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蒲氏家史深处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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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李波
“这是淄川人写当地事”
    (上接21版)蒲泽认为《醒世姻缘传》中提到的真人真事，绝大部分都与淄川有关。
    “《姻缘》第31回中提到了守道副使李粹然在绣江赈济灾民的事。从李粹然的为官经历来看，他并未在绣江任过职，而却于天启元年至三年在淄川任过县令。而在他任职淄川期间和前后，淄川恰值灾害频发，民不聊生之际。”蒲泽从《淄川县志》查到证据：“万历四十三年大饥，人相食”；“天启元年旱蝗，二年二月癸未地震”。这些事实，与《姻缘》所写基本相符。因此，为李粹然歌功颂德者，应该是淄川人。
    另外，《姻缘》在23回中提到了一位以原俸告老还乡的杨乡宦，蒲泽先生认为，书中这一角色，与家住淄川杨寨月庄村的高珩经历非常相似，应该是以高珩为原型塑造的人物。而《姻缘》37回中所写到的王大司马，家教甚严，孩子从小“就送到家塾里边，早晚俱由家中便门出入，直到考童生的时候，方才出到街头，乍然见了驴马牛羊，还不认得是什么物件。”
    “这活脱脱写的就是桓台新城王家，小说中的王大司马就是明万历、崇祯朝的兵部大司马王象乾。新城的‘四世宫保坊’就是因他而建，他的儿子未成年就夭亡了，终身绝后。死后葬在淄川杨寨的王母山西麓，由他的外甥高珩兄弟奉祀香火。小说中对王大司马家的记述与王培荀《乡园忆旧录》中的记述几无二致。”蒲泽先生对新城王氏家族也颇有研究，他感到，《姻缘》37回中对王大司马家事的描绘，毫无虚构，完全是实录。
    除此之外，小说中还提到了位于淄博市的牛山，颜神镇（博山旧称）的瓷夜壶，博山的琉璃喇叭，以及淄博的淄渑水等等。用作者的话说，“这都是寻常的名迹”。“若非土生土长在此地，是难以如此熟悉的。”
《姻缘》中作者自隐名号
    中国古代的茶壶工匠，喜欢在献给皇室的茶壶最隐蔽处刻上自己的名字，比如在茶壶壶嘴的深处很难看到的地方。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一旦被发现，就有被杀头的危险。但是，很多人仍乐此不疲。
    在作品中隐藏作者个人信息的做法，中国人从古至今一直乐此不疲。
    蒲泽先生经过研究发现，蒲震在《醒世姻缘传》中也使用了这一手法。
    在《姻缘》第85回中，当作者写到骆校尉为狄希陈聘请了一位文案师爷，这人原是“郭总兵的幕宾”，是位有文才、讲义气的大好人时，作者用相主事的嘴对他做了一番介绍。“相主事道：‘不消说就是他，是周景杨，名字是周希震。他希慕那杨震，所以就是景杨。他的字是四知’。”
    蒲震在上述文字中做了一出自隐名、字、号的文字游戏。如果我们试着将“周希震”这个名字倒着念，结果，“周希震”就变成了“震希周”。“震”字恰是蒲震的名，作者还特意介绍，他之所以取名为“震”，是因为仰慕汉代杨震之为人，这就点的更透了。“希周”恰是“西洲”或“西周”的谐音。作者不仅在其文中隐含了他的名号，还隐了他的“字”。
    “我反复研读《姻缘》几十年，才发现这一隐藏的秘密。”蒲泽先生说：“尽管他对《蒲氏世谱》熟稔至极，对这段表述也读过十几遍，可总是与之擦肩而过。直到十年前，才鬼使神差地发现了这一秘密。
蒲氏一族最深处的秘密
    蒲泽先生认为，在此处作者通过一个“周希震”，巧妙地隐藏了他的姓氏，即姓“杨”。“只有真正熟悉蒲氏家族史的人才会想到这一点。《蒲氏世谱》记载：‘始祖讳璋，配杨氏，子五。相传，蒲姓为元世勋，宁顺间有夷族之祸。刑戮之余，止遗藐孤，时方六七岁，匿外祖家。外祖杨氏，居村之北杨家庄，遂从母姓为杨。元鼎既革，始复蒲姓。’蒲震曾两度主持修过《蒲氏世谱》，对这段家族掌故自然了如指掌。巧妙地使用这一掌故，来隐藏自己的真实姓氏，可以说是驾轻就熟。”
    蒲泽先生断定“周希震”的出现，是作者精心设计的一个机关，目的就是将自己真实姓名隐藏在书里。“就凭这一条证据，就可以下结论，西周生就是蒲震。”
    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蒲震号“西洲生”，而《姻缘》的作者署名“西周生”，一字之不同又该作何解释呢？
    蒲泽先生觉得，这个问题不难解释。按照当时的情况，人们视坊间小说为不登大雅之物，作者很少以真名示人。蒲震以其号“西洲生”的谐音署名，是件很容易理解的事；而且将“洲”改为“周”，便于在书中隐藏其名号。
    当然，也不排除《世谱》在传抄中或小说在刊刻中造成的错误。这种情况也确实存在，就拿近期新修的《蒲氏世谱》来说吧，蒲震的小传与宣统三年修的世谱相比，就错了两处。至于小说在刊刻中造成舛误的现象，更是非常多见。现存辽宁省图书馆的一部著录为同治年间刻本的《姻缘》，竟误刻作“西周先生辑著”。
    虽然可能会发生传抄中的错误，但蒲泽先生却认为，“洲”改“周”是蒲震的精心策划，而非由他人造成的舛误。
学术研究渴望走出深宅
    蒲泽的父亲蒲玉水先生是政府派到蒲松龄故居工作的第一任专职工作人员。蒲玉水到任之初，故居仅有茅屋三楹、小院一处。就在这数十平方米的天地上，蒲玉水先生进故居第一年，首先将蒲氏后裔世代保存的蒲松龄一轴画像、蒲松龄生前用过的一方端砚和三卷手稿，正式征存到了故居。
    自幼耳濡目染，使蒲泽比常人更多地了解了淄川蒲氏的家族史。从最近《般阳文化》登载的，蒲泽先生撰写的《总管般阳路，家藏志异书》一文中，可以看出蒲泽先生对《蒲氏世谱》熟悉得如数家珍。
    蒲泽先生说，“并非胡适等先生的学问不大，也不是他们想的不深。实在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打开这一秘密的钥匙。因为能够找到钥匙的人，只有蒲氏后人中有机会。接触到《蒲氏世谱》的人很少，而且光能接触到《蒲氏世谱》还不行，还需要非常熟悉《醒世姻缘传》的人，才有可能找到打开这把尘封数百年‘锈锁’的钥匙。遗憾的是，具备这一条件的人就更是少之又少了。”
    一项学术研究，如果只是放在书斋里，那永远只是一项得不到完善的猜测，蒲泽先生现在最盼望的就是自己的这些研究成果能够引起学界的重视和讨论。
    其实，对一些真相的发现研究是否在意，不也是验证人的文明程度的一把尺子吗？