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二、赵国的政治改革
赵国的政治改革其源头可追溯到更早。远在公元前621年当赵氏先祖赵盾（宣子）在晋国执政时，就曾经“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狱，董逋逃，由质要（财物出入用契约凭证）”等，并形成文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左传•文公六年》）这对晋国的政治必然起到强烈的革新作用。到公元前513年，以赵鞅（简子）为主谋，在晋国“铸刑鼎”，把范宣子所作的刑书铸在上面，“以为国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它与郑人在公元前536年所铸的刑书，是我国最早颁布的成文法。赵鞅此举，又使晋国的政治面貌为之一新。赵简子还把以声色事主的宠臣鸾徼处以沉河的极刑（《吕氏春秋•骄恣》、《说苑•君道》），可见他改革政治的决心。
在赵襄子当政、正式建国后，提拔一大批非宗室故旧的贤能人才出来任职，便成为赵国政治改革的一大特色。据说赵襄子时，已任中牟令的王登（一作任登）又推举中章、胥己二士，称“其身甚修，其学甚博”，赵襄子在亲自面试后，即“以为中大夫”（《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吕氏春秋•知度》）。赵烈侯时，经相国公仲连荐举，又提拔牛畜、荀欣、徐越三人，均任以要职。他们还特别进言“任官使能”、“察度功德”等原则，赵烈侯都欣然赞同（《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过番吾而闻孝子周绍，求见而知其贤，即立为王子傅（《战国策•赵策二》）。赵惠文王时，廉颇因功而“拜为上卿”；蔺相如原为宦者令缪贤舍人，“素贱”，后因功也“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田部吏赵奢又因功被赐号为马服君，“与廉颇、蔺相如同位”（《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孝成王因赏识齐人李伯而任他为代郡守，此人在防备齐、燕的战斗中精明能干，深得赵王信任（《战国策•赵策三》）。赵国有如此多的贤人因功或因能而升任要职，居于高位，使赵国人才济济，能从容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国家威望因而大振。
制定法律，厉行法治，是赵国政治改革的又一重要特色。张斐《律序》云：“郑铸《刑书》，晋作《执秩》，赵制《国律》，楚造《仆区》。兹述法律之名，申、韩之徒各自立制。”（《七国考•赵刑法》引）可知赵国制定的《国律》，是非常有名的法律文书。在这样大张旗鼓建设法制的氛围中，赵国的法治曾经雷厉风行。赵上地郡守董阏于（阏一作安）一次入深山望峭壁而感慨说：“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韩非子•内储说上》）由此可以想见，他实行法治的严厉。赵成侯时，邺县令梁车之姊来看望弟，因时晚而城门关闭，其姊便翻越城郭而入，梁车乃依法对其姊施刖刑，断其足（《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法治的严酷，一至于此。由于赵国法治的深入人心，纪律严明，各项工作的效率便大大提高。韩非指出：“当赵之方明《国律》从大军之时，人众兵强，辟地齐、燕。”（《韩非子•饰邪》）可知厉行法治曾使赵国势强盛，给赵国带来勃勃生机。
封君状况的改变，也是赵国政治改革的突出表现。首先，赵国的封君很少世袭。据赵孝成王时左师触龙的分析，“三世以前”赵君子孙封侯者已“无有”继存者（《战国策•赵策四》），这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其次，后期封君大多因功受封，如廉颇、赵奢、乐乘、李牧等；以宗室亲戚受封的封君，也要求对国家有一定的贡献。如孝成王之弟封长安君后赴齐为人质，而使齐出兵救赵。时人评论说：“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同上）又如赵惠文王之弟平原君赵胜,在秦进围邯郸时出使楚国谋合纵讨救兵,并“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家之所有尽散以飨士”，“得敢死之士三千人”使赴秦作战（《史记•平原君列传》）。这样，大大改变了人们对宗室封君的看法。宗室封君还必须依法交纳赋税，如平原君家仗势“不肯出租”，田部吏赵“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封君的田地国家随时可以收回，如秦降将武阳君郑安平死，赵国即“收其地”（《史记•赵世家》）。
上述赵国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虽然较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仍有逊色，但在山东六国中还是比较进步和有作为的。它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体制的腐败，有力地支持赵国的生存与发展。
三、赵国的军事改革
赵氏在夺取晋国政权的过程中，掌握军权是其重要策略。其祖赵夙因率兵征伐有军功而被封，后继的赵衰、赵盾、赵朔、赵武、赵成等均在晋军中担任要职，握有重要军权，故能在卿大夫剧烈的兼并斗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三家分晋”的主角。建国后，赵氏必然会进一步加强军事建设和军事改革，提高军事实力，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
严明赏罚制度是赵国军事改革首选的重要措施。还在建国前赵氏与范、中行氏的一次战斗中，赵简子就宣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入仕做官），人臣隶圉免。”（《左传•哀公二年》）晋阳之难、反灭知氏后，赵襄子因“群臣皆有外心，礼益慢”，而唯有高共（一作高赫）“不失臣主之礼”，故行赏时以“高共为上”（《史记•赵世家》、《说苑•复恩》），突出礼节对维系军心的作用。当时许多军事人才如乐毅、廉颇、赵奢等均因功而升迁、封君，许历也因功从军士升任“国尉”（《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成为国家最高军事长官。在军事刑罚方面，赵国也有“斩”、“随坐”等多种法律规定。严明赏罚必然大大提高军队作战的积极性，使将智兵勇，在对外战争中显现其威力。
加强军队的选拔和训练，是赵国军事改革的又一重要举措。赵烈侯时，荀欣就曾建议“选练举贤”（《史记•赵世家》），这就是要选拔士卒，训练军队，推举贤能的人出任将领。《荀子•议兵》曾谈到魏国选拔和训练“武卒”的情况，赵国当也有类似的措施。秦赵阏与之战时，赵奢令士卒从邯郸之郊出发，“卷甲而趋之，二日一夜至”（《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其日行军几近二百里，可见赵国“选练”军队的成效。赵将李牧在北边守卫，经常训练士卒“习骑射”，有一次他“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又有经过选拔而能得重赏的“百金之士五万人，彀（善射）者十万人，悉勒习战”，结果“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同上）。赵国“选练举贤”的军事改革措施，屡屡取得重大战果。
赵国最大的一次军事改革，就是赵武灵王时的“胡服骑射”。所谓“胡服”，就是废除传统的宽袍大袖、不便于作战的华夏礼服，而改穿北方少数民族流行的短衣窄袖、下穿裤子、中间束带、便于驰骋疆场的服装。为集中训练军队的骑射本领，赵武灵王在攻破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后，“以为骑邑”（《战国策•赵策二》）。在集中训练骑兵的同时，赵武灵王不断向胡地攻伐，迫使“林胡王献马”，又使楼烦王“致其兵”（《史记•赵世家》），大量收编胡人的军队。经过多年的辛苦经营，赵武灵王终于攻灭地方五百里的中山，使赵国领土大为扩展，军事实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
严格监造兵器，各地设置武库，是赵国军事改革的又一重要内容。从出土的赵国兵器铭文来看，它都有一定的格式，其中包括铸造年代、监造者相邦或守相姓名、铸造作坊所属武库名、主持铸造的工师姓名和冶铸者名。如某矛铭：“三年相邦建信君、邦左库工师囗囗、冶尹月执齐。”（《周金》6•80•2）④这里，年份、地点，监造、主造和冶铸者的三级姓名都铭刻其上，说明其严格监管，责任到人，来不得半点马虎。大量的兵器铭文反映，赵国的武库有中央（“邦”）和各地方两种，各武库又有上、下、左、右等分库，可知赵国武库遍地林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级造兵器的积极性。在如此严密的监造程序下，赵国兵器质地精美，性能优良。据说荆轲刺秦王时，觅得赵人徐夫人匕首，试以刺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史记•刺客列传》）赵国经过军事改革，又制造出众多优质的兵器，源源不断地送往军队，使在兼并战争中发挥其强大的威力。
四、赵国的文化改革
赵国的文化改革以宽松自由、包容百家著称，它不像商鞅变法后的秦国“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独尊法术，排斥儒道，而是儒法并重，各发挥其功效。还在赵烈侯时，牛畜就宣传“仁义，约以王道”，显然是儒家的政治理想。“烈侯 然”，表示欣然同意，并“官牛畜为师”（《史记•赵世家》），总理国家的教化工作。当然在军事、任官、财政等方面，赵国又采用法家主张，两者并行不悖。
在这样宽松的人文环境下，赵国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思想家，他们著书立说，论述治国之道。活动于战国中期的慎到诚然是一位法家，《汉书•艺文志》把他的著作《慎子》四十二篇列入法家类。他论述“法”说：“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慎子》逸文）又论述君上驾驭臣下之“术”说：“人君苟任臣而勿自躬，则臣皆事事矣，是君臣之顺，治乱之分。”（《慎子•民杂篇》）再论述“势”说：“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慎子•威德篇》）可见他的法家学说已相当完备。不过，他也主张“礼”：“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定赏分财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礼。”（同上）显然，慎到的法家主张中糅合了儒家的成分。
另一位赵国思想家荀况，基本上是儒家，《汉书•艺文志》把他的著作归入儒家类。他议论世事“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他认为“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荀子•议兵》），这样就可以统一天下。对于治理百姓，荀况主张：“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荀子•性恶》）由上可知，荀子的治国思想在儒家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法家的合理成分。
赵国还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公孙龙，属于名家。他思路敏捷，健谈善辩，曾为赵惠文王出谋划策。他提出的“审其名实，慎其所谓”（《公孙龙子•名实论》），欲“以正名实而化天下”（《公孙龙子•迹府》），对于逻辑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但是他的有些命题如“白马非马”、“坚白离”等，被世人称为“甚难而实非也”（《吕氏春秋•淫辞》），“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庄子•天下》），不免流于诡辩。这也可见赵国百家争鸣的宽松环境，让人们在辩论中得到教益。
此外，曾积极倡导合纵抗秦、著作《虞氏春秋》“以刺讥国家得失”（《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的虞卿，曾为赵将“攻燕”“攻秦”“攻齐”（《史记•赵世家》）、《汉书•艺文志》将其著作列于纵横家、兵权谋家的庞 ，与公孙龙等并游平原君赵胜家、其著作《毛公》九篇列于名家的毛公，著有《处子》九篇列于法家的处子，都是赵国的有名人物。他们思路开阔，议论时政得失，对国家的治理均有所裨益。赵孝成王曾与临武君（楚将景阳）⑤及荀况一起讨论兵事，聆听兵家与儒家对战争的不同看法（《荀子•议兵》）。赵国广开言路的文化改革政策，使各家学说都能在赵国蓬勃发展，形成良好的有利于治国的文化氛围。
五、改革背景和特色论析
赵国在发展过程中之所以有着上述如此多的改革措施，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决定的。首先，赵氏作为异姓贵族，在宗法制相对薄弱的晋国发展，它必然带有强烈的要求改革的愿望。故赵盾“制事典、正法罪”，赵鞅铸刑鼎、改亩制，在建国前就改得不亦乐乎。其次，春秋战国间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各国为了谋求富国强兵，以应付剧烈、频繁的兼并战争，都在进行各方面的变法改革，赵国当然不能例外。况且，赵国处于北部中心，周围强邻威逼，正如赵武灵王所说：“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史记•赵世家》）因此，改革对于赵国来说更加具有迫切性。
除了内容丰富、涉及的面广已如上述外，赵国改革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次数多、持续的时间长，并且成效显著，这些在山东六国中都是罕见的。开国的赵襄子经亲自面试，拔擢一批来自下层的贤能人才，开启了赵国改革的先河。其后赵烈侯进用贤人，在政治宣传、军事选练、选官任能、财政节俭等方面进行改革。赵肃侯于农耕时出游，讲排场，有人扣马而谏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同上）肃侯立刻“下车谢”，表示要改正陋习。这也可算是一个改革。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是最有名的，它使赵国很快进一步强盛起来。赵惠文王时不拘门第，擢用廉颇、蔺相如、赵奢、许历等一大批英才，并进行赋税改革，使“民富而府库实”（《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是赵国力鼎盛时期。赵孝成王时虽有长平之败，但在后期他复用廉颇，并有乐乘、庆舍等将，屡破秦、燕的进攻，在北边也有李牧破杀匈奴的大捷。他急觅各方面的人才，重赏、拔擢劝赵合纵的精明策士虞卿，又任用长于计谋的齐人李伯“为代郡守”（《战国策•赵策三》），颇有一番改革、复兴的迹象。赵悼襄王时犹任用李牧、庞 、傅抵、庆舍等贤将，史载其“攻燕”、“攻齐”、“破秦”，取胜甚多。直到赵王迁前期，还用李牧等良将屡“却”秦军，李牧因功而被封“为武安君”（《史记•赵世家》），尚存改革、复兴的一丝希望。综观赵建国二百多年，谋求改革几乎与其历史相始终，说它是赵文化发展的主流，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赵国改革最终失败而被秦国所兼并，它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除了学者们已经谈论的执法不严、赏罚不信、亲戚受封、贿赂盛行外，笔者以为最主要的一点，是赵国统治者中缺乏像秦始皇那样有坚定决心的铁腕人物。赵武灵王因心生二念而造成二子互相残杀，自己也招来杀身之祸。赵孝成王信秦之间计而以赵括代廉颇为将，造成四十余万军队的覆灭，使赵国受到重创。赵悼襄王嬖爱邯郸倡，废嫡子嘉而立倡子迁，种下祸根。“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史记•赵世家》赞），赵国因而败亡。由于专制政权的迂腐，一再贻误战事，葬送了改革的大好形势，这是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
注释：
①《战国策•赵策二》。在苏秦的这段游说辞中，有“今奉阳君捐馆舍”（去世）的消息。奉阳君李兑为谋害赵武灵王（时称“主父”）的元凶，故苏秦很可能是在赵惠文王时发此言论。
②沈长云等著《赵国史稿》，第92页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③官吏的“上计”制度，也是赵国经济改革的内容之一。《韩非子•难二》记：“李兑治中山，苦陉令上计而入多。”这里的“李兑”乃“李克”之误，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36页）已详辨之。李克为魏文侯、魏武侯大臣。不过，赵国在襄子时已有官吏的“上计”（见《吕氏春秋•知度》），应该是和魏国相似的制度。
④参见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载《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齐鲁书社1982年版。
⑤临武君为楚将景阳，从《战国策•楚策四》、《史记•楚世家》等记载中完全可以得到证明。参见杨宽《战国史》第419页及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