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 刚

劳同琪

(公元1878～1951年)，字少璜；贵州贵阳青岩镇歪脚村人(今贵州贵定，一说贵阳花溪区)。著名近现代民主革命家，同盟会员，民国时期贵州政坛重要人物。
　　平刚出生在一个小康家庭，清朝末年随其父母迁居贵阳，以开小帽铺为业。
　　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平刚考中秀才。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平刚与张态、彭述文创设乐群学堂。
　　平刚自幼性格坚强，勤奋好学，为人正直，且心地善良。他在上学路上，若遇到沿街乞讨的乞丐，总要将买书的钱或买零食的钱，施舍几文。自幼不畏强暴，爱打抱不平。读小学时，常为贫穷无势、被欺辱的同学鸣不平，惩治那些仗势欺人的“小恶霸”。他扶正压邪，为穷学生出了气，可同时也常给自己惹来麻烦。
　　平刚不但看不惯那些仗势欺人的纨绔子弟，而且敢于反对朝庭，为民担扰。
　　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冬，适逢慈禧太后七十寿辰，全国奉命庆祝。贵阳沿大街搭成几座“万寿台”，大肆筹备庆祝。目睹国势如此危急，而封建王朝如此文恬武嬉，粉饰太平，他愤极之余，立即将发辫剪去，—时万口争传，骇人听闻。平刚即成为贵州剪发的第一人，也成了众矢之的。
　　平刚还同几个同窗好友撰写对联，张贴于街头为慈禧太后庆寿的“万寿台”旁。事后，他以犯上作乱的罪名，锒铛入狱，准备判以死罪。当时平刚父母在悲痛之中，到处去求人说情：又因其父信奉耶稣教，就请教主出面说情担保，平刚才免于一死，被打四十大板，罚写“保结”，了结此事。后来，他虽当了官，但他一生中从不做生，也从不为别人祝寿。这件事对他的刺激很大，他感到社会太不公平，太黑暗了，以致后来他虽为秀才，也不愿考官，转而治学，想用教育去拯救人民。
　　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平刚二十七岁，东渡日本，学习法律，想用此改变黑暗的中国。是年，孙中山成立同盟会，他率先加入，并任干事，从此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后来他被任命为同盟会贵州支部长。
　　民国元年(公元1911年)孙中山在广州设立大元帅府时，他出任大元帅府秘书、中华民国众议院秘书长。后来，平刚因患重病返回贵阳养病，住两广会馆。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出任临时参议院议员。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国会成立，平刚出任参议院秘书长，并任同盟会中央总务干事。后任中国同盟会贵州分会会长，被推组织贵州军政府，兼任枢密院事，并被选为全权代表，赴武昌商讨组织中央政府。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响应孙中山，入滇支持护国运动。
　　平刚回家养病期间，当时是老同盟会员吴鼎昌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为照顾他身体，在成立贵州省临时参议会时，安排他任参议会拟事长，正式成立省参议会后，他出任参议长。在平刚任职期间。常忧国忧民，为民解难。他为人清廉，常体察民情。他曾任贵州省佛教会会长。但他从不念经文，也从不烧香拜佛；只要方丈和尚们反映到庙里的问题和困难，他都尽力解决。当时社会秩序混乱，老百姓生计毫无保障，一些做小生意人的财物、马匹等常被国民党军队抢去。凡他所知的，定要设法帮助百姓索回，那时的兵役政策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养子不抽”。但有权势的人家不论有多少子女，一个没抽，而百姓家的独子、养子却被抓走.百姓常找他鸣冤诉苦。他一边安慰他们，一边支持他们喊冤。结果，独子、养子被放回家，他们感恩不尽，送礼报答。但平刚坚决谢绝。
　　平刚鄙视权贵，注重教育，从不与军阀、官僚为伍。他从不利用职权安排自己亲属的工作，而且如果别人利用他的声望拉关系，他也是不允许的。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其侄平必惠在贵阳飞行小学教书，青岩的绅士和参议员白蔚南、段培芝等人劝平必惠回青岩任青岩镇副镇长，并说先当一下副的，以后再当正的。平必惠听了他们的话，丢下教书职业，当上了青岩镇副镇长。不久，平刚得知，大发雷霆，说：“你想去当老百姓的后娘吗？想去敲诈勒索老百姓吗？想要靠老百姓的血汗发财吗？现在的官大都是贪官，你不要去同流合污，丢我的脸。我培养你，是要你好好教书。”接着，在他的名片旁批上：“我侄平必惠，因肺病住院，不能在你镇工作，特此申请退职。”此后，平必惠一直以教书为业。
　　平刚非常注重教育，他常常教育晚辈，要当好教师，就要随时注意自己的言行，为人师表，给下一代传授文化知识，不要误人子弟。后代都很尊重他，也知道他的脾气，所以从不去找他介绍一官半职。
　　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日寇从广西侵入贵州独山，省城一片混乱。省政府准备用车将平刚疏散到毕节，准备随同疏散的家人有其妻和她的表弟班如超、平必惠及两个工人，共七人。动身之前，奉蒋中正的命令，率军守卫贵阳的汤恩伯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坚壁清野、火烧贵阳的计划。平刚当时参加了会议，他听后拍案大怒：“谁要烧贵阳城，我就不讲客气，先把谁坠南明河，我也做个跳水鬼，和他同归于尽。”并告诉汤恩伯：“你敢烧，我就敢这样做。”当下平刚宣布放弃疏散到毕节的决定，要与贵阳城共存亡。为避免这场灾难，平刚还在家中堂屋内横放一口棺材，使得汤恩伯不敢再轻举妄动。平刚用他的威望和生命，使贵阳城免遭一难。
　　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平刚出任贵州省参议会议长。
　　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解放前夕，中国国民革命军驻贵阳守备师师长刘伯龙来到贵阳，准备夺得贵州省大印后，烧掉贵阳，然后逃之夭夭。谁知当时的省长谷正伦捷足先登，抢险带着大印逃跑了。于是刘伯龙便找平刚谈话，话中道：“宁可火烧贵阳城，也不能将贵阳留绐共产党。”平刚则坚决反对，并说：“应该为老百姓着想，留个美名给老百姓，不要留下骂名。倘若谁要烧贵阳，我愿和全城人民共存亡。”刘伯龙无奈，恼羞成怒而去。第二天，刘伯龙借故开会，派小车去接他，平刚拒绝参加，闭门不见。无奈之下刘伯龙只好去接卢焘，汽车开往三桥的途中在转湾塘将卢焘秘密杀害。平刚则幸免于难，贵阳城也因此保住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平刚出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1951年平刚病逝，终年七十四岁，人民政府隆重地安葬了他。
　　平刚著有《感遇诗集》，《平氏谱录》、《贵州革命先烈事略》等。平刚的一生没有给子孙亲属们留下什么遗产，但他留给后代极重要的精神财富：“好好教书，不要误人子弟。活着就要为百姓做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