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 • 爨氏 • 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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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爨是个会意字，其意义主要都与烧火做饭有关联。

这个字之所以引入关注，主要是因为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爨氏家族以及由此扩大形成的爨民族和爨文化。爨氏家族是从中原迂徙到南中地区的大姓之一，始显于蜀汉，强盛于晋代，直至唐天宝五年被南诏蒙氏所灭，前后大约辉煌了700年，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爨文化。爨文化的特征，体现在民族的包容性、文化的多样性和碑刻文化三个方面。

牐牴丶词：地方文化；爨字；爨氏家族；

爨文化的特征中图分类号：Gl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79(2(107)05—0033～06爨，是个会意字。现在保存最早的古字形是睡虎地秦简暴露，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有：“可(何)谓爨人?古主爨灶者殴(也)”的句子。小篆字形写为赣，籀文嚣是小篆的省写体，灶口以上双手持甑的形状被省略了。《说文》释为“臼象持甑，门为灶口，升推林内火。”字形象双手持甑，置于灶口之上，灶下用火烧。本义为烧火做饭。在古文献中，爨字普遍使用的是本义。比如：《周礼•天官冢宰第一》有“职外，内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左传•宣公十五年》：“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杜预注：“爨，炊也。”唐•李复言撰《续玄怪录•张老》：“躬执爨濯。”宋•王安石《送乔秀才归高邮》诗：“长年客尘沙，无妇助亲爨。”以及《红楼梦》第一。五回：“闻得赦老与政老同房各爨的，理应遵旨查看贾赦的家资。”以上句中之“爨”字，用的都是本义。由本义而泛指烧煮，如《周礼•夏官司马第四•挈壶氏》：“及冬，则以火爨水，而沸之，而沃之。”又指焚烧。如：萧统《铜博山香炉赋》：“爨松柏之火。”唐•柳宗元《种术》诗：“爨竹茹芳叶，宁虑瘵与瘥。”又指炉灶。如：《墨子•备城门》：“二舍共一井爨。”宋•范成大《栾城》诗：“颓垣破屋古城边，客传萧寒爨不烟。”或指灶房，如：《礼记•檀弓上第三》：“曾子之丧，浴于爨室。”《后汉书•李南传》：“晨诣爨室。”又指烧火做饭的人。如：《诗经-／J、雅•楚茨》有“执爨躇躇( i)，为俎孔硕。或燔或炙，君妇莫莫。”的句子，“执爨”指掌厨的人。以上各例，均为直接引伸义。另外，爨字还有三个假借义：其一为姓氏用字，下文将详细阐述；其二为中国宋杂剧金院本中某些剧目的名称，如《讲百花爨》、《文房四宝爨》等，后来演变为戏目的一种专用名称：“五花爨弄”，此戏目的形成，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宋徽宗时，爨国人来朝，见其衣服、巾裹、举动皆可笑，使优人效之，以为戏焉”；其三为古星名称，即今之水星；一名辰星。《广雅•释天》：“辰星谓之爨星。”对爨字字形、本义、引申义及假借义的分析，说明爨字出现的时间，与有甲骨文、金文字形的其他字相比，相对出现较晚，使用量也不大，其意义主要都与烧火做饭有关联。这个字之所以引人关注，主要是因为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爨氏家族、以及由此扩大形成的爨民族和爨文化。收稿日期：2007—05—16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汉字字源—— 形音义系统研究”(6YO152E)作者简介：秦建文，曲靖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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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爨”字作为姓氏字，是假借用法。爨氏的始祖为谁已不可考，无虑当与炊爨有关，或以炊爨为职业者，比如前面所列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有：“可(何)谓爨人?古主爨灶者殴(也)”的句子，句中的“爨人”，就是指烧火做饭的人，以职业代替称谓，进而假借为姓氏用字。史书中有记载的爨姓第一人，为战国时期魏国大将爨襄。《战国策•魏策》记载了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2年)一段历史故事：“公叔痤为魏将，与韩、赵战浍北，擒乐祚。魏王说，迎郊，以赏田百万禄之。共叔痤反走，再拜辞日：‘⋯ ⋯使三军之士不迷惑者，巴宁、爨襄之力也⋯⋯ ’王日：‘善。’于是索吴起之后，赐之田二十万。巴宁、爨襄田各十万。”⋯爨襄为魏惠王时人，彼时魏都刚由安邑迁往大梁，巴宁、爨襄与韩、赵军交战在浍水北岸，即今天的山西翼城、曲沃、绛县一带，爨襄之封地就在魏故都安邑(今夏县禹王城)附近。今夏县城东二公里处有一“爨村”(爨村，今属夏县瑶峰镇，1981年地名普查时改名全村，位于中条山下，距战国魏都安邑所在地十余公里)，传说即是由爨襄所封而得名。爨襄虽是历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爨姓名人，但就历史长河而言，却算不得是影响历史的重要人物。爨氏闻名于世，主要源于云南曲靖地区为中心的历史上的“南中大姓”，以及保留至今的大小爨碑。南中大姓，是汉武帝开滇后，由中原移民中有实力者逐步形成的影响和控制云南地方政权的家族。汉武帝开滇，起始于公元前1 12年南越国的叛乱，《汉书•武帝纪第六》载：元鼎六年春(公元前111年)，“上便令征西南 ．平之。”⋯ .“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群柯、越甾、沈黎、文山郡。”元封二年秋(公元前109年)，“又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发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为益州郡。”汉兵至滇，滇王降，汉于其地置益州，这是云南第一次归附汉王朝。元封六年，“益州、昆明反，赦京师亡命令从军，遣拔胡将军郭昌将以击之。”l2 从此，西南地区大部纳于汉王朝统治之下。在汉武帝对云南开发的整个过程中，汉朝始终“将罪人”、“将巴、蜀罪人”等人滇，这样，军队中的部分将领、士兵、以及罪人，战后留在云南定居，与当地民族融合，促进了西南民族与汉族的联系和交往，加速了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形成了历史上的某种程度上被夷化了的豪强大姓——“南中大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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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以后，南中大姓成为各地的实际统治者，掌握了大量的土地与部曲。“在蜀汉以后，南中大姓的势力得到进一步的扩张，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中地区举足轻重的力量。南中大姓中，以爨氏最著名。”㈤爨氏为南中大姓之一，始显于蜀汉，诸葛亮南征，平定孟获叛乱后，“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获为官属，习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l4 J。三国初年，南中大姓经过相互兼并与消长，逐渐形成所谓“四姓五子”。爨氏自称“乡望标于四姓” ，是南中最大的“四姓”之一。到晋代爨氏开始强盛，“自李成失败以后，爨氏称强，统领建宁、兴古诸郡部族，雄视一隅。值国内南北纷争，爨氏日益坐大，渐成崛强之局。”l6 从李势降晋直到隋文帝命令梁睿攻取南中，其问233年时间里，爨氏据地自雄，称王称霸。隋文帝时爨氏虽然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势力依然强大；唐朝初年，爨氏重新强大，以至唐王朝对其无可奈何，直至唐天宝五年(746年)，被南诏蒙氏所灭，爨氏在云南称霸的历史才告结束。如果从东汉末年爨氏见于历史纪录算起，到爨氏退出历史舞台，前后大约辉煌了700年时问，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爨文化。爨文化的缔造者爨氏，据建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的《爨龙颜碑》记载：“其先世则少吴颛顼之玄胄，才子祝融之眇胤也。”先祖是上古帝王少吴颛顼的苗裔，是德才兼备的火神祝融的后代。“故乃辉耀西岳，霸王郢楚，子文铭德于春秋，班朗绍踪于季叶。阳九运否，蝉蜕河东，逍遥中原，班彪删定汉记，班固述修道训。爰暨汉末，采邑于爨，因氏族焉。”他们自称是楚王的后人，其先祖们曾在陕西一带声威显赫，也曾主宰郢楚大地，先世中，有令尹子文的美德铭载于春秋，有班氏族人在春秋末世还继承着先辈们的爱国精神。时运不好，班氏便在河东一带静候待变，之后又转向中原地区逍遥生活。到东汉时期，班彪删定汉朝的历史纪录，班固修著《汉书》。到了汉末，班氏又受封食邑于爨地，所以就以地名而改姓爨了。其后，“遁祖肃，魏尚书仆射、河维普资讯文化南尹，⋯⋯迁运庸蜀，流薄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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爨龙颜的远祖爨肃，官至曹魏的尚书仆射、河南尹。其后人爨氏又辗转湖北、四川一带，最后进入南中地区，经过九代人的不懈奋斗，终于扎下根来。爨龙颜的祖父、父亲为龙骧辅国将军，八郡监军，晋宁、建宁二郡太守。爨龙颜本人也承继祖、父之业，任南朝宋孝武帝的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候。这是关于云南爨人历史的最早记载。爨氏称先祖是令尹子文，子文的后代是班彪、班固。《汉书》卷一百上载：“班氏之先，与楚同姓(芈姓)，令尹子文之后也。子文初生，弃于梦(云梦泽)中，而虎乳之。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名‘谷於菟’，字子文。楚人谓虎为‘班’，其子以为号。秦之灭楚，迁晋代之间，因氏焉。”“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搂烦(今太原北)，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戈猎，旌旗鼓吹，年百余岁以寿终。”由此可知，“爨氏确系令尹子文之后裔。秦灭楚后，其一支称班氏，徙往晋昌郡，成为当地望族，以财富雄踞一方(电视剧《汉武大帝》中即有班壹的故事)。至今在忻州、定襄一带，班姓仍为望族大户。经约400年后至汉末，班姓中一支又由晋昌封于安邑爨乡，于是改为爨姓。居安邑70—80年后，爨肃迁蜀，合族再迁南中”。文化的概念很宽泛，但从人类社会发展角度说，文化是民族的标志。“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团结统一，并区别于外族的一套符号系统，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存在的依据。”_3j(在约700年统治时间里，爨氏“为巩固在云南大部分地区的统治，与少数民族首领结成婚姻关系，拥有大量部曲，接受少数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和‘夷经’、接受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鬼教’及巫术。爨氏甚至以‘大鬼主’、‘鬼主’的身份在南中称雄二百多年。这二百多年实际上是爨氏等南中大姓逐渐夷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南中大姓又顽强地保持着与内地汉文化的联系，强化汉文化认同感，竭力传播汉文化。南中大姓同时推动着南中地区汉民族的夷化和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后来融合成一个叫做爨人的民族集团。” 创造了辉煌的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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爨文化在云南文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仅是它拥有700年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中原华夏文化与西南夷文化的交融与凝聚。从东汉开始，云南的户籍已经有“汉”“夷”的区分，而随着爨氏家族势力的扩大，滇东地区受其统治的居民统称“爨人”——爨人就是夷化的汉人和汉化的夷人。“爨人”称谓的出现，标志着夷汉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体。因此，爨文化显现出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民族包容性。爨氏为班固后人，他们的汉文化水平应该有相当的层次。爨氏称雄南中时，汉族的牛耕和水田灌溉技术得到了推广。铁器逐渐普及，代替了青铜器。儒学和汉字在越来越多的地区流行，昭通(朱提郡)《孟孝琚碑》(东汉)、曲靖(建宁郡)《爨宝子碑》(东晋)、陆良(同乐县)《爨龙颜碑》(刘宋)、安宁(汉时连然县，唐始称安宁)《王仁求碑》(隋)等，都是汉文化在云南达到相当水平的明证。但同时，“爨地居民又以叟族为主”_6j(m’。大约在2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属于氐羌族语系的叟族，最先渡过金沙江而南，到了滇池一带，在这块肥美的湖山土地上生息。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298—277年间)，楚人庄跻率众人滇，建立了以叟族为主的“滇国”，自称“滇王”，汉族开始与叟族融合。三国魏晋时，建宁郡的少数民族还有濮、焚、昆明等族。昆明族，实系叟族，也称昆族。《史记》卷1l6《西南夷列传》曾提到昆明族。《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言夷(西南夷)人大种日“昆”，小种日“叟”，二者只是称呼之不同，“皆曲头，木耳环，”属氐羌族系统。这些本地民族统称夷人。爨氏等南中大姓统治云南时，一方面他们要依附中央而自强，另一方面又要依靠少数民族的首领夷帅的支持，所以南中大姓、夷帅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又相互矛盾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他们相互通婚，形成“遑耶”(《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与夷为婚日遑耶”)关系以加强彼此的联盟。婚姻本身是文化融合的最好的手段，不同族系和文化体系的男女通婚，会因为情爱和家庭纽带，使各自本身的文化既保持又相互融合、相互接受，其后代自然而然地会把两种文化融于一身。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这种权势和婚姻联盟的结果，就是汉人的夷化和夷人的汉化。与夷人的文化交融，导致出现于秦汉时期的汉文化在魏晋时期能够更加广泛地传播于云南各地，虽然高深的汉文化的传播，仅仅局限于官吏、士人、商贾等阶层，但是由于接受爨氏的统治、听命于官吏，所以土著的夷人和下层民众对汉文化也有不同程度的认同感。这种民族的融合过程，使得云南各民族形成了以亲和的尊重的态度对待不同的文化的态度，表现在民俗中，就是各民族和谐相处、崇尚团结、性情纯朴敦厚、热情好客，显示出极强的民族包容性，可以说，华夷交融成为爨文化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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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天，云南虽有全国56个民族中的25个少数民族，但其中的多数少数民族生活习惯和汉族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从历史根源上说，这是南中大姓推行、传播汉文化的必然结果。爨文化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文化的多样性。爨氏统治的滇南地区，地理环境非常复杂，属于高耸的山岭、低陷的盆地和深切的河谷所构成的横断地带。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云南民族形成了各自一定的活动范围，“十里不同天，一山不同族。”一般说来，汉人多聚于盆地和坝子，少数民族多聚于山间，但是“居住模式上，都采取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整族聚居一地的情况几乎不存在。一个地区、甚至一座山上，往往同时居住着若干个不同的民族，这些不同的民族又根据不同的特点聚居一处。”[3 从而形成了爨文化多样性特征。从诸葛亮建兴三年(225年)南征云南，收南中俊杰爨习、孟获等人为官始，爨氏家族逐渐强大，乃至实际统治云南的700年时间里，爨文化因其影响力的强弱和云南地理环境的限制，一开始就表现出地区与族群的差异性：当爨氏势力强大时，过去遍布于各地的叟、濮、燹、昆明族等等称谓逐渐从史书中消失，代之而来的是爨人、爨蛮等称谓；而当爨氏势力削弱、甚至消亡之后，爨人内部结构便随之发生裂变，由民族差异造成的基因产生游离，从而导致新的分化组合，使爨人这个由多民族成分组合的共同体再次分化，并最终于唐朝时分为西爨和东爨两部。其分布的主要区域为西爨居建宁、兴古二郡，东爨居朱提郡。樊绰《云南志》卷四日：“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这里的白蛮和乌蛮不是单指族别，(如许多文章或书中所谈到的白蛮是白族的祖先；乌蛮是彝族的祖先等等说法不一 )其实，历来的史书对此问题都没有做过明确的解释，白蛮和乌蛮都是爨人，或叫爨民族，区别只在于居住地不同。白蛮大抵居住于坝区，因而在以后的发展中与汉族交往较多，民族融合较好；而乌蛮多聚于山区，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与汉族交往较少，更多的保留了原始的特征。因此，同是爨蛮，受汉文化影响比较深的是白蛮，受汉文化影响比较浅的是乌蛮。正是这种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使得现在的许多研究者怀疑：爨文化到底存不存在?如果说存在，那么除了大小爨碑外，几乎不能认定现存民俗风物中哪些东西是真正的爨文化的孑遗。为这个问题发生争论时，有人也会解释说，现代彝族的服饰、风俗巾还较多的保留了爨文化的影子；白族农耕意识和“本主崇拜”、以及“火把节”等风俗也是爨文化的体现等等。这些说法其实也不完全能令人信服。要解决这个争论，只有充分认识爨文化的多样性特征，明了“爨人”共同体的客观存在并由此产生的“自我意识”——爨文化，以及爨人共同体的分化、演变成如今云南众多的少数民族及其民俗。可以说，族源和文化的多元化，就是爨文化多样性特征的具体表现。具体说来，一方面汉文化是爨文化的主体，由于统治者本身的文化传承，以及从汉代起云南始终归附中央政权(虽然这种归附会根据大姓们的势力强弱而表现出差异)，所以从墓葬考古和文献资料中考察，爨人无论是语言、信仰，还是服饰、习俗，甚至墓葬“梁堆”，都保留了汉民族文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土著文化也不断融入汉族文化中，这可以从“鬼教”、“盟誓”等习俗中表现出来。鬼教，是一种比较原始而具有泛神论特质的宗教，在《三国志》、《华阳国志》、《蛮书》等文献中均有介绍。主要内容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其中祖先鬼魂以及由灵魂不灭信仰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鬼，在鬼教中占有主要的支配地位。鬼教的教主称为“鬼主”，掌管部落的宗教祭祀，同时又是政治权力的首领。爨氏统治时期，汉人也担任“大鬼主”，说明土著文化也被汉人所接受。另外，《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载：“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  说明土著民族的盟誓文化也融入官吏的统治行为中。这两种文化的交融，由于受到的影响而呈现出多样性，这是导致今天云南少数民族众多的主要原因，也是爨文化于今天在许多少数民族习俗中都有体现、但同时又无从很具体的表述其文化体征的原因所在。爨文化的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大量的历史碑刻。碑刻文化，使得爨氏、以及爨文化得以彰显于后世。“碑”，《说文》解为“竖石也”。最早是立在宫殿里、庙门前用来测看日影的石头。由于竖石牢固，后来也做拴系牲畜的工具碑与墓葬发生关系，是因为古代埋葬死人时，要在墓穴旁立一用来安装辘轳、引绳下棺的厚木柱，因为木柱不牢固，换成竖石这时候的碑没有任何纪念意义，它只是行葬时的一种工具而已。再后来，那些立于墓旁的石碑大都未被人们拔除，有天才之人想起在上面刻上纪念或者说面的文字，这样，现代意义上的碑出现了。这种碑大略出现于战国时期，秦称刻石，汉以后称碑。汉•蔡邕《郭有道碑》：“于是树碑表墓，昭铭景行。”为死者歌功颂德，成为立碑的直接目的。爨碑，是成熟期碑刻的代表作品。其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承载着大量爨文化的文字信息，其二为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的重要物质载体。首先看碑刻文化的文字信息。从1997年至1999年三年问，曲靖文管所的工作人员，“踏遍曲靖八县一市一区的山山水水，访得碑刻40O余通，石刻上百。内容涉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交通、民俗、民族、宗教等诸多方面。”仅就涉及爨文化的主要碑刻简述如下：《爨龙骧之墓》刻石，1971年在陆良县(古同乐县)的一座“梁堆”中被发现，现存于云南省博物馆。该刻石为辛未年，即晋废帝司马奕太和六年，晋简文帝司马显咸安元年(371年)的碑刻。晋朝制度，以蛮夷校尉统兵治理各州郡，而且一般是将军府、校尉府、刺史府三府合为一体，所以，“爨龙骧之墓”当为公元371年以前，曾任龙骧将军的爨氏某一族人之墓，显示爨氏在这一时期是权势显赫的龙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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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爨宝子碑》，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出土于曲靖与陆良交界的杨旗田村，现存于曲靖一中的爨碑亭，1961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此碑立于公元405年，按碑上所说是“大亨四年”，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历史上没有这个年号。东晋“大亨”是晋安帝司马德宗壬寅年(402年)改的年号，次年又改为“元兴”，405年再改元为“义熙”，爨氏远在边疆，不知其情，故仍沿用之。所以将年号弄错，只能说明东晋王朝不仅不能统治南中，甚至连互通信息也很少，以至于这么大的一个宁州地区，本身奉晋朝为正朔的地方都不知道“大亨”年号虽然颁布却未延用这一重大事实。碑文记述的爨宝子生于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七年(382年)，为建宁郡同乐县人，世袭振武大将军、建宁郡太守职，于公元405年逝世，时年仅23岁。爨宝子无显赫功业，但在青年时就继承了振武将军的封号和建宁郡太守的高位要职，显示了这个时期的爨氏在建宁郡强大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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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爨龙颜碑》，此碑立于南朝刘宋大明二年(458年)，元、明问已见著述而后又佚失，清道光七年(1827年)云贵总督阮元于陆良薛家堡访得并题跋。1961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此碑是爨文化的代表性文物，记录了爨氏世系、人滇始末、碑主政绩等史书不载之秘。为此碑作题跋的名人很多，如清朝的桂馥、陆跃烯、阮福、严可均、张澍、洪颐煊、王言、陆增祥、黄炳望、李慈铭，以及近代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由云龙和民族学家、史学家方国瑜等。另外还有大理的《寸氏墓碑志》。原碑在鹤庆县海北坪西北山麓，立于明朝永乐九年(1411年)，碑文录入《大理白族自治州碑文辑录》中。此碑不像二爨碑那样闻名天下，但其记述了爨氏家族史：墓主人寸升，“其鼻祖爨琛者，晋武帝时为兴古太守，爨氏之名始此。厥后与裔蓄盛于八逻四镇(即大理国八府四郡)”，是爨龙颜的后人，也是大理国丞相寸宗的六代孙。在大理国时期，爨氏已经改姓“寸”——“世代渐远而讹日寸”l1。]。这是爨氏于唐天宝五年(746年)，被南诏蒙氏所灭迁徙大理后改的姓。再就是成都1999年12月出土的《大唐故河东爨府君墓志之铭》，这块碑“记载了墓主人即爨归王之子爨守忠生平事迹，其中所涉及的爨氏谱系以及唐代职官、地理沿革和历史事件，对于研究唐代边疆史乃至云南爨文化的考古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物资料。无疑地，它是继二爨碑之后，目前所发现的最重要、最完整的爨氏墓志铭。”[II]以上几块碑都是直接与爨氏家族及爨文化相联系的最直接的载体资料，它们从不同时代和不同侧面，反映了爨氏家族史及建宁等郡、州的历史、地理沿革，是研究我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爨氏家族政治、文化的重要资料。



同时，以上碑刻中，曲靖的二爨碑，对研究当地乃至整个南朝书法发展情况亦有重要意义，在书法史上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评价二爨：“晋碑如《郛休》《爨宝子》二碑，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宋碑则有《爨龙颜碑》，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这两块碑，《爨宝子》“上为汉分之别子，下为真书之鼻祖者也。”是隶、楷转变时期非常有代表性的书法作品；而“宋《爨龙颜碑》浑厚生动，兼茂密雄强之胜，为正书第一。昔人称李斯篆画若铁石，体若飞动，可以形容之。”因此康有为赞叹说：“吾爱古碑，莫如《谷朗》《郛休》《爨宝子》《枳阳府君》《灵庙碑》《鞠彦云》，以其由隶变楷，足考源流也。爱精丽之碑，莫若《爨龙颜》《灵庙碑阴》《晖福寺》《石门铭》《郑文公》《张猛龙》，以其为隶楷之极则也。”“《爨龙颜》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爨宝子碑》端朴若古佛之容。”康有为对二爨的评价，扩大了“宝子体”的影响，为爨体书法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总之，有关爨氏的碑刻文物，对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历史信息，是研究爨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把它作为爨文化的一个特征也是顺理成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