其照常运营，“诰命、敕命”的加工粗劣也就再所难免了。（据《中国国学网》）】上心存疑惑的两个字。尘封的往事，宛如翩翻的蝴蝶，扑朔到我的眼前：
小时候我就听本家或村里的长辈们说过，我们贾家在清朝时很有钱，做了些好事，还出过个大官，曾经红火了好几代。上高中时我也问过爷爷：“你的爸爸叫甚，是做什么的？”爷爷神情麻木一脸无奈地说：“在我八岁上，爸爸就不在了！”而我又追问：“你爷爷叫什么，是个干甚的？”“那时候穿不暖、吃不饱，裤子都提拉不起来，谁还顾得上问老祖先是干甚的！？”爷爷好象不耐烦了，捏着旱烟袋敲着灶台边。一九九二年冬，堂伯家重修窑洞时，挖出块约一米长的青石碑——但由于那时《家谱》【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家谱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最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也是记载各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功用，是我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家谱由官修变为私修，所录内容不断丰富，其功用也不断增加和变化。如今，家谱同各姓氏的“郡、堂号”一样，不仅为区别姓氏源流，作为数典认祖、研究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的参考资料，它还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族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后来在民族融合中。逐渐在各民族中开始出现族谱。族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方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之说，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另据，清康熙圣谕十六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照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家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惩慝逃已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警岔以重身命。”由此可见家谱编纂，对维护大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重要意义】还没有重见天日，并不知道上面所刻《六十自叙文》的作者贾宗彦为“六世祖”。然而这一偶然的发现，却也是喜悲参半，高兴的是从这块碑上可以使考证取得些进展；可悲的是，文章写到一半就没了，而另一块碑至今犹做为厨房的根基在地下酣睡——真是一篇被“腰斩”了的自传，不禁令有“考据癖”的我惋然叹惜。一九九四年初春，迎着吹面不寒的杨柳风，我便和一个朋友赶了趟塔岭山庙会，游览之余，我第一次抄录了那篇“诰命之宝”。在太原读书时，我就问过老师——姚奠中先生的关门弟子姜剑云先生：“一点一横下面一个‘思’，是个什么字？”可是戴着高度近视镜的他翻遍了《康熙字典》与《中华大字典》也没有将这个字揪出来。为了顾及学者的颜面，同时也不想让我失望，他当下领我跑到教研楼，问了一个老教授。老教授仰起脸不假思索地说，那是个“惠”字。于此之后，1999年在家赋闲时，我就经常往新华书店里跑，无视图书管理员的冷眼或指责，肆无忌惮地偷翻《辞海》和《清史稿》等工具书；并参考家中唯一的古籍《文心雕龙》，费了段时日将它译成了白话。但现在重新审视，其中仍有不少错误。二OO一年初冬，由比A4纸大点，上面刻有“奕世永传”的两片紫檀色木板夹着，而用行、楷两体书于竹纸（用嫩竹做原料制成的纸。我国四川省夹江县和浙江省富阳市为竹纸的重要产地。夹江的环境适合竹类生长，当地在唐代即开始以“竹料手工造纸”，夹江便享有“蜀纸之乡”的美称，所产手工纸素以质量佳、品种多、技术精、规模大、历史悠久而载誉巴蜀，名扬海外。竹纸制作技艺兴于明，盛于清。早在清代康熙年间，夹江手工纸便成为上贡朝廷的贡纸。乾隆年间，夹江纸更成为上贡朝廷的考场专用文闱卷纸）上的55页【《周易》把数分为地数、天数，以象征阴、阳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它是《易传》把《易经》筮法中数的奇偶变化与天地万物的阴阳变化相配合而形成的概念。《易·系辞上》：“天一，地二; 天三，地四;天五，地六; 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以一、三、五、七、九等五个奇数为“天数”，象征阳性，反映事物刚健的性质; 以二、四、六、八、十等五个偶数为“地数”，象征阴性事物，反映事物柔顺的性质。《易传》认为这些数字错综复杂的变化，正是一切具体事物变化的原因，人们可以根据数的变化来占卜未来事件的吉凶祸福。所以《易传》说：“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系辞上》认为“天数”之和为二十五，“地数”之和为三十，天地之数总和是五十五，它的变化就已把天下所有道理包括无遗，由此建立了“弥纶天地之道”的唯心体系。汉儒董仲舒从神秘的“天意”出发，把人是“天”的缩影、副本叫“人副天数”，说：“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数”有时又在天道规律意义上使用，如：《荀子·王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梁启雄（梁启超胞弟）引《管子·法法》注：“数，理也”，即天道变化的规律】【一触即裂，污损且暗黄色的《家谱》的出现，使探究获得了很大的进展。但由于《家谱》中只记载到1770年，“七世”仅录一人，“六世”略有记载，况且中间有三代空缺，和贾家后人所知我们的曾祖父“福”字辈一代接续不起来。然而，上年纪的老人们都知道，在民间每隔30年家谱一小修，60年一大修后，旧的家谱除留下极少几套保存在宗祠或族长手中外，其余都要全部销毁，而代之以新的家谱。这种特殊的风俗习惯，当然为古老家谱的保存制造了人为障碍。不过，尽管如此，我家的老家谱作为祖先生活轨迹的记录，却被保存了下来，不幸的是“隆兴无载，不了了之”。重修于贾家荣耀时的1800年或1830年的《家谱》毫无疑问是应该有的，但至今散落在何处，或在“破四旧，立四新”（在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林彪借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中的话号召：“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种富有煽动力的发言，使“破四旧，立四新”浪潮迅速席卷全国。从次日清晨开始，红卫兵们便在北京开始了“砸烂旧世界”行动，他们抓、打、砸、抢——商店的霓虹灯被砸毁，古色古香的老字号招牌像“全聚德”、“东来顺”、“瑞蚨祥”被砸毁。就连宋庆龄都接到了红卫兵的檄文，强烈要求宋奶奶不要再留那种资产阶级的发型和穿那些资产阶级的服饰了。“破四旧”中，书店里除了马列著作、毛选和鲁迅著作等少数书籍之外，其他都被烧光了。全国各地还发生了像砸毁寺庙、佛像、古墓、园林等文物古迹的事件。民族的瑰宝尚且遭此厄运，一般民众家里的珍贵字画、古董文物，也被红卫兵们搜出来砸烂烧光，家里的私人财物也被洗劫一空。据不完全统计，文革初期全国有1000万人家被抄。摘自《人民网》）期间并数代祖先画像、牌位一起损毁或烧掉，却不得而知。
随后我和堂弟、本家大哥便在村里及北山头，塔岭山等处跑了一个多月，又将贾家年老的后人详细地调查了一番;并只要在谁家院子里或是街门外，即便是厕所，如果眼见有象碑碣一样有字迹的石头，都要认真地端详端详。但尽管如此，也没有收寻到多少线索。特别是因受家族中传言的影响，而在那年严冬，随本家大伯与大哥乘警车上道，碾着一路碎琼乱玉，做的那场高平米山之行，更是毫无收效——虽然高平市米山镇东米村和西米村中贾姓的后人为数不少，但遗憾的是，八竽子打不着，更何况村民们大多“见车色变”，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此后，我对家族历史及人物的冥思、探寻一直没有间断过，特别是每年清明节、中元节上坟扫墓，与大年三十日“接祖先”的前后，萦绕着我的闲愁，更是“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快一点了，不吃饭了？朋友忿忿地问。我说，你来看看这块碑上写着什么？我指着仰卧于坟地里，刻有落款为“o酉春三月”【所缺应为“辛”字，辛酉即嘉庆六（1801）年，当时各地白莲教起义军处境艰危，日趋失利。这年底，由于清政府采取“剿抚并用、分兵合击、坚壁清野，结寨团练”等政策，许多白莲教军重要将领，或英勇战死，或被俘处死。白莲教军虽然已陷入困境，但他们仍与强大的清军作殊死战斗。“白莲教起义”又称“川楚白莲教起义”，是清嘉庆元(1796)年至九(1804)年，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以白莲教为组织形式的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起义。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四百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二亿两，相当于四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摘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九页]】，及“为兆荣封北阙捷三来（来当为“代”理解）锡ooo”【所缺应为三字——之诰命，意为：三代锡之诰命，荣耀受封，泽被皇恩——兆示清庭捷报频频。为残留墓表[犹墓碑，为华表的一个近支，因其竖于墓前或墓道内，表彰死者，故称。唐·柳宗元《答元饶州论春秋书》：“ 宗元始至是州，作《陆先生墓表》，今以奉献，与·宣英读之。”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墓表》：“按墓表自东汉始，安帝·元初·元年立《谒者景君墓表》，厥后因之。其文体与碑碣同，有官无官皆可用，非若碑碣之有等级限制也。”清·恽敬《与李爱堂》：“惟是墓表之法，止表数大事，视神道碑、庙碑体不同，视墓志铭体亦不同。墓志铭可言情，言小事，表断不可。”姚华《论文后编·目录中三》：“至与墓碣式同而名异者，有墓表，如·吕宪；有墓专，如·房宣。表则树于墓外，专或藏于墓中。”] 的一段，时危见臣节，为表彰忠义，激励士气，清庭立墓表于坟前】的残缺墓表问他。在匆匆返回的途中，我不经意地发现了残存于塔岭山山门大道边，上面刻有“皇清诰封宣武都尉显考粲英贾oooo（所缺应为四字：宗彦之墓）妣常恭人、妣商oo，落款于嘉庆十五（1810）年庚午一阳（《周易》称爻连的为阳卦，断的为阴爻，正月为泰卦，三阳生于下；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有吉亨之象。常用以称颂岁首或寓意吉祥。阴阳学说中，十月为坤卦，纯阴之象。十一月为复卦，一阳生于下；十二月为临卦，二阳生于下；正月为泰卦，三阳生于下。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有吉亨兴盛之象，故称三阳开泰）之吉”的墓碑。
我擦拭了几下，默记了几遍，再没有发现其它疑是的字迹后，才决定了下山，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而朋友则坐在路条上歇着，并嘲笑我说，你能从石头缝里抠出钱来？并厉声喊我快走。
一举三得，真是不虚此行。我们闯进一个小面馆，拎了瓶“衡水老白干”。将进酒之时，经服务员同意，扯了张帐单，将默记的文字，写在了上面。老贾，怎么了，我已经干了半杯，你平时那么能喝，今天怎么发呆？朋友催我加大马力，垂虹吸海。
岂有文章传海内，欲将沉醉换凄凉。其实我想的是清代学者“章学诚”之语与城区方志办崔先生约稿一事。而我这次登山的醉翁之意只不过是胸怀审慎的态度，尽个人最大限度采集一些可靠的资料，力求客观、翔实、深刻地写出贾家的历史——因为，全面性的要求，可以防止错误与僵化。至于文以传人，人以文传；祖先传我，抑或是我传祖先，却使我不甚了然起来。若我是当代明星大腕或某某官宦、富商之后，则必定是键盘一响，黄金万两，“劳资”两利，满门荣光，而我辈则不可。我这篇拙作，远不如那《慈禧是长治人》赫赫有名；除非我有皓首穷经之勇，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考证出“汪精卫是上党人”。但又因盛情难却，一并使祖德宗功湮灭无闻，姑且动用阿Q的无核武器“精神胜利法”，聊惹王婆卖瓜，自吹自擂之嫌，拾他人之唾余，缀结成本篇。为保持《家谱》中语句的“原生态”，特只字不易、照录不误；冷僻古奥之词，暂添注解，以便雅俗共赏。现参考六世祖贾宗彦和贾宗元编纂于乾隆三十五（1770）年的《家谱》与《六十自叙文》、《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诰命之宝》及遗留祖先神位和由卢润之先生编纂于光绪二十年的《长治县志》，并散落村中的一些残碑断碣和家里村中长辈们的传说，谨撰文如下：
山巅何人初见月，山月何年初照人。追溯中山头贾氏家族起源年代可参考六世祖贾宗彦所作的《家谱*坟茔序》：
尝见古坟旧墓，往往被人侵削，甚有年深日久，或子孙年幼，或家道式微（语出《诗·邶风·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朱熹·集传：“式，发语辞。微，犹衰也。”明·归有光《张翁八十寿序》：“予以故家大族德厚源远，能自振于式微之后。”），无人拜扫，遂从而开垦之，迨（音dài，等到，达到。）至家道兴，人丁起，至其处踪迹之杳不可得，向使家有谱序，万不至此。余家世居此土，宗派之传，不为不久。然自秋谷山（按《长治县志》载，秋谷山，县东南八里，与五龙山连……）老茔以上无闻焉。毋不被人侵削、开垦欤（形声。从欠,与声。欠,与出气有关。本义:表感叹、反诘、疑问语气。在此表感叹语气，晋·陶潜《五柳先生传》：“无怀氏之民欤! 葛天氏之民欤!”）！谱之所关重矣哉！余是以不辞琐尾，历历而详序之。秋谷山药王庙后有余祖茔二所，其茔通为一丈一。在南边系余老祖茔，未知何年扞立，大八分，乙山辛向（风水学术语，即东西方向略偏西北）。始祖讳成公，主之高祖[由自己开始，上一辈为父亲，父之父为祖，祖之父为曾祖，曾祖之父为高祖，高祖之父为天祖，天祖之父为烈祖，烈祖之父为太祖，太祖之父为远祖，远祖之父为鼻祖。由自己往下，为子，子之子为孙，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来孙之子为晜（kun）孙，晜孙之子为云孙，云孙之子为仍孙，仍孙之子为耳孙]、曾祖，以及伯祖，并堂伯考、妣共十二冢，昭穆[宗法制度对宗庙或墓地的辈次排列规则和次序。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之左方,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始祖之右方,称“穆”。坟地葬位的左右次序也按此规定排列。以周代天子七庙为例，自始祖之后，父为昭，子为穆。排列时，大祖居中，三昭位于大祖的左方；三穆位于大祖的右方，以此来分别宗族内部的长幼次序、亲疏远近。历代学者大都认为昭穆制是周人的制度，据张光直研究，商王世系中也存在着昭穆制。《周礼.春官.小宗伯》：“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辨庙祧之昭穆。”郑玄注：“自始祖之后，父曰昭，子曰穆。”又《春官·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指家族的辈分关系。《左传·僖公五年》：“大伯、虞仲，大王之诏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晋·陶潜《赠长沙公诗序》：“长沙公于余为族祖，同出大司马。昭穆既远，以为路人，经过浔阳，临别赠此。”清·孔尚任《桃花扇·阻奸》：“昭穆伦次，立福王亦无大差。”参阅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杜正胜《周代城邦》]次之；一在北边，系 玉生公兄弟扞立，大六分五厘，山向悉如老茔。余 祖献璧公，主之子，长伯考瑞生公次之。戊子（1768）年宗元等手栽松树七十株，以增秀气。然其形势隘小，昭穆难容四冢，后 玉生公、安寓公兄弟卒，宗元、宗彦又各立新茔一所：一在老茔下数丈，大一亩五分，亦用乙山辛向，宗元 父玉生公，主之坟北修房屋一所，为守坟人所居，坟内栽松树百五十株；一在凤凰山塔岭[按《长治县志》载，凤凰山，县东五里，一名塔儿岭；一在县南五十里。据《潞安府志》载，明沈简王（朱模）墓在城南凤凰山，自康王以下墓，胥（全，都）隶长治境，不详载]下，大一亩二分，宗彦 父安寓公，主之次子宗贤葬于右边穆穴，亦乙山辛向。坟内所有地土树株房屋，别有纪载，兹不详序（记叙，叙述）。”
从始祖贾成上溯四代至其高祖，到现在的第十六代，为二十代——按目前我国最具权威，也最可信的《孔子世家谱》计算：孔子自出生距今2561年，现传至第八十代，每代约三十二年；或按已故《人民日报》总编范敬宜（1931-2010）为范仲淹（989-1052）第二十八代孙，计算出每代约为三十四年。然而寻常百姓，自不可妄比之于大圣名贤，现以二十代加上被人侵削的五代[按古代丧服制度，中国封建社会是由父系家族组成的社会，以父宗为重。其亲属范围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即自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通常称为本宗九族。在此范围内的亲属，包括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为有服亲属，死为服丧。亲者服重，疏者服轻，依次递减，《礼记·丧服小记》所谓“上杀、下杀、旁杀”即此意。服制按服丧期限及丧服粗细的不同，分为五种，即所谓五服。后来，五服也指代五辈人，直到今天在民间仍有“五服之内为亲”的说法，就是利用上面那句话，往上推五代，从高祖开始，高祖、曾祖、祖父、父、自己，凡是血缘关系在这五代之内的都是亲戚，即同出一个高祖的人都是亲戚，从高祖到自己是五代，就成为五服。五服之后则没有了亲缘关系，也可以通婚。一般情况下，家里有婚丧嫁娶之事，都是五服之内的人参加，每家的坟地里也至少埋葬五代人]老坟，贾氏家族世居此土已有二十五代人，暂按每代二十五、六年计算有六百二十五至六百伍拾年，也即于元末明初，贾家先人已在此片乐土上默默无闻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关于贾氏家族的发祥地可参考《家谱*家谱总序》中记载：“自明 清间祖居北山头，后迁居北董（今属长治市城区五马街道办事处），屋产未获，式廓仍归故里。数代行事，历历有据，盛衰迭传，其间隐德显才，大有不可没者……”
贾氏家族的世系【亦称“世次”、“世统”。家族世代相传的系统，由男性子孙排队列而成。《国语·楚语上》：“教之世。”三国·吴·韦昭注：“世，谓先王之世系也。”《宋书·礼志三》：“尊祀世统，以昭功德。”唐·颜真卿《尚书刑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孙大逊文公集序》：“至若世系阀阅，盖存诸别传，此不复云。”唐·韩愈《贞耀先生墓志铭》：“初，先生所与俱学同姓简，于世次为叔父。”世系内部，以第一代为准，以后的结构分为直系、旁系（支系)等。直系中的嫡系（甲）也是全世系中的嫡系，即“大宗”。第二代中的非嫡系（乙）里，又衍生出直系、旁系等，与甲的子女共同构成第三代。乙代的直系就是乙这一支系的嫡系，即本系的大宗，但相对于甲及其嫡系后代来说，仍就是全家族的“小宗”。以后各代以此类推】简略，可参照王定远拜撰并书的《家谱*安寓公暨元配王孺人继配杨孺人孙孺人合葬墓志铭》中的记载：
“按状，公高祖讳成，敦厚朴茂，有古人风，成生应夏（兄为应春，子一守礼，无嗣，应夏生守仁，守义，皆无嗣），为人醇谨，克绍父德，应夏生守节（生献珍、献玉、献璧），性至孝。”
人生一世，草木一春；人活传名，雁过留声。贾氏家族中在当时声名卓著的有三世祖贾守节（参考《长治县志》或《安寓公暨元配王孺人继配杨孺人孙孺人合葬墓志铭》），五世祖贾瑄与贾玿，六世祖贾宗彦，七世祖贾世馨。
五世祖贾瑄的生平行事可参考家谱中《玉生公墓表》与《玉生公暨元配冯孺人合葬墓志铭》及《玉生公遗嘱》并《祠堂序》、《祭田序》诸文。
玉 生 公 墓 表
此“朴庵”先生贾公之墓也，余与其乡松峰李先生有文字之雅，常称公之名德。嗣君[称别人的儿子。清·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六：“ 雪芹·者，曹楝亭·织造之嗣君也。”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五：“纳兰成德·侍中与·顾梁汾交最密……一夕，（梁汾）梦侍中至，曰：‘文章知己，念不去怀；泡影石光，愿寻息壤。’是夜，其嗣君举（生育）一子。梁汾就视之，面目一如侍中。”]云峰，成均（古之大学。《周礼·春官·大司乐》：“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郑玄·注：“ 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学曰成均。”也泛称官设的最高学府。南朝·宋·颜延之《宋武帝谥议》：“国训成均之学，家沾抚辜之仁。”）伟望也。丙戌（1766年）之冬，延（请）余课弟子业，距公之没已二载矣。乡（通假字，犹“向”，一直的意思）间犹思之不置。越明年丁亥（1767年）将卜葬，而纳竁（音cuì，墓穴：“时有群燕数千，衔土投于丁姬竁中。”此指作墓表或墓志铭）之词未备，嗣君请余表墓。呜呼，余景仰芳躅（音zhú，指前贤的踪迹。唐·司马贞《述赞》：“敏行讷言，俱嗣芳躅。”清·方文《题张虞山理琴图》诗：“诗存琴不传，遗响谅难续。 虞山·者谁子，异代承芳躅。”）久矣！发扬彝[（音yí，见《诗·大雅》：“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指常理，法理：～训（指长辈对后辈的日常训诲）。～伦。～常。～章]美，贞诸不朽，窃有志焉。是乌（文言疑问词，哪，何：乌足道哉？）可以不文辞，按公讳[音huì，形声。从言,韦声。本义:避忌。有顾忌而躲开某些事或不说某些话。《说文》：“讳,誋也。”《广雅·释诂三》：“讳,避也。”《孟子·尽心下》：“讳名不讳姓。”《公羊传·闵公元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瑄（音xuān，古代祭天用的璧 。《尔雅》：“璧,大六寸谓之瑄。”《说文解字》：“瑄,璧六寸也。”《史记·孝武本纪》：“有司奉瑄玉。”），字玉生（古人根据人名中的字义，另取的别名叫字：如孔子，名丘，字仲尼。岳飞，字鹏举），“朴庵”其号（指人除有名、字之外，另起的别称、别号。如“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也，世居长邑（即长治县，为当时潞安府首县）之东乡山头村。公幼寒苦，而胸次卓荦（卓荦，音luò，卓越,突出，超绝出众。班固《两都赋》：“卓荦诸夏,兼其所有。”也作“卓跞”，孔融《荐弥衡表》：“淑质贞亮,英才卓跞。”），不介于怀，性尤友爱。昆仲四人，长瑞生公，中正不阿，公其次也，三安寓公，四敬轩公，一时乡评胥重之。公弱冠[古时以男子二十岁为成人，初加冠，因体犹未壮，故称弱冠。《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孔颖达·疏：“二十成人，初加冠，体犹未壮，故曰弱也。”后遂称男子二十岁或二十几岁的年龄为弱冠。《汉书·叙传下》：“ 贾生（贾谊）·娇娇，弱冠登朝。”]赴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偕诸昆弟（兄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我请昆弟仕焉。”唐·陈鸿《长恨歌传》：“叔父昆弟皆列位清贵，爵为通侯。”）为商贾业，尔时未获，遂意寻赴冠县（今山东省聊城市冠县）。虽与昆弟分道扬镳（镳，音biāo，马嚼子两端露出嘴外的部分。比喻目标不同，各走各的路或各干各的事。《魏书·河间公齐传》：“洛阳我之丰沛，自应分路扬镳。自今以后，可分路而行。”），而如何居积，如何兴贩，公实不惮烦劳力与周旋，敦手足也。时福泽宣通，气象焕发，兴家之基遂肇于此。犹念田庐者，人生之本计也，于是置庄田积地亩，为子孙图久远。最堪羡者，置产多出己赀（音zī，假借为“资”，财货 。《广雅》：“赀,货也。”《苍颉篇》：“赀,财也。”《明史》：“盖棺之日,囊无余赀。”）而未尝私为己有；分给诸昆弟，以成一家雍睦之风。视古薛包褚、彦（颜）回，何以异是。瑞生公及敬轩公均未立嗣，公恐宗祀斩绝，遂择人以承继之。提携教诲，罔有倦心。性和蔼，无疾言遽色（遽，音jù，形声。从辵( chuò),表示与行走有关,本义:送信的快车或快马。疾言遽色，言语神色粗暴急躁。《后汉书·刘宽传》：“典历三郡，温仁多恕，虽在仓卒，未尝疾言遽色。”清·方苞《先母行略》：“吾母生而静正，诚意盎然，终身无疾言遽色。”亦作“ 疾言倨色 ”。《醒世恒言·三孝廉让产立高名》：“二弟稍不率教，辄跪于家庙之前，痛自督责，说自己德行不足，不能化诲……直待兄弟号泣请罪，方才起身。并不以疾言倨色相加也。”），虽臧获【古代对奴婢的贱称[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选自《毛主席语录·二阶级和阶级斗争》）]。唐代皇甫枚《三水小牍·王知古》：“臧获有不如意者，立杀之。”清·钱泳《履园丛话·谭诗·以诗存人》：“古者奴婢皆有罪者为之，谓之臧获。”范文澜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一编第四章第十一节：“ 墨家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臧获（奴隶）也是人。”另据《刑部档钞》记载，到了乾隆时期，有一些长工都和他们的雇主“共坐同食”，“平等相称”，而且“不立文契”，“并无主仆之分”，这说明一部分雇工与雇主的关系也有进一步的改善，也都标志着清朝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和手工业工人的社会地位，比以前有了提高。（据翦伯赞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164、第174页）】有过，亦反复开导而劝谕之，赤面厉词，不数见也。所以临终之日，彼皆恸哭（恸，音tòng, 形声。从心,动声。本义:大哭。同本义，如《论语·先进》：“颜回死,子哭之恸。”柳宗元《哭连州凌员外司马》：“我歌诚自恸,非独为君悲。”又如:恸绝(哭晕倒) <形> 极其悲痛。梁启超《谭嗣同传》：“君与康先生捧诏恸哭。”），如丧考妣（丧，死去；考，已死的父亲；妣，音bǐ，已死的母亲。好象死了父母一样地伤心。《尚书·舜典》：“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然恩爱既周于宗族；而善行又遍于乡邑。乾隆二十四（1759）年，饥馑荐臻[饥馑（jǐn），饥荒；荐臻（zhēn），接连到来。连年灾荒不断。《墨子·尚同中》：“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北史·魏纪三·孝文帝》：“数州灾水，饥馑荐臻，致有卖鬻（音yù，义同卖）男女者。”]，米价一斗值银五钱，公在城中城隍庙贵籴贱粜[籴，音dí。指买进粮食，与“粜”相对。《商君书·垦令》：“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杜甫《醉时歌》：“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赔银六十余两，慷慨乐施，并无吝色。本邑 吴公深嘉其志，载在县志，以昭后世【据《长治县志·大事记》载，二十四年旱饥：时斗米银五钱，知县吴九龄[按《长治县志·吴志》记载，江苏沭阳贡生（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生员即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意谓以人才贡献给皇帝。明代有岁贡、选贡、恩贡和细贡；清代有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和例贡。清代贡生，别称“明经”。会试考中的考生被称做“贡士”，第一名为“会元”。贡生相当于举人副榜，贡生有几种：每一年或两三年由地方选送年资长久的廪生入国子监读书的，称为岁贡，由于大都挨次升贡，故有“挨贡”的俗语；逢国家庆典进贡的生员，称为恩贡；每三年各省学政就本省生员择优报送国子监的，称为优贡，每十二年各省学政考选本省生员择优报送中央参加朝考合格的，称为拔贡；乡试取人副榜直接送往国子监的，称为副贡。例如，蒲松龄是“岁贡”，又叫“挨贡”。就是做廪生时间长了，排队挨号挨上了贡生。做了贡生以后理论上可以当官了，蒲松龄得到一个虚衔“儒学训导”。儒学训导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封建社会的学校分好几级，国家一级是国子监，省里面是府学，县里面是县学。这个儒学训导就是县学的副长官，相当于现在一个中学副校长），二十三年任]劝富民输粟平籴，碑记有庾燦出市米及高糧二百石……贾宗元、高特选……宋世恩各出六十石……共米三千六百石五十八斗，高糧三千六百石五十八斗。于城乡立平籴局十处，按市价以七分减折，皆令邑绅司其事】。又岁次癸未（1763年），村东药王庙正殿倾圮（音pǐ 。坍毁，倒塌的意思。圮，当毁坏、破裂解），廊房漂摇。公触目感怀，悲伤不已。谋及村长，窃愿独助以迓[迓 yà〈动〉，形声。从言,牙声。本义:迎接。 同“讶”，同本义。迓,迎也。《尔雅》：“古本皆作讶。”《左传·成公十三年》：“迓晋侯于新宫。”]神庥。遂修废起坠，费金四百余赀，完全功果庙宇一新。故当落成之日，村中老幼称善，爰（yuán，于是 。《诗·魏风·硕鼠》：“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立匾额，勒（雕刻：～石。～碑。～铭）于碑石，永垂不朽。他若筑桥梁、修道路，仗义疏财，并昭昭在人耳目间者，未易更仆数也。公有子一，善长，太学生（明朝、清朝时太学即国子监的俗称。国子监是古代最高学府与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内设“绳、博士、典簿、典籍”等厅，以分理各项具体事务；设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堂，以供生徒听课、自修及习所。设祭酒、司业各一人为正副长官，其属有监丞、五经博士、六堂助教、学正、学录、典簿、典籍等学官掌教务。太学生就是指在太学读书的生员，亦是最高级的生员。学生多由省、府、州、县学生员中选拔，亦有由捐纳而得者，入监就学者有贡生、监生之分，然通谓之国子监生。监生肄业后经见习可得补官，后科目盛行，出路日塞。捐例一行，挂名监生日多，赴京就学者日少，作用反不及府、州、县学），英敏出众，能承父志；孙二，长世功，次世德，冲幼（指年幼。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方正》：“ 成帝·初崩，于时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议以外寇方强，嗣子冲幼，乃立·康帝 。”《周书·李贤传》：“朕昔冲幼，爰寓此州。”）皆伟器也。计公之生平，虽未尝寻章摘句习举子业，而卓然不凡，饶有儒雅风规。至于筑室不事华侈，进馔不求珍异，此固赋性俭约，抑亦常情流俗中者也，无庸（不用）琐琐以纪。夫人生天壤，身前为人称颂易，没后致人叹服难。以余慕公之德，思公之才，梗概其行事之实，不诚可谓感人之切，入人之深者欤？岂故为溢美，以滋后人口实也哉！今试观其子孙鸾停鹤峙，固知其所由来者远矣，他日奋迹云衢[qú，本指云中的道路，或高空。也比喻朝廷。晋·左思《白发赋》：“英英·终（军）·（陆）贾 ，高论云衢。”；又比喻高位。宋·梅尧臣《刘运使因按拜省》诗：“于兹亦未几，用直升云衢。”]，则丰功伟略行当彪炳寰区（天下；人世间。唐·杜甫《解闷》诗之八：“最传秀句寰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元·郑光祖《三战吕布》第四折：“ 玄德公·声播寰区，名传海宇，德胜英杰，才超俊士。” ）。天之报施善人自不弃也！今将以十月初七日葬于秋谷山之原，爰为之表，以垂后世云，词曰：山之高，水之长，佳城（喻指墓地。《西京杂记》卷四：“ 滕公·驾至东都门 ，马鸣局不肯前，以足刨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马所刨地，入三尺所，得石椁。滕公以烛照之，有铭焉……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文选·沉约＜冬节后至丞相第诣世子车中作＞诗》：“谁当九原上，郁郁望佳城。”李周翰·注：“佳城，墓之茔域也。”唐·李邕《云麾将军李府君神道碑》：“桐柏烈烈，碑阙崇崇。盛业何许？佳城此中。”）中奠，郁郁苍苍。牛眠（《晋书·周光传》：“初，陶侃微时，丁艰，将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谓曰：‘前岗见一牛眠山污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矣。”……言讫不见。侃寻牛得之，因葬其处。”后遂指风水好的墓地，可使后辈发达。朱桑则《寄运曲》：“一棺痛慈母，急为卜牛眠。”）协志，后嗣蒸尝（本指秋冬二祭。后泛指祭祀。《后汉书·冯衍传下》：“春秋蒸尝，昭穆无列。”明·朱鼎《玉镜台记·成婚》：“于以采藻，于以采苹，克谨蒸尝之荐。”）。人伦模范，硕德孔彰（硕德，指大德之人。《晋书·隐逸传·索袭》：“ 索先生硕德名儒，真可以谘大义。”清·刘大櫆《方府君寄巢墓志铭》：“ 桐·多名家，方·为巨族，硕德英贤，联行并育。”；也指大德。唐·刘禹锡《为京兆李尹答于襄州第一书》：“其宗勋有八柱之贵，其硕德有三老之重。”孔章，亦作“ 孔彰 ”，非常显明；十分显着。《书·伊训》：“圣谟洋洋，嘉言孔彰。”《后汉书·顺帝纪》：“ 汉德盛明，福祚孔章”李贤·注：“孔，甚也；章，明也。”）。慈祥恺悌（音kǎi， tì，亦作“ 恺弟 ”。和乐平易。《左传·僖公十二年》：“《诗》曰：‘恺悌君子，神所劳矣。’”杜预·注：“恺，乐也；悌，易也。”《汉书·张禹传》：“ 宣·为人恭俭有法度，而崇恺弟多智，二人异行。”【ZDIC.NET 汉 典 網】），奕世莫忘。云蒸霞蔚，寖炽寖昌（寖，音jìn，寖炽寖昌，指逐渐昌盛。《汉书·董仲舒传》：“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 ，下悼·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盖词学寖昌，其机郁勃，弗可遏矣。”）。本深末茂，福禄无疆。
壶邑（今壶关县）庠生眷晚生张倎（音tiǎn，古同“腆”）拜撰
恩科庚辰经魁拣选知县晚生李如梓【据《长治县志》载，李如梓，魁，闻喜教谕[学官名。宋京师小学和武学中设，元、明、清县学均置，掌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明、清时代县的“县儒学”，是一县之最高教育机关，内设教谕一人，另设训导数人。训导是指辅助教谕的助手，而嘱托则是约聘教员。府学教谕多为进士出身，由朝廷直接任命；府学训导以及县学教谕、训导、嘱托，多为举人、贡生出身，由藩司指派。学官与诉讼无关，以“奉薄俭常足，官卑廉自尊”自命。明·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袁可立)祖锦，韩城教谕。”]庚辰科】书
玉 生 公 暨 元 配 冯 孺 人 合 葬墓 志 铭
余系原村（今属长治县贾掌镇）人也，庚辰（1760年）科与松峰李年兄同沐 恩榜，款洽时，凡公之行谊固尝称之矣。迄癸未（1763年）之春有感于怀，往凤岭（即塔岭山，亦称凤凰山）进香，因雪止公之宅，见公之丰采，察公之事迹，余恍然悟曰：“诚哉，李年兄之言弗予欺也（倒装句，意为不欺骗我）！”不意至后染病而卒。丁亥（1767年）赴都旋（回，归：凯～），里公子宗元欲向余请铭，乃因李年兄寄札（音zhá，古时写字的小木筒：～记。引申为书信，《古诗十九首》：“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于余。呜呼！余即久困场屋（科举考试的地方，又称科场。宋·王禹偁《谪居感事》诗：“空拳入场屋，拭目看京师。”《资治通鉴·唐武宗会昌六年》：“景庄·老于场屋，每被黜，母辄挞·景让。”胡三省·注：“ 唐人谓贡院为场屋，至今犹然。”清·蒲松龄《聊斋志异·颜氏》：“闺中人，身不到场屋，便以功名富贵似汝厨下汲水炊白粥。”亦引申指科举考试），慕公情殷未获，以不斐（音fěi，形声。从文,非声。从“文”,表示与文饰、彩饰有关。本义:五色相错的样子。《论语》：“斐然成章。”）辞也，谨援笔而书曰：
公讳瑄，字玉生，祖居上党东南乡之山头村，其先代有潜德，不遑（来不及）尽述。溯其近者，公考讳献璧，生公兄弟四人，长讳珽，公行二，三讳玿，四讳威（左加王旁）。方公兄弟少时，家计萧条，献璧公有足病，淹卧床褥数十年。公竭力承欢，无所不至，献璧公性严厉，尝戒之曰：“吾家自祖上以来，世守清贫，代敦孝悌。逮（dài，到，及）汝辈宜遵吾言，如有妄取财物，以及悖（bèi，混乱，相冲突：～乱。～逆。～异。《荀子·正名》：“悖其所辞。”注:“违也。”）逆争斗者，吾宁死不食其食，汝至死勿见吾面！”故四公咸栗栗（音lì。因害怕或寒冷肢体颤动：战～。《庄子·人间世》：“吾甚栗之。”）焉。及公服贾[音gǔ，经商。《书·酒诰》：“肇牵车牛，远服贾。”孔·传：“载其所有，求易所无，远行贾卖。”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六：“今之远宦及远服贾者，皆曰天涯海角。”清·刘大櫆《湖南按察司副使米君墓志铭》：“君幼而随其父服贾·武进。”ZDIC.NET 汉 典 網 ]冠邑，自奉维俭，趋事维勤，取财维义，与人维忠。尝以思念双亲故，相距六七百里，三日即至。既而献璧公不禄（士人死亡的讳称。《礼记·曲礼下》：“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郑玄·注：“不禄，不终其禄。”），公哀毁踰（同逾，超出）礼。殡葬之费，与三公各罄（音qìng，形声。本义:器中空。《尔雅》：“罄,尽也。”《旧唐书·李密传》：“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所藏，无分尔我；厥后，孺人宋太君卒，亦如之。生平兢兢自守，一循献璧公之遗训。长四二公，俱先公数年卒，公抚育犹子（指侄子。《礼记·檀弓上》：“丧服，兄弟之子，犹子也，盖引而进之也。”本指丧服而言，谓为己之子期，兄弟之子亦为期。后因称兄弟之子为犹子。汉代人称为从子。南朝·梁·任昉《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 太祖·高皇帝笃犹子之爱，降家人之慈；世祖·武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气。”宋·文天祥《寄惠州弟》诗：“亲丧君自尽，犹子是吾儿。”）不异己出；即二公所遗生意，与夫一切家务皆亲为经理，不惮（音dàn，形声。从心,单声。本义:畏难,怕麻烦。《论语·学而》：“过则勿惮改。”）劳焉。至邻里乡党（周朝制度，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五百家为党。指同乡；乡亲。《逸周书·官人》：“君臣之间，观其忠惠；乡党之间，观其诚信。”《汉书·司马迁传》：“仆以口语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有贫乏者即周恤（音xù，形声。从心,血声。本义:忧虑。接济，周济。如汉·贾谊《论积贮疏》：“胡以相恤。”）之。又于每岁之春出谷济急，及秋收丰裕者，如数取偿，不增利息；薄歉者，听其迟缓，不事追呼。即村东神殿漂摇，亦不惜己财而周全之，其仗义为何如也。晚年家资饶裕，不尚华靡，每谆谆以孝悌勤俭、谦卑逊顺戒其子孙。乙酉（1765年）遘恙（遘，音gòu，古同构，构恙即生病。），医药罔（音wǎng，无，没有。置若～闻）效。厥（其；他的;她的。宋·苏洵《六国论》：“ 思厥先祖父。”）子宗元求神拜祷，公闻而止之曰：“无庸，此天数（迷信的人把一切不可解的事，不能抗御的灾难都归于上天安排的命运，称为天数，见前注）也，曷（音hé，义同何）可逃焉！”呜呼！人生不过百岁，如公者，虽未满乎其数，亦可谓全受全赉（lài，<动> 形声。从贝,来声。本义:赏赐。《说文解字》：“赉,赐也。”《诗经·赉序》：“赉,大封于庙也。赉,予也。”），无忝（音tiǎn，羞辱,愧对;有辱。《诗·小雅·小宛》：“无忝尔所生。”）所生者矣。公生于康熙戊寅年十二月十四日丑时，卒于乾隆乙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寅时，享寿六十有八；元配冯氏系司马村冯公讳福玺女，端仁宽厚，事舅姑（公婆。《全图绣像三国演义》：“汝虽不识舅姑,可同汝夫前去祭拜。”唐·李朝威《柳毅传》：“诉于舅姑。”）以孝，相夫子以勤，持家计以俭，训子女以义，久矣。百行无亏，四德[见于《周礼·天官·内宰》，内宰是教导后宫妇女的官职，负责逐级教导后宫妇女“阴礼”、“妇职”，其中较高职位的“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本来是宫廷妇女教育门类，后来与“三从”连称，成为对妇女道德、行为、能力和修养的标准即“三从四德”。《周礼、天官、九嫔》所谓的“四德”是指：德、容、言、工，就是说做女子的，第一要紧是品德，能正身立本；然后是相貌（指出入要端庄稳重持礼，不要轻浮随便）、言语（指与人交谈要会随意附义，能理解别人所言，并知道自己该言与不该言的语句。）、和治家之道（治家之道包括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生活方面的细节）。儒家孟子提出“四德”，既“仁”，“义”，“礼”，“智”。儒家以孝、悌、忠、信为四德，指置善、事长、立爱、结旧四种德行]咸备，惜乎先公而卒，寿仅五十有一，生于康熙庚辰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戌时，卒于乾隆辛未年正月初七日未时；继娶李氏，系本村李公讳时旺女，称未亡人。公举丈夫子一曰宗元，冯氏出，现为太学诸生。娶信义村（今长治县郝家庄乡信义村）辛公讳仕佶女，乙亥年亡。继娶郡城王公讳和育女。女二，俱冯出。一适李年兄之胞兄如楷；一适义堂村（今长治县苏店镇义堂村）宋公讳镔之三子大勋，系太学生。孙男二，长世功，辛氏出，业儒（以儒学为业。唐·戴叔伦《南野》诗：“家世素业儒，子孙鄙食禄。”鲁迅《坟·我之节烈观》：“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娶壶邑太学生王公讳锡瑞女；次世德，王氏出，幼，未娶。孙女二，俱王出，一许配李年兄之子为干，次幼未字（许配）。丁亥年十月初七日，公暨冯孺人合葬于秋谷山松岭之前，乙山辛向第一穴，新兆也，爰为之铭，铭曰：峨峨北山，秀色循环，地灵人杰，卓士潜藏，持身有道，接物适宜。政施家室，名噪冠邑，美哉玉生，温润而栗，马鬣既封（坟墓封土的一种形状。亦指坟墓。《礼记·檀弓上》：“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见封之若堂者矣，见若坊者矣，见若覆夏屋者矣，见若斧者矣。’从若斧者焉，马鬣封之谓也。”郑玄注：“俗间名。”孔颖达·疏：“马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唐·李贺《王浚墓下作》诗：“耕势鱼鳞起，坟科马鬣封。”宋·胡继宗《书言故事·坟墓》：“称坟曰马鬣封。”清·朱彝尊《沉烈女诗》：“吾愿游冶女，视此马鬣封。”），牛眠亦吉。根深叶茂，积厚流长，前型未艾，后嗣其昌。
恩科【宋时科举，承五代后晋之制，科举制度每三年举行乡、会试，是为正科。遇皇帝亲试时，可别立名册呈奏，特许附试，称为特奏名，一般皆能得中，故称“恩科”。恩科始于宋。明、清亦用此制。清代于寻常例试外，逢朝廷庆典，特别开科考试，也称“恩科”。若正科（于子、卯、午、酉年举行的文、武科考）与恩科合并举行，则称恩正并科】庚辰[乾隆二十五（1760）年]文魁【文魁：1.文星和魁星。俗谓主文之星。明代纪振纶《三桂记·降凡》：“今日良辰，不免遣鬼判同天曹玉女众神送文魁二星下凡。”2.文章魁首。清·钮琇《觚剩续编·两梦》：“壬子秋闱试后，盛某之弟梦一贵人，乌帽绛袍，鼓吹登堂，指挥胥役，上文魁匾额。”此从第二义项】拣选知县【清代官制用语，谓在官员中选择任用。《清会典事例·吏部·满洲铨选》：“遇有满洲、蒙古题缺主事缺出，先由题署内拣选题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六回：“他本是个一榜，由拣选知县，在法兰西打仗那年，广西边防上得了一个保举，过了同知、直隶州班，指省到了湖北。”】晚生李 鹏顿首（磕头;叩头下拜，常用于书信、名帖中的敬辞。《周礼·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南朝·齐·丘迟《与陈伯之书》：“迟，顿首。”）拜撰
恩科庚辰经魁【明代科举有以五经取士之法，每经各取一名为首，名为经魁。乡试中每科必于五经中各中一名，列为前五名。清亦沿称前五名为五经魁，或五魁。《初刻拍案惊奇》卷十六：“正想之际，只听得外面叫喊连天，锣声不绝，扯住讨赏，报灿若中了第三名经魁。”清·李渔《巧团圆·哗嗣》：“众：‘报中乡试第四名经魁，快写赏单。’”】拣选知县晚生李如梓顿首拜书
玉 生 公 遗 嘱 书 公 影 上
公临终遗嘱曰，吾家自祖上以来，世敦勤俭，代崇孝悌。方余髫龄（髫，音tiáo，指幼年。唐·王勃《＜四分律宗记＞序》：“筠抱显于髫龄，兰芳凝于丱（丱，音guàn 。古代儿童束的上翘的两只角辫。意为年幼。清·钮琇（xiù）《觚剩（gū，shèng）·酒芝》：“ 梅村·甫髫龄，亦随课王氏塾中。”罗正纬《滦州革命先烈事略》：“ 毓昆·生而颖异，髫龄能文，倜傥有大志。”）时，家计萧条，与众兄弟共尝辛苦，佣力奉亲，年十六，遨游襄阳府【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制，实行“里甲制”(100户为一里。里、甲皆设长)和“关津制”。里甲内的人要互相知保，不得流徙和隐藏户口；“关津制”是于全国关津设巡检司盘查行人，负责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军民的行动一概限在百里之内，走出百里外必须事先请领路引，方可通过关津。由于元末战乱，全国的土地和户口发生很大的变化，明政府展开了大规模的人口清查和土地丈量，编订黄册和鱼鳞册，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全国居民划分为军户、民户、匠户和灶户等，不许随意流动。自古至今，老百姓总要走亲访友，总要外出服劳役或经商，那时要证明身份，也只能清楚报出自己的籍贯供人审查了。所以即使没文化的人，也得记清自己所住的祖籍以备盘查。清代承袭之】，辗转数年，未能得志，郁郁而归，复服劳苦。当是时，余之身疲倦，几不得息；余之心忧戚，几不能寐。然而，顾瞻堂上 二亲且老矣。惧年华之易迈，痛菽（shū）水[菽，音。豆与水。指所食唯豆和水，形容生活清苦。语出《礼记·檀弓下》：“ 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后常以“菽水”指晚辈对长辈的供养。宋·陆游《湖堤暮归》诗：“俗孝家家供菽水，农勤处处筑陂塘]之无资。于是复戒（预备;准备。《诗·小雅·大田》：“既种既戒。”如:戒装，准备行装;戒辖，准备车辆）行李，重别庭闱，奔走跋涉至冠邑而服贾焉。经营三十载，颇获微利。要皆从“勤俭”二字得之。余生平不喜奢华，不惜精力自冠邑至家六百余里，尝身负五六十斤，两程即至。虽至老弱无力时，亦未尝乘一骑，在马上逍遥也。然则，今日之家道岂易成哉？及尔后嗣有能念创业之维艰，克守本分者，是诚余之子孙也。不然，骄奢淫佚（yì同“逸”，同“ 骄奢淫逸 ”。《后汉书·班彪传》：“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旷然太平。是以《春秋》‘爱子教以义方，不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朱子语类》卷一○九：“故公卿之子孙，莫不骄奢淫佚，不得已而用草茅新进之士。”），辱宗败祖，此等子孙，有不如无，急宜早自引决（自杀。宋·文天祥《指南录后序》：“分当引决。”《汉书·司马迁传》：“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裁)。”）。勿得污我堂阶，辱我庭除焉，戒之，戒之。
不肖男宗元泣血谨识
祠 堂 序
从来孝子之事亲也，生以人道，没以神道，是故家庙曰祠堂【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家族观念相当深刻，往往一个村落就生活着一个姓的一个家族或者几个家族，多建立自己的家庙祭祀祖先。在日本，祠堂也经常出现，这种家庙一般称作“祠堂”，其中有宗祠 、支祠和家祠之分。“祠堂”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当时祠堂均建于墓所，曰墓祠；南宋朱熹《家礼》立祠堂之制，从此称家庙为祠堂。当时修建祠堂有等级之限，民间不得立祠。到明代嘉靖“许民间皆联宗立庙”，后来倒是做过皇帝或封过侯的姓氏才可称“家庙”，其余称宗祠。
祠堂除了用来供奉和祭祀祖先，还具有多种用处。祠堂也是族长行使族权的地方，凡族人违反族规，则在这里被教育和受到处理，直至驱逐出宗祠，所以它也可以说是封建道德的法庭；祠堂也可以作为家族的社交场所；有的宗祠附设学校，族人子弟就在这里上学。正因为这样，祠堂建筑一般都比民宅规模大、质量好，越有权势和财势的家族，他们的祠堂往往越讲究，高大的厅堂、精致的雕饰、上等的用材，成为这个家族光宗耀祖的一种象征了。祠堂多数都有堂号，堂号由族人或外姓书法高手所书，制成金字匾高挂于正厅，旁边另挂有姓氏渊源、族人荣耀、妇女贞洁等匾额，讲究的还配有联对。如果是皇帝御封，可制“直笃牌匾”。祠堂内的匾额之规格和数量都是族人显耀的资本。有的祠堂前置有旗杆石，表明族人得过功名。一般来说，祠堂一姓一祠，旧时族规甚严，别说是外姓，就是族内妇女或未成年儿童，平时也不许擅自入内，否则要受重罚。
解放后特别是60年代的运动，祠堂基本都被推倒砸烂或改造成了办公场所等。祖宗牌位包括有些藏于其中的家谱等皆被焚烧破坏，后世之人不知祠堂为何、作何之用者比比皆是】，名虽不一，要皆所以安厥神魂，使有凭依也。长伯考瑞生公缺嗣，无后，义续螟蛉[螟蛉（ mínglíng）《诗经·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guǒ，luǒ）负之。”螟蛉是一种绿色小虫；蜾蠃是一种寄生蜂，属昆虫纲，胡蜂科，又名土蜂、细腰蜂。它长得象蜜蜂，但是比蜜蜂小得多，体青黑色，长约半寸，头部球形，触角细长。蜾蠃以泥土筑巢于树枝或壁上，常捕捉螟蛉等害虫存放在窝里，并产卵在它们身体里,卵孵化后其幼虫就拿螟蛉作食物。古人误认为蜾蠃不产子,喂养螟蛉为子,因此用“螟蛉”比喻义子。汉·扬雄《法言·学行》：“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文选·刘伶＜酒德颂＞》：“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李善·注引·李轨曰：“蜾蠃，蜂虫也……蜂虫无子，取桑虫蔽而殪之，幽而养之，祝曰：‘类我。’久则化而成蜂虫矣。”《说岳全传》：“周侗年迈,巴不得将平生一十八般武艺,尽心传授与螟蛉之子”]，大宗之祧（音tiāo ，形声。从示,兆声。从“示”与祭祀有关。本义:祀远祖、始祖之庙。《广雅》：“祧,祭先祖也。”《周礼》：“守祧八人,掌先王先公之庙祧。”蔡邕《独断》：“文武为祧,四时祭之而已。”祧 tiāo〈动〉承继为后嗣。沈约《立太子诏》：“守器承祧。”），应归二门。
玉生公请 神主【古代为已死的君主、诸侯作的牌位，用木或石制成。《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大司徒邓禹入长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纳于高庙。”李贤·注：“神主，以木为之，方尺二寸，穿中央，达四方。天子主长尺二寸，诸侯主长一尺。”《旧唐书·玄宗纪下》：“时太庙为贼所焚，权移神主于大内长安殿，上皇谒庙请罪。”后民间亦立神主祭祀死者。多指木制的祖先神位。上书死者姓名生卒年月或者包括生前官职荣衔等用以供奉祭祀。有的又称其为“木主”、“神位”，俗称“祖宗牌位”。当然，“神主”还有用石质、陶瓷、砖雕制作。元·柯丹丘《荆钗记·辞灵》：“若是亲娘在日，岂忍如此肮脏，不免到祠堂中拜别亲娘神主。”《儒林外史》第十回：“鲁编修进了厅事，就要进去拜老师神主。”】于北山头，修祠堂于住宅之东，北厅三间，一切匠作砖瓦木石费用，皆以一人慷慨任之，尊祖重宗，孝足志也！
祭 田 序
考之周礼，士有田则祭【会意。甲骨文字形,左边是牲肉;右边是“又”(手);中间象祭桌。表示以手持肉祭祀神灵。古人杀牲,一是为自己吃,再就是常把牲肉放在祭台上,“祭”就是有酒肉的祭祀】，无田则荐（无酒肉作贡品的祭祀,素祭。）。祭田（旧时族田中用于祭祀的土地。清·方苞《教忠祠祭田条目序》：“安知衰残之躯，延至八十，亲见宗祠祭田之粗具哉。”《红楼梦》第一一○回：“再余下的，置买几顷祭田。”《清史稿·食货志一》：“祭田公地，一切免征。建国初，赐圣贤裔祭田。”）之名，为凡有爵位者称之也。余家列在氓庶，曷敢僭拟（僭音jiàn，越分妄比。谓在下者自比于尊者。《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宗既王，亲属洽和，诸侯大小为藩，爰得其宜，僭拟之事，稍衰贬矣。”）。然自井田（“井田”一词，最早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制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西周时盛行。那时，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井田属周王所有，分配给奴隶主使用。奴隶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还要交一定的贡赋。奴隶主强迫奴隶集体耕种井田，无偿占有奴隶的劳动成果）废坠以后，率土尽为私田，禄糈（禄，指古代官吏的俸给，禄米。糈音 xǔ ，饷糈，指精米，古代用以祭神）之颁，全非旧制。公卿大夫无尺土是其食邑，又安有所谓祭田者耶？然则今日之祭田，率皆任人私立者，兹是以不必别加称谓，名从乎同也。
玉生公兄弟分爨（音cuàn，一种土、陶制的厨房炉子、灶具。分爨引申为分家）之日，深知祀典为重，先除祭田二十亩零九分，然后均分。逮宗元等又增置十五亩零八分，每年共得租课十八石八斗，以为备祭之用。另有簿籍转流收管，倘有赢余，清登账簿。北山头村东，有祖居西堂窑一串，坑厕个个内外地基直至沟中心，此系 先人发迹之地。后有贫乏者，断不许变卖拆毁也。此外复有积银伍佰两，与祭田轮流收管，以为八年号头之费，纵有穷乏，不致委累也。
五世祖贾玿的生平行事可参考《挽 安寓公绝句四首》与《安寓公暨元配王孺人继配杨孺人孙孺人合葬墓志铭》
挽 安寓公绝句四首：
究途阅历苦心肝，为博双亲堂上欢。遐想当年孝友事，令人今日鼻犹酸。其一
志气凌云时未遭，暂将商贾试牛刀。陶公（即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国宛邑人。他是中国古代商人的圣祖，人称陶公、陶朱公）已富今何往？空使孤儿伏地号。其二
晚年发愤读诗书，名列辟雍信不虚。案上遗编存手泽，伊人不见徒欷歔。其三
盛德修来七九秋，胡然一旦弃尘游。而今说到伤心处，任是行人亦泪流。其四
安寓公暨元配王孺人继配杨孺人孙孺人合葬墓志铭
公讳玿（音sháo，美玉），字安寓，世居上党五龙乡（据《长治县志》载，五龙乡在县东迤南，共七十四村：南关、东关……中山头……经坊三十五里）之山头村，其先户族蕃衍[音fán yǎn，繁盛众多。《诗·唐风·椒聊》：“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北史·于谨传》：“子孙蕃衍，皆至显达。”《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七：“今其（指陈友谅）子孙居住瑞昌、兴国之间，号为柯陈，颇称蕃衍。”]，自明季遭兵戈之变，散处四方，世系已不可考。顾其孝友传家，朴诚继世，近稽数代亦有确然可据者。按状，公高祖讳成，敦厚朴茂，有古人风，成生应夏，为人醇谨，克绍父德，应夏生守节，性至孝。顺治六（1649）年，姜寇作乱【姜瓖（？－1649年），陕西榆林人。原是明朝挂镇朔将军印大同总兵官（总兵，官名。明初，镇守边区的统兵官有总兵和副总兵，无定员。总兵官本为差遣的名称，无品级，遇有战事，总兵佩将印出战，事毕缴还，后渐成常驻武官。清代总兵为绿营兵正，官阶正二品，受提督统辖，掌理本镇军务，又称“总镇”）。据《朔州志》载，姜家世代皆明将，长兄姜让是陕西榆林总兵，弟姜瑄为山西阳和副总兵。1644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太原后，他主动派人联络，投降了大顺政权。《甲申传信录》中记载，说自成当时还准备杀掉姜瓖，理由是“朝廷以要害镇寄若，若何首降？”多亏制将军张天琳的劝说才作罢。事后姜瓖拜谢张天琳，张天琳说：“国家创业，招徕固应如此，何谢为？”同年五月，传来了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放弃北京的消息，姜瓖又发动叛乱，杀害大顺军守将张天琳，归附了清朝。由于他在起兵叛乱夺得大同的时候并不了解清廷有入主中原的意图，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代藩枣强王后裔）“以续先帝之祀”，被清廷斥为“大不合理”。七月十五日，姜瓖不得不上疏请求原谅自己“不学无术之罪”，并且要求“解臣兵柄，另选贤能”，让自己“休息田间，从此有生之日皆歌咏太平之年矣”。清摄政王多尔衮一面让他继续充当大同总兵，一面警告他“洗心易虑”，“倘仍前不悛，越分干预，国有定法，毋自取戾”。这年十月，他奉命抽调大同地区的精锐兵马跟随英亲王阿济格西征，在镇压陕北大顺军高一功等部时颇为卖力。没想到次年（1645，顺治二年）七月他被叫到北京，由大学士刚林秉承摄政王多尔衮的意旨进行质讯，指责他顺治元年六月初八日上表归顺清廷，七月间却用明朝崇祯年号发给文武官员札符，又拥戴明朝宗室枣强王，“此罪不小”。姜瓖跪在地上解释清兵入关之初人心未定，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原不敢有二心”。刚林又无中生有地斥责他“去年冬英王西征路出大同，你心生疑虑”。最后，才宣布：“今大清恩宽，王上令旨许功罪相准，往事并不追究。着你仍镇大同，洗心涤虑，竭力尽心，以报国家大恩。”姜瓖自以为不费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区拱手献给了清廷，接着又在陕西榆林击败大顺军，不仅功高无赏，反而备受猜疑。他一肚子怨气，但又不得不“叩头谢恩”。这以后的三年里，清廷对陕南、四川用兵，曾多次征发山西的人力、物力，加重了官民的负担。顺治四年（1647）三月，清廷下令“在京官员三品以上，在外官员总督、巡抚、总兵”各“送亲子一人入朝侍卫，以习满洲礼仪，察试才能，授以任使”。这显然具有人质的用意。姜瓖接到兵部传旨后不敢怠慢，把长子姜之升送往北京。
顺治五年（1648）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犯边。清摄政王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会议，决定派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承泽郡王硕塞、多罗郡王瓦克达等领兵戍守大同，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务。姜瓖对清朝统治者崇满歧汉政策早已心怀不满，这时又正是在江西金声桓、广东李成栋反清之后，清廷对手握军权的汉族将领猜忌甚深，他判断满洲大军云集大同将对自己不利。大同地区的清朝官员又奉命征集粮草，急如星火，百姓怨声载道。于是，姜瓖在十二月初三日乘宣大总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公开揭起了反清的旗帜。耿焞逃往阳和，家属被姜瓖处死。阿济格闻讯，连夜进兵，于初四日到达大同城下。姜瓖反清以后，“飞檄安官，朔（州）、浑（源）一带俱受伪札”。阿济格在十二月间的报告中说：“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大同举义后，山西各地的汉族官绅纷纷响应。
在很短的时间里，山西全省除了岌岌可危的省会太原和少数城池外，差不多都被义师占领。而山西的反清复明运动又迅速波及陕西等西北地区。
摄政王多尔衮得到山西突变的消息后，一面增派八旗官兵，载红衣大炮（红夷大炮是明代后期传入中国的，也称为红衣大炮。红夷大炮在设计上确实有其优点，它的炮管长，管壁很厚，而且是从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底的原理；在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柱型的炮耳，火炮以此为轴可以调节射角，配合火药用量改变射程；设有准星和照门，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精度很高。多数的红夷大炮长在3米左右，口径110-130毫米，重量在2吨以上，射程最远可达10里。所谓“红夷”者，红毛荷兰也。因此很多人认为红夷大炮是从荷兰进口的，其实当时明朝将所有从西方进口的前装滑膛加农炮都称为红夷大炮，明朝官员往往在这些巨炮上盖以红布，所以讹为“红衣”。据考证，当时明朝进口的红夷大炮只有少量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后来因台湾问题与荷兰人交恶，大多数是与澳门的葡萄牙人交易得来的，明朝当时的需求量巨大，葡萄牙人还做中间商将英国的舰载加农炮卖给中国。自从清军入关后，清朝也大力使用并发展红夷大炮）急赴大同；一面对姜瓖进行劝降，同时又对姜瓖部下进行分化离间，诱使他们倒戈。顺治六年三月十二日，多尔衮亲至大同督师，再次对姜瓖劝降。姜瓖虚与周旋，多尔衮正要亲自指挥攻城，奉清廷急召回京（他的同母弟辅政德豫亲王多铎染上天花，病情危在旦夕）。清军在敬谨郡王尼堪的指挥下，继续围困大同。七月初一日，多尔衮率师亲征大同。大同在清军长期围困下，城内弹尽粮绝，死者枕藉，部下发生了骚乱。姜瓖部将杨振威于八月二十三日密通多尔衮，二十八日斩姜瓖及其兄姜琳、弟姜有光首级，献城投降。阿济格入城，恨城内兵民固守，下令屠城，“隳其城睥睨五尺”，邻近各府、县等地区亦遭屠戮，清廷又下令诛杀杨振威。山西战事平息。多尔衮的第二次亲征历时一个多月，八月间回京时，他本人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反从马上摔下断了腿骨,从此永远告别了戎马生涯。
转瞬之间风云突变，晋东南长治地区也全部易帜，“潞安之变，盖因姜逆首祸，叛党四起，一府八县，相继沦陷”，“汾、潞、泽、辽等郡邑小丑乘时蜂起，伪帅胡国鼎啸聚潞安，祸连沁属”。“伪将”陈杜、张斗光等领兵攻克泽州（今晋城）。平顺有姜瓖所遣“贼将牛光天破城劫库，男妇掳掠甚多。至十月，原任赖知县请兵恢复，贼始灭”。据《朔州志》与《中华博物网--中国历史记事》。“姜瓖”这人真是吕布再生，反覆无常，差点使贾氏家族宗祀斩绝，在此姑且细叙事变原委】，村落震惊。守节公劝其母王孺人逃，弗（不）听。既而，贼众至，犹前坚执（音zhí，坚持不改;固执）。公情急，强负母行，乃被追及，刃伤王脑，后幸未深入，得不死。公素擅膂（音lǚ，体力，力气。膂:脊梁骨。《后汉书·董卓传》：“卓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力，奔驰若飞，贼复引弓射之，公腋下中一矢，犹负痛疾走，卒免于难。及事定，家人离散，孺人日夜悲伤；公复四方访求，受尽辛苦。俾（音bǐ，形声。从人,卑声。本义:门役。清·方苞《狱中杂记》：“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俾困苦不堪。”俾，使，让。）家人离而复合，母心忧而复喜。此其孝友之忱，缠绵笃挚，岂寻常所可几及[据《长治县志》载：贾守节性至孝，顺治己丑（即1649年）之变，负母彵徙（彵，音tuǒ，安步而行）猝遇贼，斫以刀伤脑，犹负痛疾走，贼追及，又射之，乃与母俱朴旋（朴，通“扑”。击，打。《史记·刺客列传》：“举筑朴秦皇帝。”），有怜其孝者，从之去，竟免于难。贼平，求妻子（古代指妻子与儿女）皆得之，时称孝感。（采访事实，以下并同）]。守节生献璧，是为安寓公考，九岁失怙（古代指失去父亲），家贫如洗。赖母氏范孺人辛勤纺绩，养育成人，永诀时，犹以百金遗子。献璧公流涕曰：此吾母勤劳之所积也，虽有遗命，吾忍自用乎？乃厚置丧具以葬之。厥后，每值严慈生忌辰，辄涕泣不食者终日。公之笃于亲也既可知矣。嗟呼，膏沃者光必灼，睿源者流自洪。贾氏之累世积德非一日矣！宜乎至安寓公而渐臻昌大也。公之胞兄弟四人，公行三，长讳珽（音tǐng，大圭。古代天子所持的玉笏,其形制因时而异），先公卒。次讳瑄，与公同月卒。四讳威（左加王旁）与珽公同年卒。公之少也，家贫无资，佣力事亲，献璧公有累债，尝谓公曰：“我身后务必清偿，莫使人咒辱朽骨。”公闻之不胜自责，涕泣数日，乃奋然兴起之山左（山东省古时别称，山指太行山）冠邑而服贾焉。以偿债故，不食五味，不茹蔬菜者数年。既而累债已偿，而囊橐（音tuó，口袋，袋子，用于贮物。《诗·大雅·公刘》：“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毛传：“小曰橐，大曰囊。”郑玄笺：“乃裹粮食于囊橐之中。”）仅余数金。公更克勤克俭，辛苦备尝。少有赢余，即润泽宗族，自同胞以下靡不顾恤者。及其究也，由数十金而家道成立，赀财丰盈。向非才具过人，能如是欤？且公虽操术奇赢，而实超乎贪鄙者流。财物苟非己有，虽一毫不妄取也；而且施与不吝，遇人有穷厄者，即出资助之。乾隆己卯（1759）岁大旱，乡邻艰度，公出谷三十石，一村赖以存活。越明年春，官仓给发子种，及秋收仍歉薄。公又出钱三十余千代偿逋欠，乡人无不感悦。此其宽仁大度，岂商贾中人所易得哉？生平雅好经史，务参大义，不屑屑于寻章摘句。每遇有识者，即虚心问之，以故《纲鉴》一书【《纲鉴易知录》的简称，为简明中国通史读本，初刻于康熙五十年（1711）。二百余年中，刊刻了二十余次，并译成外文，传播海外。主编吴乘权，又名吴楚材，曾与吴调侯合编《古文观止》。北宋司马光编纂我国编年史《资治通鉴》，南宋朱熹又改写成《资治通鉴纲目》前面有纲，后面有目，纲是历代史事的提纲，目是对历代史事较详细的记述，以后不少书采用这种体例，通称“纲鉴”。清朝的雍正、乾隆时期，统治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对文人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政策。尤其是乾隆时期，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当时的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的惨祸，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乾隆即位后，并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因此“乾嘉学派”，应劫而生。吾 大清的臣民们，我的老祖先也只能硬着头皮，读这类枯涩无味的史书】，晚年犹烂熟胸中，以此名列辟雍【《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汉·班固《白虎通义*辟雍》：“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夫复何愧！余幼与乃郎同学，亲见公之行谊，凿凿可据者如是。至若宜兄宜弟，式好无犹。与夫治家有道，训子多方，有述之不胜述者，故谨撮（音cuō，摘要）其大凡而约言之。公生于康熙癸未年九月初五日午时，卒于乾隆乙酉年十一月十一日辰时，享寿六十有三。元配王孺人，系南山头村处士讳可义公长女，赋质端凝，克全妇道；当公外游时，孺人代养庭闱，谨慎尽礼，舅姑胥称贤。惜中年而没，生于康熙戊子年五月二十一日子时，卒于乾隆癸亥年正月二十八日寅时，享年三十有六；继娶杨孺人己巳年卒，又继娶孙孺人，于公卒之明年三月二十三日亦卒。公举丈夫子二，俱王出，长宗彦，娶定流村太学生常公讳文女，次宗贤，戊寅年亡，娶秦家庄王公讳廷耀女，称，未亡人。女二，俱王出，长许配北董镇张公讳昺之子世钦，未娶亡，次续嫁之，寻又亡。孙男一，曰世昌，业儒，宗彦出。孙女四，宗彦出，俱幼，未字。公卒之明年，六月二十六日暨三孺人合葬于凤凰山塔岭之前，乙山辛向，第一穴，新兆也，爰为之铭，铭曰：百行有本，首重懿亲（懿音yì，至亲。《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清·龚自珍《寒月吟》：“我有平生交，外氏之懿亲。”）。维公之德，粹而且纯。性耽书史，望重成均。生平实迹，仗义行仁。满而不溢，久矣先民。拟厥品诣（音yì，品行。清·王韬《除弊》：“不必论声华，尚文字，惟以材干品诣为衡量而已。”），瑞凤祥麟。贻谋（贻音yí。《诗·大雅·文王有声》：“诒厥孙谋，以燕翼子。”后以“贻谋”指父祖对子孙的训诲。晋·陆机《吊魏武帝文》：“观其所以顾命冢嗣，贻谋四子，经国之略既远，隆家之训亦弘。” 清·秋瑾《失题》诗：“膝下贻谋晚，堂前慰藉先。”）具在，永式后人。勒兹贞珉（石刻碑铭的美称。蒋士超《五人墓》诗：“不欲求仁竟得仁，永垂义烈勒贞珉。”），奕世常新。
邑增生（见后面廪膳生员注）眷晚生【旧时风俗姻亲的互称。“眷”，本有姻亲，亲眷之意。初结婚之家，尊长对卑幼自称“眷生”；卑幼对尊长自称 “眷晚生”；平辈称为“眷弟”。清时翰林官谒外省督抚，也自称 “年家眷晚生”或“年家眷侍生。”有姻亲关系者，则另加姻字，称 “姻眷生”，“姻眷晚生”或“姻眷弟”。在明清的社交场合中，“眷生”这一称呼已滥用成一般的称呼。王应奎《柳南随笔》二：“眷，亲属也。……今世不论亲谊有无，并不论相识与否，而书刺概称‘眷弟’、‘眷晚生’。此‘眷’字殊无着落，最为可笑。”《歧路灯》第三回，谭孝移回拜孔耘轩、娄潜斋等人。“吩咐王中，饭后时，叫车夫宋禄套上车儿，再到账房问阎相公讨数十个眷弟的帖儿，街上回拜客。”孔耘轩，娄潜斋等俱是祥符的优等秀才，俱是极正经，又有学业的朋友，与潭孝移关系较好，故用“眷弟”帖儿。《儒林外史》第七回，严贡生因“立嗣兴讼，府、县都告输了。”因此想冒认周学台的亲戚，到部里告状。“大着胆，竟写了一个‘眷姻晚生’的帖，门上去投。长班传进帖，周司业心里疑惑，并没有这个亲戚。”严贡生为诉讼而冒认官亲，可谓无耻至极。（来源：中国风俗辞典）】王定远拜撰并书
最繁华时为最衰落时。七世祖贾世馨的生卒行事，因《家谱》编纂于1770年故无书录。按《长治县志》记载，贾世馨，乾隆丙午（1786年，是为正科）科武举[中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创始于唐代。自宋代开始，武举被纳入整个科举体系之中，确定了三组考试的程序和外场考武艺、内场考策论兵书的考试办法，武举制度臻于规整。元代武举废止不行。武举的兴盛是明清两代，特别是在清代。虽然明朝武举创制甚早，但制度一直没有确定下来。清代情况大不相同，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代。加上封建国家大力提倡，制度日益严密，录取相对公正。因此，民间习武者对武举考试趋之若鹜。清代武举为国家提供了大批人材，其中产生了不少杰出人物；但清朝只设武举而无武学，可以说为近代中国军事落后埋下了祸根。
清代武举一依文榜程序，考试大致分四个等级进行。
一：童试，在县、府进行，考中者为武秀才。二：乡试，在省城进行，考中者为武举人。三：会试，在京城进行，考中者为武进士。四：殿试，会试后已取得武进士资格者，再通过殿试（也称廷试）分出等次，共分三等，称为“三甲”。一甲是前三名，头名是武状元；二名是武榜眼；三名是武探花。前三名世称为“鼎甲”，获“赐武进士及第”资格。二甲十多名，获“赐武进士出身”资格。二甲以下的都属三甲，获“赐同武进士出身”资格。殿试的规格很高，一般由皇帝亲自主考。考试揭晓后，在太和殿唱名，西长安门外挂榜，并赐给武状元盔甲。然后由巡捕营护送武状元归第，炫耀恩荣。第二天，在兵部举行盛大的“会试宴”，又赏给武状元盔甲、腰刀等，赏给众进士银两等。清代科甲等级差别甚大，同样是武进士，一、二、三甲的等级和荣誉却大不相同。自然状元是出尽了风头的，登第后的三天内，可以披红挂彩，上街夸官，真所谓春风得意、风光十足。
清朝武举各级考试，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每科录取人数也有定额；但常科以外，还时常增设所谓“恩科”，常额以外，也增加一点“恩额”。
这类“恩科”、“恩额”都由皇帝直接掌握。无非笼络人心，吸收更多的武勇人士为统治者效命。考试办法差不多与明代一样，分一、二、三场进行。一、二场试了弓马技勇，称为“外场”；三场试策论武经，称“内场”。一场试马上箭法，驰马三趟，发箭九枝，三箭中靶为合格，达不到三箭者不准参加二场。乾隆年间，一场又增加了马射“地球”，俗称“拾帽子”，专为考察伏射能力。二场考步射、技勇。步射九发三中为合格。所谓“技勇”，实际上主要测膂力。一共三项。头项拉硬弓，弓分十二力、十力、八力三号，另备有十二力以上的出号弓。应试者弓号自选，限拉三次，每次以拉满为准。二项舞大刀，刀分一百二十斤、一百斤、八十斤三号，试刀者应先成左右闯刀过顶、前后胸舞花等动作。刀号自选，一次完成为准。第三项是拿石礩子（即专为考试而备的石块，长方型，两边各有可以用手指头抠住的地方，但并不深）。也分为三号，头号三百斤，二号二百五十斤，三号二百斤。考场还备有三百斤以上的出号石礩。应试者石号自选，要求将石礩提至胸腹之间，再借助腹力将石礩底部左右各翻露一次，叫做“献印”，一次完成为合格。凡应试者，弓、刀、石三项必有两项为头号和二号成绩，三号成绩超过两项者为不合格，取消三场考试资格。三场是考文，当时叫“程文”，也称“内场”，相当于文化课考试。内场考试对大多数武人来说，比外场考试更难应付，所以考试办法不得不屡有变动。最初是考策、论文章，“策”相当于问答题，“论”是按试题写一篇议论文。顺治时定为策二篇、论二篇，题目选自四书和兵书。康熙年间改为策一篇、论二篇。策题出自《孙子》、《吴子》、《司马法》三部兵书，论题只从《论语》、《孟子》中出，考试难度有所降低。乾隆时，又改为策一题，论一题，题目都选自《武经七书》。到嘉庆年间，考虑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论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场成绩突出者又往往败于内场，于是干脆废除策、论，改为按要求默写《武经七书》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这样一味迁就，使内场考试的水平越来越低，最后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了。当时社会上歧视武人之风很盛，经此一改，武人更加被文士们看成纤纤武夫，武举的社会地位大不比清代前期了。
上面所讲考试办法，是会试一级的，乡试、童试的考试办法与会试大致相同，只二场弓、刀、石的份量相应降低，马步射降为九发二中为合格。
落第的武举人，雍正年间曾规定按路程远近发给回家路费，多则十两，少则四、五两。而大部分武举人，按规定可到兵部注册，由兵部依据个人成绩分三等授予武职，也可以到本省军营中效力。总之，只要有一个武举人资格，就算有了进身之机，同样也有逐步升迁的机会。
清代武举制度与大清帝国相始终。鸦片战争以后，频繁的御侮战争中，早就显露出武举人材不能适应新的战争，除了长矛大刀与坚船利炮之间的差距外，更重要的还是基本素质和军事思想上的差距。然而朝野上下墨守陈规，武举考试竟一直被延续下去。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武举制度才终于被宣布废止。可惜这已经太晚了，仅仅十年后，大清帝国便宣告灭亡了]；另据《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诰命之宝》知其为捐职【1999年版“辞海”中无此词条，现知意为捐纳得官。清代钱泳·《履园丛话·艺能·治庖》：“故曰经济、文章，自较科第为重，虽出之捐职，亦可以治民。”康熙十四（1675）年，清朝颁布了捐纳制度：凡是地主绅士的子弟，只要有钱，就可捐银得实官，以后捐纳一途，即成为科举的一种补充。乾隆五十二（1788）年，湖南耒阳生员贺世盛作《笃国策抄》，书中论及清代的政事，以为当时的捐纳制度流弊极多，事发后即被锁拿处死，妻子充军（节选自《中国史纲要》）。所谓“捐纳”，古已有之，据考证，早在秦汉时就已出现。史书记载，秦汉两代，每逢兴军、河工或灾荒，统治者每多举卖官爵，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公元前243年，因蝗灾，秦始皇令“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史记·秦始皇本纪》）。
西汉文帝从晁错之言，令民纳粟边陲，可得上造、五大夫等爵位。汉武帝时，令“吏得入谷补官，令民得入粟补吏。”（《汉书·食货志》）；东汉末年，汉灵帝为了积财，“聚为私钱”，大举卖官，上自三公，下至羽林郎，均可以钱购买，公、卿、吏各有定例。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干戈，军饷奇绌，各朝无不“鬻官为市”；待天下甫定，新朝甫立，又因仓廪虚罄，率行开捐。以后的历代封建政权也无不开办捐例。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中央专制皇权高度集中，无论是报捐者，还是捐员都较谨慎，在德行操守方面尚能注意检点，清政府对于捐员的贪酷行为实行严厉的打击，轻则徒流（徒，服徒刑；流，流放），重则大辟（夏商五刑之一，是死刑的总称，其执行方法主要是斩首，又称杀罪。郑玄·疏曰：“死刑是罪之大者，故谓死刑为大辟。”）。那时捐纳推行，对吏治尚无大碍。咸丰、同治年间，清朝统治大为削弱，捐例广开，以致捐员成份复杂，吏治严重败坏。当时捐员中甚且有“一窃不通，徒以铜臭熏天，得以列名士榜者。”（《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一，总第975页）大学士祁寯藻在一次奏对时说：“自粤寇乱后，赳赳武夫，以军功册秩者，来历多不可问。”“空白札付，李代桃僵者往往而有；入赀为仕者，身家难说清白。”（翁同龢·同治六年《翁文恭公日记》）。
还有个很出名的例子，说的是“曾剃头”（曾国藩）在两湖地区大搞卖官，筹措军费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红顶花翎（红珊瑚、孔雀尾，一品官）满天飞，很多人倾家荡产买了官之后一直等不到实缺，结果只好自谋生路。徐珂写的《清稗类钞》里说，长沙城里有一个裁缝挑了一个担子，担头上挂了一个红顶花翎的官帽求售，说是买了官之后，官家不讲信义没给官做，只好卖了这顶帽子换钱。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最后“曾剃头”很不情愿地出了几百两银子，把那顶帽子收了回去，当然这裁缝是铁定亏本了。
清朝的捐纳和所有王朝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卖官是唯一形成制度化的，而其它王朝不是。就如同募兵行为从秦汉时代就开始，但形成制度是在五代，其标志是全军黥（qíng，古代在人脸上刺字并涂墨之刑，后亦施于士兵以防逃跑：～首）面。
1674年（康熙十三年）爆发三藩之乱，康熙帝发兵讨伐，因“度支一时不继”，决定暂开事例，允许士民纳赀捐官。开办两年，所入不下二百万有余”。捐纳最多者为知县、知州，大约有500余人。“三藩之乱”平定后，复因西安、大同饥馑和修浚永定河及增置通州仓厫，再开捐例。这几次捐例，除了翎衔、封典、加级记录外，不仅可以捐知县，还可捐道、府实缺官。
康熙帝死后，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又发生叛乱，清军粮秣供应不上，即位的雍正帝特开办阿尔台运米事例。此后，为了加强西北、西南边疆防务，又继开营田事例、广西民捐谷入监事例。（《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九三）雍正朝，除道、府、同知不准捐纳外，通判、知州、知县及州同、州判、县丞均可报捐。
1742年（乾隆七年）长江中下游发生严重水灾，乾隆允开捐例。规定：京官从未入流、从九品及一应小京官以上至郎中为止，外官自未入流以上至道员为止；武职自游击以下，俱准捐纳职衔。1770年后又规定：凡文职，京官自郎中、外官自道、府以下；武官自游击以下的降、革、留人员，均可捐复，从而扩大了捐纳的范围。
在这一时期，捐纳没有形成真正的制度，捐官主要是因为财政的需要临时开办，但从道光年间开始，由于对外战败赔款、以及国内农民起义、洋务运动等一系列花大钱的项目接连出现，捐纳就真正形成了制度。其捐官之制，据《光绪会典事例》卷288载，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定：满洲、蒙古、汉军并现任汉文武官弁，捐输银千两或米二千石者加一级。银五百两或米千石纪录二次。银二百五十两或米五百石纪录一次。进士、举人、贡生捐银及额出仕时，照现任官例议叙。生员捐银二百两或米四百石，准入监读书。俊秀（无出身的文士）捐银三百两或米六百石，亦准入监读书。富民捐银三百两或米六百石，准给九品顶带。捐银四百两或米八百石，准给八品顶带。 这样明订价格，公开的卖官，最初是假借“赈济灾民”为名，因而被列入《会典》的“蠲恤”事例中。以后便有意识地隐讳，所以就不再见于记载了。
清代捐纳有两类：一为暂行事例，因救荒，河工，军需开捐，事毕即停；一为现行事例（即常行事例），捐贡生、监生、捐加衔、封典等。文职官中，京官可捐至郎中，地方官可捐至道员；武职官可捐千、把总至参将。捐纳有常捐，有大捐，常捐只捐出身、虚衔，大捐则可捐实官。清前期，曾因军饷或兴办工程开办过暂行事例。乾隆十年（1745）开始举办现行事例。鸦片战争以后，财政支出激增，兼之战争、灾荒等不时发生，于是在广开捐例，平民、官员都可以报捐。捐事由户部“捐纳房”掌管，部库和各省都可收捐。咸丰年间，为镇压太平天国筹饷，曾准各省开捐。捐纳依等入资，如乾隆中，捐一名监生银108两；贡监生捐知县银3700两，捐道员银13120两，捐京官郎中7680两，等等。捐纳入资是清廷的一项重要财源，乾隆三十一年常捐300万两，占全国岁赋的6.4％。嘉庆十八年（1813）常捐400万两，占全国岁赋的9％。暂行事例捐额数字更大，嘉庆中达到8000万两。清后期，捐纳收入有时年达8900多万两，少的时期为1000多万两。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一般为10％以上，最高年达48％，大大缓解了财政危机。由捐纳授官是科举选官的一种补充，为地主、商人跻身官吏队伍敞开了方便之门，扩大皇朝统治的阶级基础。当然，入资授官使官吏冗滥，出资之人刻意追求“肥缺”，上任后唯敛财是务，不顾国计民生，导致贪污成风，吏治腐败】卫守备【明代设南京守备，节制本区各卫所，为重要军职；又总兵下亦设守备，驻守城哨。清代绿营统兵官，分领营兵，称营守备；又漕运总督辖下各卫分设守备，统率运军领运漕粮，称卫守备，全国共40人。此外清代于四川、云南等省土司中设守备一职，称土守备。明·王铎作《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中：“登莱吭也，去鼍矶岛四百里，逾铁山联广鹿岛，公（袁可立）设骁将一，守备一，兵三千，造艅艎为海防。”清·侯方域作《重修演武厅事记》：“天下轻武，所置守备者曰趋跄服，属于卿大夫之家，不复坐厅事。厅事虽设，为樵牧场。间岁乃借于有司以较士。按部使者至，则守备拱立拜跪其下，益局曲。”《清史稿*食货志一》：“ 清因明之旧卫oo设守备一，兼管屯田。”《官场现形记》第六回：“幸亏日子离着还远，不过传齐了标下大小将官，从中军都司起，以及守备、千总、把总、外委，叫他们把手下的额子都招齐，免得临时忙乱。”卫守备为清代武职正五品官员，三等侍卫，水晶石顶戴，八蟒五爪蟒袍，补服为熊，帽冠上用花翎，同武进士相当。[据《清史稿*任举传》载：任举（1703-1748）清代将领。字汉冲。大同人。生得赭面长髯，素怀忠义，才勇过人。17岁应募为兵，雍正二年（1724）选为武进士，授陕西榆林守备]】，因“克襄王事，树丰功于行阵”加官一级，诰封其父。约生于1770年春，卒年不详。我曾听本家奶奶说，“老辈人传说，当时十七、八岁，村里人都叫他‘小武举’，天天早上，鸡叫就起床，从马房牵出马，提了一百多斤重的大刀，脚踩上马石，轻身一跨，一溜烟穿过大阁，就去‘马道地’练武去了。”
我也听村里老人相传，“乾隆爷对小武举特别喜欢，还赏他穿黄马褂（清代的一种官服。凡领侍卫内大臣,护军统领等,皆服黄马褂。后也赐与有军功的臣下。亦作“黄马袿”、“黄袿”。清·黄遵宪《冯将军歌》：“ 江南十载战功高，黄袿色映花翎飘。”我想若不是有军功，这黄马褂便是皇帝狩猎、校射时所赏赐的。清代的各皇帝至咸丰为止俱有每年狩猎、校射的习惯。如果在这时表现得出息，或者向皇帝献猎物者，都有可能得到赏赐的黄马褂。这种黄马褂称之为“行围褂子”，按规定只有在跟随皇帝狩猎时才可以穿著；平时无故穿上属于犯禁，是必定要治罪的）。”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乾隆五十五年清廷诰封六世祖贾宗彦（字粲英）为“宣武都尉”【按《中国史纲要》载，清朝的督抚也是满汉分授，康熙时，汉人任督抚的“十无二三”，乾隆初，巡抚满汉各半，总督无一是汉人，但是知府以下的官吏则多由汉人充任。而且，清时官员的服饰有严格规定，依品质，数量，颜色的不同来区分官位的大小，是不许滥用的。武官从四品为蓝色涅玻璃顶戴，八蟒五爪蟒袍，补服为虎，帽冠上用花翎，同文官“潞安知府”相当】。据《六十自叙文》与《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诰命之宝》推断约生于1730年之后，卒于嘉庆十五（1810）年11月。据他在《家谱*里长序》中所载：里长之设，所以供催科、输国赋也。余系五龙乡崇信一里五甲一甲（保甲制始于宋代 王安石变法时期的一种军事制度，即“什伍其民”、“变募兵而行保甲”。从户部尚书英俄尔岱之上奏，1646年12月1日，清政府宣布：禁民间私自买卖马、骡、甲胄、弓矢、刀、枪、火炮、鸟枪等物，以杜盗源。据《中国史纲要》第三册291页载：清朝统治者用保甲法来统治人民，并防止人民的反抗。保甲法在乾隆时更加严厉实行，不论城乡，每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门上悬挂一牌，上书户主姓名丁数，同时登入官府册籍，以便稽查。清朝政府还下令，全国城乡的店房、寺院，设立册籍，记录往来客商。又责成地主、窑主、厂主对所属的佃户、佣工严加“管束”，或附于牌甲之末，或附于本户之下，如有反抗事件发生，一并连坐治罪），分为两门，余与本村原李二姓为前门，南山头吴姓为后门。钱粮米豆，俱系各催……
证明六世祖贾宗彦曾做过里长。据《长治县志》记载：贾宗彦，乾隆间大饥，输粟数十石赈其乡，明年代乡人偿逋赋，费亦不赀，冬则施衣食以济贫者，著有《西河家训》若干卷[战国时期，魏国著名将领吴起镇守西河，抗拒秦国和韩国。周威烈王十七年（公元前409），攻取秦河西地区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元里(今澄城南)，并增修此二城。次年，攻秦至郑(今华县)，筑洛阴(今大荔南)、合阳(今合阳东南)，尽占秦之河西地(今黄河与北洛河南段间地)(参见魏攻秦河西之战)，置西河郡，任西河郡守。这一时期他“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特别是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以五万魏军，击败了十倍于已的秦军，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也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大的诸侯国。魏武侯曾与吴起一起乘船顺西河而下，船到中流，武侯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子兵法》这部在我国军事史上与《孙子兵法》并列的古代军事著作，也诞生于西河，是吴起在任西河守期间，根据多年的作战经验而写]。我想“西河”为六世祖贾宗彦之号，因为他是“宣武都尉”，所起的“号”必定与军事战争有关。
妻常氏为定流村太学生常公讳文女，为“皇清诰封恭人”【清代张崇本辑有贾宗彦之妻常氏（1732-1796）的《闺范诗集》，刊印于嘉庆年间】；同时皇清貤赠贾世馨之祖父贾玿为“宣武都尉”[《长治县志*封赠》载，贾绍宣（系刊印之误）贾宗彦宣武都尉]；貤赠其祖母王孺人、继祖母杨孺人、孙孺人为“诰命恭人”。
以下是《家谱》中的两篇文章与《六十自叙文》、《长治县志·艺文·贾宗彦＜闺范诗集一卷＞序文》可以做为研究六世祖贾宗彦的参考：
自 序
盖闻家谱之作昉（开始，起始。清·谭嗣同《学篇》：“呼黑为青,莫究所昉。”）自苏公（苏洵），所以考厥世系，纪其言行。不惟使子字孙名，不致混同于祖考；要亦使祖功宗德，不致湮没而无闻也。余家自先代以来传世久远，至先大人昆季同出，奋志光前，创 先人未成之业，贻后世永远之谋。雄才大略久矣！罕观创业之暇时，留意于经籍文章，因欲次序家谱，以志承先启后之意。无如晚景渐臻，倦勤已及，是以有志未逮，虽至临终弥留之际，犹谆谆语之。志何切也！不肖等深愧才疏，自识谫陋，然追思言犹在耳，曷敢以不文，顿没 先人之志乎？且余家自 守节公以前，虽云谱序失传，而祖德宗功其在 守节公以后历历有据者。则 先大人往往为不肖语之于此，不序是没 先人之志，也是并没 先人之事也，罪曷大焉！兹是以不揣（估量）弇鄙（弇，音yān，弇陋，见识浅陋。清·吴殿麟《答任幼直先生书》：“所为文章，空疏弇鄙，不足邀巨公盼睐明矣！”清·王韬《＜蘅花馆诗录＞自序》：“余足不出里巷，目不覩邱坟，所与交接者又絶少当世通人名士，方弇鄙自愧，何敢言诗？”）率尔操觚（执简，谓写作。《文选·陆机＜文赋＞》：“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 李善·注：“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书，犹今之简也。”明·宋濂《王冕传》：“操觚赋诗，千百言不休。”鲁迅《坟·文化偏至论》：“此非操觚之士，独凭神思构架而然也。”），凡在耳闻目见真确者志之，疑似者阙（缺）焉。是举也，匪（不）敢云继志述事，亦欲以付 先大人付托之重云尔。
元
不肖宗 谨志
彦
家 谱 总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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