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化要素和文化特征探索

劳同琪

一、小  序
赵文化的源头是晋文化。晋是周初的封国之一，是周武王诸子之一。初领河东之地，居五霸之一，是防御群翟部落内侵的前哨。这时它居山西汾水之域，继而拓土到黄河西岸和南岸，成为据淆（淆山）、函（函谷关）天险的北方大国。晋文公在周襄王时博得了“尊王”的美名，经过“城濮之战”又成就了“取威定霸”的业绩，成为称霸中原的诸侯盟主，在我国古代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先秦《左传》、《国语》等史籍的列国史记载中，晋国史所占比例最大。在已发现的东周青铜器中，所谓“晋式”青铜器质量之精、数量之多、空间分布之广、影响之深远，都是其他青铜器难以与其相比的，甚至在秦汉一统的中华物质文化中也可看到它的某些遗存痕迹。公元前453年晋国的新兴势力韩、赵、魏三族分别建立了三个封建政权，并于公元前403年得到周王室的承认，史称“三家分晋”。故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仍将韩、赵、魏三国，称为“三晋”[1]。由于晋文化影响深远，因此，现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史者，亦将晋灭亡后的韩、赵、魏三国称之为“三晋”、“三晋地区”、“三晋文化”。称“三晋”、“三晋地区”，或称“三晋文化”，其实都是很不确切的称谓。韩、赵、魏三国，并不只是在原来晋国的疆域内继续发展的，因为在晋国灭亡前后，韩、赵、魏三国的疆域都有一定的扩张，其文化要素都融入了不少其它文化的因素。又因韩、赵、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状况不同，在各自的文化上亦有不同的表现和反映。不管将韩、赵、魏三国称之为“三晋”、“三晋地区”也好，称之为“三晋文化”也好，但人们都承认了一个事实：即韩、赵、魏三国的文化，源于晋文化，并使晋文化得到继承和发展。这种继承和发展了的“晋文化”，其实并不能称之为“晋文化”，因为构成文化的要素已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晋国的六卿专权，可看到晋文化已从奴隶主文化向地主阶级的封建文化转变。从“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的记载来看，标识着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权已经确立。晋国的六卿经过地主阶级内部的兼并斗争，赵、韩、魏三氏终于灭范氏、中行氏、知氏，并分其地。其后赵、韩、魏三家分晋、灭晋，并联合向外扩张，其后各自图谋发展，成为战国史上的重要角色。赵、韩、魏三国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在文化因素的构成形成了不同的差异，从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发展序列。因此，赵文化虽与晋文化同源，但已是具有独自特色的古代地域文化了。故应将赵、韩、魏三国的文化，分别称之为赵文化、韩文化和魏文化较妥。苏秉琦先生在论述先秦区域文化时，曾将赵文化与燕文化一起称为黄河流域的“燕赵文化”。
二、赵文化要素探索
我们研究赵文化，是指战国时期赵国的文化。但赵国的文化应从何时算起呢？是从赵列为诸侯之年（公元前403年）起，还是以《史记？赵世家》出现赵氏纪年即赵襄子元年（公元前457年）起？还是从赵、韩、魏三家分晋之年（晋静公二年，公元前376年）起？应该首先予以确定。我认为，晋国自赵简子（鞅）始营晋阳[2]、谋代地[3]、夺公室田，并列卿领地，灭范氏、中行氏，获邯郸、柏人地，其势力达今晋、冀、豫三省之地，成为后来赵国疆域的基础。故司马迁书曰：“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於诸侯”[4]。因此，赵简子应是赵国的奠基者。其子赵毋恤（襄子）继其谋，取代地，完成了赵鞅向北发展的战略，又与韩、魏联合灭知氏，赵、韩、魏三家已牢固地掌控了晋国的政权，实际上三家已成为独立的国家，故赵襄子应为赵国的建立者，故司马迁《史记？赵世家》赵氏之纪年从赵襄子始，书曰：“赵襄子元年”（公元前457年）[5]。经过长达50余年三国专政的事实和雄厚的军力，赵、韩、魏三国“相立为诸侯”[6]，次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天子也只好承认三家为诸侯，使三家成为独立的国家，三家亦开始以国君的身份参与战国时期的诸侯之间的争夺战争。因此，我认为赵文化应从赵襄子时始。
关于“文化”一词的概念，国内外学者因不同学科出自不同的研究目的、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有着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围的侧重和区别，从而对“文化”的定义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众说纷纭，多达200余种。虽然定义有所不同，但都认为“文化”是相对于自然而言，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因此，可理解为凡与人类活动相关的一切行为都是“文化”。《辞海》对“文化”的界定是：“从广义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物质财富既是有形的文化部分，亦是“物化的精神文化”，因此，文化中最活跃的、最复杂的、具有决定影响的部分是它所含有的理想、观念、信仰、价值、思维、伦理等深层次的精神成份，它不但指导着人的行为，而且还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所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7]由以上对“文化”的定义，我们可对组成“文化”的要素归纳为：认知体系、物质体系、制度体系、组织体系和传谋体系。
认知体系在文化要素中是最具活力的部分，亦是文化要素中的灵魂所在，它是人类社会一切创造的动力，从人类制造的第一件生产工具的出现至现在，莫不如此。在赵文化中，亦表现的相当突出。当旧制度行将灭亡时，赵简子、中行寅毫不犹豫地“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的举措，反映了赵氏的统治者――新兴地主阶级推翻奴隶主政权、改造社会的强烈意愿、宏伟气魄和巨大的潜能，体现着赵氏统治集团对当时社会动向的感知和深刻的思维过程，以“法”的形式推翻旧制度确立新制度成为当时认知体系中的价值核心。基于这个价值核心，赵氏在推进封建性改革的过程中，一切都为新制度的社会基础――地主阶级的发展铺路。如废除“步百为亩”的井亩制时，赵氏的亩制最大，以240步为亩，并推行“无税”政策[8]，激发了社会生产的活力，也得到了地主阶级和个体小农阶层的支持和拥护，为新制度的诞生奠定了社会基础。但直到战国晚期，仍保留着残酷的人殉习俗。[9]
新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的不断发展变化，旧的制度体系不断被打破，新的封建制度体系不断地建立和完善，这就构成了赵文化的封建制度体系。比如俸禄制度[10]、赏赐制度[11]、爵秩等级制度[12]、符玺制度[13]、官吏选拨制度[14]、年终考核制度[15]、军队招募制度[16]、郡县制度[17]等，构成了封建体系中的一套封建官僚制度体系。
新的封建制度体系的维护和推行，必须有与之相应的组织机构，这就是封建官僚组织体系。
赵国的国家组织体系是在国君之下，设有一整套的官僚机构的组织体系。为适应当时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设有相和大将军。相和大将军为文官和武官之首，相为百官之首。赵氏在赵简子为晋卿时（公元前517年―前458年）就设有相，《韩非子》载：“解狐荐其仇於简主以为相”[18]。赵烈侯时（公元前403年―前387年）以公仲连为相[19]，赵成侯时（公元前374年―前350年）以太戊午为相[20]，赵武灵王元年（公元前325年）以赵豹为相[21]，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99年）以肥义为相[22]，赵惠文王四年（公元前295年）公子成为相[23]，赵孝成王十五年（公元前251年）廉颇为相[24]等。赵国的封君，国君亦派相去治理，如赵固为代相[25]，田不礼为安阳君赵章相[26]等。相下设有中尉[27]、内史[28]、田部吏[29]、御史[30]、郎中[31]等，并设有师[32]、左师[33]、左右司过[34]、宦者令[35]等，这就形成了文官的一套组织体系。赵武官以大将军为首，《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36]，《史记？赵世家》载：“赵幽缪王迁七年，秦人攻赵，赵大将李牧、将军司马尚将，击之”[37]。廉颇、李牧曾任大将军之职，大将军下设有将军[38]、国尉[39]、都尉[40]，军队分左军、右军、中军[41]等，这就组成了以大将军为首的军事组织体系。赵亦曾设司寇一职，“惠文王四年（公元前295年）……公子成为相，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42]。司寇一职亦来自于晋，《史记？赵世家》载，“屠岸贾者，始有宠於灵公，及至於景公而贾为司寇，将作难，乃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告诸将曰：‘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请诛之。’”[43]由此观之，赵之司寇之职责应与大将军相同。赵在赵襄子时亦曾设左司马一职。《战国策？赵策一？张孟谈既固赵宗》载，“张孟谈曰：‘左司马见使於国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44]。其职责地位似亦应与大将军相同。总之赵之相、大将军为首的封建官僚组织体系构成了国家的统治机构。
赵文化的物质体系中，我们现在仍能看到规模宏大的都城遗址和工程巨大的陵墓建筑，邯郸赵王城其形制既不同于燕、齐、鲁、韩等国的都城，亦不同于东周洛阳和楚国郢都――纪南城。其都城形制源于侯马的晋国都城形制，显示了赵文化和晋文化之间的承袭关系。因受晋阳被水淹困的历史教训，赵国的王城选择了在邯郸故城西南的较高的区域内兴建。赵都邯郸发现的城垣内侧的排水槽道、保护城垣的阶梯式铺瓦设施[45]，在战国七雄的都城中首次发现。赵国宫室建筑上所使用的圆形瓦当，既不同于燕，亦不同于韩、魏、楚、秦、齐，从而形成了赵国宫室建筑装饰艺术的风格和特点。《史记》记载的“袭邯郸”、“围邯郸”、“拔我邯郸”等，应系指赵都邯郸的王城部分，袭、围、拔邯郸故城达不到政治、军事的目的。
赵国的王陵区则分布在今邯郸市西北与永年县交界的丘陵地带。1997年赵王陵2号陵被盗，据调查，2号陵为凿山为陵的洞室墓，其后对2号陵进行了考古勘探，发现陵园遗存及陵园西北隅的建筑遗存。此墓的调查和考古勘察，为探索我国凿山为陵和陵寝建筑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目前对赵王陵的5处王陵为何王之陵墓？研究者都认为五座陵园内的7个封土为赵敬侯至赵悼襄王七代赵王的陵墓，有的研究者并作了具体的推测[46]。但根据目前已发现的资料，认为五座陵园内的7个封土墓为七代赵王的墓葬，并具体地推测为某王之墓，在陵墓制度上有相悖之处，仍需慎密地研究与探索。
赵文化物质体系中的青铜器物、铁制器物、陶制器物、金银制品等，均自成体系发展演变构成赵文化物质体系的特点。其中看得最清晰的是赵国的货币，它由最早的平首耸肩尖足布演变为平首平肩尖足布，再由平首平肩尖足布演变为平首平肩的类方足布和平首平肩或圆首圆肩的类圆足布。平首平肩的类方足布演变为方足布，平首平肩或圆首圆肩的类圆布足，演变为圆首圆肩的圆足布，圆足布演变为三孔布。随着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赵国亦铸行了具有自己形制特征的刀币，如面文为邯郸、邯郸化，白、白人、白化、白人化、白化人刀币，亦铸行了？化、？半、？阳化、？阳新化小直刀货币。面文为“蔺”字的刀币，其形制与赵邯郸、白人刀币有较大的差异，面文所在位置亦与邯郸、白人刀币不同，它应不是赵国的货币，而应是中山仿铸赵国的刀币。在战国晚期，赵国亦铸行了面文为“蔺”和“离石”的圆孔圆钱。
赵文化的物质体系涵盖了赵国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器物以及利用和改造自然所创造的人工环境，既是物质的，亦是精神的，是一部厚重的尚待完成的巨著。
赵文化的传媒体系，包括语言和非语言两部分。人们通过传媒体系进行生产和社会活动。通过这个体系人们学习、继承和创造新的文化。传媒体系中的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是认识和继承文化的最基本形式。赵国的文字多见于陶文、青铜兵器铭文、货币文字，青铜器铭文尚不多见，亦未发现竹简等。不过我们从货币文字来看，其文字结构与六国不同，如赵国安阳布与燕国安阳布二字书法不同，赵国安阳布的安字与魏国安邑？布的安字不同，反映了赵国文字的特点。
赵国的青铜兵器上常有铸文和刻文，这对研究赵国的文字和赵国制造青铜兵器的铸造管理机构、匠作制度提供了重要物证。如二年主父戈和王何立事戈，可知二年主父戈与王何立事戈铸造的工官机构不同，由于主父的特殊身份，其传国后仍有工官，二年主父戈不属赵国宫内工官铸造[47]。由此可知，传媒体系中的文字是研究赵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三、赵文化的特征
赵文化是研究战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特征表现在：
1、抓机遇，促变革
赵在其奠基者赵简子时，就不失时机地将范宣子所作刑书“铸以刑鼎”予以公布，这是地主阶级在晋国取得政权后的重大举措。对于赵简子及荀寅铸刑鼎之举，孔子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今废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48]这种不失时机的变革，孔子也不得不发出“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的感叹！接着晋国六卿都废除了“步百为亩”的井田制，而代之封建的田亩制和地税制度，其中赵氏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而且不按亩征税。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变革。赵烈侯时，赵相国公仲连的改革，阻止了赵烈侯赏郑歌者枪、石二人各万亩田的赏赐，而推荐牛畜、荀欣、徐越给赵烈侯，推行儒、法并用的改革措施。[49]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更是不失时机的重大变革。反映赵国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货币，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改变着货币的形态，墓葬随葬器物的形制变化亦是这个趋势。因此，可以说赵国政治、经济的变革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反映了赵国统治者的审时度势，不断进取的精神。
2、求务实，谋发展
赵国在封为诸侯前，在赵简子时，为了赵氏的生存与发展，就制定了向北发展的谋略[50]。赵襄子完成了赵简子的谋略，击杀代王，兴兵平代地，控制了常山地区，扩大了赵氏的势力[51]。公元前453年，赵、魏、韩共灭知氏，并三分其地后，三家的势力都逐步向中原发展，开始了对其他诸侯国的兼并战争，在长达数十年的兼并战争中，赵因地势关系，到赵烈侯时，赵国的疆域没有大的扩展，正如韩非子所说：赵国“兵不顿于敌国，地不亏于四邻”[52]。直到赵成侯二年（公元前372年），赵“伐卫，取乡邑七十三”[53]，赵国的疆域才在中原地区有了扩展。魏惠王元年（公元前370年），魏武侯去世，公中缓与公子莹争夺君位，赵、韩两国乘机合军伐魏，魏大败，赵欲杀魏君，立公中缓，割地退兵，韩国则主张将魏国一分为二，“不？于宋、卫”，则韩终无强魏之患，赵、韩两国因意见不合，韩国退兵，魏公子莹击败赵国和公中缓的军队，继立为魏君，即魏惠王[54]。魏惠王平息内乱后，重整军队，并迁都大梁，不断图谋赵国的土地，赵国向南扩张的图谋被阻。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形势，到赵武灵王时，开始谋划向西、北部发展的策略。赵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17年）春，与大臣议天下事，五日而未定。赵武灵王于是对西、北部边境进行巡视、实地考察。“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困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又取蔺、郭狼，败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55]得到楼缓的支持，但未能得到大多数大臣的支持，尤其遭到公子成、赵文、赵造、周？、赵俊等人的反对，认为“如故法便”。经激烈的辩论和说服，“遂胡服招骑射”[56]。赵国由是迅速强大。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重大举措，反映了赵国统治者对向南拓疆受阻这一客观事实的认识，也是赵国在拓疆辟土实践过程中思维模式的重大转变，反映了赵国统治者的客观、务实，谋求发展的精神。
3、勇创新，图大业
创新需要智谋，更需要具有尊重客观规律的勇气。赵鞅、荀寅“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是创新，是图谋封建制度大业之举。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更是深谋远虑的创新。他不但缔造了赵国的快速骑兵部队，而且胡服改变了当时中原地区人们的穿着习俗，并逐渐演变为我国服装的固定样式[57]。赵武灵王凭借着建立起来的快速骑兵部队灭中山、攻林胡、灭楼烦，极大地扩展了赵国的疆土，社会经济也得到巨大发展，成为当时东方六国中唯一能和秦国相抗衡的军事大国。
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99年），“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开始了其图谋秦国的实地调查。图谋秦国的宏伟计划尚未就绪，赵武灵王终因在王位继承上的失误，而导致了王位之争。赵国因王位之争所发生的内乱，不但削弱了赵国的政治、军事力量，武灵王自己也被饿死于沙丘宫。武灵王图谋秦国的宏伟大业亦成了泡影。武灵王图谋秦国的宏伟大业虽然未能实现，但它反映了赵国统治者的改革创新，追求发展，图谋大业的精神。
4、拓疆域，促融合
赵国在赵武灵王时，其疆域扩展至今内蒙古自治区的阴山山脉以南和黄河以北地区。在“新地”设郡筑城，修建各种军事设施，带去了新的先进生产方式，使广大地区的生产得到发展，亦加强了与边疆地区的联系，促进了中原与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亦促进了这一地区农业和牧业的发展，而成为赵国社会经济乃至军事的重要支柱。在新扩展的区域内，中原的人们与少数民族共存，共同为这一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因此赵文化具有多元性的特征，这在考古学文化上亦有突出的表征。
5、承远祖之遗俗，继晋文之传统
赵国的王陵和贵族墓大都呈东西向，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先秦陵墓和永兴乡赵坪村圆顶山秦国贵族墓的墓向相同[58]。赵之王陵和贵族墓墓向与其他东方诸国不同，而与秦陵、贵族墓的墓向相同，这大概是赵与秦共祖的缘故吧。直至战国晚期赵之王陵和贵族墓仍保留东西向的墓穴方式，应是承袭其远祖之遗俗。
赵文化在诸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晋文化的传统。
在农业生产方面，晋国时，晋人就知道中耕除草，加强田间管理，可获得农业丰收。赵国不但继承了这一农业传统，“刺草殖谷，多粪肥田”，而且开始复种，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正如荀子所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益数盆，一岁而获之”[59]。
冶铁、铸铜等手工业生产部门都继承发展了晋国的技术，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邯郸百家村等战国墓出土的带钩、剑首上的金银错等装饰纹样，图案精美，反映了赵国时的错金银的镶嵌工艺更加成熟。
在金属铸币方面，晋国的货币形态是空首耸肩尖足布，三家分晋后，只有赵国继承和改革了晋国的货币形态，而铸行平首耸肩尖足布，而魏、韩则铸行了圆肩或平肩的方足布。赵国的平首耸肩尖足布体薄、重量轻，不仅反映了赵国的货币制度，也反映了赵国的高超的铸币工艺和技术水平。
总之，赵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封尘很厚的宝库，其丰富的文化遗存是我们认识那段历史的证据，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基石。加强赵文化的深入探索与研究，必将对我们现代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